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上海文學》2017年第9期

門外說錢師

陳福民

我并不是錢谷融先生的門下，因為我從未有跟他讀碩士、博士的經歷，甚至連本科我都不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學生。所以，盡管用了“門外”這個限制性的表述，仍然會難免有攀龍附鳳之嫌吧？至少，這題目看上去有些俗氣。

但我寫下這篇文章，卻不是沒來由的。

1978年恢復高考，我進入大學中文系，學校在第一學期開設有“文學概論”課程。這門課對于今天的學生來講可能是很枯燥的，估計很少有人愿意學。但我們那個時候卻是甘之如飴。十年的混亂動蕩與文化荒漠造成的嚴重知識饑渴癥，讓我們只恨書少?；叵肫饋恚敃r的文藝學教材其實相當機械，觀念也比較陳舊，大致是前蘇聯(lián)季莫菲耶夫和畢達可夫的中國版。授課教師也多是照本宣科，沒什么出彩之處。無非是文學的三大功能，間或還有階級論的遺留。在講到文學的評價尺度時，涉及到“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的問題，老師們對這種機械二元論的區(qū)分是有強烈不滿的，但在具體分析上，卻又講不清楚。我猜想，其實老師們除了學術能力的因素外，勇氣與認知仍然是那時的限制性因素。當代文學史上的各種理論論爭，在當年的授課中都被提到了，如“電影《武訓傳》”問題、“俞平伯與《紅樓夢研究》”問題、“胡風集團”問題、“大連會議與中間人物論”問題……今天我們知道，那些所謂的“論爭”都是在意識形態(tài)動機下的粗暴批判與干預，完全不具有學術討論的性質。不過那畢竟是1978年了，老師們也不同程度地感染著思想解放的時代氣息，盡可能講解了一些在他們看來有創(chuàng)見、有新意的觀點，同時也會分享多年來他們自己的困惑。于是，我第一次從這里“結識”了錢先生和他的“文學是人學”。

有關文學的屬性，究竟是階級論的還是“人性論”的，或者是還有更復雜的面向，這在今天已經是文藝學一個比較普通比較有共識的問題了。今天的學生也許很難了解，“文學是人學”這樣一個普通的真理性的結論，會在當年遭遇蠻橫粗暴的攻擊批判。但就是這個從高爾基那里借用來的提法，讓錢谷融先生吃了苦頭。說來也怪，老師們講述的十七年的各種文藝“論爭”，從過程到結果都堪稱風雷激蕩波詭云譎甚至慘烈，錢先生所受到的沖擊與胡風、邵荃麟們相比其實也算不得什么。但凡此種種，也不過是在知識和情節(jié)上成為理論記憶，并不能入腦入心打動我。相形之下，只有“文學是人學”這個概括讓我受到了情感的洗禮和震撼。錢谷融這個名字，由此成為一種象征，成為了我感同身受的文學觀的寄托。今天分析這

一切，錢先生和他的“文學是人學”以及因之所經歷的人生，當時之所以令我開竅，并不是由于深刻的理論領悟，而是因為，它以非常直觀的文學化的方式，浸潤了我刻板而含混的文學情感與文學信念。

在那之后，我的文學學習都是在這條軌道上前行。或者說，此前的文學閱讀也會接近這條軌道，但年輕人總是沒有自信，總是有很多疑惑困難，特別是在入學前的自學過程中，各種閱讀材料都帶有強烈的“時代特征”，必然會有一些混亂觀念的植入影響，對于文學與人性的關系的認定，總是不那么確切。直到“遇見”錢谷融先生和他的“文學是人學”，我才能校準了自己的文學軌道，在“人學”這條路上堅定前行。我不是錢先生科班的學生，但我知道，在校準文學學習軌道的意義上，我是他的文學觀念的終生受益者。

有很多次，我都想當面問問錢先生，他當年是如何接受和信仰了“文學是人學”這個觀念的，但我從沒有真正去嘗試過。這種緣分，沒必要追問，也無需去刻意索解了?！拔膶W是人學”的巨大影響之于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中人，又有哪個不曾受惠過？整個中國當代文學史，又有多少理論論爭，能像錢先生與“文學是人學”那樣，被人們真正咀嚼吸收而潤物無聲呢？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太多人乃至一個文學時代的先生。

