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們讀史書，視角其實是以漢朝為基點，更確切地說，以長安為出發(fā)點，越近的信息越清晰，越遠的信息就越模糊。所以，對于宮廷陰謀、人事變遷，了解更多，而對于郡縣豪強、巨商大賈、北方敵國倒是語焉不詳。這不是《史記》、《漢書》的問題，而是古時候信息掌握的必然。

說回匈奴來，在《史記·匈奴列傳》里對于伊稚斜這位在電視劇《漢武大帝》中大放異彩的“名單于”登位，只有一點點記載：

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shù)月而死。

為什么特意提起他呢？

施展先生寫了一本書，其中特別提到了漢匈關系中的一系列問題，比如漢王朝的歲時饋贈，與匈奴帝國的繼承權問題也會產(chǎn)生化學反應，即核心王族獲得越多，其與被統(tǒng)治部落之間的物質差距就越大，從而穩(wěn)固政權。（見：《樞紐——3000年的中國》）

一旦缺少這種輸入，就會造成地方勢力的坐大，最終，自然而然走向分裂。而漢武帝時期大敗匈奴，并不是農(nóng)耕文明戰(zhàn)勝草原文明，而是中原人等到了“草原的分裂”。

電視劇《漢武大帝》中的伊稚斜單于

伊稚斜單于的經(jīng)歷，毫無疑問可以作為“繼承權問題”的注腳，匈奴自冒頓單于殺死父親頭曼單于之后，單于的大位正常傳子兩代，即冒頓傳老上，老上傳軍臣，而伊稚斜實為君臣單于之弟，由父死子繼，變成了兄終弟及，還是用內(nèi)戰(zhàn)的方式完成。他的執(zhí)政時期，又恰恰是匈奴與大漢朝摩擦的時代，似乎印證了以上的某些論斷。

但是，事實并非如此。

在這之后，一直到壺衍鞮單于（前85年 - 前68年）登位前其母背離其父遺命立嗣，導致：

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漢書·匈奴傳》，下同）

之前多代單于的繼承，其實可以算是波瀾不驚，哪怕是上述的“怨望”，所采取的手段也不過是：

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植荒茏灾?，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于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

也就是說，按照西周的標準，叫“諸侯不朝”，不朝歸不朝，軍事行動還是參與的：

明年（壺衍鞮單于立后四年），匈奴發(fā)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并入邊為寇。

左、右部，就是左、右賢王部屬，說明起碼這個時候，匈奴單于還能指揮得動各部，也就是說，在這之前的伊稚斜的篡位，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偶然事件。

當然，這個偶然事件之中，又有一些經(jīng)濟地理的必然，這就得細說了。

《史記·匈奴列傳》載：

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馀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在頭曼單于的時代，匈奴是夾在東胡和月氏兩強之間的游牧國家，由于蒙恬北征，鄂爾多斯地區(qū)的匈奴人北上遷徙，直到秦朝滅亡，匈奴才復歸河南地。

從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匈奴的早期活動區(qū)域正是在內(nèi)蒙古大青山一帶，也就是河套地區(qū)，據(jù)《漢書·地理志》：

（五原郡）稒陽，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虜城。

此頭曼城地在陰山北麓，東接云中、代郡，而陰山的地理位置在《漢書·匈奴傳》里很明確：

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后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后，過之未嘗不哭也。

河套地區(qū)地理結構圖

可見，陰山是匈奴帝國早期的統(tǒng)治中心，也就是單于庭所在地，而頭曼城以頭曼為名，很可能就是頭曼單于時代的單于庭居處。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匈奴帝國的統(tǒng)治中心，此時正好是以陰山為脊梁，西可南下入河南地，東可經(jīng)大同盆地南下雁門、代郡，當然左部入上谷、右北平也不困難。

我們可以回溯一下漢武帝對匈奴用兵的前史，《史記·匈奴列傳》：

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馀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

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wèi)青出上谷，至蘢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云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馀人。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

