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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和他的“香草潔癖”

 圓角望 2017-03-03

文/謝青桐

長發(fā),寬袍,玉珮,香草。這是屈原留給世人的印象。

一片浩淼的大澤,一顆枯瘦的詩魂,一卷幽憤的楚辭,一聲回響天宇的太息,一彎躍向汨羅的弧度。你知道汨羅江的深度嗎?汨羅江的深度就是華夏民族的深度。

儒家溫柔敦厚,處世有彈性,遇事想得開,絕對不主張自殺??鬃拥乃枷胫杏谐鍪廊胧赖撵`活變通,《論語》里說得很清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對于“無道”的邪惡國家,可以選擇離開和放棄,沒有必要為一個荒謬的政權(quán)和黑暗的王朝以身殉道。

道家絕圣棄智,不相信一切禮法和圣王。莊子懂得社會現(xiàn)實中強權(quán)勢力之強大,不愿螳臂擋車、以卵擊石,自覺選擇游離于家天下社會之外,只講長生保真。莊子講了許多超脫冷酷的話,骨子里卻深深地透露出對人生、生命感性的眷戀和愛護。因此,道家也斷然不主張人在遭遇絕境時選擇自殺。

共同之處,孔子和莊子都熱愛生命。愛是這樣一種東西,愛得越熱忱,內(nèi)心就越孤獨。這種情到深處的孤獨,直到屈原出現(xiàn),才被大聲地歌唱了出來,唱成悲風(fēng)凄雨的楚歌。

所以,我一直不主張學(xué)術(shù)研究者們?yōu)榍N上“儒家知識分子”、“道家生死觀”的標簽,那只是他們?yōu)榱俗约貉芯康姆奖慊蛘咦宰髀斆?,把屈原進行簡單的“類型化”處理。我并不認為,在春秋戰(zhàn)國的諸子百家多種思想交替并存的時代里,屈原刻意、系統(tǒng)地接受了儒道思想的影響。在那個混亂無序、禮崩樂壞而又百家爭鳴的時代,儒道并沒有成為南北華夏的主流哲學(xué)價值,只能說,屈原身上呈現(xiàn)的以義為命、忠誠惟君的士大夫憂患意識,還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飄逸風(fēng)采和自由氣質(zhì),在現(xiàn)象上和儒家道家精神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核心的精神機制并不等同。屈原就是屈原,別忘了,屈原是楚國人。

與中原的北方華夏冷靜崇實,熱切深沉的文化性格不一樣,南方華夏的楚國在文化特征上靈動奔放,機敏華彩。有別于殷周以來黃河流域的中原,楚文化是獨立于中原文化之外的長江文化體系。屈原汲取楚地民間巫文化的滋養(yǎng),遠遠超過吸收中原文化中的儒道哲學(xué)和《詩經(jīng)》的禮樂傳統(tǒng)。

文化童年中的楚人,正象處于童年的孩子或少年一樣,有著純真熱烈的情感。與溫和中庸的儒家不同,楚文化里沒有以禮制樂的框套,它從一開始就是真誠的,不是 “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 ,而是飽含著原始巫風(fēng)的強烈激情,可以快樂之極,可以哀傷之至,可以生,可以死,可以癲,可以狂。楚文化的情感形式在顯露與參與人生的深度上,獲得了空前的悲劇性的沉積意義和沖擊力量。屈原偏偏生于楚地,中國文質(zhì)彬彬的第一縷詩魂就最先飄蕩在以“蠻荒”自稱的粗礪之野,在楚辭的回響中,在屈子的生命中,盡顯楚人天性中特有的率直與蠻橫、魯莽與剛烈、輕信與固執(zhí)。

沅、湘一帶位于荊楚腹地,那里重淫祀、盛巫風(fēng)的特點與楚國淵遠流長的巫風(fēng)習(xí)俗密切相關(guān),原始宗教信仰習(xí)俗保存得完整而廣泛,舉國上下,巫風(fēng)盛行。這樣,屈原,就成為巫與圣兩種文化的結(jié)合體,他將巫覡的迷狂轉(zhuǎn)換為詩興的迷狂,將宗教體驗轉(zhuǎn)換成審美體驗,又融入對現(xiàn)實政治和國家民族的理性憂思。

理解了“巫”的屈原,再來探究“圣”的屈原。

屈原的“美政”,看上去和儒家“仁政”、“王道”的政治訴求驚人相似,就是圣君賢相的政治,理想的人格楷模是堯、舜、禹那樣的圣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泛愛天下百姓,追求建功立業(yè),與天地合德,與大道同行。他相信,只有圣君賢相才能改變楚國的政治和社會的現(xiàn)實,使楚國強大起來。因此,以德為政、修明法度,舉賢授能、革除弊政,國強民富、九州一統(tǒng)就是屈原的“美政”的全部內(nèi)容,為了這個“美政”,他愿意九死不悔孜孜以求。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他想說,乘上千里馬縱橫馳騁吧,讓我在前方引導(dǎo)開路。這樣敢為天下先的先驅(qū)者形象,不是“圣人”,又是什么呢?

