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對象與相近刑法概念辨析(上）

仇寶廷圖書館 2018-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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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犯罪對象與行為對象

　　在我國刑法理論界，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犯罪客體的概念，同時也有犯罪對象概念。如果說對犯罪對象的研究不夠深入的話，那么對于行為對象有關問題的探討更是鮮有人問津，即便有的學者提出行為對象的概念，也只是以之作為犯罪對象的代名詞而使用，于是，在理論中，似乎沒有必要存在獨立于犯罪對象之外，與犯罪對象同時存在的行為對象的概念。但是，在現(xiàn)實中，卻存在著一些行為直接指向或作用的，而又不屬于犯罪對象的內容，它們在說明行為時又是不得不涉及的事物，對具體犯罪的成立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走私毒品罪中，行為直接指向的事物是毒品。根據(jù)我國理論界的通論觀點，犯罪客體是社會關系，犯罪對象是具體的人或物，人是社會關系的主體，物是社會關系的物質表現(xiàn)，犯罪客體和犯罪對象之間是一種本質與現(xiàn)象的關系。毒品雖然是物，但它本身既不是立法者設立走私毒品罪所要保護的社會關系，也不是該罪犯罪客體──國家對毒品正常監(jiān)管秩序客觀存在的物質表現(xiàn)即犯罪對象。因此，毒品并不是走私毒品罪中受侵害的事物，反而是國家予以取締的對象。而在走私毒品罪中，毒品又是認定該罪必不可少的內容，很難設想離開了毒品可以說明或者成立走私毒品罪。這樣，按照通行的犯罪構成理論，毒品在犯罪構成理論體系中就成了沒有地位卻是認定走私毒品罪所必需的內容。類似還有走私假幣罪或持有、使用假幣罪中的假幣；走私淫穢物品罪或傳播淫穢物品罪中的淫穢物品；背叛祖國罪中行為人勾結的外國；私放在押人員罪中的在押人員等等。我們認為，以上這些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事物，是犯罪成立所不能或缺的，應該屬于犯罪構成的內容。雖然它們都是行為直接作用或指向的對象，但卻不能直接體現(xiàn)犯罪客體的客觀存在，因此在犯罪構成中只能是行為對象，它與犯罪對象同時存在，屬于犯罪客觀方面要件中危害行為的內容之一。

　　1?行為對象的概念和內容

　　在界定行為對象之前，必須了解什么是行為。行為就一般意義上理解，是指“受思想支配而表現(xiàn)在外面的活動?！保?］刑法中的行為概念在中外理論界爭論很大，諸多觀點雜存。但按照我國現(xiàn)行刑法的規(guī)定，它應當具有多種含義，具體包括人的單純的身體動靜的無意行為和有意行為；包含結果的行為和不包含結果的行為；危害行為和非危害行為。因此對于我國刑法中所使用的行為一詞的理解，必須結合對適用的條文進行具體分析才能確定。在這里，由于我們所要研究的是與犯罪的成立有關的問題，也就是犯罪構成問題，因此刑法中的行為就專指危害行為，它是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一個要件，是指行為人在意識和意志支配下的危害社會的身體動靜。

　　危害行為與一般的行為一樣，必須具有心素和體素兩大要素。心素即意思決定或意思活動，是指行為必須出于行為人自己的自由意思，不受任何強制。這里的意思決定或意識活動不能等同于故意過失，后者是屬于犯罪主觀方面要件的內容，而前者是屬于行為的內部事實要素。體素即身體動靜，它包括身體的積極動作和消極不動作，屬于行為的外部事實要素。作為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要件之一，危害行為是對所有構成犯罪行為的抽象。由于犯罪是具體的，因此我們研究危害行為也必須是具體的，但這種具體是指對危害行為類型性的具體，即要求對任何一種危害行為均進行分類把握，以確定具體的犯罪，如殺人罪、盜竊罪等。如果要對具體危害行為進行類型性說明，首先必須對行為的性質（這里指的是其事實性質而非評價性質）進行界定，而對行為的界定是不可能僅依賴于對行為人的意思活動和外在的身體動靜，也就是行為自身的兩大要素的把握就能夠做到，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行為所直接影響的對象對于行為的事實性質的認定起關鍵性作用，例如，對殺人行為如果離開了自然人這個行為對象，無論我們對行為本身進行怎樣的描述，都難以說明殺人行為的概念。同理，對走私毒品行為離開了毒品也是無法說清楚的，因為行為在對象中才可以反觀自身的內容。［2］因此可以說，受危害行為影響的對象是說明危害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為受危害行為直接施加影響的對象，它在說明危害行為時，所要解決的是危害行為本身的構成問題，也就是說，明確行為作用或者指向了什么才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某種類型的危害行為事實，反映的是危害行為的事實特征，與危害行為的社會、法律評價特征沒有直接關系。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認為行為對象具有一定的中性無色的特點。［3］但是并非所有的犯罪構成中的危害行為都存在這樣的對象，如脫逃罪、偷越國（邊）境罪中，脫逃行為和偷越國（邊）境行為就沒有行為對象。當然這并不是說這種情況下危害行為不作用或指向任何事物，只是表明這種被作用或指向的事物不能直接說明危害行為的存在。另外，在許多具體的犯罪中，危害行為可能作用或指向數(shù)個客觀事物，但有些客觀事物是不符合上述行為對象功能的要求，如撬門溜鎖入室盜竊中，受行為人行為作用的門和鎖，因此，沒有必要將它們都作為行為對象。