但是事情到這里并沒有結束。

1984年9月，我參加了由徐中玉先生和錢先生主持，陳子善、林明華兩位老師擔任班主任的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進修班，第一次見到了錢先生。1980年代中期，教育部曾經推行一種“助教班”制度，以彌補各個高校青年教師研究生學歷不足的缺憾。而華東師大開辦的這個進修班，是“助教班”的前身。第一個進修班是由李何林、王瑤先生主持，由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開辦的，華東師大這個進修班算是第二個。北師大那個班的生源，不乏一些已經在現(xiàn)當代文學領域小有成就的中年教師，華師大班的生源，則是全國各地有一定科研能力的高校青年教師。據我所知，這個級別的進修班僅此兩個，其后就由全國各個高校自己爭辦的助教班制度取而代之。由于時代氛圍與重視程度的緣故，這個進修班的級別與學術含量在當時是很高的。這也就不難理解，何以此班會讓徐、錢二位先生出來主持了。

之所以說這個進修班是罕有的高規(guī)格班，是因為徐、錢二先生動用了自己的資源和學術影響力，請來了一批重量級學者來講座授課。當年的資料我已經找不到了，記憶中授課教師有華東師范大學的許杰先生、南京大學的陳瘦竹先生（課表上也有陳白塵先生，但他似乎因事沒有能來）、上海師范大學的邵伯周先生、中山大學的黃修己先生、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丁景唐先生、天津師范大學的夏康達先生、浙江大學的駱寒超先生……時萌先生當時還在一所師專任教（似乎是蘇州師專），但因他在聞一多研究上的卓越建樹，也被請來給我們授課。陳子善、林明華老師各講一次，連剛剛碩士畢業(yè)留系任教的青年學者許子東、王曉明也來講了一次。往事如煙，星星點點都成珍貴記憶，而今回想起來，令人感慨萬千。好玩的是，與我們這個進修班同期入學的，有錢先生的五位碩士研究生，他們分別是李劼、吳俊、夏志厚、董朝斌和錢虹。大約是系里和錢先生要求他們在這個班與我們一起聽課，頭幾堂授課還能見到他們。當然，才高學富如彼，他們基本是能不來就不來，偶爾來了也是不帶耳朵，只專心低頭看自己的書，錢先生也從不過問“追責”，這讓我們很是羨慕。

從我見到錢先生那時起，他早就放棄繁復的著述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從“文學是人學”遭遇批判一直到新時期開始，錢先生都不再出現(xiàn)在文學討論的熱潮中了。就像以賽亞·伯林沒有自己的體系性大部頭著作一樣，錢谷融先生也并不以此為意。有些人推測說他可能已經過了自己的學術創(chuàng)造巔峰期，我認為這么說非但不準確，也未能深切體會他。以我的愚鈍之見，我寧愿相信這是錢先生自己的選擇。他的創(chuàng)造力并不體現(xiàn)在那種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的寫作上面，他個人的生命體驗與學術信仰，其實是高度知行合一的。他拒絕廢話，拒絕營營，拒絕無限度的連篇累牘。在本質意義上，他有些像維特根斯坦的信徒：對不可說的事物，保持沉默。但這樣講，似乎又過度西化過于矯情了，錢先生的學術人生，其實更深刻地印證了中國古典文化的某些面向：散淡、真率、優(yōu)游而不茍且。他的創(chuàng)造性，在于他的清靜無為中自有真見識和真性情，從不會為什么風頭而改弦更張。他不會聲色俱厲，也不會金戈鐵馬，但他從不會違拗自己的內心信仰。在遍地大師巨匠學問家的泡沫時代，他幾乎是唯一一個敢于說自己是“既無能又懶惰”、“一生只是玩，從不做學問”的人。

