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過近5年的努力, 2015年, 江西南昌漢代?；韬钅箍脊虐l(fā)掘工作取得了實質(zhì)性進展, 墓主確認為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總計出土各類文物1萬余件 (套) , 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種類都超過了同時期的許多諸侯王墓。2016年3月2日, “江西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新聞發(fā)布會召開, 考古專家稱?；韬钅故侵袊癜l(fā)現(xiàn)的保存最好、結(jié)構(gòu)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擁有最完備祭祀體系的西漢列侯墓園。以漢代?；韬顕汲亲辖鸪浅侵?、歷代?；韬钅箞@、貴族和平民墓地等為核心的海昏侯國系列遺存, 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占地4萬多平方米的完整的大遺址單元。

?；韬钅箍脊虐l(fā)掘的意義, 得到了不同領(lǐng)域特別是歷史和考古學界的高度認同, 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它將極大推動漢代歷史研究和考古研究, 如王子今《?；韬钅拱l(fā)掘的意義》 (《光明日報》2015年12月16日) 、信立祥《西漢廢帝、?；韬顒①R墓考古發(fā)掘的價值及意義略論》 (《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和徐長青《?；韬顕脊诺暮诵膬r值》 (《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 等。2016年3月, 441組件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館展出, 為配合展出, 《五色炫曜: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館編,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 出版, 以大量高清圖片全面介紹了?；韬顕脊殴ぷ魅〉玫闹卮蟪晒?/span>, 成為學術(shù)研究的權(quán)威參考資料。2016年第7期《考古》雜志發(fā)表了《南昌市西漢?；韬钅埂房脊虐l(fā)掘報告;2016年10月, 922組件出土文物在江西省博物館正式展出。2016年4月和2017年10月, 中國秦漢史研究會聯(lián)合多家單位在南昌市召開了兩次大型國際學術(shù)會議, 集中探討了?；韬钅箍脊虐l(fā)掘及相關(guān)歷史文化;“?；韬钅箍脊虐l(fā)掘與歷史文化研究”被評為“2017年度中國十大學術(shù)熱點”之一。專家學者對?；韬钅箍脊虐l(fā)掘意義的高度肯定以及考古成果的及時公布, 是近年來相關(guān)研究成果呈井噴式涌現(xiàn)的強大驅(qū)動力。下面從三個方面對已有研究進行評述。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數(shù)量巨大, 現(xiàn)有研究均為根據(jù)已公布的有限考古成果展開, 而考古成果的公布又受到多種因素的限制, 不可避免存在研究不夠集中和系統(tǒng)的問題。本文據(jù)目力所及, 對部分重要出土文物的研究略作回顧如下。

1. 印章。?；韬钅钩鐾亮?枚古印:“大劉記印”“劉賀印”“‘?！帚~印”和“無字玉印”, 它們是墓主身份的直接證物。

4枚印章中, “大劉記印”最先出土, 其用字和款式在漢印中均屬罕見。在該印的考古信息首次公布時, 篆刻史學者孫慰祖即指出“大劉記印”的印風和印鈕都是標準的西漢晚期風格, 不是官印, 可能是殉葬的明器 (“澎湃新聞”2015年12月15日) 。不久, 王恩田撰文《“大劉記印”與海昏侯墓墓主蠡測》 (《中國文物報》2016年1月25日) 認為它是“大劉家的私印”, 不是?；韬顒①R的私名印, 并預測墓主只能是始封侯劉賀, 今后墓中還可能會有印文是“?；韬钯R”“劉賀”“臣賀”之類的印章出土, 這一推測后來基本得到了驗證。熊長云、鄭志剛等認為是劉賀的私印, 但與王恩田認為是大劉家的私印不同。他們都注意到“大劉記印”中“大劉”用字特殊, 熊長云《海昏侯墓“大劉記印”小考》 (《中國文物報》2015年12月18日) 認為“大”字側(cè)重于彰顯劉氏的皇族身份, 但印文卻回避了印主的個人信息, 可能反映了印主的特殊身份和境遇以及制作印章時的心態(tài);鄭志剛《?；韬钅钩鐾翝h印四題》 (《中國美術(shù)》2016年第4期) 認為“大劉”是指相對于“支宗劉氏”的“大宗劉氏”。該文是較早對4枚印章的形制、質(zhì)材、印文、字體、篆刻風格及工藝特征進行全面闡述的文章。王剛《?；韬钅?/span>“大劉記印”研究二題》 (《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提出不同看法, 認為“大”主要與年輩相關(guān)。以上論證均離不開對“大”的字源學分析和對劉賀心理的揣測, 都將印章文字和結(jié)構(gòu)的特殊性部分歸因于印主特有的身份、經(jīng)歷及心態(tài)。

