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亞民

編者/陳路

編者按： 回顧歷史，似乎自秦漢以來，大中華從不缺乏建立世界秩序的雄心壯心，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如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羅馬人一般，堅信自己有著領導世界的天選之民資格。

然而，“唯中華而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做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故中華有中華之雄心，夷狄雖小，也有夷狄之意氣。

隋唐帝國要建構由其所主導的世界秩序，但東北亞的諸小國，也不會因為隋唐帝國代表著先進的文明，便自愿放棄自己的獨立，而接受隋唐帝國的支配。但是因各種因素，他們?yōu)榫S持自身獨立而做出的選擇，卻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高句麗自持兵強，與隋唐帝國搏戲于賀蘭山前，雖屢挫隋唐天兵，但終因?qū)嵙^于懸殊，在內(nèi)外交困之下滅亡。甚至整個族群都被強制移居江南，徹底消失于歷史的塵埃之中。百濟則憑借傳統(tǒng)的歷史因緣，援引倭國及高句麗以自圖，雖最終也難免滅亡之途，但是他們的子孫卻在東瀛孤島存續(xù)下來，構成日本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倭國則憑借優(yōu)越的地緣條件，繼續(xù)維持他那個珍貴的閉鎖空間。唯有新羅通過巧妙的外交手腕，不僅借唐帝國之手消滅了勁敵高句麗，更為日后的高麗王國，打下堅實的基礎。

而推行積極政策，來建立輝煌的世界秩序的隋唐帝國又如何呢？隋帝國三征高句麗，導致自身的敗亡。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二人，勵精圖治數(shù)十年，終于得償所愿，一舉消滅百濟、高句麗，確立其對東北亞的支配地位。然而高句麗滅亡僅八年，公元676年新羅叛唐，將唐軍逐出朝鮮半島。二十年后，乞乞仲象父子叛唐，與高句麗殘黨合流，進出高句麗在東北的故地，建立震國，即日后雄踞東北數(shù)百年的渤海國。隋唐帝國五代雄主，耗時數(shù)十載，花費無數(shù)財力，軍力建立的霸業(yè)，僅僅只維持二十八載便煙消云散，真可謂是世事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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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宗總章元年（公元668年），十二月的朝鮮半島寒風刺骨，安東都護府大都護薛仁貴站在平壤城頭，極目望去，遠處戰(zhàn)場上的硝煙依舊彌漫，累累白骨默默述說著戰(zhàn)爭的殘酷。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薛仁貴望著腳下這座城市，他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個白袍小將，駐蹕山大戰(zhàn)時，只見這名白袍小將“躍馬橫戟，沖突遼陣，如入無人之境”（《薛仁貴征遼事略》），《舊唐書·薛仁貴傳》記載道：“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卻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唐太宗贊許的目光至今令薛仁貴難以忘懷，“朕舊將并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這一番話經(jīng)?；仨懺谘θ寿F耳邊，激勵著他在遼東戰(zhàn)場上拼殺戰(zhàn)斗。

斯人已逝，活下去的也都到了半百之年，故事的結尾總會帶有這樣的傷感，如一曲悲歌，在最慷慨激昂的地方，戛然而止，故事的開頭則有一個漫長的前奏。

西漢元封三年（公元前１０８年），解決了北方草原匈奴問題的漢武帝，果斷出兵消滅了衛(wèi)氏朝鮮，在其舊址設立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實現(xiàn)了漢帝國對朝鮮半島的直接統(tǒng)治。

“朝鮮”這一稱呼最早可見于戰(zhàn)國末年編撰的《管子》一書，涵蓋了古代的檀君、箕子、衛(wèi)氏三個時期。

檀君朝鮮和箕子朝鮮至今沒有直接的史料證明，是朝鮮的神話傳說時代，有史料記載的是衛(wèi)氏朝鮮，衛(wèi)氏朝鮮的首領是戰(zhàn)國時期燕國的亡命者衛(wèi)滿，族群主要由當時東北地區(qū)的獩貊和朝鮮半島南部的韓種的結合體構成。這種統(tǒng)治時斷時續(xù)，真正的轉(zhuǎn)折發(fā)生在東漢末年。