　　由于危害行為是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要件，它僅涉及到其客觀表現(xiàn)，而不包括行為時的主觀內容即故意或者過失。作為危害行為構成內容之一的行為對象就應該具有具體性的、由感官可以直接感知并把握的特點，即具有物質性。非物質性的內容無法成為危害行為直接作用或指向，并說明危害行為的成立。現(xiàn)行刑法分則的具體犯罪中，對于行為的對象性事物也都是以物質形式即具體的人或者物規(guī)定的，如，破壞生產(chǎn)經(jīng)營罪中的機器設備、耕蓄；劫奪被押解人員罪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等等。因此，行為對象的內容就應該是具體的人或者物。

　　根據(jù)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給行為對象下如下定義：行為對象是指界定危害行為所要求的，危害行為直接指向或作用的具體的人或者物。

　　2?行為對象和犯罪對象的關系

　　行為對象與犯罪對象是兩個相互區(qū)別又具有密切聯(lián)系的事物。它們的聯(lián)系主要是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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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jù)哲學原理，主體和客體是相互對應、相互依存的一對范疇，兩者通過行為相聯(lián)系，客體就是主體行為作用的對象。行為對象和犯罪對象都屬于對象，從一般意義上說，都是與主體相對應而存在的客體，是主體行為的標的物。因此，它們具有相同的屬性，即客觀性、對象性和可改變性。所謂的客觀性就是指它們都是不以主體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對象性是指它們不是自在的事物，而是主體在活動中設置的對象，是客觀世界中同主體活動有功能聯(lián)系而被具體指向的對象?？筛淖冃允侵缸鳛樗鼈儍烧邇热莸谋仨毷侵黧w的行為可以改變的客觀存在事物，包括直接的與間接的，有形的和無形的，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

　　（二）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出現(xiàn)重合

　　當將犯罪對象的內容界定為有形的、物質性的事物即具體的人或者具體的物時，兩者的內容就會出現(xiàn)重合。如殺人罪的犯罪對象是具體的人，其行為直接作用的對象與犯罪對象相同也是具體的人；再如盜竊罪的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產(chǎn)，行為對象也是公私財產(chǎn)，兩者發(fā)生了重合。正如我們前面已經(jīng)論述，任何犯罪都是具體的，受犯罪行為侵犯的權利或利益也應該是具體的，表明權利或利益客觀存在的現(xiàn)象形態(tài)也必須是具體的，將人和物作為犯罪對象的內容固然沒有什么錯誤，但人的權利或利益有多種多樣，如生命權、自由權、健康權等等，這些具體的權利不是通過人的全部來體現(xiàn)其存在的，而是由人的生命、健康、行為等來體現(xiàn)；同人一樣，物也是以其形狀、位置、歸屬關系以及存在狀態(tài)來體現(xiàn)凝結在物上的具體權利或者利益。因此，僅僅認為犯罪對象的內容是具體的人或者具體的物是不準確的，應該對人或物進行進一步分解，只有經(jīng)過分解后的人和物的具體屬性才與犯罪侵犯的具體權利或利益形成對應關系，才是犯罪對象的基礎性內容。因此，犯罪對象和行為對象內容的重合僅限于人和物這一層次上的重合，且根據(jù)犯罪對象的合法性的特征，兩者重合的前提條件是人和物本身必須具有合法性，當行為人的行為直接作用或指向犯罪所得的贓款贓物、毒品、偽造、變造物品、淫穢物品和犯罪嫌疑人等場合，行為對象和犯罪對象則不存在重合問題。犯罪對象和行為對象在內容上的這種重合關系表明，兩者既非同一事物，也不是毫不相干的兩種事物，而是由不同功能所決定的，有著密切聯(lián)系的不同事物。

　　行為對象與犯罪對象不但有著密切聯(lián)系，而且有重大的區(qū)別。這種區(qū)別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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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對象是界定犯罪客觀要件之一的危害行為的，僅僅說明危害行為的樣態(tài)，是蘊含在危害行為內部的特征因素，它不具有與危害行為并列作為構成要件的資格。這和“明知”、“希望或放任”為故意這一主觀要件內部的特征而其本身并不是與故意相提并論的構成要件，是一個道理。例如，走私淫穢物品罪的客觀危害行為，就是“逃避海關監(jiān)管，走私淫穢的影片、錄像片、圖片、書刊或者其他淫穢物品”的行為，“淫穢物品”作為行為對象，并不是該罪客觀方面要件下的一個獨立的要件，而是由“走私淫穢物品”這一客觀危害行為所包含的。而犯罪對象是表明刑法所保護的一定主體的權利或利益即犯罪客體客觀存在的現(xiàn)象形態(tài)，它與犯罪客體一起構成了犯罪客體要件的內容，是犯罪客體要件下的一個獨立的要件，是反映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一個重要的要件，如人的人格尊嚴是侮辱罪和誹謗罪的犯罪對象，它和人的人格權、名譽權一起構成了侮辱罪、誹謗罪的犯罪客體要件，決定了侮辱、誹謗行為的犯罪性質。

