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我又接到葉舒憲老師飛郵傳書，說已經正式啟動了玉帛之路大型文化考察活動，他們大部隊走甘青一線考察齊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讓我和唐師姐、張師弟組成小分隊去考察玉石之路山西道。

7月中旬，學校放暑假了，正是田野考察的好時機，我在電話里跟上海交大的唐師姐一合計，準備7月18日在山西太原碰頭集合。而我則提前一天飛到太原，先去考察山西省博物院。

自從跟著葉舒憲老師學習文學人類學以來，我慢慢地愛上了博物館。不同于考古學的“見物不見人”，人類學的物質文化研究追求的是“透物見人”的境界。在人類學者看來，器物背后是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和思維，考察博物館就是透過每一件器物去觸摸古人的生命，穿越時空隧道重返遠古生活的現(xiàn)場。

記得最初讀文學人類學專業(yè)的時候，有學長提醒我：學人類學很辛苦的，女生做田野考察又累又危險，可不是你們想象的文青式旅游那么浪漫，我有一位師姐曾經就因為在田野里洗澡不方便而拒絕去田野。然而，當我看到葉老師可以在一篇文章里把從中國到外國的博物館文物旁征博引、信手拈來，那感覺簡直酷斃了！從那一刻起，我立志要做一個博物館控。到現(xiàn)在，我已經養(yǎng)成習慣，每到一地，必看博物館。從省級、市級、縣級博物館，到鄉(xiāng)級、村級、校級博物館，我最癡迷博物館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月連刷20多個博物館的記錄。從長江下游的上海市博物館一路跑到長江上游的瀘州市博物館，結果真的把鞋跑爛了一雙。再后來，在我的帶動下，我的學生們也紛紛愛上了博物館，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言傳身教吧。

走進斗鼎合一造型的山西省博物院，首先引起我關注的是夏縣西陰遺址的展牌。這處標志性的仰韶時代村落遺址，在1926年由中國人類學家李濟先生主持發(fā)掘。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獨立主持的現(xiàn)代田野考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李濟先生在這里發(fā)掘出半只人工切割下來的蠶繭，1928年把它帶到華盛頓去檢查得知是家蠶的老祖先，由此證明六千多年黃河流域的人們已經開始養(yǎng)蠶了。西陰是一個以農業(yè)種植為主的社會，大量的植物花卉紋飾被繪在彩陶上，也有學者提出“華”“花”相通，這就是華夏民族“華”字的源頭。

走過西陰遺址，一腳就踏進了陶寺文明的土壤。從陶寺人發(fā)明觀測日影的觀象臺來看，這群先民已經頗具智慧。這里展出了陶寺出土的特罄、土鼓和彩繪蟠龍的陶盤，就是中國禮樂文化最早的物證。許宏先生在《何以中國》中提到，這些都是貴族專用的重器，鼉鼓和特磬只見于陶寺早期的幾座大型墓，一般每座墓放鼉鼓兩件，旁邊放石磬一件。彩繪的龍盤也只見于幾座早期大墓，每個墓中只隨葬一個龍盤，可見規(guī)格極高。而稍小一點的中型墓則只出土繪有朱彩的陶盤，沒有龍紋圖案。

我仔細觀察展出的龍盤，泥質黃陶胎底，涂著褐色陶衣，在上面用紅、黑兩色繪出蟠龍圖案。龍頭在外圈，圓眼凸角，張口露齒，身軀卷曲有一種游動感，周身裝飾著雙排鱗紋，透露著神秘與威嚴。據(jù)說這是最早出現(xiàn)在中原地區(qū)的龍的形象，不過，看著這條蟠龍吐出的長信子，我倒覺得它更像是蛇的原型。

鼉鼓是用揚子鱷的皮蒙在木頭上做的鼓，《詩經·大雅》所吟唱的“鼉鼓逢逢”就是這玩意兒發(fā)出的聲音。因為保存不易，這里只展出了象征禮樂的土鼓。然而，讓我不解的是，揚子鱷的皮到了山西陶寺，這是什么樣的物資交流呢？特罄是古代一種特有的石質樂器，看上去就是一大塊打制粗糙的半圓形石片。陶寺出土的特磬是目前年代最久遠的石磬，可以說是后世編磬的老祖先。這時候你不得不佩服古人，如果不是我曾經在金沙遺址博物館聽到過這種石磬敲擊出悠揚清越的天籟之音，真不敢相信這么一塊粗陋的大石片能發(fā)出那么美妙的聲音。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器有玉琮、玉璧、玉璜、玉戚、玉鉞、玉圭等。我注意到，《周禮》里的“六器”：璧、琮、圭、璋、琥、璜，在陶寺已經出現(xiàn)了四種。不過從考古報告看，陶寺早期墓葬中發(fā)現(xiàn)的琮多平置在臂上，或套在右臂上，似乎更像裝飾用品，而不是祭器。出玉鉞的墓主至多也就是生前略有地位和稍微富裕些而已，似乎并沒有顯赫的軍權，跟后世所認為的玉鉞象征軍權不太一樣。