東漢末年的一系列事件，開啟了中國歷史上長達４００年之久的分裂時代，不僅僅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使中國由上古邁入中古，余波所及，也將這一命運傳遞到東北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qū)。東北亞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概念，指以漢字為紐帶聯(lián)結起來的文化圈，包括現(xiàn)在的中國、朝鮮、韓國、日本和俄羅斯遠東地區(qū)。

漢字文化圈大致范圍

以秦皇漢武為標志的秦漢帝國是一個標準的農(nóng)耕帝國，帝國的凝聚依托于“內(nèi)中華而外夷狄”這一理念，“中華”和“夷狄”截然有別。

理念上雖說如此，實際情況卻是生活在秦漢帝國邊緣的異域民族不斷內(nèi)遷，內(nèi)遷的原因除了自身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和漢地優(yōu)越條件對比所產(chǎn)生的吸引力外，也有秦漢帝國不斷向四周擴張領土，將邊地化為郡縣的緣故，其中包括西北被稱之為“羌”的古代族群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隨著秦漢帝國對西南地區(qū)的開發(fā)，“西南夷”在帝國境內(nèi)的存在越發(fā)重要。如何妥善處理“中華”和“夷狄”的關系是秦漢帝國的重要任務，然而受困于政治理念資源的限制，秦漢帝國一直未能找到處理這種危機的合理方案。

經(jīng)過西晉王朝短暫的統(tǒng)一，這一矛盾在晉末八王之亂中激烈的爆發(fā)出來，原本隸屬成都王司馬穎的匈奴首領劉淵拉開了“五胡十六國”的序幕。

五胡指匈奴、鮮卑、氐、羯、羌，他們陸續(xù)在中國北方地區(qū)建立政權，彼此征戰(zhàn)不斷，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以這些名號為民族的族群存在了（雖然５６個民族中有羌族，但內(nèi)涵和外延皆與中古時期的羌不同，詳情請參考王明珂的研究），他們早已融入進了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漢”之中。

漢末魏晉之際，時人談玄論道，從漢朝開始實行的察舉制此時已變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狀況，奢侈之風蔚為大觀，“五胡亂華”則開啟了“胡”與“漢”的融合，融合進程充滿了血腥和曲折。

結果是中國從秦漢帝國的“小華夏”一躍而成為囊括萬千氣象的隋唐世界帝國“大中華”。陳寅恪先生在《金明館叢稿二編》中說：“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chuàng)空前之世局”，這一見解今天看來依然高明。

與此同時，中國東北地區(qū)和朝鮮半島，也在醞釀著巨變，東漢的崩潰，使得東北地區(qū)和朝鮮半島出現(xiàn)了權力真空。中國的三國鼎立時期，遼東的公孫家族幾代人持續(xù)經(jīng)營遼東地區(qū)，朝鮮三國中最先登場的高句麗也在這時候走上了歷史舞臺。

公孫氏和高句麗對曹魏與孫吳采取了首鼠兩端的政策，慢慢積蓄力量，這種態(tài)度激怒了曹魏，蜀國丞相諸葛亮去世后，曹魏西部防區(qū)的壓力驟然減輕，于是將精銳部隊調(diào)往東邊，司馬懿一舉擊破公孫氏政權，隨后毌丘儉又擊敗高句麗。

從現(xiàn)有的史料和考古學發(fā)現(xiàn)可知，高句麗建立于公元前３７年，相當于中國的西漢末年，第一個都城是遼寧桓仁縣，不久遷到了丸都（吉林省集安市），最初高句麗只是玄菟郡內(nèi)的小國，后來經(jīng)過對周邊部落的長期兼并，東漢末年時成為一個強大的政權。

五胡十六國的混亂狀況給了高句麗重新崛起的機會，這時高句麗的敵人是鮮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政權，面對強大的前燕政權，高句麗向西北擴張的態(tài)勢受到阻擋，于是采取了南下朝鮮半島的策略，南下進程中，朝鮮三國時代的另外兩個國家百濟和新羅，也逐漸登場。

《三國志·東夷傳》記載百濟原是馬韓五十四國之一，后來發(fā)展壯大，掩有馬韓之地。新羅的開發(fā)在朝鮮三國中最晚，核心地帶是月城郡，在今天韓國慶尚北道慶州。

戰(zhàn)爭首先在前燕和高句麗之間爆發(fā)，隨后開始的是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之間的“朝鮮三國”混戰(zhàn)，激烈程度絲毫不亞于同時期的“五胡十六國”。