4枚印章中的“劉賀”印出土于墓主遺骸腰部位置, 是判斷墓主身份最重要的物證。該印字跡清晰, 用玉講究, 學界基本認同它是一枚私印, 引起廣泛討論的是其印鈕及其奇特造型。該造型集合了多種動物形象, 給名稱判斷帶來了挑戰(zhàn)?？脊艑W者最初懷疑是“螭鈕”或“蟾鈕”。經(jīng)初步清理后, 信立祥、楊軍等主持考古發(fā)掘的一線專家認為可能是“鳳鈕”。隨后, 王仁湘提出應該是漢代墓葬中常見的動物形象“梟”。練春海提出漢代鴟鸮 (梟) 是不祥鳥, 制成印鈕的可能性極低, 應該是“鷹鈕”。不過這一推論主要是基于劉賀的身份和處境, 并無實證。之后, 歐佳《瑞鳥為鈕:劉賀玉印印鈕小議》 (《大眾考古》2017年第9期) 提出新佐證, 支持鳳鳥 (瑞禽) 說, 反對鷹鈕說。該文還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那就是, 在目前無任何直接資料證明此印的具體制作時間的前提下, 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劉賀一定會通過印鈕來表達其復雜心理。而這正是目前有關(guān)?；韬畹囊恍┪恼缕毡榇嬖诘膯栴}。

另一枚“海”字銅印, 出土于西倉槨的雜物間, 尺寸遠大于一般漢印, 也引起了一些討論。后曉榮《?；韬钅钩鐾廖奈镅芯咳齽t》 (《地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 結(jié)合印史和劉賀墓出土了大型真車馬坑的事實, 首先提出該印是劉賀實施馬政管理所用的烙馬官印。鄭志剛《?；韬钅钩鐾翝h印四題》則進一步對比了“海”字的印文風格與已知漢代烙馬印的區(qū)別。在上述研究之外, 也有一些文章著眼于印章的藝術(shù)欣賞, 對無字玉印的研究也是如此, 此處從略?？傊?/span>, 4枚印章的出土, 不僅起到了確定墓主身份的重要作用, 也多方面推動了漢印研究的深入。

2. 簡牘。

在已知的材料中, 價值最高、最受學界關(guān)注的無疑是墓中隨葬的簡牘和附帶題記等文字的器物。除印章外, 墓中還出土了約5000枚竹簡和約200版木牘。專家通過對1000余枚竹簡的初步辨識, 發(fā)現(xiàn)其中有《易經(jīng)》《論語》《禮記》等儒家經(jīng)典以及一些醫(yī)書和賦等文學作品。由于清理和保護難度大, 目前僅有少量公布。

有關(guān)奏牘的初步研究, 以王意樂、徐長青《?；韬顒①R墓出土的奏牘》 (《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為代表, 該文詳細介紹了出土簡牘中58版奏牘的內(nèi)容和性質(zhì), 指出它們是劉賀及其夫人向皇帝及太后的上書, 涉及朝獻、酎金、秋請等內(nèi)容。奏牘彌補了歷史記載的不足, 有助于了解劉賀被廢黜后的生活。

