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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城 國家就像臺球，它們的行為并不決定于內部構造，而是決定于彼此間的作用力。 ——Arnold Wolfers “全球史”興起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盡管一般來說，它和“世界史”、“新世界史”兩個概念出入不大，但“全球史”的撰寫其實是對傳統(tǒng)“世界史”概念的繼承與超越。 在西方，傳統(tǒng)的“世界史”書寫源于歐洲的基督教史學敘事，它以歐洲為本位，以民族國家的流變作為書寫重心。而“全球史”的興起恰恰是為了克服“地區(qū)本位”與“民族國家敘述”，一部覆蓋全球的歷史，它不該只是政治經濟資料的簡單疊加，也不該局限于某一地區(qū)的意識形態(tài)，如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臘碧士所言：“全球史研究既不是“歐洲中心論”的歷史研究，也不是簡單疊加的國別史研究，而應該是全球系統(tǒng)的互動史研究?！毕裢溈四釥柕摹段鞣降呐d起》，這部“全球史”的開山之作就試圖跳出歐洲本位，從全球視野和互動視角來考察歷史。  根據學術界的一般看法，全球史著作可以分為四類： （一）通史類全球史?？破招詮姡淖稚钊霚\出。如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齊格勒的《新全球史》、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 （二）區(qū)域性全球史。將一個或多個區(qū)域置于全球情境中來考察。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 （三）專題性全球史。對同類現(xiàn)象或同一主題進行全球史的專題研究。如大衛(wèi)·阿米蒂奇的《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菲利普·柯丁的《世界歷史上的跨文化貿易》、威廉·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 （四）微觀個案全球史。以某個個案作為研究對象，將其納入全球化的語境，探討其全球性與自身的流動性。如托尼奧·安德雷德的《一個中國農民、兩個非洲男孩和一個軍閥：邁向一種微觀全球史》、斯文·貝克特的《棉花：一部全球史》。 而這本《麥克尼爾全球史》，按一般劃分會在通史類全球史，但它又不只是一本新瓶裝舊酒的常識性讀物，它里面有很多新東西。不只是新的歷史發(fā)掘，還有看待歷史的新方式。麥克尼爾用一個大膽的想法串聯(lián)起紛繁的史料，他提出“網絡”在全球歷史變遷中的重要性。在書中，麥克尼爾不只是簡單描述了國與國之間的互動，而是俯瞰整個大陸，通過同一時期不同文明的同與異，以及分析它們各自興衰的原因，尋找出特定網絡在整個大陸起到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威廉·麥克尼爾聲名顯赫。他曾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美國世界史學會主席，他的成名作《西方的興起》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讀過《西方的興起》的朋友知道，這位老先生下筆縱橫捭闔，行文流暢明快，且結構規(guī)整。幾千年的歷史資料，在他的框架中都密而不亂。在這本《麥克尼爾全球史》中，他繼續(xù)延續(xù)了自己的特點，這是一本鞭辟入里但并不艱澀的歷史讀物。 要了解《麥克尼爾全球史》，需要對作者所處的時代有所把握。麥克尼爾初出茅廬時，維多利亞史觀尚未消散，文化形態(tài)學說、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和“新史學流派”蓬勃發(fā)展，它們互相沖擊，但都對麥克尼爾的治學思路產生影響。