朝鮮三國中，高句麗領土最廣，占有中國東北的東南部和朝鮮半島北部，實力最強；新羅雖然國家形成最晚，但實力上升最快；百濟則和倭國（日本）結成了盟友關系。

中國北方地區(qū)的亂世，迎來了北魏短暫的秩序，孝文帝拓跋宏邁開了胡漢合流的第一步，他力排眾議將都城從平城遷到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陽，接著禁胡服，說漢語，“定姓族詔”——將胡族的姓氏改成漢族姓氏，納入漢族的門第體系中。

激進的變革引起了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彈，年輕的孝文帝病逝后，不久便發(fā)生了以鮮卑軍人和融入胡族的北方漢人為主體的“六鎮(zhèn)之亂”。

歷史總是以曲折的方式前進，讓我們把焦點聚集在六鎮(zhèn)之一的武川鎮(zhèn)，武川鎮(zhèn)位于黃河倒Ｕ型大拐彎的東北方，現(xiàn)在是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中部的武川縣，年平均氣溫只有３℃，嚴酷的氣候磨煉了武川軍士的堅強意志，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中，武川軍士形成了一個休戚與共的利益共同體，陳寅恪先生稱之為“關隴集團”，這一集團提供了北周、隋、唐整整三代皇室。

當六鎮(zhèn)軍士將自己的不滿、憤怒和怨恨釋放出來時，北魏一分為東魏和西魏，隨后東魏被北齊替代，西魏讓位于北周。歷史的腳步無法停止，胡漢合流的趨勢在緩慢中前行，正是在北周，孕育出了下一個偉大時代——“世界帝國”——大唐帝國的種子。

結束漢末４００年紛爭的隋王朝，第一代帝王是隋文帝楊堅，隋王朝建立后面臨的主要外患是北方的游牧帝國突厥汗國，突厥原本附屬柔然，后來聯(lián)合北魏消滅了柔然，一舉成為草原霸主，“控弦數(shù)十萬”。

面對突厥的強大壓力，隋文帝采用長孫晟的離間計，離間“大可汗”沙缽略和“西方可汗”達頭，突厥在內(nèi)訌中分裂為東西突厥，隋王朝拉攏東突厥，打壓西突厥，暫時解決了北方問題。

這時候隋朝的東北邊疆發(fā)生了一件重大的事，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的契丹內(nèi)附隋朝，隋朝在東北亞的聲望到達巔峰，周圍國家皆遣使來朝，這里面就有高句麗。

契丹的內(nèi)附導致高句麗與隋朝直接接壤，高句麗漸漸感到了隋王朝在邊境地區(qū)給予的強大壓力，古代使者有時也兼有間諜任務，高句麗的這次朝貢很有可能是為了刺探隋朝的信息。

此前高句麗通過黃海水道同南朝的關系更為親密，并且與北亞草原的柔然和突厥都有聯(lián)系，甚至遠在中亞的粟特人也與高句麗有交往。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公元５９８年），高句麗聯(lián)合靺鞨諸部落入侵隋朝遼西邊境，這次進攻被營州總管韋沖所擊退。

這正好給了意欲征服高句麗的隋文帝一個借口，于是隋唐兩代四位君主與高句麗之間長達七十年的戰(zhàn)爭拉開了序幕，戰(zhàn)爭期間百濟、新羅和倭國卷入其中，戰(zhàn)后高句麗和百濟被滅國，新羅領有朝鮮半島，倭國開始學習唐朝，整個東北亞格局為之一變。

隋文帝為什么要征服高句麗呢？其實不僅隋文帝，之后的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都繼承了這一對外政策。隋唐立國以漢朝為榜樣，對漢武帝在朝鮮半島設立的四郡重新進行郡縣化統(tǒng)治，是當時隋唐帝國的政治理念，隨著隋王朝的建立，東北亞由原來多極間的勢力均衡轉(zhuǎn)變成以隋王朝為主導的一元化國際關系，國際格局的變化必然導致這些國家調(diào)整以往的對外政策。

在隋朝還沒有征服南朝陳時，高句麗向陳國朝貢，拉攏突厥，同時感受到隋朝強大壓力的陳朝、突厥和高句麗結成了微弱的同盟關系。朝鮮三國中，高句麗最強，不斷向半島南部擴張，隋朝建立后，百濟和新羅迅速向隋朝進貢稱臣，接受冊封，高句麗的南下相當程度上挑戰(zhàn)了隋王朝在東北亞的權威，對隋王朝建立的國際關系構成了實質(zhì)性挑戰(zhàn)。

