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戴逵的《竹林七賢論》，對竹林七賢行實多有記載。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述魏晉名士風(fēng)流，特拈出竹林七賢：“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nèi)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yù)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nèi)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劉孝標注引孫盛《晉陽秋》云：“于時風(fēng)譽扇于海內(nèi)，至于今詠之?！笨梢姡詵|晉開始，竹林七賢之稱已廣為傳響。這一時期，也有稱竹林七賢為竹林名士的。東晉著名文學(xué)家、史學(xué)家袁宏把夏侯玄、何晏、王弼稱為正始名士，把阮籍、嵇康等人稱為竹林名士，把裴楷、樂廣、王衍等人稱為中朝名士，并著《竹林名士傳》三卷。

《世說新語》述袁宏作《名士傳》的一段話，使后人對“竹林七賢”之稱產(chǎn)生了爭議：“袁彥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币乐x安之說，所謂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只是他的一時戲言，而袁宏卻信以為真，寫成了《名士傳》。

陳寅恪先生以為，“‘竹林七賢’是先有‘七賢’而后有‘竹林’……西晉末年，僧徒比附內(nèi)典、外書的‘格義’風(fēng)氣盛行，東晉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賢’之上成為‘竹林七賢’”。陳寅恪先生否定“竹林七賢”之說，謝安自稱“特作狡獪”，是其理由之一。

然而，從西晉后期陰澹提出竹林七賢之說，再到東晉和南北朝，竹林七賢之稱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傳》和《竹林七賢論》、《世說新語》等文獻中逐步定格，演進軌跡十分清晰。若謂為虛妄，理由顯然不夠充分。

清 禹之鼎 竹林七賢圖

山陽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義，心中該會蕩起怎樣的漣漪？

以今之區(qū)劃而論，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劉伶來自安徽省宿州，王戎來自山東省臨沂，阮籍和阮咸叔侄來自河南尉氏，山濤和向秀來自河南武陟，七人山水區(qū)隔，年齒相懸，既無舊誼，亦無姻親，原本毫無關(guān)系，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們相聚于山陽、共為竹林之游呢？

除了《晉書·阮籍傳》所說的“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這樣一個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外，七賢相聚于山陽，共游于竹林，還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原因，概括起來有以下三點。

首先是魏晉時期興起的玄學(xué)思潮，使文人對主張清靜無為、回歸自然的老莊哲學(xué)情有獨鐘，而位于山陽的嵇公竹林則為他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清靜幽雅、融入自然的所在；

其次是漢末形成的“處士橫議”之風(fēng)，在魏晉之際演變?yōu)榍遄h，并內(nèi)化為文士的一種生活方式。三五好友，相攜入林，談玄清議，把酒言歡，該是何等的恣情快意!

再次是魏晉時期盛行的飲酒服食之風(fēng)的深刻影響。陶淵明詩云：“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倍诠派疥?，不論是酒是菊，皆有名品。山陽北面依托的太行山，更有許多可以令人成仙或長生的所謂“上藥”，嵇康和隱士王烈，曾有在山中得“上藥”石髓的奇遇。既然這里有酒和“上藥”，文士焉有不趨之若鶩之理？所以，魏晉之際，山陽曾經(jīng)是名士的集聚地，不僅有竹林七賢，還有呂安、呂巽兄弟以及阮侃、趙至等人。

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與山陽的地理形勢和嵇公竹林的象征意義不無關(guān)系。太行山是南北走向的山脈，素有“天下之脊”的美稱。山陽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義，心中該會蕩起怎樣的漣漪？

至于嵇公竹林，其象征意義就更為明顯了。竹子“寒風(fēng)不變終身節(jié)”，“比德于君子”，成為君子之友。東晉名士王徽之非常喜愛竹子，曾言：“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嵇康在其寓居地種植竹林，何嘗不是出于對竹子象征意義的認同呢？阮籍等人與嵇康暢游于嵇公竹林，不僅因為他們有《魏紀》所說的“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等共同點，同時也有他們對竹林象征意義的心有靈犀。

