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太陽城 提交日期：2008-6-1 17:56:00 | 

　
　　衛(wèi)子游 (湖北) 
　　
　　
　　
　　漢藏間要長期和平共處于一國之內，就必須在藏漢（以及其他民 族）間尋找一種正義理念，尋求重疊共識。
　　
　　
　　
　　
　　一
　　
　　
　　以《正義論》、《政治的自由主義》兩篇煌煌巨著，約翰·羅爾斯在20世紀思想界激起了廣泛、持久而深刻的反響。此前的政治哲學家往往局部強調自由、平等、 幸福、效率等某一項價值，羅爾斯則融匯諸正義概念的基本涵義，建構起一個宏大理論體系，即公平的正義理論體系。羅爾斯認為，公平是社會最根本的問題所在， 是社會生活的最高價值，任何剝奪個人自由、歧視他人、以多數為名迫害少數、或者坐視個人之間的命運差距的政治觀念和體制都違反了正義。由于這些理論成就， 羅爾斯被有的評論家譽為堪與柏拉圖、阿奎那相媲美的哲學泰斗，被譽為20世紀最杰出的政治哲學大師。諾齊克稱譽羅爾斯說，政治哲學出了羅爾斯之后，你可以 跟著他思考，可以針對他思考，可是不能不理會他而思考。很多學者以研究羅爾斯作為謀生的職業(yè)，以至有“羅爾斯產業(yè)”之說。
　　
　　與西方出現的熱潮有所不同，羅爾斯在中國似乎頗受冷落。國人即使關注羅爾斯，也多把注意力放在《正義論》一書上，集中在他對“公平正義”這項政治價值的強 調，對《政治的自由主義》，對此書中闡述的如何建構一個持久穩(wěn)定的基本政治架構的思想，則未給予足夠重視，在以維護穩(wěn)定為“壓倒一切”之需要的中共語境 中，羅爾斯關于維護穩(wěn)定的豐富思想竟極少被人提及，不能不說是件奇怪的事情。
　　
　　《政治自由主義》全書圍繞一個中心問題展開：當社會中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因其諸種合乎理性的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而發(fā)生了深刻的分化時，一個正義而穩(wěn)定的社會何以可能保持其長治久安？
　　
　　作為回答這個問題的論證前提，羅爾斯討論了沖突問題。羅爾斯認為，同一社會內部的沖突主要有三種，公民間相互沖突的不同“完備性學說”——信念所導致的沖 突；不同的社會身份、階級地位和職業(yè)所導致的沖突，或不同的種性、性別和民族導致的沖突；由各種判斷負擔所導致的沖突。由于第三種沖突與本文討論主題關系 不大，我們暫且放下不表。對第一種沖突，羅爾斯認為，政治自由主義能夠緩和但無法消除。理由是，在信念方面，各種不同信念有可能無法相互調和一致，作為理 性個人的公民相互之間極可能會產生不可妥協的分歧，對于某些人來說，顯而易見的和被他們作為基本理念接受下來的東西，別人卻難以理解，另一些公民也可能缺 乏正義感，認識不到別人要求的獨立有效性。那么，遇到出現不可調和的信念分歧的情況怎么辦呢？極權主義的思維方式通常強調信念的單一性和齊一性，宣揚“心 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眾志成城”，認為出現信念分歧時，必定只有一種是正確的，另外的則肯定錯了，對錯誤信念，只要使用壓迫性的國家權力就能很好解 決。羅爾斯則認為，借助于國家強制性權力糾正信念或意見分歧，強行懲罰那些與當權者觀點相左的人，是不合乎理性的和根本錯誤的。對這種分歧，最好是給予承 認，承認各種相互沖突的合乎理性的信念和意見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允許其中的任何一種霸占公共權力排斥異己，更不允許各種非理性的信念主導公共權 力。面對理性多元論的事實，羅爾斯的觀點是，在相互沖突的各種問題上，國家只選擇性地解決能夠解決好的少數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在各種問題中最為急迫，而 把那些最易造成隔閡的爭執(zhí)，也就是那些必定會削弱社會合作之基礎的嚴重爭論，排除在政治議程之外。通過排斥某些會導致合作成為不可能的學說，來達成合作。 這樣，國家就超脫于相互沖突的觀點之外。羅爾斯強調，國家應該按一種最基本的、沖突中的各方都能接受的——所謂重疊共識——正義觀念來建構，以提供最基本 的制度和結構，保障各種沖突的信念和平共處，讓各種完備性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能持續(xù)共享同一種正義觀念，從而既讓公民能各自自由地追求其人生價 值和生活方式，也使得社會穩(wěn)定得到維持。
　　