在儒家思想中,—個士人不論是否得到君王的任用,諫是最起碼的政治責(zé)任,也往往是衡量—個人是否忠君的標準。早期,楚懷王對屈原是知遇的,是信任的。楚懷王體形肥胖、賊眉鼠眼、外表難看、渾身弱點,這和玉樹林風(fēng)、風(fēng)度翩翩的屈原相比,外形上基本是“鶴”與“雞”的強烈對比。雖然缺點很多,但楚懷王還是渴望強國的,所以,他全力支持屈原變法革新。無論屈原如何直言進諫,懷王都耐心傾聽,虛心采納。

詩人從政,文人從政,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一個永恒的敏感話題和爭議話題。一個具有詩人氣質(zhì)的人,過于性情,把從政當(dāng)作在紙上作詩寫文章,而不用理性加以克制和隱忍。這樣的文人到底能不能從政?在中國,有了智商、才華和學(xué)識是不是就能夠成為政治家?歷史后來在李太白、蘇東坡身上分別得到截然不同的驗證,答案是,李白不能,蘇軾可以。

屈原顯然也不能。

屈原性格外向,特別愛激動,這對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來說,其中的激情彌足珍貴的,而對希望從事 “美政” 的屈原來說,需要的是冷靜、慎言、平和穩(wěn)定的情緒和外柔內(nèi)剛的性格,要靜觀,要有耐心,等待時機成熟,要充分認清所周圍人際環(huán)境的復(fù)雜性,要因時因事變換自己的策略,要懂得因勢利導(dǎo),這才是政治家必備的情商和素質(zhì)。而詩人屈原,是剛直不彎的,是任情任性的,是驕傲自戀的。在處理官場關(guān)系上,他的思維是短路的。木秀于林,風(fēng)必摧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屈原在才干能力方面過強,活動過于頻繁,引來低能權(quán)貴的嫉賢,打壓和離間就實屬必然了。屈原的道德威望、政治才華、文學(xué)造詣,還有精神和心智上的多重優(yōu)尊感,讓與屈原同朝為官的靳尚心中十分不悅,楚國以公子子蘭為首的一幫貴族,后來也對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經(jīng)常在懷王面前對屈原頗有微詞。挑撥是非的人多了,懷王對屈原開始另眼相看。

根據(jù)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記載,屈原在懷王朝遭“疏”、或遭“絀”、或遭“放”,都與所謂的“奪稿事件”相關(guān)聯(lián)。楚懷王早年也曾有過繼承先王遺志,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的宏偉構(gòu)想。他讓屈原秘密起草了一份楚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憲令》,屈原剛完成草稿,便被上官大夫靳尚發(fā)現(xiàn),要將稿子奪去。屈原當(dāng)然不肯給他。關(guān)于“奪稿”,《史記》上寥寥幾筆,司馬遷的敘述是語焉不詳?shù)?。后人分析,一方面,上官大夫靳尚嫉賢妒能,更重要的,屈原是主張變法的,這是對舊貴族很不利的,而上官大夫又是舊貴族系列的代表人物,當(dāng)屈原與楚懷王密謀變法的計劃要明文規(guī)定、著為法令的時候,這是舊貴族生死的關(guān)頭,上官大夫不得不扯開臉面,挺身而出,強行奪稿。奪稿不成,靳尚惱羞成怒,隨之向楚懷王讒言屈原。

屈原的政改主張,對舊貴族勢力顯然不利,對楚國內(nèi)部的“親秦派”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兩股勢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椒、懷王的寵妃南后鄭袖、上官大夫靳尚和公子子蘭。他們結(jié)成死黨,在懷王面前用惡語中傷屈原。懷王雖然對屈原十分欣賞,但經(jīng)不起鄭袖、靳尚一群人的挑唆。他們利用楚懷王的性格弱點猛烈進讒,那些讒言,說中了懷王的痛處,使懷王勃然大怒,一氣之下疏遠了屈原,撤掉屈原左徒職務(wù),任命他為“三閭大夫”一職,掌管王族三姓事務(wù),不讓他參與國家大事。

屈原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了。政治改革告吹了,他希望在教育改革上有所作為。三閭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也就是國王和他的直系親族所居之地。三閭大夫這個官,主要工作是管理宗族事務(wù),教育貴族子弟,相當(dāng)于是皇家教育局局長。屈原上任三閭大夫,肩負著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屈原的《九章》中有一篇《橘頌》,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情調(diào)明朗從容,主要贊美橘樹的品格,內(nèi)外和美諧一,志向?qū)R?,不隨流俗,“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和《九章》中其余幾篇有別,《橘頌》可能是屈原在當(dāng)三閶大夫時所作,既以自勉,亦可勵人,令人想見他身為三閶大夫時弦歌諷詠、化育多士的風(fēng)范。屈原真的決定在此培養(yǎng)政治改革的后備人才,培養(yǎng)楚國的后備干部,為此,他付出了大量心血。