　　另外，犯罪對象作為犯罪客體要件的現(xiàn)象形態(tài)，它的存在范圍與犯罪客體要件相同。犯罪客體要件是犯罪構成的共同要件是不言而喻的，而在犯罪客體要件中沒有犯罪對象是不可思議的，因為立法者要保護的事物若無表現(xiàn)形式就既無法確定其存在，也無法說明在什么情況下會受到侵害。行為對象則不同。雖然危害行為必然作用或指向一定的事物，但受行為構成條件的要求制約，作為行為人危害行為的標的物，未必符合作為犯罪客觀方面要件之一的危害行為內部的特征因素的要求。在這些情況下，危害行為并不需要直接改變有形的事物，也可以表明其存在。因此，行為對象不是危害行為的必備因素，并非所有的犯罪構成中都存在行為對象，有些犯罪，如逃脫罪、偷越國（邊）罪等就沒有行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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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行為的根本特征是有目的性，促使行為人行動起來的，正是對希望達到的結果的追求。立法者的立法活動也是一種行為，同樣具有目的性，立法者的目的就在于，保護一定主體的權利或利益，使其免受犯罪行為的侵犯。但并非一定主體所有的權利或利益都是刑法保護的內容，立法者通常根據(jù)其所代表的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選擇那些對于他們來說是重要的權利或利益來進行保護，對它們進行侵犯且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構成了犯罪，就必須受到刑罰的制裁。這種受犯罪行為侵犯的權利或利益就是犯罪客體。從這個意義上說，犯罪客體的確立最集中體現(xiàn)了立法者的意圖，它直接說明了行為的社會、法律評價因素的內容。在犯罪構成中，對其他構成要件的確定，均應符合立法者設立特定犯罪的目的要求，最主要的是犯罪客體的要求。犯罪客體的確定以及由犯罪客體所要求的其他構成要件的確定，共同說明犯罪的成立條件。如前述，由于權利或利益的存在是由犯罪對象這一現(xiàn)象形態(tài)來表明起客觀存在，其受到犯罪行為的侵害也只有通過犯罪對象才能被人們的感官所把握。因此犯罪對象就成為了解立法者的立法意圖和認識犯罪客體內容的中間和媒介，從而為認定行為具體的犯罪性質提供了事實基礎。

　　行為對象則不同，由于行為對象是危害行為的內部特征因素之一，它只是對客觀的危害行為自身起界定作用，具體來說就是通過行為對象來說明危害行為的類型。這時的類型性危害行為還只是表明了行為的自然性質，或者說是對行為的事實性說明，即行為直接作用或指向何種事物才可以使行為成為刑法設定某種具體犯罪所要求的危害行為。至于對危害行為的社會、法律性質的評價還必須借助其他的條件。如走私這種危害行為，如果其對象分別是假幣、毒品、淫穢物品，則構成了不同類型的走私行為，但這些不同類型的走私行為只是說明它們分別符合走私假幣罪、走私毒品罪和走私淫穢物品罪所要求的客觀方面的危害行為要求，如果是走私假幣、毒品、淫穢物品以外的其他東西，則均不符合上述犯罪對客觀危害行為的要求。對于這些危害行為進行犯罪性質的評價則需要結合其它要件來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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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犯罪對象和行為對象都是行為作用或指向的標的，且這種標的都必須是可以改變的。但由于它們在犯罪構成中的地位和功能的不同，必然導致各自具體內容存在差異。這種差異表現(xiàn)在，犯罪對象作為表明犯罪客體客觀存在的現(xiàn)象形態(tài)，是立法者需要保護的內容，對其范圍的確立往往比行為直接作用或指向的事物的范圍要廣，而且也更加具體。例如，破壞交通設備罪的犯罪客體是交通安全，即交通運輸中可能涉及到的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財產(chǎn)安全，表明公共安全客觀存在的犯罪對象自然是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財產(chǎn)；而行為直接作用或指向的卻是交通設備，通過對交通設備的破壞，使交通工具出現(xiàn)傾覆、毀壞危險或造成嚴重后果，從而破壞交通安全，這里的交通設備是行為對象的內容，而它只是該罪犯罪對象內容中公私財產(chǎn)的一部分。又如殺人罪的犯罪客體是人的生命權，其犯罪對象是他人的生命，而行為直接作用或指向的是人，人的生命只是人的自然屬性的一種，它是根據(jù)自然人所擁有的具體權利而對自然人所作的進一步分解。以上是行為對象和犯罪對象在人和物這一層次存在重合的場合其內容上的差異。另外，由于犯罪對象是立法者保護的內容，合法性是其特征之一，而對于行為對象來說，不管具體的人或物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都可以成為危害行為直接作用或者指向的對象，因此，這也決定了有時行為對象和犯罪對象內容的完全不同，如，贓物類犯罪中行為對象是因犯罪所得的贓物，而犯罪對象則是國家司法機關的正?；顒樱愃频倪€有賄賂犯罪、販賣淫穢物品罪、毒品犯罪、假貨幣、假金融憑證、假票據(jù)等犯罪、窩藏包庇罪以及劫奪被押解人員罪等，上述犯罪中作為行為對象都是具有非法性的具體人或具體物，而它們的犯罪對象則屬于合法的客觀存在。

　　（四）法律規(guī)定的方式不同

　　犯罪對象和行為對象在法律上的規(guī)定方式主要取決于它們在犯罪構成中的作用。犯罪對象是犯罪客體客觀存在的現(xiàn)象形態(tài)，是認識犯罪客體的中介，為對行為人的行為進行社會、法律評價提供客觀的事實基礎，它是與犯罪客體的規(guī)定方式同一的。我國刑法對于犯罪客體側重于在總則上規(guī)定，即在刑法總則以及刑法的任務、犯罪的概念的定義中概括地規(guī)定刑法所要保護的內容，而在分則中則主要是對同類犯罪所侵犯的權利或利益予以規(guī)定，并以此作為建立我國刑法分則體系的重要依據(jù)。對于分則中的各罪，往往不再具體體現(xiàn)犯罪客體的內容。而行為對象是界定客觀危害行為的，是危害行為的內部構成要素之一。危害行為是犯罪構成中的核心要件，“無行為即無犯罪，無行為即無刑罰”，而每一種具體犯罪所要求的客觀危害行為都是通過刑法分則中對具體犯罪的罪狀的描述來體現(xiàn)。因此行為對象的內容是在分則的各具體罪之中直接規(guī)定的。

