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王沂孫,宋季四家之一,字圣與、詠道,號碧山、中仙。王氏有詞集《 碧山樂府》(又稱《花外集》),雖然存詞僅60余首,但置于詞史之中實有舉足輕重之作用-----即提高了“詞體之地位”。龍榆生云“集詠物詞之大成,而能提高斯體之地位者,厥惟王沂孫氏。”(《中國韻文史》),又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必讀碧山詞,乃知詞所以補詩之闕,非詩之余也”。 詞被以為“詩之余事,游戲之為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并沒有被文人賦予“理想的寄托”,但自南宋時局的動蕩,托物言志的詠物詞便逐漸興起,這時候詞才有了更深層次的社會意義。而作為詠物詞之集大成者,,王沂孫便關(guān)時關(guān)命的厥功首焉了。 再又,王沂孫詞在南宋以后,又有一段風(fēng)會的折擢過程,不論是元明的無人問津,亦或是晚清常州的“問涂碧山”,亦或是近代胡適所謂的“詞八股”,我們從詞史來看,王沂孫地位的這種起伏波動,無疑是與詞學(xué)起伏相吻合的。故而,本文特以王沂孫與《碧山樂府》論之,辨評前人臧否,及其地位折擢之過程。 《碧山樂府》概其得處:厚曲法度,詠物大成《碧山樂府》歷來為人稱道的便是其中的詠物詞。自同代張炎,便已膺服。張炎《詞源》稱“ 碧山能文,工詞,琢語峭拔,有白石意度”,又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 碧山詞觀其全體,固自高絕,即于一字一句間求之,亦無不工雅”又戈載《宋七家詞選》云“予嘗謂白石之詞,空前絕后,匪特?zé)o可比肩,抑且無從入手,而能學(xué)之者則惟中仙”。然則,扇去諸家華粉過飾處,不難看出,諸家的評論的內(nèi)質(zhì)便是王沂孫形成了雅詞體系內(nèi)中,詠物詞的標(biāo)準(zhǔn)審美范式,故而戈載、周濟稱其詞是能學(xué)的。 王沂孫法乳姜、吳,括意在空,而描摹在密。即整體的風(fēng)格上偏近于姜夔的構(gòu)架,而又如吳文英一般盡量在開拓意向的張力,前文筆者曾經(jīng)提到過難有集大成,故而姜、吳二人不可融通,但王沂孫恰恰是用詠物這種非虛非實的體境中,稍微消解了這種沖突。以其《天香·龍涎香》為例:
王詞上片云龍涎香的產(chǎn)地及制造、運送、成品、使用。但借助“理想之真實”(見前文詞藝錄丨談古、今詞學(xué)中的“理想之真實”與“自我之真實”),將這一過程寫的密麗奇幻,同時,雖然他也如吳文英一樣少用意象的轉(zhuǎn)承,但整段已然是依托者敘述性來推移,故而不顯晦澀。上片結(jié)尾描白一筆,又提空作想,留足余地。下片則從“紅瓷候火”轉(zhuǎn)過,托感于人,托感于己。倒數(shù)第二、三韻,雖化自吳詞“荀令如今老矣。但未減、韓郎舊風(fēng)味”(《天香》),但筆法則在姜夔“何遜而今漸老,渾忘卻、春風(fēng)詞筆”。 總而言之,王詞的集大成,即以敘述性審美為基準(zhǔn),加入了吳文英對意象張力的挖掘,以及姜夔“不俗”的構(gòu)景。故而厚曲深款,法度儼然。周濟所謂“詠物最爭托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深化無痕,碧山勝場也?!北闶侨绱肆?。 《碧山樂府》:學(xué)次周姜,門庭略隘按吳則虞的說法,王沂孫學(xué)不如周密宏富,亦不如周邦彥之博雜,其取典之類,幾乎全在宋通行本中的雜錄之內(nèi),故而有生硬、晦澀處。但實際上,詞中用典的功能,只是為了讓表意更豐滿、形象,絕非是用作示才之用。 王沂孫生硬,晦澀處確實存在,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王沂孫學(xué)周、姜、吳,而后二者某些方面無法在詠物詞之外的范圍內(nèi)融通,因此,一旦略過了詠物詞的范圍,便顯出姜、吳兩者的共同的缺點來,即有生硬處、又有晦澀處。張爾田等人認(rèn)為王沂孫所有詠物詞皆有寄托,這顯然是過于穿鑿的。如《三姝媚》詠櫻桃一詞云
