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上海是萬商云集、進出口貿易頻繁的國際大商埠,以其特殊的經濟地位而逐漸發(fā)展成為中國乃至遠東地區(qū)的金融中心。
所謂金融中心,是指聚集了大量金融機構和相關服務產業(yè),全面集中地開展資本借貸、債券發(fā)行、外匯交易、保險等金融服務業(yè)的城市或地區(qū),金融市場齊全、服務業(yè)高度密集、對周邊地區(qū)甚至全球具有輻射影響力。
上海,當年以其經濟高度發(fā)達而聞名于世,有“一上二香”之說,也就是說上海的繁榮程度遠遠超過了香港,一首經典名曲《夜上?!返辣M了彼時的紙迷金醉、燈紅酒綠,而在這個各方勢力匯聚之地,同樣也有潮人的身影。
上海外灘
汕頭的開埠與近代輪船業(yè)的興盛,為近代潮汕商人走出潮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潮人走出鄉(xiāng)土家園,散居于大陸沿海乃至內陸沿江的口岸地區(qū),而上海就是近代潮商的集結之地。上海潮商的轉口貿易,除了將潮糖等潮州土特產轉銷南北各地外,另一方面也將長江流域的農副產品轉銷至潮汕地區(qū),當然從上海輸入潮汕地區(qū)最多的還是上海的工業(yè)品。
近代上海潮商除了從事海販,發(fā)展上海與潮汕地區(qū)商業(yè)貿易外,還有一部分近代早期潮商伴隨著西方列強勢力進入上海,以鴉片貿易發(fā)家。后來,隨著鴉片貿易逐漸消亡,上海的潮籍鴉片商人通過鴉片生意積累的大量資金,便陸續(xù)轉而投資金融業(yè)與紡織業(yè),有很多人成為了上海灘有名的大資本家。
上海潮商經濟實力雄厚,壟斷經營范圍不斷擴大
到了20世紀初,上海潮商開設了鴻裕紗廠、鴻章織染廠、緯通紗廠,鄭培之、郭子彬等人成為上海早期紡織界的巨頭,而在上海錢莊業(yè),潮商也在占有一席之地。近代上海潮商經濟實力雄厚,特別是在紡織業(yè)與錢莊業(yè)中擁有相當的實力,隨著近代上海經濟的發(fā)展,上海潮商經營范圍不斷擴大,遍及潮糖、土產、房地產、錢莊、紡織業(yè)、面粉業(yè)、百貨、飲食等,在這些上海商界的重量級人物之中,陳玉亭便是這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陳玉亭,廣東潮南成田溪東人,生于清末,是當時上海灘知名的潮商。
陳玉亭
土行買賣積累原始資本
民國初期,上海幫會林立,有江蘇幫、浙江幫、潮州幫、紹興幫、寧波幫等,比比皆是。上海財界的經濟實力,除洋人外,江、浙二幫因天時地利,得天獨厚,其實力最強。廣東財界在上海也有一定的地位,他們能在上海與江浙幫爭雄,其中潮州幫起著重要的作用。當年,潮州幫的財力已超出廣東財界的一半,而潮陽人的財力相當于整個潮州八邑的七成。潮陽人在上海進行貿易、金融、房產、典當、企業(yè)等商貿活動,尤以銅盂郭(郭子彬、郭樂軒為代表)、沙隴鄭、成田溪東陳(陳青峰、陳玉亭)為代表形成了上海潮州幫的三大經濟體系。
清代潮人在滬,最開始是從事傳統(tǒng)的區(qū)域間物品交流,后來中英鴉片戰(zhàn)爭后,大量潮人開始大量販賣鴉片并從事買辦活動,陳玉亭也是其中之一。
潮州幫土行的發(fā)跡,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國戰(zhàn)爭時期,當時曾國藩奉命辦湘軍,圍剿太平軍,由于清政府的國庫空虛,打仗要籌響,于是曾國藩打上了潮州幫土行的主意。當時在上海做鴉片生意的,除了潮州人外還有福建人、廣府人,但潮州人的勢力最大。曾國藩及其繼任者丁日昌,就籌劃實行鴉片專賣,讓潮州人壟斷鴉片買賣,由上海潮州會館負責從每箱鴉片利潤中留出10兩、20兩作為義捐交給政府,這筆義捐對清政府的幫助很大。