　　二、犯罪對象與犯罪附隨物

　　犯罪附隨物這個概念在刑法理論中是沒有其一席之地的。在外國刑法，無論是日本、德國、法國等大陸法系國家，還是美國、英國等英美法系國家都是將它的具體內容作為附加刑之一即沒收財產(chǎn)的范圍予以概括。而在我國，對于犯罪附隨物，是將它作為與附加刑不同的非刑罰處罰措施來討論。中外刑法理論雖然對犯罪附隨物具體范圍的認識存在差異，但只是在論述沒收財產(chǎn)這一附加刑時對其簡單涉及，缺乏深入、系統(tǒng)的探討卻是共同的特點。

　　1.犯罪附隨物的含義及種類

　　所謂的犯罪附隨物，是指由于犯罪而產(chǎn)生或者因犯罪所得到以及與犯罪行為有關的事物。犯罪附隨物包括犯罪所生之物、犯罪所得之物、犯罪所用之物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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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所生之物，是指由于犯罪行為的實施而產(chǎn)生的特定物。例如我國現(xiàn)行刑法第125條非法制造槍支、彈藥、爆炸物罪所產(chǎn)生的槍支、彈藥、爆炸物；第170條偽造貨幣罪所產(chǎn)生的假幣；第177條偽造、變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所產(chǎn)生的假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等等。

　　犯罪所生之物是犯罪行為所產(chǎn)生的物質性結果，它直接體現(xiàn)客觀行為的存在，并且對行為的具體類型具有決定作用，即行為產(chǎn)生什么樣的物才可以使行為是符合刑法設定具體罪所要求的行為。如上述三種犯罪中，行為人制造的必須分別是槍支、彈藥、爆炸物，假國家貨幣和假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如果制造了上述以外的東西，則不符合這三罪對客觀行為的要求。因此，犯罪所生之物與行為對象一樣，反映的是客觀行為的事實特征，與行為的社會、法律評價沒有直接的關系，屬于客觀行為的內部構成要素，其功能是對客觀行為本身進行界定，屬于犯罪構成的范疇。

　　雖然犯罪所生之物與行為對象都是行為要素之一，在犯罪構成體系中的功能相同，且鑒于行為的具體性所要求，都在刑法分則的具體犯罪中予以規(guī)定，但兩者卻是完全不同的事物。犯罪所生之物是由于犯罪行為的實施而直接產(chǎn)生的物，行為對象則是行為作用或指向的標的物，因此，從內容上來看，前者的只能是具體的物，不可能包括具體的人，且這種具體的物在行為發(fā)生以前是不存在的；而后者不但可以是具體的物，還可以是具體的人，這種具體的人或物在行為發(fā)生之前就必須存在。從與行為的聯(lián)系來看，由于前者是行為所生，后者是行為所指，因此前者較之后者更為密切，因而對行為的界定也就更加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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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所得之物是指通過犯罪行為直接或者間接從他方獲得的物品或貨幣，具體包括犯罪行為直接取得之物，如收買的贓物；賭博贏得的錢物；盜竊得到的公私財物；貪污得來的公款，受賄的賄賂物等等，以及作為犯罪行為的報酬而得到的財物，如受托殺人而得到的酬金。另外，將犯罪行為直接取得物、犯罪行為所生物和實施犯罪行為而得到的報酬物，進行兌換、轉讓后得到的錢物及其他收益，它們是犯罪行為間接所得物，也屬于犯罪所得之物的范圍，如將搶劫得來的手表、手機等物品變賣后所得的現(xiàn)金；將制造的假藥銷售后所得到的款項；將實施犯罪行為而得到的酬金人民幣兌換成美元等。

　　在犯罪所得之物中，犯罪行為直接取得物，往往就是行為人行為的目標，是其實施行為所要達到之目的的物質表現(xiàn)，因而成為認定行為的客觀事實特征乃至社會、法律評價特征的重要因素，從而成為具體犯罪構成中客觀行為要素或獨立的構成要件。如賭博贏得的錢物，它只是反映賭博行為的存在，對賭博行為本身起界定作用，屬于賭博行為的內部特征因素之一，但它卻無法直接體現(xiàn)賭博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即社會正常的管理秩序的破壞，從這個方面來說，它與行為對象的地位相同。受賄罪的賄賂也屬于這種情況；而盜竊得到的公私財物則不僅反映盜竊行為的存在，同時表明公私財產(chǎn)的歸屬關系發(fā)生了改變，進而說明公私財產(chǎn)的所有權受到侵害，貪污罪中貪污所得的公款亦同。至于犯罪間接所得物，由于它們與犯罪行為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因此不屬于具體犯罪構成的內容，但它們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行為的客觀危害性的大小，是量刑時應該考慮的情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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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所用之物即犯罪工具，是指供犯罪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時所使用的物，包括已經(jīng)供犯罪使用的物和將要供犯罪使用的物。例如，殺人用的槍支、刀具等兇器、走私集團所用的船只、通信工具、無行醫(yī)執(zhí)照的人為了行醫(yī)所準備的藥品、醫(yī)療器械等都屬于犯罪行為所用之物。