可見從漢景帝時開始，漢朝和匈奴一直有密切的交流，即“通關市”、和親和每年的“歲奉”。

“和親”，在漢王朝與匈奴帝國之間的關系里，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而在情緒化的“屈辱感”之外，更多的是對于匈奴眼中“和親”政策意義的誤解，比如，貪圖“重幣”。

這種看法，其實是延續(xù)了劉敬勸諫漢高祖和親時的認識，見《史記·劉敬列傳》：

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shù)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鄙显唬骸罢\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馀彼所鮮數(shù)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jié)。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zhàn)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备叩墼唬骸吧?。”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貪漢重幣”，著眼點在官方的饋贈，其實不然，問題的癥結就出在“歲奉”的數(shù)量上。

《史記》對于這個“重幣”寫得很含混，像呂后、漢文帝和單于互贈車馬之類的，都不算常態(tài)舉措，真正能夠代表數(shù)量級規(guī)模的，在《漢書·匈奴傳》里有這么一處記載：

漠南之戰(zhàn)示意圖

（漢武帝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闿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糱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span>

這是漢匈大戰(zhàn)之后，匈奴單于的一份求和要求。細化一下， 有幾個部分：

1，與漢闿大關，意思就是開關為關市；

2，取漢女為妻，也就是要求漢女和親，注意，連貴公主都不要了；

3，歲給遺我糱酒萬石，糱酒是麴酒，一種甜酒，一年要一萬石；

4，（歲給）稷米五千斛，稷米，別稱粢米、穄米、糜子米，一年要五千斛；

5，（歲給）雜繒萬匹，也就是各種絲織品一年一萬匹；

6，其他類別的東西按照原本的約定給付。

以上幾樣東西特別指出來，應該是比之前的慣例多，但又是一個什么規(guī)模呢？

先說糧食。古代的戰(zhàn)略物資，糧食可以直接被匈奴本部所食用，增強其單于庭的軍事力量，1年5000斛，是一個什么概念？正好，西漢宣帝年間有位老將對數(shù)字很敏感，給了我們一些參考，《漢書·趙充國傳》記載：

愿罷騎兵，留馳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史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

也就是說，10281名步兵，1個月吃谷27363斛，鹽308斛，鹽且不論，只說糧食，以漢軍的標準，單于每年要的糧食可以供1879個人吃1個月。換成年消費量，5000斛，也就夠157個人吃1年。

這個數(shù)量級，可能也就剛夠匈奴單于穹廬中的各色妃嬪、貴人食用，連給王廷服務的奴隸都撈不著，就更別說什么扶持本部武士、核心部落了。

再來說說糱酒，《漢書·食貨志》里記載了王莽時代官方造酒的“技術指標”：

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讎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

斛、石在西漢初年其實是一回事，也就是說，1萬石的酒只需要3030石的粗米就可以釀成，比上面的糧食還少些。

而繒，在西漢初年是絲織品的統(tǒng)稱，1萬匹又是個什么概念呢？

《西京雜記》載：

綾出巨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六十日成一匹，匹值萬錢。

這里說的是宣帝時代的“散花綾”，在當時也應該屬于高級奢侈品，因為普通的縑和帛在漢簡里的價格也在1000—2000錢/匹左右，這種高檔貨要60天1匹，也就是1個工人1年成6。，所謂萬匹，也就是1667個織工1年的產(chǎn)量，而低檔的大路貨工時無疑要比這個短得多，人力自然也就少得多。

漢代舊路和隋唐新路，其實都是草原帝國開辟的，只是他們之前是做中介

事實上，以漢代的國力來說，僅《漢書·食貨志》記載的：

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nóng)。

只是漢武帝巡游一圈的賞賜，就用帛100多萬匹，可見匈奴單于所請的絲織品雖然已經(jīng)算是貨值很大的貨物，但在漢朝的生產(chǎn)力面前，也就是毛毛雨。

同樣是《漢書·食貨志》記錄均輸法的效率：

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余谷，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綜合一下上述的數(shù)據(jù)我們可以知道，匈奴自官方渠道所得到的“歲奉”，看起來數(shù)目不小，對于漢朝的生產(chǎn)力而言，實屬九牛之一毛，也難怪《漢書》中說，“歲不過千金”，對于打一場勝仗賞賜就達到幾十萬金的漢帝國來說，算得了什么？