對高句麗來說，趁著中國內(nèi)亂向西北擴張，經(jīng)過與曹魏和鮮卑慕容幾致滅國的殊死拼殺，方控制了遼河流域?？刂谱∵|河流域，就可以同其他國家爭奪對東胡部落的控制，這里土壤肥沃，極大加速了高句麗的經(jīng)濟發(fā)展，遼東作為橋梁，很方便中原地區(qū)先進科技和文化的引入。

對隋王朝而言，且不論東北的自然資源和經(jīng)濟利益，從政治地緣的角度考量，東北也是中原王朝必須控制的地方，東北對掌控東胡等部落國家意義重大，在與突厥的抗衡中也相當于斷其右臂，漢武帝當年經(jīng)營東北，設立四郡就有這種考量。且當時中國正經(jīng)歷經(jīng)濟文化中心從關中平原轉(zhuǎn)移到華北平原，東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戰(zhàn)爭一促即發(fā)，隋王朝沒有退路，高句麗也沒有退路，東北注定會成為此后東北亞歷史上的主角，契丹和女真先后從這里崛起，明朝傾覆一國之力在此處構筑抗擊滿洲人的前沿陣地，二十世紀時，這里又成為日本和沙俄角逐霸權的場所。

開皇十八年，隋文帝以漢王楊諒為行軍元帥，高穎為行軍長史，率領三十萬大軍遠征高句麗，然而卻遇到了夏秋雨季，軍隊未能東征，驚恐萬分的高句麗連忙遣使上表謝罪：“遼東糞土臣元”。

六年后，隋文帝駕崩，繼位的是晉王楊廣，大業(yè)三年（公元６０７年），隋煬帝出巡突厥，這次出巡的主要目的是“出塞耀兵”，傳統(tǒng)史觀一般認為隋煬帝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但單論這次巡游不全是為了個人舒坦，其主要目的是震懾突厥，隋煬帝深知突厥的臣服是不得已而為之，并非心悅誠服，借耀兵突厥之際，同時也可以壓服周圍其他國家，使之不敢反叛。

這次出巡途中，隋煬帝發(fā)現(xiàn)高句麗潛通突厥，回國后，隋朝君臣就高句麗問題進行討論，大臣裴矩力主討伐，理由有兩條，一是高句麗是中國領土，二是高句麗不臣。

大業(yè)七年（公元６１１年），隋煬帝下詔討伐高句麗，翌年，１１３萬隋軍分２４路軍，“每天遣發(fā)一軍，每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

這次出兵高句麗繼承了“出塞耀兵”的策略，意不在戰(zhàn)，意在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隋軍專門設有“受降使者”團隊，等待高句麗投降。高句麗這邊則死戰(zhàn)不降，邊打邊退，最終在平壤城展開反攻，隋軍因指揮失當，一敗涂地，最后回到遼西時只剩兩千余人。

慘敗令自比秦皇漢武的隋煬帝大為惱怒，他立刻下令準備第二次征討，這一次隋軍攻勢甚猛，連敗高句麗軍隊，高句麗依然采取堅壁清野的戰(zhàn)術，正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負責督運糧草的楊玄感在黎陽造反，一時間遼東前線人心惶惶，兵部侍郎斛斯政叛逃高句麗，將隋軍的戰(zhàn)略計劃和盤托出，隋煬帝不得不班師回朝。

此時的隋王朝身陷農(nóng)民起義的汪洋大海之中，隋煬帝不顧國內(nèi)局勢的惡化，仍然發(fā)動了第三次對高句麗的戰(zhàn)爭，這一次水陸兩軍并進，來護兒的水軍成功在遼東半島登陸，迅速逼近平壤，經(jīng)過前兩次戰(zhàn)爭，高句麗國力耗盡，民眾疲憊不堪，再也消耗不起了，高句麗王高元上表乞降，隋煬帝下令班師。

隋煬帝對高句麗發(fā)動的三次戰(zhàn)爭，不僅未能起到重建東北亞政治秩序的作用，反而導致了自身的覆滅，公元６１７年，隋煬帝在江都被手下部將縊殺。繼隋王朝而起的是隴西李氏，同為關隴集團的李氏家族起兵于太原，經(jīng)過李淵和李世民父子多年奮戰(zhàn)，重新統(tǒng)一中國并建立大唐帝國。