竹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論語》簡。劉賀生活的西漢中期, “三論”并行, 傳世本《論語》尚未形成, 因此此簡的發(fā)現(xiàn), 意義重大。但截至目前, 僅公布了一支正反兩面均有文字的《論語》簡。楊軍等最先撰文, 認為該《論語》可能是已經(jīng)失傳的《齊論語》, 這支竹簡是《知道》篇的首章, 傳承自《齊論語》的重要傳人昌邑中尉王吉 (《西漢?；韬顒①R墓出土〈論語·知道〉簡初探》, 《文物》2016年第12期) 。此論在學術(shù)界造成不小震動, 也激發(fā)了學界對公布完整竹簡文獻的熱切期盼。正如王剛《從定州簡本避諱問題看漢代〈論語〉的文本狀況———兼談?；韬钅埂凑撜Z〉簡的價值》 (《許昌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 所言, 未來劉賀墓出土的《論語》簡如能完整公布, 將為齊、魯《論語》異同, 避諱及文本形態(tài)的流變研究帶來新認識。在目前簡文尚未全部整理和公布的情況下, 很多問題還是未知數(shù)。這些試探性的研究到底是否正確, 也還有待檢驗。

3. 孔子衣鏡。

除《論語》外, 海昏侯墓主槨室還出土了與孔子有關(guān)的重要文物———一面嵌于漆木匣內(nèi)的大型長方形青銅鏡, 鏡匣上有彩繪漆書約600字的孔子及其弟子畫傳, 附近出土了黑漆書寫的《衣鏡賦》屏板。出土之初, 考古人員懷疑它是一面屏風。王仁湘首先推測它可能是一面銅鏡。之后, 經(jīng)過清理和對文字進行釋讀后, 考古人員正式確認是衣鏡, 并命名為“孔子衣鏡”;由于該衣鏡也有屏風的作用, 也可稱為“孔子屏風”;同時研究者也從圖像上辨識出孔子、顏回的形象以及孔子和子夏的傳記文字圖 (王意樂《南昌?；韬顒①R墓出土“孔子”形象釋讀》, 《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這些工作為學術(shù)界的后續(xù)研究打下了基礎。

已有研究討論的焦點是孔子的出生和姓氏問題。衣鏡上的孔子傳記文字與記載孔子生平最重要的文獻《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有3處明顯不同。一是孔子的出生, 傳記說“根 (紇) 與顏氏女野居而生孔子”, 《史記》說“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二是孔子的姓氏, 傳記說“字中 (仲) 尼, 姓孔, 子氏”, 《史記》說“字仲尼, 姓孔氏”。前者有“野居”與“野合”之別, 后者有“姓孔, 子氏”與“姓孔氏”之異。三是傳記中有“魯昭公六年, 孔子蓋卅矣”和“魯哀公六年, 孔子六十三”的記載, 與傳世文獻不符。對于這些差異, 學術(shù)界主要有兩種代表性觀點。邵鴻《?；韬钅箍鬃悠溜L試探》 (《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認為屏風文字是《史記》“姓孔氏”和“野合而生”之誤, “魯昭公六年”之“六”可能是“廿”字之誤, 且屏風文字極有可能利用了《史記·孔子世家》。唐百成、張鵬波《?；韬钅?/span>“孔子屏風”姓氏問題釋析———兼談秦漢姓氏變革》 (《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認為“屏風”文字無誤, “孔姓”可能受到漢代產(chǎn)生的“新姓”的影響, “子氏”可能是劉賀有意為之。這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由于部分論證完全基于主觀推測, 故而結(jié)論也大相徑庭。如邵文認定屏風文字有錯誤, 錯誤的根源在于劉賀是將其作為不得不如此示人的自保的道具;唐文認定屏風文字無錯誤, 正好體現(xiàn)了劉賀對儒學的異常推崇。

4. 黃金類文物。

劉賀墓出土了478件黃金制品, 包括發(fā)掘簡報中稱為金餅、馬蹄金、麟趾金、金版等多個種類, 是歷次考古發(fā)掘之最。這些金器均已作為考古成果公布?，F(xiàn)有研究主要涉及金器的命名、功能、內(nèi)涵、特點、來源, 以及金器上的文字等。

