獨特分析視角,不一樣的歷史解讀。 在中華民族光輝璀璨的歷史中,涌現(xiàn)出眾多的“民族脊梁”,有的彪炳史冊,千古流傳,有的則是低調(diào)內(nèi)斂,不為大多數(shù)人所熟知。但,這些民族脊梁,無一例外的都為華夏民族的延續(xù)以及百姓的福祉付出良多。今天我們就來細說一位,曾經(jīng)三次挽就東晉免于戰(zhàn)禍的名士——郗鑒。 郗鑒出自于高平郗氏(山東金鄉(xiāng)縣),是東漢以來的高門士族子弟。郗鑒是東漢御史大夫郗慮玄孫,也是東晉少有的深明大義的政治家。在東西兩晉這個時期,大多數(shù)的世家大族子弟都是以本家族的利益為重,即使風流如謝安一般的也不例外。而郗鑒卻能夠一直以國家、百姓為重,這才是最難能可貴的。 本片文章作者將著重從三個事件講述郗鑒在東晉初年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如果沒有郗鑒在這些事件中的斡旋與調(diào)和,東晉極有可能堅持不了百年之久,江南之地也將如北方一樣,陷入連年的戰(zhàn)火之中。 《書圣王羲之》劇照 匡扶晉室,平定王敦、蘇峻之亂
東晉政權(quán)是皇權(quán)與高門世家之間共同發(fā)展維持的。但是在實際情況中,世家大族的權(quán)力往往超過了皇權(quán)。東晉時期的皇權(quán),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為低落的一段時期。除了廣泛流傳于世的“王與馬,共天下”之外,還有一句名言: 政由桓氏,祭則寡人 這是出自于東晉簡文帝之口。這時候的皇權(quán)只是象征性的。國家大權(quán),全部被桓溫一族所掌握。其他的世家大族也都是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作出選擇。
東晉初年,江南政權(quán)的建立與穩(wěn)固實際上全賴于瑯琊王氏一族。其中王導居都城建康,總攬大權(quán)。王敦掌握兵權(quán),占據(jù)荊州、江洲等上游地區(qū)。兩人相互配合共同維持偏安一隅的東晉政權(quán)。 但是好景不長,晉元帝司馬睿不甘心被瑯琊王氏所擺布,所以開始重用忠于皇室的臣子,首當其沖的就是刁協(xié)與劉隗。這兩個人站在皇室角度,攛掇晉元帝將大權(quán)掌握在自己手中。晉元帝也深以為然,開始培養(yǎng)自己勢力。 晉元帝這么一搞,受到?jīng)_擊的必然是當朝權(quán)力最大的家族瑯琊王氏。王導的反應還不是很強烈,王敦就不一樣了。王敦認為,晉元帝的皇帝寶座是瑯琊王氏給的,現(xiàn)在當了皇帝就想過河拆橋,肯定不可以。另外一方面,王敦自始至終也看不上晉元帝司馬睿,王敦認為應該讓繼承東海王司馬越衣缽的司馬沖做皇帝。 所以王敦與晉元帝司馬睿開始產(chǎn)生隔閡。王敦手握東晉絕大部分的兵權(quán),所以先下手為強。公元322年,他以“清君側(cè)”的名義殺進了都城建康,其中刁協(xié)被殺,劉隗跑到后趙。王敦徹底掌控了東晉政權(quán)。晉元帝郁郁寡歡,最終死于自閉。晉明帝司馬紹繼位。這是王敦第一次叛亂。 在王敦第一次叛亂時,郗鑒仍然滯留在北方。他正在率領著一批流民抵抗后趙的侵襲。這時候的他,還沒有參與到東晉政權(quán)的核心部分。但是晉元帝司馬睿已經(jīng)開始留意這批流民與流民帥了。
等郗鑒從北方受命南來都城建康之時,王敦第一次叛亂已經(jīng)結(jié)束。當時的王敦準備取東晉而代之,但是其他的世家大族都極力反對,比如太原王氏、陳郡謝氏等,甚至于他自己的堂弟也反對。王敦迫于無奈,重新回到上游的武昌鎮(zhèn)守,遠程遙控都城建康的政權(quán)。晉明帝司馬紹繼位之后,仍然想擺脫王敦的控制,郗鑒所代表的流民軍隊成了晉明帝所依靠的力量。 首先我們先看下東晉初年的兵力部署圖。東晉初年各地的流民涌入南方,實際充當士兵的人口不足,兵力緊張。其中雄踞長江上游的王敦是一支強大的力量,守衛(wèi)的荊襄之地。另外還有南方陶侃的部隊,其次是駐守在壽春的祖約一軍,這支軍隊是由祖約的哥哥祖逖整合流民組建的。所以綜合來看,屬于皇室的的力量幾乎沒有,皇權(quán)不彰也理所當然。 東晉主要兵力分布(綠色字體);圖片來自網(wǎng)絡,侵刪 而郗鑒則代表著另外一股軍事力量,就是北方流民組成的流民軍隊,郗鑒屬于流民帥。在東晉初,這類型的軍隊除了郗鑒之外,還有蘇峻、劉遐等。郗鑒因為出身高門,又有學問,所以是這批流民軍隊的代表人物。這部分軍事力量就是晉明帝司馬紹所依仗的。郗鑒也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開始得到東晉皇權(quán)的重用。在《晉書·列傳第三十七》中,記載了郗鑒與晉明帝謀劃誅殺王敦的故事。 “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nèi)外危逼,謀杖鑒為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jié),鎮(zhèn)合肥”.......“鑒遂與帝謀滅敦” 在同書的《晉書·列傳第七十》中的《蘇峻傳》也記載了此事: “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都” 晉明帝司馬紹正是借助著以郗鑒為代表的流民軍隊的勢力,才敢于與王敦正面對峙。當然,王敦的第二次叛亂因為支持他的人太少,同時王敦自身也是疾病纏身,所以第二次的叛亂并沒有達到第一次的規(guī)模。不過正是郗鑒提成的,讓晉明帝征召流民軍作為皇權(quán)的依靠,這才讓東晉的皇室有了暫時可以依靠的力量。也維系了東晉初年政權(quán)的平衡與穩(wěn)定。郗鑒功不可沒。 大局為重,斡旋帷幄