　　犯罪所用之物按照其本身的屬性可以分為以下幾種：（1）單純的物，如刀槍棍棒、繩索毒劑等普通的犯罪工具。隨著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高科技設備如現(xiàn)代化的交通工具、通信設備、計算機等以及高科技產(chǎn)品如化學制劑、病毒等越來越多地被犯罪分子作為犯罪工具使用。有了這些高科技產(chǎn)物作為工具，犯罪行為更加易于得逞，社會危害更大，而且難以偵破。（2）自然力。包括雷電風雨等自然現(xiàn)象，也可以被犯罪分子利用來進行破壞活動的工具。自然力與單純的物不同，前者是自然的東西，而后者則是人工制造物。（3）動物。包括家養(yǎng)的惡狗和野生的毒蛇、猛獸以及有害于人類的昆蟲。此外，還有微生物和某些特殊的植物，這些都可以成為犯罪分子實施犯罪時使用的工具。另外，在司法實踐中犯罪分子還通常利用無責任能力和主觀上無罪過的自然人，如滿14周歲的兒童、精神病人、對犯罪事實毫無認識或無法認識的人等進行犯罪，在這種情況下，刑法理論上稱利用者為間接正犯，而被利用來直接進行侵害行為的人則是間接正犯實施犯罪的工具。這里自然人雖然被犯罪分子所利用，但由于他們本身并不是物，因此不屬于犯罪所用之物的內容。

　　犯罪所用之物是為犯罪提供便利條件的事物，是犯罪人身體行為的物質延續(xù)。［4］因此，它雖然能表明行為的客觀存在，而成為認定行為存在的直接證據(jù)之一，但它卻無法說明行為的具體類型，如犯罪分子使用過的兇器刀槍，只是證明行為人利用它們實施了犯罪行為，具體實施的是殺人行為、傷害行為還是搶劫行為？它們本身是無法予以回答的，必須綜合行為的其它要素分析才能認定。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犯罪所用之物不是客觀行為的內部構成要素，對于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成立犯罪并沒有直接的說明作用，不屬于犯罪構成的內容。但犯罪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所使用的工具可以體現(xiàn)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和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性的大小，因此屬于量刑情節(jié)之一。

　　這里應該說明的是，在我國現(xiàn)行刑法第340條和第341條的非法捕撈水產(chǎn)品罪和非法守獵罪中，明確規(guī)定了行為人必須使用了“禁用的工具”，這樣行為人是否使用了“禁用的工具”就成為了區(qū)分罪與非罪的重要條件。在這里犯罪所用之物就成為了上述兩罪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必備要件之一。

　　由于犯罪對象是犯罪行為作用或指向的標的物，而犯罪附隨物中的犯罪所生之物是犯罪行為的實施而直接產(chǎn)生的物，犯罪所得之物是通過犯罪行為的實施而直接或間接獲得的物，犯罪所用之物是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時所使用的工具，因此犯罪對象與犯罪附隨物都與犯罪人的犯罪行為有關。它們都能從不同的角度反映犯罪行為存在的時間和空間，反映犯罪行為人外部行為和主觀心理，可以被司法人員用作證據(jù)查獲犯罪嫌疑人，指控犯罪。這是兩者的共同點之一。

　　前面我們已經(jīng)論述，犯罪對象是表明犯罪客體客觀存在的現(xiàn)象形態(tài)。因為犯罪是具體的，所以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權利或利益即犯罪客體也應該是具體，同樣作為說明具體權利或利益的中間和媒介，犯罪對象也必須具有具體性，它的具體性是通過人或物的各種屬性來體現(xiàn)，如生命權是以人的生命來表明其存在，所有權是以財產(chǎn)的歸屬關系來體現(xiàn)等等。由于人的生命、物的歸屬關系等屬性都是依附于人和物而存在，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和物都是犯罪對象的內容。至于秘密、注冊商標、注冊商標標識、專利、作品、商業(yè)信譽和商品聲譽、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等從廣義上說也屬于物的范疇，只是它們與傳統(tǒng)的物在存在的形式和范圍上有所不同而已。犯罪附隨物的內容僅指物，不包括自然人，它既可以是貨幣，也可以是其他物品，既可以是自然物，也可以是人造物，既可以是生物體，也可以是非生物體。但無論是作為犯罪對象內容的人或物還是作為犯罪附隨物內容的物，它們都是一種現(xiàn)象形態(tài)，具體的人或物一經(jīng)犯罪行為作用或指向，或者具體物由于犯罪行為的實施得到，或者因犯罪行為直接產(chǎn)生，或者為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所用，則就成為了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因此客觀性是犯罪對象和犯罪附隨物的共同特征。

　　此外，在犯罪附隨物中，犯罪行為直接取得物是犯罪人實現(xiàn)其犯罪目的的物質體現(xiàn)，同時它往往又體現(xiàn)了刑法所要保護的一定主體權利或利益客觀存在，而成為犯罪對象的內容。如盜竊罪中，行為人實施盜竊行為的目的是將公私財物據(jù)為己有，秘密將公私財物竊取到手則表明行為人的犯罪目的已經(jīng)達到。而公私財物又是表明財產(chǎn)權客觀存在的中介，屬于盜竊罪的犯罪對象內容。當然，并非所有的犯罪行為直接取得物都與犯罪對象的內容發(fā)生重合，因為犯罪行為直接取得物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只要是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實施前就已經(jīng)存在，都可以成為其內容，如贓物罪中收買的贓物；非法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中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中的制毒物品，受賄所得的賄賂物等；犯罪對象雖然也是犯罪行為實施之前就已經(jīng)客觀存在，但由于它是刑法所保護的內容，因此合法性是其必然要求。這就是說，犯罪對象與犯罪行為直接取得物，當它們同屬于合法存在物時，兩者才可能發(fā)生重合。

　　2.犯罪對象與犯罪附隨物的差異

　　犯罪對象和犯罪附隨物雖然具有上述相同之處，但兩者的差異卻非常明顯，具體表現(xiàn)為：（一）、在刑法理論中的地位不同犯罪對象屬于犯罪構成的范疇，它與犯罪客體一起構成了犯罪客體要件的內容。刑法理論中研究犯罪對象，目的是探討隱藏在其背后受刑法所保護的而被犯罪行為侵犯的權利或利益，從而決定行為是否成立犯罪以及成立何種性質的犯罪。也就是說，犯罪對象是作為具體犯罪的規(guī)格或模式的內容來研討的。