得知屈原被疏、楚國內(nèi)部不和的消息,竊喜的秦王趕忙把相國張儀召進宮來商量。張儀認為六國中間,齊楚兩國最有力量,只要離間這兩國,聯(lián)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國內(nèi)部不和的機會,親自去拆散六國聯(lián)盟。張儀向楚國出發(fā)了,到了郢都,與楚國的“主和派”貴族勾通,賄賂了楚國的一批權(quán)貴寵臣,又以向楚王進獻秦國六百里土地為騙局,成功地陷害屈原,引誘楚王上當(dāng)受騙。

當(dāng)懷王意識到秦國有詐并蒙受一番羞辱后,才稍有醒悟,于是決定復(fù)用屈原,派他出使齊國,重修楚齊之盟。楚懷王向屈原承諾,接受屈原的建議,殺掉擅長權(quán)謀縱橫之術(shù)的秦國政治家張儀。但楚懷王不敢,他反復(fù)無常、優(yōu)柔寡斷。靳尚和鄭袖等人在楚懷王跟前一番巧言之后,楚懷王把張儀給放了,還和秦王結(jié)下了婚姻關(guān)系。楚國又一次失信于齊國,齊楚聯(lián)盟徹底告破。

楚懷王二十四年,楚又一次背叛齊國、聯(lián)合秦國,去秦國聯(lián)姻迎親。懷王和秦王會晤,還接受了秦退還的土地。屈原雖然竭力反對,不但無效,反而被流放到了漢北地區(qū)。這是屈原第一次被流放。

楚懷王二十六年,韓、魏、齊三國聯(lián)手攻打楚國,聲討楚國違背縱約。楚國不得不向秦國求救,還把太子送到秦國作人質(zhì)。楚太子殺了秦大夫逃回楚國。秦以此為借口,聯(lián)合齊、韓、魏出兵楚國,楚軍遭遇重損。這時,懷王才又想起齊楚聯(lián)盟的重要?! ?/p>

在內(nèi)外交困的情勢下,楚國幾乎成了秦國手中的玩物。秦國對楚國采取又打又拉的兩面手法,屢次誘騙楚國上當(dāng),削弱了楚國的政治、軍事實力。秦國一面出兵攻打楚國,連取楚國八城,一面寫信給楚懷王,約他去秦國的武關(guān)與秦昭襄王會晤。這顯然又是一個騙局。屈原此時已從漢北的流放地返回,屈原攔車死諫,力勸懷王不能前往秦國的邀約,說秦國是“虎狼之國”,千萬不要相信他們的鬼話。懷王不敢得罪秦國,一意孤行,還是去了。一入武關(guān),就被秦軍扣留,然后劫往咸陽。秦又發(fā)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奪取十六座城池。楚懷王慘死于秦國。

懷王的遺體被運回楚國,屈原在懷王靈柩前哭得死去活來。這時候的楚國已是政治腐敗,經(jīng)濟崩潰,兵無斗志,元氣大傷。在政治上累遭挫折的屈原,眼見“親秦派”已經(jīng)得勢,趁著懷王靈柩運回郢都,舉國默哀致祭的機會,拼死揭露“親秦派”對國家的出賣,他要求楚國的繼任者頃襄王趁各國都在怨恨秦國的機會,設(shè)法再結(jié)聯(lián)盟,一同對付強秦。這是親秦的“求和派”貴族們決不愿意的,公子子蘭指使靳尚到頃襄王面前再次進讒,為此屈原遭到了更加沉重的打擊,他又一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區(qū)。

屈原此次流放的路線,按《哀郢》的記載分析,是從郢都出發(fā),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jīng)過夏首、遙望龍門經(jīng)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后又離開了夏浦,最后到了陵陽。

如果楚懷王接受屈原的勸諫,按照他“六國聯(lián)盟”的策略抵抗強大的秦國,楚國就不會滅亡了嗎?我們應(yīng)該還原歷史的本真面目。就屈原來說,一個偉大詩人所必需的熱情、驕傲、敏感和想象力的優(yōu)點,對一個政治家來說,恰恰就是最致命的沖動、孤高、浮淺、天真和不切實際的死穴。屈原把政治當(dāng)成詩來展開想象,而不是當(dāng)作現(xiàn)實對待。坦率地說,不能僅僅依靠詩歌和詩人背負起弘揚美政、宣化道德和寄托種種美好理想等等言志載道的重責(zé)。

屈原認兩條死理,一是“殺秦國的相國張儀”,二是“六國聯(lián)盟抗秦”。殺張儀,為秦提供宣戰(zhàn)之口實,純屬誤國之建議。如果按照他的建議,楚國只會死得更快;至于“六國聯(lián)盟”,其實是理想化的,且不說別國,只說與韓、魏這兩個與楚接壤、又阻塞秦軍入楚的國家修好,韓、魏二國又怎敢公開與秦作對,使自已處于戰(zhàn)爭邊緣?春秋無義戰(zhàn),戰(zhàn)國無盟友,國與國之間沒有情義,只有利益,群雄之間的關(guān)系翻云覆雨,結(jié)盟是一根多么脆弱不堪的“稻草”?無奈屈原就是這樣一個理想化的人,他偏執(zhí)地只認這兩條死理。而這兩條死理,被他看作是實現(xiàn)他的“美政”理想的最現(xiàn)實可行的謀略。