被稱為馬蹄金、麟趾金的金器過去也曾出土過, 如何定名, 一直存在爭議。后曉榮《?；韬钅钩鐾廖奈镅芯咳齽t》提出這批出土黃金稱為金餅、馬蹄金、麟趾金不準確, 應當分別稱為餅金、麟趾金、褭蹏金。全面探討這批黃金制品的代表性成果有劉慧中等《?；韬顒①R墓出土馬蹄金、麟趾金意義探析》 (《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和黃今言《西漢海昏侯墓出土黃金的幾個問題》 (《史學月刊》2017年第6期) 。劉文詳盡描述了金器的出土狀況、數(shù)量和形態(tài)等, 并從黃金與黃金貨幣、漢匈關(guān)系視野下的馬蹄金 (褭蹄) 和麟趾金, 以及馬蹄金和麟趾金與漢代國家祭祀、劉賀墓黃金的來源等角度討論了這批出土黃金文物的內(nèi)涵和價值。黃文探討了各類金器的功能, 并對劉賀黃金財富的來源作了推測。

與目前大多數(shù)有關(guān)?；韬钅钩鐾廖奈锏难芯恳粯?/span>, 有關(guān)這批黃金文物, 學術(shù)界還存在許多爭議, 除了命名爭議外, 其他如部分麟趾金和褭蹏金上的“上”“中”“下”銘文究竟內(nèi)涵是什么?這批黃金來源于何處?其屬性是什么?等等。對于前者, 學界或認為與“白金三品”有關(guān), 或認為與上林苑有關(guān), 或認為是黃金成色或純度、質(zhì)量的標記。那么西漢是否有大量黃金?它們到哪里去了?劉瑞《海昏侯劉賀墓中多黃金的原因探析》 (《唐都學刊》2016年第3期) 利用多種墓葬考古材料, 論證劉賀墓中出土的大量黃金來源于原昌邑王府, 多金是特例, 不能因此認定西漢黃金多被埋入地下。張準《江西南昌海昏侯劉賀墓中多黃金與西漢黃金問題再探討———兼與劉瑞先生商榷》 (《南昌航空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 不同意劉瑞的看法, 認為西漢確實存在大量黃金, 窖藏是其消失的主因。

5. 其他文物。

除了上述印章、簡牘等出土文物外, 音樂類文物、車馬具、漆木器、玉器等也有一些研究。

首先是音樂類文物。海昏侯墓共出土了包括鐘、磬、琴、瑟等在內(nèi)的六七十件音樂文物。王清雷、徐長青《海昏侯墓音樂文物首次考察述要》 (《人民音樂》2017年第8期) 對已經(jīng)清理完畢的部分音樂類文物的物理性質(zhì)、音樂性能及其反映的樂禮等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描述和初步研究, 是了解此類文物的重要成果。作為古代禮樂制度的構(gòu)成要素, 成套出土的鐘磬是最受關(guān)注的樂器。最早對海昏侯墓出土鐘磬的性質(zhì)發(fā)表看法的是音樂史專家王子初, 王之初、郭晶《海昏侯時代的編鐘:它們見證了“禮樂”的復古與沒落》 (《中國國家地理》2016年第3期) 認為?；韬钅钩鐾恋溺婍鄻?gòu)成了完整的漢代“禮儀樂懸”, 同時推論西漢存在規(guī)范的樂懸制度。張聞捷《試論?；韬钅沟臉风娭贫取?(《中國文物報》2016年5月6日) 對王文觀點有所修正, 提出漢代編鐘的使用并無統(tǒng)一的制度規(guī)范, 漢世用樂存在不同的禮制淵源, 應謹慎使用樂懸之說來建構(gòu)西漢的用樂等級。