　　犯罪附隨物中，雖然犯罪所生之物、犯罪所得之物中的直接取得物與行為對象一樣，能說明行為的具體類型從而成為危害行為的內部特征因素，對危害行為本身起界定作用，進而影響具體犯罪的成立。且犯罪行為直接取得物由于常常與作為犯罪對象內容之一的物重合，因此也能體現(xiàn)一定主體權利或利益的客觀存在，對具體犯罪的成立起到限定作用。但刑法理論研究犯罪附隨物并不是著眼于它們對犯罪構成的影響，而主要是基于犯罪所生之物、犯罪所得之物和犯罪所用之物與犯罪人的犯罪動機、目的以及犯罪行為實施的條件等密切相關，它們可能成為犯罪人再次實施犯罪的誘因或被犯罪人再次犯罪所利用。因此，犯罪附隨物對于探討犯罪的預防尤其是特殊預防具有一定的作用。在國外現(xiàn)行刑法中，犯罪附隨物都是沒收的對象，也就是將它們強制收歸國有，以此消滅犯罪人再犯罪的條件，剝奪其因犯罪行為所得的財物，從而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至于沒收犯罪附隨物的性質有兩種規(guī)定方式：一種是作為刑罰，以一種附加刑的形式出現(xiàn)。如日本刑法規(guī)定對于構成犯罪行為之物、用于犯罪或者準備用于犯罪之物、由犯罪行為所生成的物，由犯罪所得的物以及作為犯罪的報酬所得的物、作為犯罪生成物件、犯罪取得物件以及犯罪報酬物的等價報酬物均予以沒收，并將其作為財產(chǎn)刑的一種，只能附加主刑而適用，在無罪、免訴、免除刑罰的情況下，不能科處沒收。另一種是作為物的保安處分。如意大利刑法，保安處分的物就包括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犯罪所得之物。

　　我國刑法第64條規(guī)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chǎn)，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和自行處理?！备鶕?jù)這條規(guī)定，我國刑法對于犯罪附隨物并非都予以沒收。犯罪分子通過犯罪取得的財物，如貪污、受賄、詐騙的贓款贓物，他本無權占有，自應予以追繳或責令退賠，使受損失的公私財產(chǎn)恢復原狀。犯罪所生之物屬于法律禁止私人所有的物品，如槍支、彈藥、毒品、淫穢物品等，或者屬于偽造、變造的物品如假幣、假藥、偽劣商品等，供犯罪所用之物中的犯罪分子本人的財物，如殺人用的兇器、聚眾賭博的賭具等，都應當予以沒收。另根據(jù)人大常委會《關于嚴懲組織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犯罪的補充規(guī)定》第6條規(guī)定，供犯罪所用的財物不限于犯罪分子本人的，還包括“明知他人為犯罪使用而提供其本人所用的運輸、通信工具或者其他財物。”這是對沒收犯罪所用之物的修改補充。從上可以看出，我國對犯罪附隨物的沒收都不具有刑罰的法律后果，實際上具有保安處分的性質，它雖然能和作為刑罰之一的附件刑即沒收財產(chǎn)共同發(fā)揮遏止犯罪的作用，但它們兩者卻有著本質上的區(qū)別。

　　（二）各自應有的內容不同

　?、購呐c犯罪行為的具體關系看犯罪對象和犯罪附隨物內容的差異

　　犯罪對象是犯罪行為作用或指向的標的，是一種現(xiàn)象形態(tài)，且這種現(xiàn)象形態(tài)在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之前就已經(jīng)存在，無論它表現(xiàn)為物質性的還是非物質性的，也不管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都可以成為其內容。而犯罪附隨物中，犯罪所生之物是因犯罪行為的實施直接產(chǎn)生，它在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之前并不存在，因此，其內容只能是物，包括微生物、病毒等，但不可能是有生命之物即自然人或者其他動物。犯罪所得之物雖然也是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之前就已經(jīng)存在，而且它們就是犯罪行為作用或指向的目標，但由于犯罪人是企圖將它們據(jù)為己有，那么自然人同樣不能成為其內容。犯罪所用之物雖然也要受犯罪人的行為作用，但這里的受作用具體是指受犯罪人的控制并利用，作用的行為嚴格來說是犯罪人的一個舉動，它只是整個犯罪行為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犯罪對象和犯罪所用之物無論是作用的來源還是作用的方式都完全不同，因此，內容必然有很大的差異，后者應該是以犯罪人能控制并可以利用為限，這就是為什么將自然人作為犯罪工具使用時僅限于無責任能力和主觀上無罪過的人的原因所在。（由于我們論述的是犯罪所用之物，其內容當然不包括自然人，這在前面已經(jīng)闡述）而犯罪對象的內容則無此限制。