他有著狂熱的自我崇拜和精神潔癖。他認定自己具有超凡的才華與智慧,他堅信自己秉賦著天地神靈的恩賜,把自己定格在真善美的化身,可以自比于堯舜禹湯。他將如此強烈的責(zé)任感和使命意識投諸偉大的“美政”理想:將楚國引向繁榮昌盛,給人民帶來幸福安康。

在楚辭《離騷》的開篇,屈原就追溯自己高貴的世系“帝高陽之苗裔兮”,屈原宣告了他顯赫至高的祖先“顓頊”,而在南方的神話傳說中顓頊具有神性,他是創(chuàng)始神話中的英雄領(lǐng)袖之一,是可以和黃河流域的黃帝相媲美的。能有這樣偉大的神性祖先,屈原自然也相信自己身上也流淌著神的高貴血液。

屈原一方面將自己理想化為內(nèi)美與外美高度統(tǒng)一的神人和拯救楚國的英雄,“獨好修以為常”;另一方面“以道自任”,在心理上使自我與士人保持同一,迫切于自我實現(xiàn)。在《橘頌》、《離騷》、《涉江》中出現(xiàn)了大段的自我贊美的詩句,將自我理想化,表現(xiàn)出強烈的自我良好感和天生優(yōu)越感。屈賦中高大巍峨、氣勢非凡的男性形象正為“我”而設(shè)。然后,將昏君,佞臣,甚至全體世人作為“他者”與“我”并置對立,將自己置于美麗、孤危、哀怨的境地而描述,突出自己的純美、清高和孤獨。

屈賦中峨冠博帶、披鋏撫劍、馳馬江皋、乘黿逐魚、佩玉飾花、餐英飲露、臨風(fēng)浩歌等等對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描述,無不帶有文飾自我的自戀傾向。這里既有仗劍去國、慷慨悲壯的豪杰之風(fēng),也有解佩捐塊、送美南浦的文士風(fēng)流;既有儒生汲汲追求、漂泊輾轉(zhuǎn)的憔悴身影,也有隱士縱浪大化、形骸俱忘的逍遙姿態(tài),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了屈原對他那個時代士人價值取向和人格風(fēng)范的認同。

他的自戀,往往以香草美人為媒介。他把草木分為香草和惡草兩類。香草如江離、芷、蘭、椒、蕙、苣、菌桂、荃、揭車、宿莽、留夷、杜衡、秋菊、薜荔、胡繩、芰、荷、芙蓉、扶桑、若木等,在屈原的香草名單中,最尊貴的當(dāng)然是“蘭”,是為君子,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古人衣著“佩”是表明身份地位的重要飾物,可見蘭地位之高。

“香草美人”的象征意象是屈原的創(chuàng)造,表達他不與世俗合流,保持高潔的堅貞不屈和個人潔癖。這些香草,首先作為抒情主人公的服飾,起著美化、豐富抒情主人公的作用,“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攬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香草,又象征品德和人格的高尚,是抒情主人公不斷追求和完善的對象,“朝搴眥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糜以為糧”。這些香草,根本上代表了屈原心性氣質(zhì)中的個人潔癖。一個有著過度精神潔癖的人,對喪失了美好秩序的世界和丟棄了優(yōu)良品德的他人,一定會產(chǎn)生強烈的不潔感和深度的污濁感,這反過來更加強化、夸大他的自戀情結(jié),他只與香草同生,拒絕與惡草共長。