　　羅爾斯認為，即使各方發(fā)生了激烈的沖突，也不表明合作不可能，而只是需要在更高的抽象層次上尋求共識，立 憲政體的正義原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第二種沖突發(fā)生的根源。原因是，立憲政體所確立的政治正義原則滿足相互性的標準，一旦我們接受正義原則，或者把這些 原則看作至少是合乎理性的，并了解到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與這些正義原則相一致，第二種沖突就不會發(fā)生，否則就會強烈爆發(fā)。羅爾斯似乎認為，專制獨裁 社會最后崩潰的原因在于，這些社會危機的根源在于一些重要的群體感覺到基本結構的不公正和壓迫性，當這些群體補償其委屈的其它方式都無法獲得成功之后，就 只有采取激烈的步驟將整個社會秩序推翻重建。羅爾斯反對把穩(wěn)定看作純實踐的問題，認為穩(wěn)定的根本是社會成員共享同一種正義觀念，這種觀念能使那些反對這一 觀念的人也能分享。羅爾斯語境下的穩(wěn)定性包含兩個問題：第一，在正義的制度下成長起來的人是否獲得了一種正常而充分的正義感，以使他們都能服膺這些制度； 第二，這種政治價值是否能夠成為重疊共識的核心。只要具備下面兩個條件，該社會便可通過一種政治的正義觀念達到秩序良好，這兩個條件就是：1、肯定合乎理 性卻又抱有相互對立信念的公民能達成一種重疊共識，也就是說，他們普遍認可正義觀念，并把有無這種正義觀念作為對基本制度進行好壞判斷的尺度；2，不合乎 理性的學說不能充分流行，不能削弱社會根本正義的基礎。羅爾斯的穩(wěn)定依靠人們在正義制度下獲得的那種恰當的強大動機作保證，而不依靠強制性來維持。強制維 護穩(wěn)定正是中國式的穩(wěn)定觀，是獨裁主義的穩(wěn)定觀。社會的團結和統一必須建立在肯定同一種正義觀念的基石之上，而不能強制性要求之下，也不能建立在自我利益 或群體利益的基礎上，如果社會團結需要壓迫性統治來維持，或者只是建立在政治談判的結果之上，而沒有正義原則的規(guī)導，這時的社會統一和穩(wěn)定就只是表面性 的，偶然的，只能在那種未去推翻的極其僥幸的環(huán)境下存在。
　　
　　出于說明正義觀念的需要，羅爾斯對民主社會與聯合體和共同體進行了區(qū)分，認為民主社會既 不是聯合體，也不是共同體。民主社會與聯合體之間存在兩種區(qū)別：第一，民主社會將被視為一個完全而封閉的社會。羅爾斯對“完全而封閉”作了精確定義，不同 于中國式的封閉社會。他的意思是說，聯合體是自愿加入的，而民主社會并不由公民自主選擇，而被設定成“只能由生而入其中，因死而出其外?！钡诙裰魃鐣?沒有任何個人或聯合體所擁有的那種終極目的。這意味著，公民并不認為有什么先定的社會目的，可以證明某些人比其他人擁有或多或少優(yōu)于一般成員的價值，公民 也不認為分配給優(yōu)勢群體以某些特權正當合理。許多過去的社會則與之相反，人們把宗教、王位、統治和榮耀當作終極目的來追求，視個體和階級的權利與地位依賴 于他們在實現這些目的的實踐中所發(fā)揮的作用。
　　
　　民主社會的政治領域不同于聯合性的領域，后者在許多方面是志愿性的，而民主社會的政治領域則不是。民 主社會的政治領域也不同于個人的領域和家族的領域，后兩者在許多方面是情感性的，而政治領域卻不是。民主社會的特征是，人們是作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來進行 合作的，他們的合作所取得的成就是一種具有正義背景制度的公正的基本結構，這些背景制度實現正義原則，并給公民提供滿足需求的全能目的性手段。公民間的合 作是確保相互間的政治正義。而在聯合體中，人們是作為聯合體的成員來進行合作的，他們所要實現的是驅使他們加入該聯合體的動機，而這一點又會隨著他們從一 個聯合體到另一個聯合體而發(fā)生改變。民主社會中的公民合作，實現的是共同分享的正義目的；而聯合體成員的合作，實現的目的卻分屬于各自持有的不同信念。民 主社會不包括非政治的目的和價值，它只認肯社會基本制度具有優(yōu)先作用和基本作用。
　　
　　羅爾斯把共同體理解為這樣一種聯合體或社會，其統一性依賴于一種 共同信念。民主社會不同于共同體之處在于，共同體受完備性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的支配，有一種對完整真理的熱望，這種熱望誘使人們去追求一種無法 得到公共理性證明的更廣闊更深刻的統一，然而，這種統一因會觸犯最基本民主原則而不能成為真正的立憲政體。民主社會則不這樣，民主社會的政治正義觀念并不 是涵蓋一切的，而是基礎性的，其范圍受公共理性的限制。
　　
　　羅爾斯最后的結論是，一個深刻分化的民主社會，因為共享某種正義的政治價值，以及在這種正義的政治價值規(guī)導下建構起來的立憲民主制度，才獲得了長治久安。
　　
　　
　　
　　二
　　
　　
　　羅爾斯的上述思想，對于我們當前討論藏漢關系現狀和構想藏漢關系的未來應該是有借鑒意義的。
　　
　　我們現在面臨和未來即將面臨的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是，如何避免漢藏間發(fā)生類似前南斯拉夫的種族清洗和大規(guī)模沖突？這個問題也許還可以這樣問：如何把藏人留在大中華聯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