在唐高祖和唐太宗兩代人的經(jīng)營下，唐帝國消滅了隋末動蕩中重新強盛的東突厥，在東突厥舊地設置都護府。接著帝國開始對西域用兵。

公元６４０年，唐將侯君集攻破高昌城，焉耆、龜茲、疏勒諸城邦國家皆降，唐帝國在此地設立安西都護府。此時，北方諸民族和各國使者皆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唐帝國聲望直逼當年強盛時期的隋王朝。

北方和西方穩(wěn)定后，唐王朝將目光望向了東方，望向了高句麗，這個讓隋王朝滅國的海東大國，也是唐王朝走向世界帝國的最后一個屏障。

貞觀十五年（公元６４１年），唐太宗派遣陳大德為使者趕赴高句麗，陳大德此行有一個隱秘任務，他一路上偷偷記錄了高句麗的山川形勢和風俗人情，回國后遞交給唐太宗一份軍情情報《高麗記》。

在中國南北朝時期，“高句麗”就開始被寫為“高麗”，到隋唐時，史書對高句麗的稱呼大部分用“高麗”，國家還是原來那個國家，只是稱呼變了。

貞觀十六年（公元６４２年），朝鮮半島發(fā)生了一件大事，高句麗權臣泉蓋蘇文發(fā)動政變，殺死高句麗王，另立新王。泉蓋蘇文是通俗小說《薛仁貴征東》中蓋蘇文的原型，反派角色的出場，意味著主角薛仁貴終于要登上歷史舞臺了。

淵蓋蘇文

契機發(fā)生在貞觀十七年（公元６４３年），新羅遣使入唐求救，上表稱受到高句麗和百濟聯(lián)合入侵。尚未完全做好準備的唐太宗先派遣使者至高句麗，要求高句麗停止侵略新羅，高句麗對唐王朝的警告置若罔聞。貞觀十八年十月，唐太宗下達《討高麗詔》，因隋亡而短暫和平的遼東又一次響起了戰(zhàn)爭的號角。

唐軍的主帥是初唐名將李勣，李勣用聲東擊西的戰(zhàn)術繞過了高句麗修筑的長城，成功渡過遼水后，唐軍對高句麗的重鎮(zhèn)遼東城展開猛烈進攻，機動的騎兵負責擊退前來救援的高句麗軍隊，攻城部隊使用了拋石機等攻城器械，七日后，唐軍攻克遼東城。

在城險兵精的安市，唐軍遇到了幾倍于自己的高句麗和靺鞨聯(lián)軍，這一仗就是故事開頭薛仁貴回憶的駐蹕山大戰(zhàn)，唐太宗以自己為誘餌，在高處誘惑高句麗軍隊強攻，長孫無忌和李勣的部隊前后夾擊高句麗軍隊，形成三面夾擊的態(tài)勢。

白袍小將薛仁貴在這場戰(zhàn)爭中橫空出世，日后成了大唐帝國第二代軍事將領中的翹楚。野戰(zhàn)雖然獲得勝利，安市卻久攻不下，一直拖到陰歷九月，凜寒已至，唐太宗不得不下令班師回朝。

力挫唐太宗的安市守將楊萬春

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對征遼東的時機有過分析：中國東北方冀遼之間，其雨季在舊歷六七月，而舊歷八九月至二三月又為寒冬之時期。

故以關中遼遠距離之武力而欲制服高麗攻取遼東之地，必在凍期已過而雨季未臨之短時間獲得全勝而后可。否則，雨潦泥濘冰雪寒凍皆于軍隊士馬之進攻餱糧之運輸已甚感困難，茍遇一堅持久守之勁敵，必致無功或覆敗之禍。唐以前中國對遼東、高麗進攻之策略為速戰(zhàn)速決者，其主因?qū)嵲诖恕?/p>

