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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要建立的“理想國”是一個人神和諧的世界：人必須克制住感性，高揚理性，才能做到通神。 詩人，往往失去理性的控制而張揚感性與欲望。
柏拉圖本身也是一位出色的詩人，他設身處地地驗查詩的產生和運作過程，得出了詩是一種“放任自流”、與理性無緣的盲目存在的理論。 柏拉圖理解詩人的天才，但也鄙視他們的狂野；他向往詩的鬼魅，但也討厭詩的排斥理性的放蕩不羈。像一匹脫韁的野馬，詩歌奔跑在激情的荒原上，不受牧人的制約，不顧前方的懸崖絕壁，沉湎于片刻的狂歡。 他們接過世代傳唱的故事，不假思索，以為那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從未想到需要尋根刨底，仔細分辨，追找知識的背景。詩人缺少正確認知世界的積極心態(tài)，沒有開創(chuàng)的進取意識，不可能通過自己的行動開拓人們的心智，深化人們的認識，培養(yǎng)求知的習慣。 不熱愛知識的人不會真正熱愛智慧，而沒有智慧的存在是一種盲目的、不自主的生存。傳統(tǒng)意義上的詩歌，在早期的柏拉圖看來，是一種屬于過去的古董——事實上，詩人總與荷馬站在一起，把他封為無所不知的先師。他們從不懷疑荷馬的言論，從不認為神話和傳說中包含大量的消極成分。他們沒有哲學家的睿智和胸懷，不能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在已有的“積累”上有所創(chuàng)新：我愛師長，但更愛真理。 詩人置身當代，回首過去，把歷史當做一種伴隨人品墮落的 “故事”，而不是深化認識的過程，詩人缺乏鮮明的時代意識，跟不上哲學和認識論發(fā)展的腳步。正當蘇格拉底提請人們注意觀念的知識背景的時候， 詩人們卻在食古不化，坐井觀天，把為鏡審辨的故事和傳說當做用來教育子孫后代的真理。 在古希臘，詩歌包含濃厚的宗教色彩。宗教既是詩和音樂的軟床，又是詩人熱情謳歌的內容。詩與宗教的關系及其緊密，以至于撇開神話和傳統(tǒng)的故事，人們將很難真正理解希臘詩歌（包括史詩、悲劇等）的實質。詩曲神授的觀點，像一棵不可動搖的大樹，根扎在古希臘人的心中。如同對待一切神奇卻又無法用常理解釋的事物和現(xiàn)象，古希臘人認定詩的產生出于或來自神的恩賜。不用說，這是一種原始的感情，一種匯聚恐懼、不解和感激的“自欺欺人”。 事實上，早期的詩人不僅是民眾的“先生”，而且還是最早的巫卜，創(chuàng)立希臘神學的先師。據(jù)說宙斯之子安菲昂首創(chuàng)citharody（一種豎琴半場的詞曲），利諾斯首唱 threnoi（哀歌、葬曲），安塞斯則首開humnoi（頌歌）的先河。如果愿意參考荷馬，我們還會讀到一些類似的描述。王者的權杖乃宙斯的賜物，頭戴得之于阿波羅的恩惠，而詩篇中的詞語則來自神的饋送。 “詩人是神的俘虜” 柏拉圖是一位有造詣的辯證學家，但不是一位講究實效的唯物主義者。他不會撇開神的存在和影響談論詩的產生。他從前人手里全盤接過了祖?zhèn)鞯摹吧褓x論”。然而，他在繼承傳統(tǒng)的同時，很自然地加入自己的思考。為了論證詩人的認識論領域缺少根基，他小心翼翼地消減了神賦論或靈感論中的贊褒因素，代之以一些或許包容消極和負面含義和所指。 《伊安篇》先是虛晃一槍，承認詩人講述許多人間美好的行跡，接著筆鋒一轉，抓住問題的實質，指出（至少是暗示）詩人的盲從，成了神明手中的俘虜：所有出色的史詩詩人，他們之所以能講誦動聽的詩行，靠的不是技藝，而是因為受到神的攝迷和感惑。同樣，優(yōu)秀的抒情詩人只能在神的催使下工作……他們不憑技藝吟誦，只是聽憑神的驅慫……神明奪走了詩人的心智，使他們成為自己的傳聲筒。夾著巴科斯的狂熱，帶著難以抑制的沖動，詩人們如癡如醉……在詩的甜美和歡快中失去了常態(tài)和理智。 直到晚年，柏拉圖依然堅持詩興神賜的信念。柏拉圖贊慕詩人的通神背景，同時也嗟嘆他們?yōu)橹冻鲞^大的代價。他深知作為神的代言者，詩人擁有某種特異的功能，他們常常傳誦某些“真實的”既往，但詩人就像是走對路的瞎子，即便說對了話語，卻不知對在哪里。如同卜者和先知一樣，詩人也會誦說一些極有見地的話語（即詩行），然而他們并不真正知曉說及的內容，因為神賜的靈感已經取代了心智的思考。 詩人不會分析，不會進行學術意義上的探討。詩人似乎不必關心對與不對的問題，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于神的安排。對于他們，認識論的原則并不重要，而建筑在認識論基礎上的道德觀更是一些可以隨便解釋的教條。詩只是一種工具，即使處于最佳狀態(tài)，也包含正向和反向引導的可能。 詩不是一種有意識的存在，只能在華麗的詞藻和動聽的音樂的掩蓋下傳誦某種外在（或外來）的意旨。沒有神力的“附身”，詩者或詩家只是一些缺乏生產和實踐知識的庸人；而有了附身的神力，詩人又被迫消隱自我，痛失理智，在麻木不仁的精神狀態(tài)下被動地生活。 在古希臘人看來，“被動”從來不是個值得贊美的字眼。詩人似乎陷入了難以擺脫的困境，進退得咎，在布滿荊棘叢的古代的“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的低谷里束手無策，無所適從。做人不易，做詩人更難。 詩人的窘境得之于內外兩個因素。首先，他們缺少自知之明，沒有穩(wěn)固的認識基礎，抱著“已知”的錯覺，掩飾無知的虛空，這是內因。其次，他們受制于神的擺布，精神恍惚，即使有心“亡羊補牢”，虛心求知，也難以擺脫神的“魔力”，這是外因。 由此，詩人必須遠離城邦。 這是我們精心為你準備的 最具陪伴性的柏拉圖哲學課 柏拉圖為什么反對詩人？ 答案就在他的《理想國》中。 北大哲學博士，帶你走進柏拉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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