哪怕對于匈奴帝國而言，也不可能上升到戰(zhàn)略的高度，那么，他們與漢朝的和親，究竟又有哪些我們不了解的利益點呢？

重點，其實是“關市”。正是“關市”的存在，讓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經(jīng)常往來長城下，在漢代的邊塞旁邊駐扎。

正因為如此，才會有衛(wèi)青、李廣“擊胡關市下”的便利，不過從上文可知，除了衛(wèi)青出上谷打左賢王方向基本上沒有遇到大敵，打了打零散部落之外，公孫賀的云中方向是“無所得”，李廣和公孫敖在雁門、代郡的單于庭方向都遭遇了大敗。恰恰說明“一腳踢在了鐵板上”。

而接下來的兩年，匈奴的進攻方向選在了漁陽和遼西，也就是匈奴左部的地盤，單于庭部同時殺掠了雁門郡千余人。為了報復，漢軍以衛(wèi)青出雁門、李息出代郡，得首虜數(shù)千。又過了一年，衛(wèi)青出云中掃蕩隴西，攻擊樓煩、白羊王子，占領河南地，修復蒙恬故塞。

在這個過程中，誰的損失最大——是正當上谷、漁陽、遼西的左賢王部？還是統(tǒng)治區(qū)南至河西走廊的右賢王部？

都不是，恰恰是腳踩河套，頭枕陰山的單于庭。（按理說，河南地應為右賢王統(tǒng)轄，不過他在漢文帝時入居河南地被逐出，后來衛(wèi)青出高闕行700里才到右賢王駐地，說明距離河南地比較遠，而樓煩、白羊王應為投降匈奴的屬部，地近，或可視為單于庭勢力范圍）由于對關市的依賴，此時的單于庭的生活方式應該非常的“時髦”，或者說“中原化”。

所以，才有了往來長城下，皆親漢的匈奴貴人們。才有了老早以前中行說的勸諫：

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褲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庇谑钦f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

中行說是勸了，當時的老上單于納諫了沒有？沒提，看后來的發(fā)展，應該根本沒當回事。

到了漢武帝時，屢屢出兵打擊單于庭，斬首數(shù)千，河南地也丟了，軍臣單于正去世，可以說，匈奴王庭的實力正在虛弱期，更重要的是，單于庭賴以自強和習慣的“關市”必然隨著戰(zhàn)爭而斷絕，整個匈奴帝國都面臨一個戰(zhàn)略上的迷茫期。

而伊稚斜是軍臣單于的弟弟，被封為左谷蠡王，他的分地在何處，史無明載，但是，可以用排除法。

此時的單于庭在陰山山脈活動，地當河南地、云中、雁門、代郡，左賢王則控制上谷、右北平、漁陽、遼西之北，右賢王在草原活動，南可控河西走廊，而冒頓單于當年攻略下的地盤，又有漠北、西域兩大塊，伊稚斜被封左部（《漢書·匈奴傳》作左右谷蠡王，那地盤就更大了，應該橫跨漠北、西域），分地應該就在漠北。

所以，在俘虜趙信后，伊稚斜單于很快就聽取了他的意見：

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

這種策略，實際上是對自頭曼單于以來四代的總根據(jù)地棄之不顧，而此時匈奴的傷亡并不大，至少比起日后的河西之戰(zhàn)、漠北之戰(zhàn)要差得遠，是什么驅使著伊稚斜單于如此干脆麻利地做出了選擇？