丁日昌出生廣東豐順湯坑(當年由揭陽管轄),早年他到上海報考北洋水師學堂時得到上海潮州會館的資助,鄧日昌發(fā)跡掌權后,很支持上海的潮商。上海潮州會館,創(chuàng)建于清嘉慶15年4月(1811年),會館館址設在洋行街105號。上海潮州會館財政的來源,原來由各商號攤派或捐資,后來由于有了地產、房產,便轉而以房地產收入為主要財源。上海潮州會館具有獨特組織宗旨、章程、選舉方式,這使它成為上海潮商的代表,也是上海這個國際大商埠中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商幫,上海人于是稱他們?yōu)椤俺敝輲汀?。上海潮州會館由商人行號捐款營建,館內事務一概由董事會處理,并代表旅滬潮商對外交涉。董事會對于商場事務可自由集議(不得越出商務范圍),而遇有桑梓災情及各項公益事務則理應擔任辦理。上海潮州會館是由三大幫所合組,其中海陽、澄海、饒平為一幫;潮陽、惠來為一幫;揭陽、普寧、豐順為一幫。因此,會館董事由三幫合組而成,每幫董事由每幫司月推舉,每幫司月由每幫各行號推舉。凡屬殷實行家,遇有籌措公款時,有能力可以擔任者,皆得舉為司月。
自從潮州土商對鴉片壟斷之后,上海潮州土行進入了全盛時代,共有兩個時期,一個是19 世紀70、80年代,當時上海灘大商賈哈同是潮商的主要競爭對手,潮州土商依靠會館的力量向哈同施加了很大壓力,迫使他退出一些地區(qū)。另一個是清末民初,在上海的潮州土商進入了第二個全盛時期,其中鄭、陳、郭三姓中,都有一批百萬元戶,財富多得驚人。當時,上海灘黑幫大頭目杜月笙還沒有發(fā)跡,跟潮州土行老板走得很親近的,陳玉亭50歲做壽時,杜月笙還上門拜壽,杜月笙也多次鞍前馬后陪同陳玉亭回潮汕老家辦事祭祖。因為彼時,杜月笙勢力還不夠大,但他想做鴉片買賣,所以要討好陳玉亭。后來,清政府實行禁煙,潮商不得不把資本投到其他行業(yè),主要是在錢莊、紡織和典當業(yè),陳玉亭也在此時開始慢慢進入金融業(yè)和紡織業(yè)。
投資錢莊業(yè)
在中國上海近代金融史上,錢莊業(yè)一度是上海的“百業(yè)之首”,上海錢莊業(yè)的發(fā)展歷程體現了全國金融業(yè)的發(fā)展歷史,在中國錢莊數百年的歷史中,1917年至1937年是全國錢莊業(yè)發(fā)展的重要階段。
早在清乾隆年間,上海錢莊業(yè)在金融市場上已具有一定規(guī)模,并成立了錢業(yè)公所作為行業(yè)組織。后來,隨著兩次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開放了通商口岸,上海錢莊受到外國資本的青睞,業(yè)務得到了開拓,經營范圍擴大,增加了放款存款,使錢莊業(yè)在當時上海百業(yè)中占有主導地位 在上海的錢莊業(yè)蓬勃發(fā)展之時,大量的潮商把資本投入到這一行業(yè),從投資金額來看,“潮州幫”的經濟實力相當雄厚,而作為上海灘知名潮商的陳玉亭,同樣也看到了商機,于是他在寶成、大成、鼎盛三家錢莊投資了10萬多兩銀子,開始涉足錢莊業(yè)。
