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正是唐王朝舉全國之力平定安史之亂的重要關頭,統(tǒng)治者急切需要在武學兵林中樹立一尊最高偶像來振奮民眾的精神,鼓舞軍隊的士氣。于是,兵學鼻祖姜太公便被推上“武圣人”的寶座,“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地位與“文宣王”孔子相頡頏。同時,朝廷又從歷代名將中遴選出“十哲”,進入“武成王”廟中配享。春秋后期齊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司馬穰苴榮幸地入選“十哲”之列,成為與白起、韓信、諸葛亮、孫武、吳起等兵家風云人物齊名的“亞圣”。司馬穰苴的入選并非事出偶然,浪得虛名,實因 其卓越的兵學造詣而備受后人推崇。當年,他曾以治軍的高明和率師逼退燕、晉聯(lián)軍而聞名天下,更以撰寫著名兵書《司馬法》一書而惠澤后世,齊國名相晏嬰盛贊其“文能附眾,武能威敵”。 真正使司馬穰苴進入一流兵學家行列的,并不是他執(zhí)法如山、立斬違犯軍紀的監(jiān)軍大臣莊賈的壯舉,也不是他用兵如神,迫使來犯敵師望風而逃的手筆,單憑這些,并不具備在“武成王”廟做陪祭的資格。司馬穰苴之所以英名彰顯,傲領風騷,根本原因在于他整理總結(jié)了古司馬兵法,即所謂“自古王者皆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史記·太史公自序》),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起自己新的兵學體系,“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這部兵法,代有傳播,到了北宋神宗元豐年間,更被列為武經(jīng)七書之一,頒行于當時的武學,成為將校必讀之書。 如果說,《孫子兵法》所體現(xiàn)的是“狹義的軍事藝術”,即論述的重心是用兵之法;那么司馬穰苴的《司馬法》所反映的就是“廣義的軍事藝術”,即討論的命題涉及到軍事學的各個方面,包括軍賦制度、軍隊編制、軍事裝備保障、指揮聯(lián)絡方式、陣法與壘法、軍隊禮儀與獎懲措施等等,帶有明顯的條令條例與操典的性質(zhì),為軍隊建設與戰(zhàn)爭實施的規(guī)則。二者可以形成互補,無《孫子兵法》的精妙用兵藝術,打仗便失去了種種懸念,層層變數(shù);無《司馬法》的規(guī)整用兵法則,打仗便沒有了一定之規(guī)和最后底線,也就不能“以禮為固,以仁為勝”。從這個意義上說,司馬穰苴的兵學理論與孫子的兵學思想相比,是毫不遜色、各有千秋的。這正是司馬遷之所以欣賞《司馬法》,稱道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史記·司馬穰苴列傳》)的緣由。 司馬穰苴的兵學體系博大精深,而有關治軍的理論闡述,則是其整個學說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治軍的規(guī)律,這就是強調(diào)“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司馬法·天子之義》)。其根本宗旨,是要區(qū)分治軍與治國的不同,要清醒地認識到兩者雖都沾著一個“治”字,但彼此的差異性卻是客觀存在,千萬不可任意混淆趨同。在司馬穰苴的眼中,國家、朝廷的那一套禮儀規(guī)章萬萬不能搬用于軍隊。同樣的道理,軍隊的法令條例也不能移作治國的工具。兩者各有不同的特點和要求:“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在軍抗而立,在行遂以果,介者不釋,兵車不式”(同上)。如果哪位統(tǒng)治者心血來潮,混同兩者的區(qū)別,必定會既在治國上捅漏子,又在治軍上摔跟頭,“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同上)。也就是說,如果把軍隊的管理方法應用于國家、朝廷,民眾就會變得暴戾剛狠,溫情脈脈的禮讓風氣就會廢弛;反之,倘若將國家、朝廷的禮儀規(guī)章貫徹于軍隊,軍人就會變成一群溫馴的綿羊,尚武勇邁的精神就會被削弱乃至消失。應該說,司馬穰苴的這一觀點完全符合軍隊建設與管理的規(guī)律與特點,因此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視。西漢時期的名將周亞夫整肅軍容,嚴明軍紀,以致細柳營軍門擋住漢文帝的車駕,就是借鑒“國容不入軍”的思想、并運用于治軍實踐的顯著事例。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語言雖然樸素平白,但其中卻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司馬穰苴道出的不僅是治軍的基本要領,更是樸素辯證法的精髓。用今天的哲學語言來表述,便是不同質(zhì)的矛盾必須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任何方法,任何手段,是否真正管用,關鍵在于它是否具有針對性,是否具有適用性。歷史上,違背司馬穰苴區(qū)分“國容”與“軍容”的忠告,不分場合,不分條件,不分對象,用一個模式對待和處理復雜的事物,結(jié)果導致破綻百出,甚至全盤皆輸?shù)模芍^司空見慣,不勝枚舉。如當年諸葛亮起用馬謖心切,拔苗助長,將本是優(yōu)秀參謀之材的馬謖擺放到北伐前敵總指揮的位置上,混淆了參襄軍務與獨當一面的本質(zhì)區(qū)別。結(jié)果呢,“置將不慎,一敗涂地”,首次北伐中途夭折暫且不說,也害得本來可以成為優(yōu)秀輔弼之才的馬謖身敗名裂,抱憾終天。 由此可見,避免一鍋煮,防止簡單化,說來容易做來難。司馬穰苴能夠清醒意識到這個問題,并且提出“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這樣高明的原則,多少表明他是真正參悟到用兵治軍的奧妙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司馬穰苴才受到后人的普遍尊重,而他的區(qū)別矛盾、不同對待的思想方法,也始終為人們提供著智慧的啟迪和文化的借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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