就這樣,在由身世、血統(tǒng)、民族、祖國、故鄉(xiāng)、神靈、政治責(zé)任感、道德優(yōu)越感、還有香草美人的審美自覺共同編織的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自戀”語境中,屈原開始了他憂憤的流放之旅和悲壯的行吟之路。一個自戀與戀君永不協(xié)調(diào),靈魂永不安寧的人,在巴山楚水的飄泊和浪跡中,把政治理想化作唯美的詩行。他一次次出發(fā)了。無論走到哪里,總能嗅到淡淡的香草味道,從他身上散逸出來,縈繞他的遍體,沁入他的心靈。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那天,湘江邊走來一個人,他瘦長的個子,清癯的臉龐,眼神里涌現(xiàn)出一種莊嚴的沉思。那天,洞庭湖旁走來一個人,他腰佩長劍,頭戴高聳的帽子,身著齊腳的長袍,留著又長又美的云鬢。那天,這個人穿過齊腰深的白艾,踏著岸邊的蘭草。用明亮的目光掃過天邊的白云,掃過江面遠處的煙波,吟誦著:“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楚辭極適合吟誦,即便我們已經(jīng)失去了原有的語音和節(jié)奏,用現(xiàn)代漢語朗誦《離騷》,也會迅即融入跌宕酣暢的氣場內(nèi),渾然忘我??辞?,他在飛翔,在遨游,在奔騰,你看他,“朝發(fā)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閬風(fēng)而絏馬”“,揚云霓之奄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云旗之委蛇”,直到最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xiāng)”。且借大好時光盡情歡娛吧,太陽東升照得一片明亮,忽然我看見生我養(yǎng)我的故鄉(xiāng)秭歸。我情難自己,我的仆從也跟著我悲傷,我的馬兒也隨著我思念,都蜷縮回頭不肯再前行一步。這些,都是一種精神極度迷狂的超人狀態(tài),是一種通神達仙的靈異和妖異,是一種任情任性的放肆和恣肆,猶如醉酒和吸毒后產(chǎn)生的飄飄欲仙、騰云駕霧的迷幻的意識流、歡樂的癔想癥,但屈原不需要借助于酒精或毒品就能達到那種迷離的境界。就在這種如醉如夢的癲狂氣息中,《離騷》在歷史回顧與神話幻象交織敘事的框架中展開戲劇性的神游幻境,以執(zhí)著而濃烈的生命意象鋪陳敘述他那天馬行空、璀璨多姿的心路歷程,其中往事今事多重交錯,情緒心緒奔流不息,屈原詳盡地展現(xiàn)自己內(nèi)心隱與仕,去與留這兩對矛盾的激烈沖突,可稱得上是一首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宏麗奇譎的心靈史詩。

流放苦旅之中,他常?;貞浧鹉贻p時代受到懷王信任的那段政治生涯,心中充滿無盡的留戀,可以想見,少年得志,未經(jīng)世事艱難時的屈原心情是歡愉的。隨著楚國政治環(huán)境轉(zhuǎn)入黑暗,懷王日益昏庸,加之小人進讒,屈原終于失去了懷王的信任,并被流放漢北。他的心境也由少年得志時的歡愉轉(zhuǎn)為怨恨,他怨恨懷王,“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彼购抻米嬔栽g毀他的那些“黨人”們的無恥,“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他對楚王的怨恨幾乎類似于一種侍妾般的“閨怨”,盡管類型不同,但情感的機制是何其相似,戀戀不忘楚懷王和自己曾經(jīng)的恩愛,朝思暮想地盼望著楚懷王的突然醒悟和回心轉(zhuǎn)意。

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一帶,看到當(dāng)?shù)厝藗冊诩漓霑r通過巫覡以歌舞樂神,行褻慢淫荒之事。沅、湘民間以性娛神的祭祀手段,與使用巫覡降神迎神密切相關(guān)。上古社會,巫覡作為溝通人界與神界的使者,具有很高的權(quán)威,其進行的許多活動則往往摻雜著濃厚的性愛內(nèi)容。屈原萌發(fā)了對那些民歌中鄙陋的歌辭和情色的成份進行改編再創(chuàng)作的沖動。屈原將民歌加工成《九歌》,或者說《九歌》是被屈原“文人化”的民歌,從《九歌》里,仍然能尋找到民歌的原始、野俗、樸實、活潑、大膽和暴露,比較完整地體現(xiàn)了巫事活動中降神、娛神、祈神、送神的全過程?!毒鸥琛分?,巫覡把自己打扮得十分美艷,由此形成以美人或美男為核心,以美花、香草、美酒、美歌、美舞、美樂為輔助的美的系統(tǒng),其目的就是為了娛神。巫事活動中,巫師必須采用各種方式娛神,以使所降之神情怡志悅,這樣神才就可能愿意久一點地停留在人間,也才會答應(yīng)人所求的事,賜人以?;蚪馊酥y。如果說歌舞是以聲色娛神的話,那神人相戀則是以情娛神?!毒鸥琛防锾峁┝嗽S多人神相戀的琦麗神話,在云蒸霧繞的峽江意境里,那些浪漫的愛情美艷得令人心曠神怡、神秘得讓人怦然心動。