汕頭開埠后晚清至1933年前,就有很多中外銀行和錢莊來汕頭設置分支機構。1930年前后的寶盛莊、源大莊、成茂合記莊等潮陽幫大銀莊,都是潮陽縣溪東陳氏家族族人所有。寶盛莊東家陳青帆與源大莊東家陳道南在陳氏家族中是同輩的兄弟(18世),兩人也都因為在上海的投資失敗而連累汕頭的銀莊、商號(陳青帆在上海開設恰盛雜糧行、陳道南開設源大行)。除了寶盛、源大之外,陳氏家族在汕頭開設的銀莊還有:陳玉亭(17世)開設的阜豐莊、德成莊,其中德成莊由其三子陳鵬秋主持,阜豐莊由其五子陳雁秋執(zhí)掌,陳雁秋曾任汕頭商務總會協理(1909年);陳世霖(18世)開設的春成銀莊、陶成銀莊;陳秀山(19世)開設的鼎豐銀莊;陳熾臨(19世,又有寫成陳熾林)開設的裕成莊。陳玉亭家族也在汕頭市區(qū)小公園一帶購買了大量房產物業(yè),投資涉足了各大行業(yè),成為潮汕富豪,家族財丁興旺,目前,陳玉亭的后人遍布世界各地,多為成功人士,事業(yè)有成,深圳市汕頭潮商會常務副會長、第六屆潮商大會名譽主席、第八屆國際潮青會名譽主席陳健輝就是陳玉亭的曾孫。 陳健輝
進入民國時代不久,中國就遭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爭使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恢復了19世紀以來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喪失的對市場的保護,交戰(zhàn)列強全神貫注于戰(zhàn)爭和戰(zhàn)后的討價還價,而中央政府又無力壟斷和領導全國的經濟,于是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迎來了它空前絕后的“黃金時代”。
自1912至1920年間,中國工業(yè)增長率達到13.8%,外貿入超由戰(zhàn)前的2億多兩,減少至1919年的1600多萬兩,民族資本在1912到1919年八年間的投資,相當于過去半個世紀投資的總和。
到了1913年,中國紡紗業(yè)發(fā)展迅猛,僅1921年創(chuàng)辦的紗廠就有王克敏的天津裕大紗廠、姚錫丹等的崇明大通紡織公司、史量才等的上海民生紗廠、許松春的上海永予紗廠、唐深謙等的無錫慶豐紗廠、方壽頤等的無錫予康紗廠,而陳玉亭也進入了紡織業(yè)。
上海緯通紡紗廠現為上海紡織科學技術研究院,這是現存的花崗巖石板字號
1920年,陳玉亭創(chuàng)辦了緯通紗廠,資本120萬元,有紗錠24,500枚,工廠最早出產“孔雀”牌和“雙鹿”牌棉紗。1932年9月,陳玉亭又與永安公司合股經營,雙方各投資60萬元,合辦緯通合記紗廠。到了1933年,陳玉亭又將所占半數股份轉讓給永安公司。后來,陳玉亭的兒子陳仁夫和陳運英還在汕頭三達巷開辦了冠亞抽紗公司,是潮汕規(guī)模最大的紗廠,此為后話。
“兼濟天下”源出《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意即是有作為者應造福天下百姓。潮商善于經營,精于商道,被稱“東方猶人”,與晉商、微商并稱中國近代三大商邦。仁者為善,兼濟天下是潮商精神表征,潮商為善,代代相傳。做為清末民初上海灘知名的潮商,陳玉亭也非常熱衷于家鄉(xiāng)的公益事業(yè)。他發(fā)家之后,經常救濟桑梓父老鄉(xiāng)親,定時發(fā)放錢物給他們,熱心村里公共設施建設,建筑了四馬拖車、四點金、下山虎等大規(guī)模的潮汕民居,也建了一批房屋給村里人居住,還將當時最為先進的發(fā)電機組引進到家鄉(xiāng),這據說是潮汕地區(qū)第一個發(fā)電機組用于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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