其次是車馬具。劉賀墓是長江以南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唯一一座帶有真車馬陪葬坑的墓葬, 該車馬坑占地約80平方米, 坑內(nèi)共出土3000余件各類車馬飾件, 是了解西漢高等級貴族的車輿制度的寶貴考古材料。其中較早得到清理保護的是部分當盧, 這里主要談談當盧研究。楊小林、王浩天《西漢廢帝?；韬顒①R墓外藏槨出土部分當盧制作工藝研究》 (《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對移交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修復實驗室的部分當盧中已完成修復的21件當盧的材質(zhì)、成型工藝、紋樣和表面裝飾工藝等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 厘清了一些基礎問題。章義和、陳俏巧《南昌西漢?；韬钅剐鲁鐾廉敱R初探》 (《地域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 則是以這些當盧為切入點, 重在從整體上闡述歷史上當盧的形制和功能。此外, 當盧的文化內(nèi)涵也得到了初步研究, 如袁恩培、劉坤《?；韬钅钩鐾燎嚆~錯金當盧研究》 (《藝術(shù)設計研究》2017年第3期) 和戴沂君、涂少榮《漢?；韬钅巩敱R文化構(gòu)建研究》 (《美術(shù)文獻》2017年第1期) 都是利用青銅錯金當盧的鏨刻紋飾, 對漢代早期四神觀念進行的具體考察。

再次是漆木器。?；韬钅钩鐾疗崮酒鹘?/span>3000件, 數(shù)量驚人。由于保存難度大, 目前僅公布了少數(shù)。在已公布的漆木器中, 有一部分有題記文字, 有助于進一步了解漢代漆木器的制作工藝和澄清劉賀的家族史。目前有價值的研究還不多, 恩子健《西漢?；韬顒①R墓“瑟禁”歷日年代考》 (《中國文物報》2017年2月24日) 根據(jù)幾件漆木器上書寫的有紀年的文字, 訂正了史籍記載中有關(guān)昌邑王紀年的錯誤, 這對于建立完整的昌邑王和?；韬顕o年具有一定意義。

最后是玉器。海昏侯墓出土各類精美玉器500余件, 除了前面提到的玉印外, 相關(guān)研究主要是藝術(shù)角度的。比如權(quán)敏、羅曉燕《南昌漢代?；韬顕z址出土玉劍飾》 (《中國文物報》2016年6月28日) 詳盡分析了墓中出土的一套完整的玉具劍上的劍首、劍格、劍璏和劍珌的藝術(shù)美。

西漢所封列侯過千, 但經(jīng)過考古發(fā)掘并能確定身份的列侯墓葬僅20個左右, 且大部分被盜一空。劉賀墓保存完好, 完全可以作為西漢列侯葬制研究的典型標本。

現(xiàn)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對海昏侯墓園和劉賀墓的具體考古信息的描述、以劉賀墓和漢代已知列侯墓為參照對西漢列侯墓葬制度的研究等方面。張仲立、劉慧中《?；韬顒①R墓逾制幾論》 (《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參照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漢簡《葬律》, 從劉賀死葬時的身份所對應的禮制, 對比考古發(fā)掘?qū)崨r, 同時與已知漢代列侯墓葬比較, 證明劉賀墓逾制。白云翔《西漢王侯陵墓考古視野下海昏侯劉賀墓的觀察》 (《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通過多方對比, 證明劉賀墓部分逾制, 但白文認為劉賀墓總體上仍是一座要素完備的列侯墓。高崇文《西漢海昏侯陵墓建制瑣談》 (《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也是以《葬律》為準, 從劉賀墓的陵園建制及墓中沒有使用黃腸題湊、玉衣等物, 證明劉賀墓遵守了列侯葬制, 沒有逾制。同樣是以漢簡《葬律》為參照, 劉瑞的研究卻得出了不同的結(jié)論, 他的《?；韬顒①R墓墓園制度初探》 (《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對比了劉賀墓與2013年發(fā)掘的與劉賀同時代的富平侯張安世墓, 認為劉賀墓園規(guī)格與其身份嚴重不符, 他推測西漢中后期有關(guān)列侯墓園大小的法律規(guī)定即《葬律》已有較大變化。這顯然與前述研究不同, 是以動態(tài)的眼光看待《葬律》。專門比較張安世墓與劉賀墓異同的還有丁巖《富平侯張安世與?；韬顒①R》 (《中國文物報》2017年5月5日) 。此外, 劉尊志《淺析西漢列侯墓葬墓外設施———兼論南昌西漢?；韬钅鼓雇庠O施的價值和意義》 (《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關(guān)注的是劉賀墓在內(nèi)的西漢列侯墓葬的墓外設施。至于劉賀墓為何出現(xiàn)與其身份不符的逾制傾向, 目前的研究多是基于心理推測, 將其歸結(jié)為劉賀復雜的身世和廢帝心結(jié)等方面。