戰(zhàn)略考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恐怕還和他的“分地”本就在漠北有關，后世的突厥頡利可汗自漠北遷汗廷于漠南定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那里是他的封地所在，伊稚斜單于的考慮可能也在于此。

另一個重要原因，恐怕還要在“關市”上找，既然漢朝發(fā)動了戰(zhàn)爭，無論匈奴的損失是大是小，封閉關塞都是必然的結果，無從獲利的情況下還長期籠罩著漢軍出塞的恐懼，莫不如遠遷漠北，向西、向東求出路。

事實上，在單于庭北遁之后，漢朝曾主動出擊多次，霍去病掃蕩河西是一次，衛(wèi)霍北渡大漠攻擊單于庭是一次，霍去病出代攻左賢王是一次，殺擄1萬8、3萬多、降漢4萬多、斬1萬9、又得首虜7萬多，加起來，已經(jīng)有18萬人的戰(zhàn)果。

以匈奴極盛時控弦四十萬計，人口應該在兩百萬左右，短期內(nèi)被殺、擄、降近10%，匈奴帝國竟然還沒有崩潰，在草原帝國的歷史上，也算是個“奇跡”了。

不過，當我們對照《漢書·匈奴傳》中的這條材料，這個“奇跡”就可以解釋了：

（西漢末年）漢既班四條，后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毙倥古?，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fā)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

這是一條王莽執(zhí)政時代的故事，可其中“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卻在之前的記載中所無，說明匈奴哪怕在對西漢王朝低頭之后，仍舊很長時間對烏桓這種屬部收取皮布稅。更重要的是，他們的這種“封建貢賦”關系之外，還伴隨著“婦女”，也就是民間貿(mào)易行為。

這種對屬部收取貢賦隨帶的貿(mào)易模式，是不是很像匈奴強盛時對漢朝的交往？

一方面收取一定額度的貢獻，另一方面攜帶民間的商隊上門交易。而我們知道，在匈奴沒有臣服漢朝的時代，他們的屬部遍布東北亞，深入中亞草原和西域的城邦地帶，至少在西域，匈奴就專門設置了僮仆都尉收取稅賦，也就意味著匈奴的“婦女”，極有可能也深入到當時西域各個城邦國家的“市列”之中，進行貿(mào)易。

自伊稚斜單于北遁之后，匈奴各部人馬都受到了巨大的打擊，然而哪怕在漠北大敗，單于位子險些被右谷蠡王所得的危難之際，仍沒有忘記遣使求和親：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shù)萬，漢馬死者十馀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史記·匈奴列傳》）

簡言之，當漢軍已經(jīng)不具備再次北越大漠打擊的能力時，匈奴再次祭出了“和親”的大旗。

幾年后，伊稚斜單于死去，其子烏維立為單于，在匈奴帝國最虛弱的時候，反倒沒有出現(xiàn)什么“繼承權危機”，順利地完成交接棒：

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

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yǎng)息士馬，習射獵，數(shù)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

終烏維單于一代，匈奴一直采取的是這套懷柔手段，直到他死去：

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漢書·匈奴傳》）

這里面有兩個重要信息，就是匈奴在經(jīng)過10年左右的休養(yǎng)息士馬之后，單于庭越來越向西北遷徙，而左部兵也西移到了云中北，右方兵則西移到了酒泉、敦煌一線，換句話說，匈奴帝國的戰(zhàn)略重心轉向了西域方向，為什么？

因為漢朝在元封三年以趙破奴為匈河將軍，攻破了樓蘭，并迅速擊敗了匈奴在西域最忠實的盟友——車師，3年后，漢朝即將一位宗室“公主”嫁給了年邁的烏孫王昆莫，而匈奴單于也立刻將自己的女兒嫁給烏孫王，漢朝公主成為了右夫人，匈奴公主則成了左夫人。