盡管麥克尼爾對斯賓格勒、湯因比非常尊重，但他對文化形態(tài)史觀提出過嚴厲的批評，誠如王晉新所言：“麥克尼爾“有意向斯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書挑戰(zhàn)。再則，他的‘文明擴散論’亦是有意與斯賓格勒、湯因比的‘歷史的研究’斗法?！?/div> 在對歷史的宏觀發(fā)掘中，麥克尼爾劍走偏鋒，指出“交往網絡”對世界歷史的發(fā)展意義非凡。《西方的興起》中，他說：“世界歷史的發(fā)展主要應歸功于各文明、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而高技術、高文明地區(qū)向低技術地區(qū)的傳播即其表現(xiàn)?！币蜓@個思路，麥克尼爾寫出了《人類之網》，即這一本《麥克尼爾全球史》。 在書中，麥克尼爾認為：“人類交往的第一個世界性網絡出現(xiàn)在新石器時代，物物交換、語言交流和不同部落的聯(lián)系，讓交往變得頻繁。到距今一萬兩千年前，農業(yè)文明催生出新的網絡，而后，城市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又讓各種都市網絡形成。到了距今2000年前，不同地區(qū)的小網絡加速合并，最大的舊大陸網絡體系形成。當時間來到新航路開辟時期，哥倫布、麥哲寧、鄭和等人的努力又讓世界性網絡連接起來。而到了我們這個時代，世界性網絡已然電子化，人類開創(chuàng)了一個嶄新的地球時代——人類紀。” 《麥克尼爾全球史》和傳統(tǒng)世界史著作最大的不同是：它并未將世界史作為不同國家或地區(qū)的軍事政治文化的簡單集合。當我們翻閱過去的歷史，大量作者熱衷于洋洋灑灑談論國家間的戰(zhàn)爭、不同階層的對抗以及若干王朝的興衰，世界史的主體被簡化為政治史、經濟史或文化史，而麥克尼爾將視線拉長，他更看重不同文明間的“關系”，而非他們的內部變化。 除了政治經濟與文化之外，他花費了不少篇幅來談論農作物、戰(zhàn)車、儀式、社會結構、金屬、運河等東西，誠如錢乘旦先生說：“如果要寫《麥克尼爾全球史》這樣的書，必須讀很多書，要讀兩河、印度河、尼羅河、黃河、長江，要讀奧斯曼、埃及、南美、巴西、智利、東南亞、越南、柬埔寨等等，還要讀關于疾病的書、細菌的書、戰(zhàn)爭的書等等，不勝枚舉?！?/div>
可以說，書寫全球史需要非常龐大的知識儲備和對不同學科知識的系統(tǒng)掌握，它不只是對一國一朝史料的分析，它甚至牽涉到農業(yè)、紡織業(yè)、制造業(yè)、服務業(yè)、物理、化學、生物等方面的知識。 因此，全球史研究一直存在一個困境，那就是對細節(jié)的處理欠缺精細。由于史料紛繁、牽涉甚廣，作者往往對細枝末節(jié)心有余而力不足。麥克尼爾相對較好的處理了這一問題，但在部分內容上，他的看法值得商榷。 受限于個人知識，筆者只以中國部分來舉例。比如，當麥克尼爾以中國北方為例，談到了東亞地區(qū)的文明和交流網絡，他說：“然而，東亞這個交往中心同尼羅河-印度河走廊處于相互隔絕的狀態(tài)之中，甚至當它穿越二者之間的大草原和沙漠，從西方引進了各種創(chuàng)新以使自己的技藝和技術大大發(fā)展之后，仍然如此。這些從西方引入的技藝和技術，如小麥、大麥種植，銅的冶煉，一周七天的計時法，還有公元前1500年后引入的戰(zhàn)車和馬等等均對東亞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事實上，盡管戰(zhàn)車最早出現(xiàn)在公元前26世紀的古代兩河流域，但中國商周時期就有的戰(zhàn)車是否真從西方引進，這是需要進一步論證的。一些資料認為：早在夏朝，夏人就將狩獵用的田車改造為馬拉戰(zhàn)車，在夏啟討伐有扈氏的戰(zhàn)斗中，戰(zhàn)車已經出現(xiàn)于戰(zhàn)場。 麥克尼爾在書中的一個論斷是：大約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戰(zhàn)車革命傳遍歐亞大陸。