但《九歌》中的愛情都是不美滿的,處處是屈原失意人生的投影。

為什么綺靡傷情、纏綿宛轉(zhuǎn)的風(fēng)格在《湘君》、《湘夫人》、《山鬼》三篇中表現(xiàn)最為突出呢?可以看出,此三篇都是寫神與神會合無緣的悲劇。湘夫人望穿秋水,等不到湘君的到來,她吹起幽咽的排蕭,流下縱橫的淚水,發(fā)出“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連串的斥責(zé)和埋怨。而湘君徘徊于洞庭湖畔,秋風(fēng)裊裊,木葉紛紛,久久不見佳人蹤影,惆悵迷惘到了極點。美麗多情的山鬼“愛而不見”,她嘆息華年似水,又不禁幽怨悵惘,信疑參半,徒生煩惱。這些描寫很容易就聯(lián)想到《離騷》中的“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dāng)?shù)化”等悲怨的表白。在屈原創(chuàng)作這組祭祀神靈,乞求福祉的祭歌時,乞神與乞君,或許有時真的很難區(qū)分開來。乞神之無緣與乞君之無望,只能化作滿腔的幽怨,正是因為《湘君》、《湘夫人》、《山鬼》中會緣的悲劇,喚醒了屈原的身世之感和內(nèi)心的悲憤,所以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就會情不自禁地更多融人自身情感,讀起來格外纏綿宛轉(zhuǎn),綺靡傷情,猶如讀《離騷》和《九章》一樣。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fēng)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這是美麗哀傷,癡情率真的山林女神山鬼對情人銘心刻骨的相思。山鬼人神合一,集人性、神性和野性為一身,一看便是楚國的神話,一點也不象中原《詩經(jīng)·蒹葭》里“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含蓄美人。楚國傳說中,舜帝南巡死于路途,死后化為湘水男神,稱湘君;舜妃娥皇、女英淚灑斑竹,雙雙投水而死,死后變成湘水女神,稱湘夫人。屈原把湘君和湘夫人失之交臂的愛情寫進了《九歌》。湘君對湘夫人愛慕深沉、情思悱惻,沅水有白芷澧水有幽蘭,我眷念湘夫人卻不敢明言。把我的衣袖投入湘江之中,把我的單衣留在澧水之濱,在水中的綠洲采來杜若,要把它送給遠方的戀人。為什么歡樂的時光總是難以盼得?另一方面,湘夫人思念湘君,臨風(fēng)企盼,因久候不見湘君依約聚會而產(chǎn)生怨艾神傷的感情。盼望他來他卻沒來,吹起排簫為誰思情悠悠?劃起龍船向北遠行,轉(zhuǎn)道去了煙波浩渺的洞庭湖,她只能哀怨:“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閑。”

屈原用《九歌》分別祭祀了十位神祗,而祭祀是楚國巫術(shù)文化中最主要的內(nèi)容之一,所以屈原的這些作品被后人稱作“巫祝之詩”。當(dāng)代研究者也因此推測屈原有巫師身份。其實,在楚國,巫官一職是世代相襲的,屈原便出身于巫官世家,亦巫亦圣的屈原正是通過神祗對最高統(tǒng)治者進行告誡和規(guī)范。也許,屈原就是個巫師,操著一口楚語,吟著一腔南調(diào),峨冠博帶,舒嘯縱呼。左采薜荔,右搴芙蓉,朝發(fā)蒼梧,夕至懸圃,忽而與含睇帶笑的山鬼同舞,忽而與云中君共游,長劍行吟,追問天地,探求陰陽,詰究盛衰。

  《九歌》中的愛情主人公都多情忠貞,但幾經(jīng)掙扎,最終都難以獲得美滿的愛情。這種情緒,多么類似屈原對楚國的情感和對楚王的怨恨。祖國的前途黑暗而險阻,我只擔(dān)心祖國有朝一日永遠覆滅。君王啊,請你趕上先王的腳步。你為什么不深入了解我的一片忠心,反而聽信讒言對我發(fā)怒呢?我早知道忠言直諫有禍,早知今日又何必當(dāng)初呢?蒼天啊請你為我作證,我承受的一切苦難都是為了楚王的緣故。我和你分明約好了在黃昏時相見,你為什么中途又改變了主意呢?你從前既然和我有成約,現(xiàn)在又為何另有打算追悔當(dāng)初?我并不是難于與你別離啊,只是傷心你的反反復(fù)復(fù)。

屈原是不羈的,屈原的悲憤不是沉淪,嗟傷不是沮喪,他在自己浪漫的想象中尋求托庇。香草美人,玉虬乘風(fēng),世間的泥足深陷,無法囚禁自由狂傲的詩心。說人性不變,從屈原的遭際不難看出。一腔激情,一雙銳眼,一生狷狂,一肚子不合時宜,這樣的人注定命途多蹇,就算把愛國忠君時刻放在心頭,也擋不住國家不愛你,圣君厭棄你。疏朗變成了沒完沒了的哀嘆,高唱化作了喋喋不休的怨訴,“悲回風(fēng)之搖蕙兮,心冤結(jié)而內(nèi)傷”。

《九章》真實記錄了詩人大半生所遭遇的“賢不必以”、“忠而被逐”的政治經(jīng)歷,翔實記敘身遭斥逐的時間、地點,流浪行吟的行程,描繪了眾多而又獨特的節(jié)候物象,蘊含著豐偉深閎的藝術(shù)形象,創(chuàng)造出連續(xù)不斷的遲回凄迷、沉郁悲憤的藝術(shù)境界?!毒耪隆放c《離騷》異曲同工,以詩人自我為原型,在華夏民族的紀行詩歌史上第一次塑造了光輝峻潔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屈原,他服飾奇?zhèn)ィ逓榫?;光明正大,?zhí)著不阿;雖蒙冤背國,承擔(dān)悲劇性命運,卻始終堅持理想,鄙棄塵俗,永葆愛國精誠,追求高度精神自由。