作為西域舉足輕重的大國，烏孫在匈奴和漢朝之間玩兒的平衡木是非常有趣的， 也體現(xiàn)出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在西域棋盤上，漢和匈奴的分量，由于對樓蘭和車師的勝利，新玩家漢朝得以入場，而老的控局人匈奴同樣不愿相讓。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時候，匈奴對西域的影響力和主動性要遠遠超過漢朝，在趙破奴之后，匈奴又一次進攻樓蘭，從樓蘭獲取了人質。

對于西域，尤其是車師的爭奪，持續(xù)了近半個世紀，直到漢宣帝神爵二年，漢朝才終于壓倒了匈奴，完成了對西域的鎮(zhèn)壓。

我們可以想見的是，正是在西域商路的持續(xù)輸血之下，按照游牧帝國標準早應土崩瓦解的匈奴甚至在漢武帝末年實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中興”，漢武帝太初元年，匈奴終于休養(yǎng)元氣，開始與漢朝大戰(zhàn)，不過這一次結果更傾向于匈奴：

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fā)而覺，單于誅之，發(fā)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shù)脭?shù)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

此戰(zhàn)結果不足論，重點在于匈奴兒單于發(fā)左方兵，也就是左賢王等部，就有8萬騎，最終消滅了趙破奴的2萬多漢軍。

那么，右賢王在哪里呢？

（天漢二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馀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

也就是說，右賢王的駐地在天山，李廣利突襲之后又被匈奴圍困，險些逃不出來，損失了60%-70%的部下，也就是損失了1萬8-2萬1的官兵。

接下來的二次漠北之戰(zhàn)，李廣利帶騎兵6萬、步兵7萬，加上強弩都尉1萬多人，游擊將軍步兵3萬人，因杅將軍騎兵1萬，步兵3萬人，總兵力21萬多人北征。

匈奴聞，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zhàn)。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斗十余日，游擊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zhàn)，不利，引歸。

單于本部軍又有10萬人。等到李廣利再次北征時，匈奴兵力可見的記載是：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余騎追漢軍。

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余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

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wèi)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于夫羊句山狹。

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zhàn)一日。

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

3萬+2萬+5千+2萬+5萬=12.5萬人。

這里的5萬，屬于“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也就是說，并不是傾國之兵，只是精銳。

按照《漢書·匈奴傳》的說法：

自貳師沒后，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shù)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罷極苦之。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

在“罷極苦之”的情況下，匈奴能夠扛住漢朝一波又一波數(shù)十萬兵力規(guī)模的進攻，甚至屢屢戰(zhàn)勝，要說沒有點“金手指”幫忙是真不行。

然而，西域商路這根“金手指”在李廣利一次又一次遠征大宛的戰(zhàn)爭中動搖了，正如《漢書·西域傳》所言：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shù)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當漢王朝的屯戍形成鏈條之后，西域諸國之前左右搖擺的脖子上就被拴上了一根鎖鏈，常態(tài)的軍事和政治存在，逐漸絞緊了匈奴帝國的咽喉，而匈奴在西域影響力的喪失過程，也正是其由一個統(tǒng)一的政權，一步步走向地方化分裂的過程，這個過程中伴隨著弒君篡位和內(nèi)部亂戰(zhàn)。

而以上的一切，我們在匈奴帝國能夠安定地與漢朝、西域進行關市、貢賦貿(mào)易的時代是完全看不到的，正是由于這種貿(mào)易關系的斷絕，才讓匈奴帝國由一個封建化的穩(wěn)定政權退化成為一個草原上的游牧部落群，等到它最終完成地理意義上的分崩離析之后，整個帝國也便再無重建的可能，只能隨風而去了。

所以說，將匈奴帝國視作一個自然法則支配下的游牧行國是非常幼稚的，相反它是一個“反自然”的特例，正如它的正南方那個管理組織極度早熟的鄰居一樣，它的種種特質和政權的穩(wěn)固性，都遠遠超越了之后的諸多草原部落聯(lián)盟國家，只不過由于草原文明對于經(jīng)驗積累的天然缺陷，讓它變成了一個面相模糊的傳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