尤其特別的是陶寺出土了一個玉神面，高3.5厘米，寬6.5厘米，差不多半個手掌大小。神面大致呈倒三角形，頂部輪廓好像戴有華冠，雙眼鏤空，仿佛半睜半閉，眼下鉆有一個圓形小孔，像是抿嘴而笑，抽象的造型中透露出安詳神秘的神態(tài)。神面玉質潤澤，線條優(yōu)美凝煉，從工藝水平來看，應該是最高級別的玉禮器，用于祭神的禮器，這可是后世玉神面的祖師爺。

從博物館來看，陶寺是歌舞升平、和諧莊嚴的禮樂社會，然而，陶寺的禮樂文明并沒有持續(xù)多久，在歷史“蒙娜麗莎的微笑”背后往往還存在猙獰恐怖的另一面。2002年的陶寺考古發(fā)掘表明，在公元前兩千年左右，陶寺經歷了一次嚴重的暴力沖突。甚至在四千年后，陶寺遺址的考古隊長何弩先生看到暴力現(xiàn)場都感覺不寒而栗：一條陶寺晚期的垃圾溝里出土了五層散亂人骨，約有32人，以顱骨為多，人骨明顯被肢解。不少貴族墓葬遭到暴力擾亂，頭骨隨意拋棄，玉器等隨葬品四處散落?？吹贸鰜?，這些掘墓者并不意在掠奪寶物，而更像是在毀墓虐尸。正如許宏先生所言：這種明火執(zhí)仗的報復行為，似乎暗示平時作威作福的陶寺貴族遭遇了一場自下而上的大革命，這可能是迄今為止最早的暴力革命先例。

如果說陶寺就是唐堯的都邑，那么這樣的考古現(xiàn)場，幾乎用最直觀的證據(jù)推翻了儒家典籍中記載的堯舜圣君、舉賢禪讓的和平場景，反而印證了歷史上少數(shù)派的正確：《竹書紀年》記載的“堯囚幽，舜野死”，以及《韓非子》所言的“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由此不少學者推測，儒家經典所描述的天下為公、任人唯賢的社會只是一廂情愿的美麗幻境。

在歷史研究中，文獻往往各說不一，相互矛盾，因為寫作的人立場不同，完全有粉飾太平的可能性，所以先賢有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反之，考古學證據(jù)不能撒謊，幾千年前的古人不會想到為了后人的研究去偽造一個考古現(xiàn)場。所以，當文獻學證據(jù)遭遇考古學證據(jù)，考古的物證很可能會顛覆傳世文獻中我們的習慣認知， 而這恰恰就是我們文學人類學研究提倡的四重證據(jù)法，要把文獻證據(jù)和考古學證據(jù)放到一起對簿公堂的原因。歷史上著名的火燒秦始皇阿房宮一案，最后就被考古發(fā)掘證實阿房宮根本還沒有修成。

更讓人驚駭莫名的是，陶寺遺址還出土了一具女尸，她的脖頸骨被折斷偏向一方，臀部扭曲，兩腿叉開，一根比她腿骨還粗的牛角深深被插入下體，女尸的整個身體骨骼呈現(xiàn)出S形扭曲，看起來經歷了巨大的折磨，在痛苦掙扎中死去。這位女子的悲慘遭遇，似乎向我們展示了自古以來人性的某種殘暴基因。然而，這并非個案，在距今7500年前的西安市零口村也發(fā)生過類似的慘案。1995 年冬季，考古工作者被一具古人類遺骸驚呆了！這個年齡只有16 歲左右的女孩身上竟有35 處傷痕，下體被生生插入一根很長的骨椎刺穿坐骨，考古人員還在她體內找到了18 件兇器，說明她應該是被很多人虐殺而死。這是巫術儀式？還是報復仇殺？我們已經無從得知這些女子慘遭虐殺的原因，歷史的存在是為了讓我們不再重滔覆轍，讓祈愿類似的慘劇不要在自詡文明的現(xiàn)代社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