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晚清攝政王載灃的形象大致被定為“目光短淺，不學無術”的小爺，既無能力，又無見識，只知抱殘守缺，懦弱無為，因而一手葬送了清王朝。

事實上，載灃絕非那般不堪：100多年后重新梳理歷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是清末新政改革的領軍人物，他的改革路線的正確性被日后東亞各國的崛起模式所驗證。當年那些責難他沒有見識的政客們上演復辟鬧劇時，他卻在家中玩兒弄孫，安享天倫，笑看潮起潮落……

百年后的今天，重讀載灃，我們試圖從中探尋某些答案：一個有著正確方向、施政得力的改革為何會走向山窮水盡？一位曾掌握無上權力的封建王朝的攝政王，如何能成為不貪戀權位、進退有道的大政治家？

載灃出生于1883年2月12日，字“伯涵”，號“靜云”，晚年自號“書癖”，后改名“載靜云”。他有著復雜而顯赫的身份——他的父親是道光皇帝第七子奕譞；他自幼被慈禧的胞妹葉赫那拉婉貞撫養(yǎng)；他的二哥載湉入繼咸豐帝為嗣，繼同治帝之后為光緒帝；他的嫡福晉瓜爾佳氏是慈禧心腹重臣榮祿之女；他的長子溥儀入嗣光緒繼承皇位為宣統(tǒng)帝；而他本身又是慈禧欽定的攝政王。

載灃的仕途頗為坦蕩，因為由慈禧胞妹撫養(yǎng)的關系，他自小就受到慈禧的寵愛—2歲時正逢慈禧50大壽，被封為不入八分輔國公；7歲又晉封奉恩鎮(zhèn)國公；8歲承襲醇親王爵位；12歲被賞戴三眼花翎；18歲奉命在內(nèi)廷行走，次年補授內(nèi)大臣兼正白旗漢軍都統(tǒng)。

和碩親王（親王）、多羅郡王（郡王）、多羅貝勒（貝勒）、固山貝子（貝子）、奉恩鎮(zhèn)國公（鎮(zhèn)國公）、奉恩輔國公（輔國公）、不入八分鎮(zhèn)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鎮(zhèn)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

1901年，歷史給了載灃嶄露頭角并一舉成名的好機會。那一年，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殺，載灃受命出使德國，向德皇賠禮道歉。這實際上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硬不起，軟不得，搞得不好還會被人罵為漢奸。

到達柏林后，載灃被要求在覲見德國皇帝時使用跪拜禮。這并不符合歐洲的常規(guī)禮數(shù)，顯然，德國是有意羞辱載灃或者說大清國。

作為大清國首個出訪西洋的親王，18歲的載灃展現(xiàn)了與其年齡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節(jié)，力爭將跪拜改為鞠躬，令本想侮辱中國的德皇也改變了態(tài)度，對他稱贊有嘉。德國人認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

不僅如此，載灃還謝絕了國內(nèi)各級官員預備的高規(guī)格迎送禮儀，其簡樸作風贏得在華西方外交官和國際輿論的一片贊賞。

1903年春，21歲的載灃被任命為隨扈大臣。三年后，他又受命管理對守衛(wèi)京城負有重要責任的健銳營事務，后調補滿洲正紅旗都統(tǒng)，并受命管理新舊營房事務。1907年6月19日，24歲的載灃受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從此，載灃成為“掌軍國大政以贊機務”、“軍國大計莫不總攬”的最高機密機關的領導成員之一；半年后，朝廷正式任命他為軍機大臣。

載灃的職務連續(xù)獲得晉升，在一般人看來，真可謂是平步青云，少年得志。但載灃本人對于這種官運亨通的政治生涯，卻表現(xiàn)得異常消極。對于官場的事務，他極少發(fā)表見解，建樹不多，常常是態(tài)度冷淡，一言不發(fā)。在這短短的五六年時間里，如此迅速的提升，也使得他從政歷練不足，很難應付清末錯綜的政治局面。

慈禧有意栽培載灃，用意本在遏制奕勖在朝的勢力。但入主軍機后，載灃并無突出的政治表現(xiàn)，對于清廷危亡的局面也束手無策。對于袁世凱交結奕勖以擴張個人勢力的行為，載灃既沒有察覺更不能防范，直待袁世凱羽翼豐滿時他才有所警覺，但為時已晚。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相隔不到20小時，溥儀即位稱帝，載灃則成為中國實際的統(tǒng)治者。

載灃接手時的清王朝，內(nèi)廷宗室矛盾重重，朝堂朋黨紛爭，外部列強凌辱，可以說是大廈將傾。被后世認為“性格懦弱，才疏識短，難當大任”的載灃，登上監(jiān)國大位后卻一反常態(tài)，展示出了嫻熟的政治斗爭手腕。上任之初，他肅清皇室異己，聯(lián)合立憲派打擊極端保守派鐵良和激進立憲派端方，罷黜朝廷權臣。通過這一系列相當有魄力的舉動，25歲的監(jiān)國攝政王載灃樹立起了個人權威，基本上握緊了清王朝的大權，其政治手腕之高明可見一斑。

在完全掌握權力后，載灃開始大刀闊斧地改組軍事機構，將軍權一步步從地方督撫手中集中到中央的陸軍部，再由陸軍部集中到以他為核心的皇族手中。他多次強調：“欲使皇室強盛，必先集中兵權；欲使國家富強，必須重視武備?！?/p>

堅持立憲國策不動搖是貫穿載灃執(zhí)國三年的政治理念。上臺后，載灃屢發(fā)上諭，重申九年籌備期為“期在必行”，后又改為五年。他告誡“內(nèi)外諸臣斷不準觀望遷延，貽誤事機”，并嚴懲玩忽憲政的升允、毛慶藩，以示他推動憲政的決心。現(xiàn)代的很多歷史學家認為，當年載灃立憲改革是真誠的，立憲改革的信念是堅定的。

1911年，中國東北爆發(fā)了導致6萬人死亡的大鼠疫，疫情蔓延一日千里。載灃果斷采取了一系列開明得力的舉措，如公開信息、積極效法借鑒西方科學防疫方法等，迅速撲滅了疫情，引來全世界的一致贊譽，被西方諸國視為一個奇跡。這場東北大鼠疫也為載灃贏得了開明賢能的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