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家“合著”，這部通史有看頭

2017年06月17日   06： 讀書周刊/書評   稿件來源：本報訊  

　　■葛維屏

　　《中國通史》　是三位史學大家代表作的合集。
　　其中，呂思勉先生引用的史料十分豐富，旁征博引，大氣磅礴；張蔭麟先生則不圄于史籍，文字優(yōu)美，把《詩經(jīng)》《楚辭》《論語》中的詞句用得出神入化；而蔣廷黻先生則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觀念，倡導(dǎo)原始檔案材料的收集。三位先生在史書的編寫上各有優(yōu)點，集合成套后，相信能夠給予讀者深刻而愉快的閱讀體驗。
　　似出一人之手

　　開卷之時，我便很好奇，這部書是如何將張蔭麟、呂思勉、蔣廷黻這三位行文風格不一樣、治史理念不一樣的歷史學界名家著述整合到一起的？
　　閱后發(fā)現(xiàn)，這本書并不是簡單的合并，而是將三位史學家的三本歷史書，打亂了次序，進行了重新組合，每一章節(jié)并沒有注明這章出自哪位史學家之手。從表面看，整本書自成一體，渾然無界，似乎出自一人之手。
　　經(jīng)過一番查對，我發(fā)現(xiàn)整本書有百分之六十是呂思勉所著，出自《呂著中小學教科書五種》，尤其是1934年初版的　《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該書2006年改名為《中國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7年改名《中國簡史》，收入中國工人出版社“大眾歷史經(jīng)典館”叢書。
　　在呂著的歷史教科書的基礎(chǔ)上，張蔭麟與蔣廷黻的部分各占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現(xiàn)在我們回過頭來看《中國通史》的編撰結(jié)構(gòu)。因為張蔭麟的《中國史綱》是從商代開始書寫的，所以，第一章“文明之初”，基本是呂思勉的著述部分，然后到了商代，這時張蔭麟的《中國史綱》開始有紀了，于是這套《中國通史》切斷了呂思勉部分，而接上了張蔭麟的《中國史綱》的全部。張蔭麟的最后一句是“東漢開國初年”中的結(jié)尾句：“這件故事豈能不在他心頭？”這時已經(jīng)到了本部《中國通史》第十三章“權(quán)謀夾縫中的生存的東漢”，張蔭麟只寫了東漢史的一個開頭部分，接下來便沒有了，于是從這一章第二節(jié)開始，又重新回到了呂思勉體系。
　　之后一直到晚清，我們在《中國通史》中讀到的都是呂思勉所著的歷史教科書。蔣廷黻所著的《中國近代史》篇幅并不長，但《中國通史》基本全部采用，并且讓蔣廷黻所寫的部分，穿插在呂思勉的歷史教科書中，只要蔣廷黻寫到的部分，就把呂思勉的去掉。于是，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編輯高招，在第二一章“近代開端”部分，第一節(jié)“中西初期交涉”還是呂文，到了第二節(jié)“英人尋求平等邦交失敗”則已經(jīng)是蔣廷黻的著述了，下面便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為主了。
　　在《中國通史》中我們更看到了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組合方式，就是將呂思勉與蔣廷黻的相同歷史事件描述，合并成一章，比如第二四章第二節(jié)“戊戌變法及義和團”中，前面三段是呂思勉的文章，后面則是蔣廷黻所寫，這種合并在第二五章第一節(jié)“孫中山的革命方案”里再次出現(xiàn)，將呂、蔣文各取一段合并成一文，而且在標題上還注明了一個“（并）”，似乎是編輯提示這一節(jié)是一個“合并”的章節(jié)。蔣文只寫到了孫中山的逝世，之后，《中國通史》又繼續(xù)沿用呂文著述，一直到1934年歷史時段結(jié)束。