楚國闊大地域、豐饒物產(chǎn),都被屢屢寫進詩章,尤其是當(dāng)身被久逐、國土淪喪之際,更于山川草木深寄故國黍離之悲?!毒耪隆穼懗剿?,如九嶷、洞庭、江、淮、漢、湘、沅、澧、辰、溆;記錄楚地,如郢、鄂渚、溆浦、枉渚、漢北、辰陽;敘楚產(chǎn),則有荃、蕙、殖、苣、薜荔、芙蓉、芰荷、杜蘅等等。于故國音、聲、物、地懷想眷戀之中,寄托剛毅不屈的情、思、意、志。

循著《九章》記載下的放逐路線,從中既可以看到他從忠君、思君、怨君到對君主徹底絕望的演進脈絡(luò),也能夠觸摸到他從自白、自救、自傷到自殺的心理變化?!断дb》、《思美人》和《抽思》中,屈原流露出對君王仍有期盼之情,“待明君其知之”、“愿蓀美之可光”,盼“美人”(指楚王)重新任用自己,希望有“理”和“媒”為自己溝通于君王。在去從問題上,屈原仍舊表達了守志不屈、寧退自善的情懷,“雖橫奔而失路兮,蓋志堅而不忍”,“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神話中的太陽神彭咸依然是屈原效法的榜樣,這和《離騷》一脈相承?!栋й泛汀渡娼?,應(yīng)當(dāng)作于屈原從漢北遠逐江南的前期,“哀故都之日遠”,流露出屈原更為深切的思懷故都的情懷,“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得”,從九年前秦軍進攻楚國之時自己被放逐,隨流亡百姓一起東行的情景回想起,一幅幅銘心難忘的悲慘畫面,一幕幕流離失所的亂世情景,歷歷在目。在對未來生活的選擇上,他想好了,獨善其身到底,“茍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傷何”、 “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但已不再奢望君王還能起用自己,而只是盼望當(dāng)權(quán)者能讓自己葉落歸根、“鳥飛反故鄉(xiāng)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此時的屈原,還有一絲期盼支撐著他,允許他回到故鄉(xiāng)而老死。

讓行船順流而下吧,過了洞庭湖又駛?cè)腴L江。離開自古以來親愛的住所啊,如今漂泊來到東方。我的靈魂時時都想著歸去啊,哪里敢片刻遺忘自己的故鄉(xiāng)。背向夏水邊我思念郢都啊,故都日漸遙遠真叫人無限悲傷。登上高高的大堤舉目遠望啊,姑且以此來舒展一下我愁慘的衷腸。感嘆啊,楚國的土地寬平廣博,人民曾經(jīng)富裕安樂,江漢盆地還保持著傳統(tǒng)的楚國風(fēng)尚。

《悲回風(fēng)》、《懷沙》和《惜往日》是屈子被逐江南后期漸感山窮水盡,心中徹底絕望的心緒寫照。屈原到達沅、湘一帶的流放地之后,心情日益惡化,變得越來越悲觀?!侗仫L(fēng)》結(jié)束語是:“心絓結(jié)而不解兮,思蹇產(chǎn)而不釋”。

屈原對楚懷王和楚國所懷有的僥幸,終于沒有等來,他等來的卻是楚王一次次昏饋的舉動和一回回愚蠢的抉擇,只到等來遭遇不測的楚懷王的尸骨從異國被運回故里的噩耗。他真正絕望了。廟堂不祀,故主魂銷,楚懷王客死敵邦,而且是以不體面的囚犯身份死在鐐銬之中,繼任的頃襄王不思國仇家恨,頻頻向秦國遞送著曖昧示好的眼神。昔日的萬井笙歌已變?yōu)榻裉斓暮铀樯狡?,昨天的心憂神焦已成今日的心死神散。望著秦兵的長驅(qū)直入,所有的黍離之悲、家國之嘆已然喑啞。

一切都不必計較了,一切也都不能計較了。那就收起此前《離騷》的糾結(jié),《哀郢》的痛切,《懷沙》的凄楚,《涉江》的憤慨,只將萬千情緒化作《惜往日》的最后一份惋惜:“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p>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他問天,造就了《天問》。孑孑獨行中,屈子跪望蒼天,對天長嘯般發(fā)出了一百七十多個關(guān)于天地萬物的詰問。他寫下了《天問》這一東方文學(xué)史上罕見的奇文。他對自然現(xiàn)象的懷疑、對歷史、神話傳說的懷疑、對歷史事件的懷疑、對天命的懷疑,總之,他懷疑一切。被孔子尊為“無間然”的禹圣人,在《天問》中竟是一個地道的好色之徒。當(dāng)圣人在歷史的舞臺上大搖大擺地走過時,屈原閃電般的詰問擊破了曾經(jīng)被儒家正史所篡改過的史實,確實令禹圣人捉襟見肘。儒家一直津津樂道、順稱民意的“禪讓說”,竟然被屈原的斥詰刺破層層面紗,展現(xiàn)給我們的是瞠目結(jié)舌的帝位篡奪戰(zhàn)。屈原突然如此質(zhì)疑他一向稱道的三皇五帝、前王先圣,質(zhì)疑儒家歷史觀的合法性基礎(chǔ),難道他絕望至極、心智全亂了?