此時，北方草原代替突厥而崛起的薛延陀部成了唐帝國的勁敵，唐太宗第一次征高句麗時，泉蓋蘇文就試圖拉攏薛延陀部夾擊唐朝軍隊。

唐王朝的注意力這段時間一直停留在北方草原，貞觀二十一年（公元６４７），唐太宗以鐵勒部為先鋒，動員邊境州縣軍隊，一舉擊潰薛延陀部，在薛延陀故地設立燕然都護府。北方問題解決后，征討高句麗的問題重新提上了議程，唐太宗接受謀臣建議，采用隋王朝平定陳朝時的戰(zhàn)術，以小股部隊不斷騷擾高句麗，趁機燒毀其糧草儲備。

高句麗面對唐軍新戰(zhàn)術，疲于應付，高句麗王遣質(zhì)子入長安謝罪，唐軍的行動告一段落。貞觀二十二年（公元６４８年），唐軍繼續(xù)采用這一戰(zhàn)術騷擾高句麗。同年，太宗計劃明年（公元６４９年）發(fā)兵三十萬，解決高句麗問題。

然而，上天并沒有給唐太宗充足的時間，去完成他征服遼東的夙愿，貞觀二十三（公元６５０年）年五月，唐太宗病故，征討高句麗的重擔，落在了太宗的繼承人唐高宗李治身上。

李治登基時，唐太宗給他留下了豐厚的遺產(chǎn)，高效的行政機構，戰(zhàn)斗力極強的胡漢混合部隊，以及一大批能征善戰(zhàn)的將領。

永徽五年（公元６５４年），作為使者從唐朝歸國的金春秋繼承新羅王位，是為新羅武烈王，親唐的金春秋即位，引發(fā)了高句麗和百濟的聯(lián)合報復，新羅在隨后的戰(zhàn)爭中丟失３０余座城市，唐帝國果斷做出回應，“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

顯慶五年（公元６６０年）春，山東半島此時還有些許寒意，從揚州建造的戰(zhàn)船陸續(xù)到達了山東萊州，三月初十這天，神丘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率水陸聯(lián)軍１３萬實施登陸作戰(zhàn)，與新羅軍隊約定會師百濟都城。戰(zhàn)爭以百濟滅亡而告終，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

平定百濟后，唐軍以百濟為基地設立都督府，對高句麗形成了南北合圍之勢。形勢再一次向有利于唐軍的方向發(fā)展，乾豐元年（公元６６６年），泉蓋蘇文去世，他的三個兒子因爭奪權力發(fā)生內(nèi)訌，長子泉男生遣子向唐帝國求援，機不可失失不再來。

唐帝國當機立斷，７０多歲的老將軍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契苾何力、薛仁貴等名將皆受其節(jié)制，劉仁愿從百濟故地聯(lián)合新羅軍隊北上與唐軍主力會師。

唐軍這次做好了打持久戰(zhàn)的準備，由北向南，步步推進，逢城必攻，圍城打援，薛仁貴表現(xiàn)相當出色，以３０００人先鋒軍大破高句麗主力部隊?？傉略辏ü叮叮改辏?，契苾何力的胡族騎兵兵臨平壤城，這是高句麗的都城，唐軍將平壤團團圍住，九月二十日，高句麗王高藏投降，立國７００年之久的高句麗消失了。

半島從此進入了新羅時代，在唐羅聯(lián)軍攻滅百濟的戰(zhàn)爭中發(fā)生了一個插曲，至少對我們要講的故事而言是個插曲，唐王朝的水軍在白江口大勝百濟和倭國聯(lián)軍。這場戰(zhàn)爭后，倭國開始學習唐王朝的制度和文化，慢慢邁入了中古社會，整個東北亞的局勢重新趨于穩(wěn)定，交流和融合代替了敵對和仇殺。

薛仁貴舒了一口氣，他開始回憶經(jīng)歷過的大小戰(zhàn)爭，回憶同生共死的兄弟，還有九泉之下的恩主唐太宗，遼東的故事暫時結束了，薛仁貴的故事還沒有結束。這時候，一封詔書從長安而來，總章三年（公元６７０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崛起于藏南地區(qū)的吐蕃帝國攻陷了唐帝國在西域的安西四鎮(zhèn)。

唐王朝任命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兩個新興帝國之間的戰(zhàn)爭即將開始，那是一個唐、吐蕃、南詔和大食都被牽扯其中的大事件，天山腳下的綠洲沙漠代替了遼東的沼澤平原。對薛仁貴和唐朝而言，下一場戰(zhàn)爭在等著他們。

而東西兩線作戰(zhàn)，最終是唐朝失去大片高句麗故地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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