王敦之亂后,整個東晉的政治勢力進入短暫的平衡時期。公元325年晉明帝駕崩,僅在位四年。年僅四歲的晉成帝司馬衍繼位,郗鑒也成為七位輔政大臣之一。好景不長,身為外戚的庾亮沒事找事,經(jīng)常刺激作為流民帥起家的蘇峻與祖約。于是東晉再次陷入蘇峻與祖約的叛亂之中。此次亂事起于327年,終于329年,在長達兩年的戰(zhàn)火之中,百姓再次經(jīng)受了兵禍的摧殘。蘇峻、祖約叛亂之后,東晉的政治勢力經(jīng)過洗牌,重新進行了劃分。下面我們就具體看下各方勢力如何。 王敦、蘇峻之亂后的形勢圖 從上圖中可以看出,原來王敦占領的荊襄之地,已經(jīng)由寒門出身的陶侃占據(jù),同時陶侃又將荊州下游的江州占為己有,這樣一來陶侃成為了各方勢力中,勢力最大的一支。其次是鎮(zhèn)守在蕪湖的庾亮。庾亮作為晉成帝的舅舅,是一股外戚力量,占據(jù)建康上游的蕪湖,是屏蔽西方陶侃的首要屏障。都城建康則是由王導繼續(xù)居中輔政。建康的右邊京口則是由郗鑒率兵把守,拱衛(wèi)都城東面與北面的防守。這四人中,雖然王導居中輔政,但是他的軍事力量最弱。即使王導后期開始招攬武將,但是一直沒有實質(zhì)的改變。如果不是郗鑒的支持,王導也早就成了陶侃或者庾亮的刀下亡魂。下面我們就接著看下郗鑒在這段時期內(nèi),發(fā)揮的重要作用。
陶侃、庾亮、王導三人互有嫌隙。陶侃與王導曾經(jīng)在郭默事件上產(chǎn)生分歧,陶侃內(nèi)心對王導充滿了鄙視。所以陶侃曾想率兵沿江而下,討伐王導。當然了,陶侃此舉是針對王導,還是覬覦東晉政權(quán),我們就不得而知了。陶侃在準備討伐王導前,曾分別征詢了郗鑒與庾亮的意見。郗鑒是堅決反對。庾亮雖然與王導也有矛盾,但是陶侃討伐王導的路途中,必然要經(jīng)過他的根據(jù)地蕪湖,而且庾亮也不愿看到陶侃勢力繼續(xù)坐大,所以也是居中斡旋。得不到郗鑒與庾亮的支持,陶侃的發(fā)兵必然失敗,所以最終陶侃也放棄了此事。 如果沒有郗鑒的強力反對,陶侃將順江而下,庾亮的勢力是不足與陶侃抗衡的。所以此次郗鑒從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避免了刀兵四起。
庾亮、陶侃、王導、郗鑒四人掌控東晉政權(quán)的時間也沒持續(xù)多久,在公元334年,陶侃病逝。庾亮接任陶侃出鎮(zhèn)江州、荊州等上游重鎮(zhèn),庾亮的駐守地點也從蕪湖改成了武昌。庾亮離開蕪湖后,建康的王導得到了部署自己力量的機會。此時東晉政治的內(nèi)部最大的矛盾就是庾亮與王導之間的矛盾。 終于,歷史給了庾亮一個理由。到了公元335年,晉成帝已經(jīng)長成了14歲的小伙子,在古代已經(jīng)成年,按理說王導需要還政于晉成帝。不過,王導仍然沒有放權(quán)。在《晉書·列傳四十三庾亮傳》中記載了庾亮寫給郗鑒的書信: “昔于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岳道勝,亦足有所鎮(zhèn)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公與下官并蒙先朝厚顧,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于地下!” 在本封書信中,庾亮提到了陶侃曾經(jīng)意欲討伐王導的事情。同時也表明,王導不及時歸政應該收到嚴懲。最后邀請郗鑒一起起兵除去王導這個“大奸”之人。同書中,寫了郗鑒的意見: “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 庾亮此次意圖,又因郗鑒的反對而被擱置。再次免去了一次江東百姓的刀兵之禍。 《書圣王羲之》劇照--郗鑒的女兒郗璿 結(jié)語伏契克說:英雄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決定性關(guān)頭做了為人類社會的利益所需要的事。郗鑒可以被稱得上是一個英雄式的人物,他在幾個關(guān)鍵節(jié)點的決定,對東晉政局的穩(wěn)定起到了關(guān)鍵性的作用。不論是在王敦之亂,還是在陶侃、庾亮準備討伐王導的事件中,他都沒有謀取私利。基本都是以國家大局為重,以維護東晉的政權(quán)為主。在東晉這種世家大族輪流執(zhí)政的環(huán)境中,郗鑒能夠出淤泥而不染,更是難能可貴。郗鑒留在京口的流民軍也是北府兵的前身,他為東晉留下了一批忠于晉室的強大軍隊。 以上就是本期的圓桌歷史,歡迎關(guān)注、評論、轉(zhuǎn)發(fā),謝謝。 《書圣王羲之》劇照--王羲之與郗鑒的女兒郗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