　　共同的指向

　　把張蔭麟、呂思勉、蔣廷黻三個人的著述分清，我們才能更好地辨析出三位歷史學家的風格特點。其實這三位史學家的敘述風格有著很大的差異，呂思勉的行文比較樸實古板，研究自成體系，對中國歷史有多種不同風格的表述方式，尤其是本書的主體部分取自呂著為民國高中生所著的歷史教科書，言簡意賅，通俗易懂，既彰顯了個人對歷史的解讀風格，也能適應(yīng)一般讀者的閱讀需求。
　　張蔭麟則行文流暢，講究文采，尤其是在歷史敘述中，還能進行一番散文化的排比渲染，讀起來滿眼生花。但畢竟張蔭麟的歷史篇幅太少，難以從一個更為宏觀的角度來把握作者的歷史架構(gòu)，所以，張蔭麟越是把中國前期歷史描寫得文采斐然，越覺得后繼無文而遺憾多多。
　　而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論述，多少有一點像政論體復(fù)述，穿插在歷史事件中的是作者欲罷不能的對歷史的高談闊論，這種超越歷史事實的政治論述，反映了作者對政治的濃烈興趣，日后作者棄歷史研究而從政，決非全無征兆。
　　但張蔭麟、呂思勉、蔣廷黻三位也有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在對中國歷史的復(fù)述中，總有一個目標指向當代中國，這反映出三位作者在寫作中國歷史時，正處于兵荒馬亂的民國“亂政”之下，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與透析，始終有一個面向，即希望從歷史中尋找到民族振興的經(jīng)驗與教訓(xùn)。
　　當然，這三位歷史學家對中國歷史的表述肯定有著巨大的差異。這一點在張蔭麟身上表現(xiàn)突出，他的對中國前期歷史的論述，便與我們今天的歷史分野迥然有異。我們現(xiàn)在的歷史，將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都歸劃在“封建時代”，而張蔭麟?yún)s拋棄了這樣的說法，他認為中國的封建帝國，只“維持了約莫七百年”，“在中國史里只有周代的社會可以說是封建的社會”。到了秦漢時代，中國已經(jīng)建立了統(tǒng)一的郡縣的帝國，已經(jīng)不能套上“封建社會”的帽子了，而且認為“漢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較平等”，打破了舊有的對中國社會的認知。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可見，用不同的視鏡透視中國歷史，是會得出不同的判斷與結(jié)論的。

　　新鮮的課題

　　中國史學家的中國史與西方史學家的中國史，會有什么本質(zhì)上的不同？讀《中國通史》的同時，我也讀了六卷本的《哈佛中國史》，深刻感知到了中西方歷史著作在敘述上的不同。
　　感受最深的是，中國歷史學家的歷史著作，目光聚焦于中國的內(nèi)部，一般討論的是中國的王廷，按照“終歸于統(tǒng)一”這一主脈線，同時向周邊擴展，作品呈現(xiàn)出一種向外擴散的發(fā)散型結(jié)構(gòu)。本部通史的三位著者都有這樣的風格，他們著重討論的是中國中心政權(quán)的演變流程，然后由核心向外擴散，逐漸朦朧，再之外的那些發(fā)生于邊緣碰撞的所謂蠻夷戎狄，只要退出中國王朝的視線，它們的歷史就算結(jié)束了。
　　而西方作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很是不同，他們十分注重地理位置上的社會重點傾斜，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他們有一種強烈的外來的觀望目光，那種感覺，就像是從太空站望向中國的歷史舊痕，他們看到的是各個力量交鋒之下地理位置空間的變化。比如《哈佛中國史》里對戰(zhàn)國時代的七國爭雄，就很注重七國地理位置的經(jīng)緯度，而中國史家則喜歡討論各家戰(zhàn)力的力量消長與內(nèi)在關(guān)系。這使得《中國通史》雖然由三位作者的著述整合而成，但對中國歷史敘述的總體思路卻是相同的，就是非常注重各種勢力與人際交錯之間的關(guān)系伏線，這種關(guān)系包括爭雄各方的力量關(guān)系、中國與所謂蠻夷的互動關(guān)系、王朝內(nèi)部的君臣關(guān)系及后宮內(nèi)外的角力關(guān)系等等。這些是中國通史的常規(guī)項，是必須要解述的。
　　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就是中國史家，更關(guān)注歷史，陪伴著中心王朝，向外衍射，遠方是看不到一個框架輪廓的，推到哪里是哪里，哪里就是中國歷史的邊界。而西方史學，則早早地就用一個框架固定住了中國，然后看這個框架內(nèi)的力量的移動與消長。
　　三卷本的《中國通史》能夠?qū)⑷皇芳业闹隹p合到一起，給人一種渾然一體之感，正反映了這三位史家，對歷史有著總體來說相似的基本論述與表現(xiàn)手法，體現(xiàn)出中國史學還是有著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礎(chǔ)的。但是，他們在具體的歷史論述中，也有著巨大的差異，表現(xiàn)出歷史分期、歷史識見、歷史定論方面都歧見明顯，這正是歷史歷久彌新的魅力所在。它吸引著史家不斷地去探尋，并作出自己的解答。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著作總是會成為未來永遠不會枯竭的新鮮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