有誰會認真對待錢先生的說法？或者真的以為先生是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樣？一生學習，一生閱讀，一生都在致力于學術人生的知行合一。這個問題上，錢先生有自己不與世論相茍同的學習觀和學問觀。而在我看來，如果這不是錢先生特別自覺的哲學信仰，也是一種非常接近哲學的學術人生態(tài)度。而這一點，乃是當世很多學問家和大師們最為稀缺的品質。

1992年，我考入華東師范大學，師從張德林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與錢先生的高足們比鄰而居，吳俊作為先生的第一個博士，已經留校任教，住在教管院，胡河清畢業(yè)留校，總是騎著他那輛自行車在校園里穿行；徐麟、楊揚和袁慶豐在讀，同屆的劉洪濤、高恒文、萬燕不斷有往來。總是從他們那里聽到錢先生。張德林老師也經常鼓勵我們多多向徐、錢二位老先生請教，然而我極少極少去錢先生那里拜望。這不僅是因為一般性的客氣，更是出于對這位我深深認同的老人與我自己的尊重。他的散淡、優(yōu)雅、自然、率真乃至他的愛下象棋愛打麻將，都令我著迷，都是我心向往之的品質。韓愈《師說》有云：“師者，所以傳道受業(yè)解惑也?！蔽矣X得還可以再加一句：師者，亦可同游同樂也。包括我的導師張德林教授。一生酷愛楊派老生，樂此不疲，不僅時時開腔自娛，也常與學生粉墨同臺，毫不扭捏做作，這也讓我萬分敬仰。然“乘興而來何必見戴”，去拜訪他，也不過多說一堆無意義的廢話而已，于人有損，于己無益的事情大可不必。同時又有坊間盛傳的錢鍾書氏所詼諧者：如果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好吃，又何必一定要見那只下蛋的母雞？于是我就不去或少去。他不該被過多打擾，他不該被過度的仰慕與愛戴所曲解所羈絆。至于殷國明、楊揚二兄等師門弟子的殷勤侍奉，則是分內的另一性質的事情了。

1995年我修完學業(yè)，準備論文答辯。導師張德林教授請徐中玉先生做我的答辯主席，錢先生、王曉明等人做答辯委員。由于我的論文寫作并不順利，那段時間我非常沮喪，情緒也相當低落而消沉，有一種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挫敗感。在去錢先生家給他送論文時，我大概是比較多流露了這些情緒。然而他聽完我的陳述，哈哈大笑起來，一連聲地安慰我說這根本不算什么，完全沒有關系。具體怎么說的我已經記不得了，大意就是，既然你認為沒寫好，那就以后再努力寫好嘍，這次是沒問題的。后來在答辯過程中，他的提問與解說也是和風細雨，讓我體會到一種寬容呵護。我想，這一定是眾多師友在他面前講了我不少好話的緣故，但我同時也固執(zhí)地覺得，像他那樣一個活得清醒明白、有自己學術人生堅定信仰的人，像他那樣一個在清靜無為中恪守道德底線有大智慧大慈悲的人，看事情總比我們看得通透，看人生總比我們看得長遠。他以自己的透徹，接納了這個世界的渾濁與不完善，并最終消融于這個世界。

去年底，錢先生以近百歲高齡北上，參加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九次代表大會。我這次沒有猶豫，聯(lián)系了楊揚兄約定時間去見一見先生。于我，這是對我與錢先生之間學術人生淵源的一次隆重的正視與致敬，一生有此一次足矣。在楊揚兄的引導介紹中，我與先生相見，相談甚歡，但我不確定他是否還能真切記得我。一如既往，先生依然是他的出行標配：西裝領帶貝雷帽，氣度非凡，和藹可親。笑談中令人不知歲月之短長。

出了賓館大門，沉入北京深冬的寒夜。勁凜的風打在臉上，我裹緊大衣做深呼吸，讓自己回到現(xiàn)實中。于是忽然想到，或許，正是由于有了錢谷融先生這樣的人，中國現(xiàn)當代學術庶幾可免于浮夸、聒噪、勢利與人云亦云，也是因為有了他的“文學是人學”，中國當代文學曾經黯淡無光的歷史中，幸可見一絲微弱的光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