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最為關(guān)鍵的因素是嵇康。盡管人們說起竹林七賢，有的以嵇康領(lǐng)起，有的以阮籍領(lǐng)起，有的將嵇康、阮籍、山濤三人并列。但最早記述竹林七賢事跡的《魏紀》和《魏氏春秋》，言及竹林之游則皆是以嵇康領(lǐng)起。這是一種敘述方式，更是對嵇康在竹林之游核心地位的肯定。《晉書》和《資治通鑒》敘及竹林七賢，也是以嵇康領(lǐng)起，表明其作者已經(jīng)認同嵇康在竹林之游中的主導(dǎo)作用。

嵇康雖是魏室女婿，但他對政治并不熱心，所以婚后不久即移居山陽，表明了不愿介入政治的態(tài)度。他既具有“美詞氣，有風(fēng)儀，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飾，人以為龍章鳳姿”等顯于外的風(fēng)度，又具有“天質(zhì)自然，恬靜寡欲，含垢藏瑕，寬簡有大量”的高潔品格，以至于當(dāng)時許多文士皆欲與之交，呂安、趙至為見嵇康一面，皆曾千里命駕；鐘會攜書欲與之交而不得，因而銜怨構(gòu)隙。阮籍、山濤雖年長于嵇康，但為其人格魅力所折服，皆傾心與之交，《竹林七賢論》所謂“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

磚畫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雖然被后人視為一個群體，而且又被陰澹貼上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的標簽，但仔細分析，七賢的人生態(tài)度卻不盡相同。

陰澹曾經(jīng)用“豪尚虛無，輕蔑禮法”八個字概括竹林七賢的人生態(tài)度。對于山陽之游時的竹林七賢來說，這樣的概括大抵是不錯的。漢末以來，禮崩樂壞，人心思亂，而主張清靜無為、返璞歸真的老莊哲學(xué)則大行其道。受其影響，竹林七賢崇尚老莊，質(zhì)性自然。

阮籍、嵇康尤好老莊，人所共知；向秀雅好老莊，為《莊子》作注，“發(fā)眀奇趣，振起玄風(fēng)”，使“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劉伶、阮咸皈依老莊，自然淡泊。劉伶在對策之時，還盛言“無為之化”，結(jié)果竟“獨以無用罷”。

至于山濤和王戎，雖然皆是西晉官場中人，官高位顯，攝居要津，但他們在和嵇康、阮籍等人共為竹林之游時，無不以自然為尚。即使是后來高居廟堂之上，同樣也是心屬老莊。王衍曾這樣評價山濤：“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笨磥恚锨f精神已經(jīng)完全內(nèi)化為他們自覺的思想意識。

竹林七賢雖然被后人視為一個群體，而且又被陰澹貼上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的標簽，但仔細分析，七賢的人生態(tài)度卻不盡相同。這一點可以從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得到證明。

嵇康是曹操的孫女婿，年紀輕輕就步入官場，官拜中散大夫。按照常理，“學(xué)不師授，博覽無不該通”的嵇康正可以在官場上有一番作為。但是，嵇康卻成了竹林七賢中最不愿意涉足官場是非的人物。他娶長樂亭主之后，不久即移居山陽，遠離了是非之地，過上了不過問政治的處士生活，直至最后因鐘會構(gòu)陷被殺；“少年好詩書”的阮籍是一個十分復(fù)雜的人物，他既崇尚老莊，輕蔑禮法，又無力跳出儒家思想的框范，對政治則不免是外冷內(nèi)熱，既心有戚戚焉，又竭力拒之；向秀、劉伶、阮咸之輩皆曾是官場過客，對政治并不是特別熱心。嵇康遇害后，與嵇康感情甚篤的向秀一時“失圖”，應(yīng)郡舉入洛，司馬昭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說：“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绷钏抉R昭大為感慨。山濤和王戎對政治則很有熱情，竹林之游結(jié)束后，他們先后步入仕途，在強敵環(huán)伺、險象叢生的西晉官場以老莊哲學(xué)自守，故能游刃有余，步步高升，直至位總鼎司，且能皆得善終。