在?；韬钅乖嶂蒲芯糠矫?/span>, 現(xiàn)有研究使用的方法相同, 都充分利用了出土文獻、傳世文獻和考古材料, 主要以出土漢簡《葬律》為準, 根據(jù)墓主的身份, 對照考古發(fā)掘和已知漢代列侯墓葬, 多方探討劉賀墓的特點及其與漢代葬律的關(guān)系。這里有一個關(guān)鍵問題, 即如何認識作為主要參照標準的漢簡《葬律》。有學者認為《葬律》制定于漢初, 西漢前期需要遵守;有學者認為《葬律》并非固定不變的。如果不能準確判斷漢簡《葬律》的性質(zhì), 這樣的爭議不可能停止。

海昏侯墓發(fā)掘以來, 有關(guān)劉賀的人生經(jīng)歷、傳奇命運、家族譜系、封國王邑以及后世?；韬畹葐栴}再次成為討論熱點。劉賀墓出土的豐富文物和驚人財富, 不僅激發(fā)了其財富從何而來的種種推測, 也引發(fā)了劉賀是否需要和是否可能再評價的熱烈探討。

廖伯源早在2003年發(fā)表的文章《昌邑王廢黜考》 (《秦漢史論叢》,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003年) 中, 認為《漢書》記載有“不盡不實”之處, 劉賀被廢的原因并非《漢書》所說“行淫亂”, 而是與霍光權(quán)力斗爭的結(jié)果。于全介《劉賀廢黜新考———兼評〈昌邑王廢黜考〉》 (《中州學刊》2017年第3期) 與廖文的觀點不同, 他認為霍光廢黜劉賀的原因, 確實是因為專權(quán), 但班固對廢黜過程的記載是正確的。黃今言、溫樂平《劉賀廢貶的歷史考察》 (《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分析了廢立劉賀的復雜政治環(huán)境, 認為被廢與其政治素養(yǎng)不夠、霍光專權(quán)、朝野存在一股暗中支持宣帝的政治勢力有關(guān)。

劉賀只做了27天皇帝, 他本人對西漢政治的影響有限, 但霍光主導的廢黜劉賀事件, 卻是一件不同尋常的政治事件。呂宗力《西漢繼體之君正當性論證雜議———以霍光廢劉賀為例》 (《史學集刊》2017年第1期) 將此事件置于整個中國古代皇權(quán)政治的大背景下, 深入探討了皇朝內(nèi)部的權(quán)力傳承或“內(nèi)繼”之正當性的內(nèi)容及其與劉賀被廢事件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對后世的影響。與大多數(shù)學者將眼光局限于劉賀被廢具體原因上的探討上不同, 此文較為宏觀的視角令人耳目一新。卜憲群《政制、政事與政治:也談劉賀的立廢》 (《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 提出要從歷史大勢和實際歷史結(jié)果出發(fā)看待劉賀立廢問題。

劉賀墓的發(fā)掘, 能否改變文獻記載中的劉賀形象, 這是學術(shù)界和公眾都十分感興趣的問題?！妒穼W月刊》2016年第9期“海昏侯劉賀評價”筆談, 徐衛(wèi)民《漢廢帝劉賀新論》、孫筱《從“為人后者為之子”談漢廢帝劉賀的立與廢》和臧知非《劉賀立、廢的歷史分析》分別從不同角度論證了劉賀在西漢政治斗爭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劉賀的評價問題, 認為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均不足以為劉賀翻案。辛德勇等學者持相同觀點 (《海昏侯劉賀》, 三聯(lián)書店, 2016年) 。《江西師范大學學報》近3年來也刊發(fā)了圍繞劉賀身世、立廢、評價以及劉賀與西漢中后期政治和社會相關(guān)問題等方面的系列筆談, 促進了相關(guān)研究的深入。