　?、趶母髯缘墓δ芸捶缸飳ο蠛头缸锔诫S物內容的差異

　　如前所述，犯罪對象是認識犯罪客體的中介，通過其確定行為人的行為所侵犯的權利或利益，從而說明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構成何種性質的犯罪。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具有相當?shù)膹碗s性，這種復雜性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權利或利益的多樣化，要表明紛繁復雜的權利或利益的客觀存在，僅將犯罪對象的內容界定為具體人或具體物是無法作到的，必須對人或物進行進一步的分解。具體的權利或利益是受刑法保護，那么作為表明其客觀存在的犯罪對象，其內容必然具有合法性。因此，凡是犯罪行為作用或指向的，能通過其認識其背后隱藏的權利或利益，且本身具有合法性的一切現(xiàn)象形態(tài)都可以成為犯罪對象的內容，它包括人或物的具體屬性。犯罪附隨物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說明行為是否成立犯罪，（應該說，犯罪直接取得物和犯罪所生物也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具體犯罪的構成），而它們的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依照國家法律對它們強制處分，以便消滅犯罪人再次實施犯罪的可能性，從而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作為依法應當予以追繳或沒收的對象，其內容只能是物，不可能是人，且這些物在所有權上存在瑕疵和可責性，有的屬于所有權的取得不合法，如犯罪所得之物和犯罪所生之物，有的屬于所有權的行使違法，總之都有違反民事法律或者行政法律的前提。［5］三、犯罪對象與刑事被害人

　　刑事被害人應該屬于刑事法學上的概念，它與犯罪人相對應而存在。而刑事法學是最廣義的刑法學，亦稱全體刑法學，［6］它包括犯罪學、刑事偵查學、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等在內的刑事法律科學。刑事法學中的各學科都將被害人作為其研究的內容之一，但由于研究目的的不同，對于被害人范圍的選定必然存在著差異。在犯罪學中研究被害人，主要是通過對被害人與加害人互動關系的深入分析，掌握犯罪和被害的規(guī)律性，從被害人的角度認識和揭示犯罪原因，以便更好地預防犯罪和避免受害。這里的預防是基于被害人在某種程度上的有責性，因而屬于微觀的、被動的預防，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對不同的刑事被害人犯罪的預防措施也是大不相同的。在刑事偵查學中研究被害人，主要是研究被害人受到損害的外部表現(xiàn)，了解犯罪行為發(fā)生的時間、地點、方法、手段等，為確定犯罪嫌疑人和偵破刑事案件提供幫助。因此，對于犯罪學和刑事偵查學來說，被害人的范圍只能是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且受害僅表現(xiàn)為身體和財物這些物質性的損害。而在刑法中研究被害人，目的是為了更加準確地評價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從而為正確地定罪量刑提供客觀依據(jù)。在刑事訴訟法學中研究被害人，一方面探討如何加大對犯罪分子控訴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使被害人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合法權益如何得到保護。那么，無論是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還是間接侵害的人，也不管他們是受到物質損害還是精神損害，都可能影響犯罪人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并且都應當?shù)玫椒删戎簿褪钦f，他們對于刑法學和刑事訴訟法學都有意義，應該成為這兩個學科中的被害人的內容。

　　雖然刑事法學各學科中被害人的具體范圍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是屬于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人。作為對各個刑事法律科學中被害人的高度概括，刑事被害人就是指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或損害的承受者。這個概念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含義：（1）刑事被害人是遭受了一定的損失或損害者。刑事被害人之為“被害人”，正在于其作為加害的對立面，遭受了犯罪行為的侵犯而被害，而某一行為之所以構成犯罪，也正是因為其侵犯了某種合法權益而使合法權益本身或合法權益的所有者、享有者蒙受了損失或損害，即精神或物質、有形或無形、抽象或具體的危害。是否確已受害，是區(qū)分真實的被害人與虛假的被害人的標準，而確以被害，則是構成刑事被害人身份的第一要件。（2）刑事被害人是危害結果的直接或間接承受者。有的刑事被害人直接遭受犯罪行為的侵害，如殺人罪直接剝奪了被害人的生命，傷害罪直接損害了被害人的身體健康，盜竊罪使被害人喪失了財產(chǎn)，而有的刑事被害人則是由于與直接受害人具有某種利害關系而間接受害，從而與直接受害人構成了“共同被害人”。［7］如殺人案件中直接被害人已經(jīng)死亡，其近親屬或受其撫養(yǎng)的人，會在不同程度地間接受到損害。但不論直接或間接，二者均屬危害結果的承受者，共同承擔了某一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或損害。必須說明的是，肯定危害結果的間接承受者的存在，并不意味著肯定犯罪行為與危害結果的承受者所承擔的損失或損害之間具有刑法學上的因果關系。其間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但不論是否具有因果關系，不影響共同被害人的成立。（3）刑事被害人不單純指犯罪行為侵害的自然人，還包括被害法人；它不僅包括被害個人還包括被害社會團體、組織甚至國家。因此，它是一個包含了所有因犯罪行為的侵犯而遭受損害或損失的主體在內的綜合概念。