就對曹魏和司馬氏的態(tài)度而言，竹林七賢中真正忠于曹魏者不多。如果說有，嵇康或許可以算一個，終身不與司馬氏合作，可謂明證。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他與父親一樣，是曹魏之臣。但阮籍非常明白當(dāng)時的形勢，尤其是“高平陵之變”以后，阮籍對曹魏和司馬氏的態(tài)度沒有明顯的好惡，即使傳說他醉酒草就的《為鄭沖勸晉王箋》，在盛贊司馬昭“翼輔魏室，以綏天下”功德的同時，也不忘附綴兩句折中的話：“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勛，超乎桓文”；向秀、劉伶、阮咸皆由魏入晉，他們既無遺民心態(tài)，亦無貳臣之想，歷史興替，魏晉易代，皆作等閑看；山濤和王戎在曹魏時期默默無聞，至西晉始青云直上，故對晉室忠心耿耿，竭盡股肱之力。山濤執(zhí)掌吏部十余年，前后所選幾乎涉及朝中百官，卻能“舉無失才”，為西晉初年的短暫升平作出了重要貢獻。王戎為官頗受詬病，但他對晉室的忠心卻不容懷疑。晉惠帝司馬衷自蕩陰蒙塵之后，王戎始終追隨而不棄之，“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著實難得。

明 陳洪綬 竹林七賢圖

任情和率性是竹林七賢的共同特征，而最能表現(xiàn)這一特征的，就是談玄和飲酒。

人生態(tài)度是人們對人生與社會的基本觀點與看法，處世方式是人們在社會文化生活中表現(xiàn)出來的本質(zhì)特點。人生態(tài)度不同，其處世方式也就必然會有差異。竹林七賢的人生態(tài)度大抵相近，處世方式也趨于一致，最恰貼的表述應(yīng)是嵇康所說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具體表現(xiàn)為任情和率性。

任情和率性是竹林七賢的共同特征，而最能表現(xiàn)這一特征的，就是談玄和飲酒。哲學(xué)觀念上的皈依老莊，使竹林七賢對暢言玄理有特殊的嗜好，阮籍著有《通老論》、《通易論》、《達莊論》和《道德論》，嵇康有《養(yǎng)生論》、《言不盡意論》，阮咸有《易義》，向秀有《儒道論》、《周易義》，等等。

在談玄方面，七賢與時俊相比亦是不遑相讓。即使是不讀老莊、不以談玄自居的山濤，其發(fā)言吟詠亦往往暗與老莊之旨相合。至于飲酒，更是竹林七賢的“金字招牌”。竹林七賢生當(dāng)魏晉之際，深知既然無法延長生命的長度，便通過飲酒來增加生命的密度。

阮籍好酒，知步兵營廚有酒，便求為步兵校尉。司馬昭要與他攀親家，他不好拒絕，就以醉酒拒之。鄰家婦有美色，當(dāng)壚酤酒。阮籍與王戎時常到其酒店飲酒，醉后便眠于婦側(cè)。其夫開始感到很可疑，暗中觀察，方知阮籍終無他意；劉伶嗜酒如命，飲酒之后，脫衣裸形在屋中。有人看見后譏笑他，劉伶說：“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衣，諸君何為入吾中？”他常乘一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阮咸亦能飲，一次，宗人共集，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阮咸便隨之而上，一同飲之。山濤能飲酒八斗，可謂海量。晉武帝想試一試其酒量，令人暗中在八斗之外再加酒，山濤卻是盡其量而止，不肯多飲。在竹林七賢中，山濤飲酒大概是最有節(jié)制的了。

既要任情和率性，則不免給人“簡傲”之印象。阮籍與王戎共飲，推杯換盞，言笑甚歡。兗州刺史劉公榮當(dāng)時也在座，卻是杯酒不得。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有人問阮籍為何如此，阮籍回答說：“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逼渌卮?，頗具玄理意味。嵇康與向秀在大柳樹下打鐵，鐘會來訪，嵇康半天不理他。鐘會無趣，只好離去。這時，嵇康才發(fā)話，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的回答也頗耐人尋味：“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