劉賀于漢宣帝時期徙封豫章郡海昏縣, 居住在“昌邑城”, 最后終老于此。劉賀墓發(fā)掘后, 學術(shù)界對海昏國的歷史地理進行了深入挖掘, 尤其是對“?；?/span>”地名由來的討論, 十分熱烈, 形成多種意見。

在?；韬钅箍脊虐l(fā)掘成果公布不久, 王子今先后發(fā)表了《“?；?/span>”名義考》 (《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2016年第2期) 和《“海昏”名義續(xù)考》 (《南都學壇》2016年第4期) , 引發(fā)了學界廣泛討論。文章推論“?；?/span>”名號有特別的政治象征意象, 即對劉賀道德水準、行為風格和執(zhí)政表現(xiàn)的否定。辛德勇《羹頡侯、東昏家與?；韬罹籼枴?(《浙江學刊》2017年第2期) 明確反對“?；?/span>”是惡名的觀點, 認為海昏更有可能是一個固有地名, 沒有什么特殊含義。劉新光《說“海昏”》 (《光明日報》2016年5月14日) 也不贊同惡名說, 認為“?；?/span>”是表示彭蠡澤的“父母”———諸水之源的意思。王澤文《試說“?；?/span>”》 (《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4期) 另辟蹊徑, 將“?；?/span>”地名與西周青銅器柞伯鼎銘文中的地名“昏”聯(lián)系起來, 認為“?；?/span>”有可能是指地小 (稱邑) 、僻遠的意思。從事海洋史研究的周運中《從古代文學中的“海氣昏”看“?；?/span>”含義》 (《中國文物報》2017年8月25日) 則注意到古代典籍中多有使用“海氣昏”表達卑濕之意, “昏”即“昏冥”, “海昏”有卑濕昏冥和昏庸雙重內(nèi)涵, 所以?；韬蠲柡苡锌赡芎匈H義。王綿厚《從?；韬钅钩鐾恋慕痫烆}字看“?；?/span>”的寓意》 (《中國文物報》2017年7月8日) 認為劉賀墓中出土的金餅墨書中的“南海”, 應是?；韬?/span>“海”字的真正寓意來源;“昏”乃“昏冥”之義, “南海昏冥”應為“?；韬?/span>”命名的本義。

在古代漢語中, “海”“昏”二字和大多數(shù)漢字一樣, 都有多重含義, 因此“海昏”地名之爭, 至今沒有定論。但是這些深入討論豐富了我們對?；韬顕鴼v史的認識。這方面的概況, 還可參考蔣波、周世霞《西漢“?；韬?/span>”名義之爭》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10月24日) 一文。

據(jù)統(tǒng)計, 自?；韬钅拱l(fā)掘成果公布以來, 有關(guān)劉賀的專著已出版數(shù)種, 辛德勇的《海昏侯劉賀》兼具學術(shù)性與通俗性;江西晨報編著的《發(fā)現(xiàn)?；韬睢?(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5年) 是第一部全面解讀?；韬钅沟闹?/span>;季隆武《千古悲摧帝王侯———海昏侯劉賀的前世今生》 (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 2016年) 、胡迎建《傳奇劉賀———從昌邑王、漢廢帝到?；韬睢?(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 、劉勝蘭《劉賀證史———?；璩鐾恋奈鳚h記憶》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年) 、馬永嬴與李云河《海昏侯的生前身后》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年) 和江西美術(shù)出版社策劃《圖說?；韬睢?(江西美術(shù)出版社, 2016年) 等均是雅俗共賞的讀物。這些著述的共同特點是以傳世文獻為基礎, 結(jié)合最新考古發(fā)現(xiàn), 全方位展示劉賀的人生經(jīng)歷。

綜上所述, ?；韬钅箍脊虐l(fā)掘不僅激發(fā)了學術(shù)界對墓葬和出土文物的研究, 也重新引發(fā)了學術(shù)界對西漢中期政治史以及相關(guān)歷史人物和歷史地理的深入討論。但是, 由于考古成果的科學整理和系統(tǒng)公布尚需時日, 目前的研究還處于初步階段, 存在主題分散、資料不足、主觀推測等缺憾。相信隨著考古成果的漸次公布, 漢代歷史的研究將再上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