此詞旨意上片由櫻桃紅簇反襯情事。當(dāng)然,這種可以被解釋成觸景傷情,理成追想家國昔勝今衰的對比,但更多的是從自己的身世出發(fā),不論是下片的“嘆故園春事”,亦或是“天涯懷抱”,只是感傷于在動蕩環(huán)境下的寄感身世,要說憂患國難,則實在牽強的緊了。 周濟 《介存齋論詞雜著》所謂“中仙最多故國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絕,所謂意能尊體也”就是很典型的將感概身世強拔高到“故國之感”的高度來------這就是擁躉的夸飾了。又具吳則虞考證,王沂孫詠物詞占詞集半數(shù),但其中如《眉嫵》、《齊天樂》等寄托身世在憂患國難的詠物詞,僅占四分之一而已。 而過,王沂孫詞雖然“托化無痕”,但反過來說,這也是思維局陳的一種表象,縱觀詞集,如“孤嶠蟠煙,層濤蛻月”等句并不多見,大多部分還是在化用中脫出。如《瑣窗寒》起句“趁酒梨花,催詩柳絮”化自蘇軾詞“詩酒趁梨花”;《應(yīng)天長》起句“疏簾蝶粉,幽徑燕泥,花間小雨初足”化自史達(dá)祖《雙雙燕》“芳徑,芹泥雨潤”云云,略不凡舉。 王沂孫地位之折擢
王沂孫因詠物詞而聞名,詞又因托詠物而上追風(fēng)、雅。但南宋以后,詞學(xué)歌、法近乎兩絕。不論是王沂孫、亦或是吳文英在南宋后的元、明二代,其實都并不名特。一則是曲勝而詞衰,元明詞學(xué)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依然是在北宋以及花間之內(nèi),十分狹隘;二則是詞集佚失,不便流傳。 宋祚即亡而后,周密《絕妙好詞》尚有王沂孫詞集傳續(xù),但在元、明之間未曾傳世,直到康熙二十四年柯煜才自絳云樓才得到抄本,遂刊行于世。然則此刊本中對于所選錄的王詞都頗有詬病,《白雨齋詞話》云:
此之外,諸如明代之《花草粹編》、《古今詞統(tǒng)》中,前者僅錄王詞一首,后者干脆一首未錄-------這種對王沂孫詠物詞的不重視,反映的其實就是彼時之余“詞學(xué)”不甚重視,而造成的審美偏廢而已。
元、明二代,公認(rèn)的詞學(xué)“噩夢”,轉(zhuǎn)入“中興”的清代之后,其實王沂孫也并非一蹴而就,甚至其發(fā)跡也是在清中季而后。 清初浙西尊姜夔、張炎,但這種“尊”僅是膚淺的停留在對于姜、張字面,章法的摹習(xí),并沒有意識到要提高詞的社會地位。派主朱彝尊提出的理論非常明確:1.詞本小道;2.崇爾雅,斥淫哇。
這種“崇雅”而不重托意的風(fēng)氣,其實也是時代賦予的:于前,明代描摩花間淫哇余毒;于時,又正值清盛世、安內(nèi)之時,文獄之重,安有寄托?故朱彝尊僅將王沂孫當(dāng)成是“姜夔一體”,選其三十一首入《詞綜》罷了。 而王沂孫地位的提擢,始于常州周濟,而濫觴在陳廷焯時。周濟《宋四家詞選序》云:
其標(biāo)舉王沂孫、辛棄疾、吳文英、周邦彥為宋四家,并提出詞需有寄托
自此詞尊伊始,方能并架與詩,王沂孫作為詠物詞的集大成者,總歸是風(fēng)云所在,要移一代之風(fēng)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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