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抗旨私殺李秀成

起始于1862年3月的天京攻防戰(zhàn)，在兩年后的1864年7月以湘軍破城獲勝而落幕。天京最后的堅守者忠王李秀成在城破三日后落入湘軍之手，曾國藩俘獲了當(dāng)時他所能俘獲的太平軍最高級別將領(lǐng)和最高威望領(lǐng)袖。

對于李秀成這樣一個特殊人物的處置，原本是非常簡單的事情。當(dāng)時清廷也已下旨，命曾國藩將逆犯李秀成押送北京，只需照做便可。在正常情況下，曾國藩實在沒有必要冒著抗旨和專擅的風(fēng)險，借口李秀成“甚狡”、“不宜使入都”，私自在南京處死這個朝廷點名要的“逆犯”。

即便曾國藩原本就決意殺死這位多年來給自己制造太多麻煩的對手，那么他也完全可以將李秀成的被俘運(yùn)作為斃殺去上報朝廷，而不用等到李秀成寫出“乞降”的自訴后，再匆匆將他處死。

這事辦的怎么看都有點殺人滅口的味道，不由得人們不猜疑李秀成在寫作自訴的那幾天時間里，是不是發(fā)生了什么“不宜使入都”的事情，讓深諳保身之道的曾國藩只能選擇就地速殺之。

抗旨與謀反——兩害相權(quán)取其輕

曾國藩私自速殺李秀成內(nèi)在鮮為人知的原因，或者說當(dāng)時曾國藩內(nèi)心的考量，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在建立蓋世功績后，他必須為降低自身及家族的風(fēng)險，做出傷害最小的選擇。

曾國藩私自處決李秀成的殺心，便是源自于這位“偽忠王”乞求般的勸進(jìn)。根據(jù)曾家后人的說法，李秀成被俘后向曾國藩傾誠，愿收攏太平軍余部助曾國藩取代滿清，助曾國藩干成天平軍未竟的大事。

身為當(dāng)世大儒，曾國藩肯定在《史記》中讀過“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之語。身為滿清朝廷中的漢人大員，曾國藩對年羹堯的前車之鑒也肯定頗有一番記取。身為數(shù)十萬勝利之師的主帥，這位只差登高一步的曾侯爺也不難感受到“燭光斧影”的寒意。

所以，在親手掌控下殺掉這樣一位“賊心不死”，還妄想拉自己下水的“逆首”，是將“勸進(jìn)事件”可能在清廷中引發(fā)的輿論危害扼殺的最好選擇。即便事后有些許勸進(jìn)流言流進(jìn)京城，曾國藩以封疆大吏的身份親手殺“逆首”在先，而后又主動請求裁減湘軍和放棄軍權(quán)的既成事實，便足以讓清廷的“主子”了然自己是一個心有敬畏、沒有非分之想的可靠臣僚。

保身與處世之道——遠(yuǎn)離帝王之路

在清朝的漢人中，吳三桂、洪秀全、李鴻章、袁世凱和孫文等人，如果說誰取代滿清改朝換代的機(jī)會最好，那么無過于攻破天京、俘獲李秀成之時的曾國藩了。要說這些人中誰最理智，顯然也無過于曾國藩。

在當(dāng)時那種情勢下，李秀成的誠心有幾分靠譜且不論，帝王之路的艱險也不說，單說成為帝王后對子孫后代的福禍，就已足以讓這位飽讀經(jīng)史、講求處世之道的大儒打起退堂鼓。曾國藩私殺陳秀成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借機(jī)殺退身邊人要給自己黃袍加身的心思。

九弟曾國荃，僚屬彭玉麟、趙烈文、王闿運(yùn)等等許多人，都有跟隨曾國藩求取更大富貴的心愿。他們明里暗里地試探，只等曾國藩點頭，便就要踩著天平天國的廢墟去造滿清的反。而手中的天平軍大佬李秀成，不僅出乎意料地乞求歸降，更是拿出一片誠心要號召太平軍余部助曾國藩取代滿清，這簡直是如虎添翼！

但對曾國藩來說，外有清廷的猜忌，內(nèi)有兄弟僚屬的逼勸，讓他不得不做出選擇，寧肯抗旨也要親手殺掉李秀成。用這位忠王的人頭向身邊人表明心志和示警：李秀成雖是朝廷點名要的人，但犯了我的忌諱，一樣照殺不誤；你們要是在這等事上有過火的言行，那就想想后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