　　1.歸屬于犯罪對象的刑事被害人

　　刑事被害人是犯罪行為的侵害對象，當這種侵害是通過直接的方式實施，也就是說犯罪人的犯罪行為直接作用或指向于特定的客體-人時，無論這個特定的客體是單個的自然人，還是人的集合體即國家、社會、組織、團體等等，這時的刑事被害人就是犯罪對象。在國外的刑法理論中這類刑事被害人又稱之為犯罪的被動主體，他們是受刑法所保護且為犯罪所侵害的權利或利益的所有人。［8］對于單個的自然人這種情況不難理解，如殺人、傷害、侮辱、非法拘禁、綁架等犯罪，犯罪人的犯罪行為直接作用或指向的是具體有形的人，分別使其生命權、健康權、人格權、自由權等受到損害，這些具體的人即成為刑事被害人，由于這里的刑事被害人的某些自然或社會屬性即生命、健康、人格尊嚴、行為又分別是殺人、傷害、侮辱、非法拘禁等犯罪行為作用或指向的具體目標，那么這些刑事被害人同時又屬于犯罪對象。對于特定的客體是人的集合體來說，刑事被害人和犯罪對象的同一的情況就顯得較為復雜。如前所述，人是犯罪對象的內容之一。人的集合體包括國家、社會以及各種組織、團體等等。當人的集合體作為犯罪行為直接作用的客體時，它雖然也是一個客體，但它與單個的自然人作為客體時的不同之處是很明顯的。它不是以一個血肉之軀作為自統(tǒng)一的基礎，而是以一個組織，即以一定數(shù)量的人、一定的空間和組織形式為基礎的組織體作為其存在的基礎，它雖然也有類似單個自然人的各個屬性，如存在、狀態(tài)、行為（活動）、名譽等等，并且其每個方面的屬性均可以由作為其內部結構要素的自然人的存在狀態(tài)或者其行為等屬性構成，但此時的自然人已經(jīng)失去了獨立性，他的行為等不是依據(jù)作為自然人時的依自己自由意志的行為，而是依自己在組織體中的地位而要求的應有行為方式去行動，他的行為就是其所屬組織體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表面上犯罪人的犯罪行為直接作用的是單個的自然人，但實際上是自然人所在的組織體，它既是刑事被害人，同時也是犯罪對象。例如，國家是階級統(tǒng)治的機關，國家的主權（StateSovereignty）是國家最重要的屬性，是國家固有的在國內的最高權力和在國際上的獨立權力，即國家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內部事務，管理自己國家的權力。［9］國家的主權必須通過國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的自然人來行使，當具體的人在行使國家主權時，他的行為就不是其個人行為，而是代表國家處理國事的行為。我國現(xiàn)行《刑法》第102條規(guī)定的背叛國家罪中，行為人的行為從表面上來看，直接作用或指向的是具體的人，但實際上是國家，具體來說是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受到損害的也是國家，即國家的安全遭受侵害或者侵害的威脅。在該罪中犯罪對象和刑事被害人均為國家。又如《刑法》第277條規(guī)定的妨礙公務罪中，行為人以暴務、脅迫方法阻礙的是正在依法執(zhí)行職務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這里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雖然是自然人，但他是依照國家的法律法規(guī)，運用其合法職務正在從事公務的人員，他的行為不是其個人行為，而是代表國家機關這個整體的行為，因此，犯罪人的犯罪行為直接作用的客體實際上就是國家機關，它既是該罪的刑事被害人又是犯罪對象。

　　雖然當犯罪人的犯罪行為直接作用或指向特定的客體-人時，刑事被害人和犯罪對象的內容是同一的，對于犯罪行為來說，都是被動的承受者，其受作用的具體情況以及陳述都可以成為認定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jù)之一，但它們本身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功能。犯罪對象屬于犯罪構成的范疇，是犯罪客體要件的內容，其功能主要體現(xiàn)在作為認識行為人行為所侵犯的權利或利益的中間和媒介，從而為認定行為是否成立犯罪以及成立何種犯罪提供客體方面的標準。刑事被害人是因犯罪人的犯罪行為實施而遭受損失或損害的人，損害或損失必須賠償，但對損害或損失的賠償是需要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才能實現(xiàn)的。這種法律程序就是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內容之一。因此，一方面刑事被害人是啟動刑事自訴程序的主體，通過合法程序使犯罪人受到應有懲罰，從而使自己在心理上得到慰藉，即精神補償；刑事被害人的具體受害情況又是發(fā)動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主因，同時也是司法機關確定刑事被害人是否得到物質上的賠償以及具體賠償數(shù)額的客觀依據(jù)。刑事被害人和犯罪人在犯罪構成中總是處在相互對立而又相互作用的狀態(tài)，刑事被害人自身的特征，他在犯罪過程中的言行、表情和行為等，對犯罪行為的實施與否、完成與否以及犯罪的危害程度，具有直接的影響，促進或抑制犯罪的生成過程，因而刑事被害人對于科學、準確地認識犯罪，進而采取有效的預防犯罪對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正是由于刑事被害人有時能促進或抑制犯罪的生成，查清刑事被害人對犯罪發(fā)生是否有責任以及責任的大小，以便對犯罪人進行準確地定罪量刑，使他們真正地認罪改過，同時也有利于教育刑事被害人。因此，刑事被害人對于刑事審判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方面能提供幫助，成為正確判決的客觀依據(jù)。

　　2?獨立于犯罪對象的刑事被害人

　　當犯罪行為對人包括單個的自然人和人的集合體的侵害是通過間接的方式實施時，犯罪對象和刑事被害人常常呈離析狀態(tài)，這時，犯罪人的犯罪行為直接作用或指向的對象與因犯罪行為的侵犯而受到損害或損失的人不是同一的，而是各自具有不同的內容。在刑法理論中，不屬于犯罪對象的刑事被害人具體說來，包括：

　　犯罪人的犯罪行為直接作用或指向人以外的具體物質實體和非物質實體時，犯罪人的目的是通過對物質實體和非物質實體的影響來達到對人的侵害，這里的人通常是物質實體或非物質實體的所有者或者與它們有其他關系的人，屬于刑事被害人，而這些物質實體或非物質實體則是犯罪對象。如，盜竊、詐騙、貪污、侵占、挪用等等犯罪，它們的行為針對的是某種財產(chǎn)，那么，這些財產(chǎn)就分別屬于上述犯罪的犯罪對象，而財產(chǎn)的所有者、保管者才是它們的刑事被害人。又如，非法獲取、持有國家秘密罪和侵犯商業(yè)秘密罪，假冒注冊商標、假冒專利罪，侵犯著作權罪，損害商業(yè)信譽、商品聲譽罪，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罪等犯罪，它們的犯罪對象分別是秘密、注冊商標、注冊專利、著作、商業(yè)聲譽、商品信譽和計算機信息等非物質實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