其中，他判斷“商朝帝王們所仰賴的戰(zhàn)車和戰(zhàn)馬，基本是從西南亞地區(qū)獲得的，這意味著遠方的中國也卷入到一個以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為中心的巨大的政治—軍事漩渦之中”。 但是，如上文所說，麥克尼爾并沒有充分論證商朝的戰(zhàn)車和戰(zhàn)馬就是從西南亞傳來的。而且，在中國的官修史書中，不要說兩河流域，即便是較近的印度，商周文明和印度的接觸也少之又少，焉論戰(zhàn)爭。商周時期的華夏文明更像是在一個封閉的系統(tǒng)中自娛自樂，將它納入以美索不達米亞為中心的政治—軍事漩渦中，缺少依據。 又如：麥克尼爾在第三章寫道：“及至公元180年，這場致命瘟疫才停歇下來，它所造成的財富和人口損失，促成了羅馬和中華兩大帝國的崩潰?！痹诠?80年左右，中國正處在東漢統(tǒng)治時期，東漢末年確實有一場瘟疫， 瘟疫元兇疑似為流行性出血熱，據史料記載，這種疾病的主要癥狀為：“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具有強烈的傳染性；發(fā)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會高熱致喘，氣絕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塊。”一時間，華北平原百戶凋敝，一些村莊甚至空無一人。 麥克尼爾能夠發(fā)現(xiàn)這場瘟疫，并將其與羅馬帝國同期的瘟疫聯(lián)系起來，這體現(xiàn)出他敏銳的洞察力。但是，瘟疫是否促成了東漢的崩潰？這是值得商榷的。由于落后的醫(yī)療條件和中國的地理因素，古代中國瘟疫時常發(fā)生， 按歷代文獻記載，自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20世紀，中國較大規(guī)模的瘟疫達到七百多次。即便是所謂的“文景之治”，依然會出現(xiàn)“民大役死，棺貴”。因此，瘟疫固然可怕，但要說它是促成東漢崩潰的原因，還需要進一步論證。 另外，如維舟先生指出：“在歷史學中，過分強調這種網絡系統(tǒng)可能也是有風險的：因為這就很難解釋為何不同文明為何能自發(fā)形成極富多樣性的面貌，尤其像印加文明這類較為孤立的文明，雖然它自身內部無疑也存在巨大的網絡結構，但它在1492年之前極為隔絕的地理位置無疑使得它自身主要的演進動力遠非來自任何外部文明的交流推動?！?/div> 不過，舉出這些商榷之處，并非是要否定此書價值，恰恰是由于麥克尼爾的這本書扎實有趣，所以筆者才有談論它的興趣。榮新江說得好：“在西方的雜志里，往往是值得評的書才被安排來寫書評的，有些書根本不值得一評，所以，盡管書評沒有什么好聽的話，也說明這本書不是最差的?！倍@本《麥克尼爾全球史》，不僅不差，而且兼顧了學術性與科普性。麥克尼爾引導讀者從更寬闊的視野來看待我們這個世界，追溯我們的歷史，我們每個國家與地區(qū)的歷史并非孤立存在的，由于這張巨大的“人類之網”，我們與其它群體之間，原來早已發(fā)生微妙卻影響深遠的聯(lián)系。 同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中國在麥克尼爾的歷史世界中分量不淺，在《麥克尼爾全球史》中，關于中國文明的分析文字很多。麥克尼爾嘗試將中國文明納入整個世界文明的網絡中，而不是孤立的談論它。他曾說：“1000年前的中國應是世界史的重心?！彼@個說法是否站得住還得另談，但一位西方學者敢于提出這樣的觀點，就可見他的大膽與魄力。 于是，當全球史從“歐洲本位”跳出來；當那些浩如煙海的文字不再沉湎于主要宗主國的殺伐攻訐；當原本處于“邊緣”的國家與地區(qū)被納入人類之網的重要部分，歷史呈現(xiàn)出它新穎迷人的色彩。 歷史不是老古董，歷史常讀常新。如今，我們這一代正身處電子的巨型網絡中，網絡仿佛新鮮事物，但原來它早已深深影響了人類。閱讀《麥克尼爾全球史》，走進這張人類之網，其實，恰恰是為了更好的了解我們這個時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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