因為屈原無法接受現(xiàn)實的矛盾性、荒謬性。他叫天天不應(yīng),叫地地不靈。問天無用,天不應(yīng)答。他有太多的想不通:楚國只有改革才能自存,而楚王本與他約有“成言”,沒想到“黨人”一旦群起反對,楚王就“悔遁而有他”,從而使關(guān)涉楚國與楚王前途命運的改革大業(yè)半路夭折。治國需要昭明“法度”,執(zhí)政者應(yīng)該唯“義”是從,但楚國的執(zhí)政者偏偏是“背繩墨以追曲”、“競進以貪婪”。國家治強應(yīng)該“舉賢而授能”,而楚國偏偏是“鳳凰在笈、雞鶩翔舞”。國家提倡忠君愛國、正直無私;屈原“正道直行”,將全部生命都奉獻給楚國,卻“忠而被謗、信而見疑”,如此等等。屈原實在無法接受這種“變白以為黑,倒上以為下”的荒謬現(xiàn)實,更無法忍受這種行道而不通、行義而不能的荒謬現(xiàn)實所帶來的生命意義的虛無化,因此只有“寧赴湘流”??梢?,屈原“以死亡來抗衡荒謬”乃是從其人性深處流出的情之必然,而不惟是認識論層面上的儒家或道家生死觀問題。

懷王已死,楚國大勢已去。屈原再次被朝廷中的“黨人”陷害,于頃襄王三年末接到再次流放江南的王命后,于頃襄王四年剛過年后的初春天氣整裝南行。行前,巫師屈原操辦的最后一件大事是為懷王招魂。懷王雖昏庸,屢屢失誤,但最后還保持了君王的節(jié)操。如今人死了,軀體已歸故土,而魂魄仍在異國游蕩。趁尸體尚未腐爛,魂魄尚未離散,托上天的旨意,借巫陽的口吻,把游蕩在異國的懷王魂魄招回來,使其附在尚未腐朽的軀體上。他借巫陽之口大聲呼喚道:“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干,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接著屈原歷數(shù)東、南、西、北、上、下各方都有兇險,均不可去,還是快快回到自己的故土來,享用往日的幸福和快樂。做完了這件大事后,屈原就向江南進發(fā)了。

公元前278年。浩浩蕩蕩的秦軍攻克了楚國的都城郢。楚國,從“辟在荊山,蓽露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的落后狀態(tài),一躍而為中原大國。它沒有受到周王朝的任何優(yōu)待,而是在被壓抑、被欺侮、被損害的情況下茁壯強大的。一個曾經(jīng)馳騁中原的國家走到了歷史的盡頭。與此同時,屈原,這個偉大而郁悶的靈魂。終于完成了它最后的波動,自沉汨羅江。這是中國古代文學(xué)史上只發(fā)生過一次的,屈原式的,震爍千古的自殺。

屈原失魂落魄地游蕩到江邊,口中念念有詞,周身衣衫襤褸,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江邊一位靠打漁為業(yè)的老漁父認出了他,驚訝地問道:“您不是楚國的三閭大夫嗎?怎么變成這般模樣?。俊?/p>

屈原沒有回頭,徑自朝前走去,一邊長嘆獨語:“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漁父說::“其實,真正的圣人從不死板地對待事物,而能隨著世道一起變通。世上的人都骯臟,何不攪混泥水,揚起濁波,大家都迷醉了,何不既吃酒糟又大喝其酒?為什么想得過深,又自命清高,同自己過不去,以至落了個放逐的下場?”

屈原說::“老伯,您不懂。我天生有潔癖,且自命不凡。我不愿在污水里存活。我寧愿跳進湘江、葬身魚腹。怎么能讓香草般晶瑩剔透、純潔干凈的身軀,蒙上世俗的塵埃呢?”

漁父聽了,微微一笑,搖起船槳動身離去,一邊哼唱道:“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北氵h去了,不再同屈原說話。

以身作祭,將自己永遠陪葬給念之、痛之、懷之、恨之的母國。波心月圓。緩緩沉下的是詩人,冉冉升起的是詩魂。

從屈原的作品看,有巫師身份的屈原一直羨慕彭咸、靈氛等大巫,曾七次提到彭咸。另外,巫彭、瑟咸也是中國遠古時代出色的卜筮家和星占家,同樣是屈原引為楷模的兩位大巫?!毒鸥琛窂念^至尾都是巫在載歌載舞?!墩谢辍犯谴笪鬃鞣ǖ母柙~。從《離騷》中,還可以發(fā)現(xiàn)兩種巫術(shù),即陳辭術(shù)和飛升術(shù)。在《九歌》中,也可以看到兩種巫術(shù),陰陽術(shù)和揚靈術(shù)。

屈原喜占卜,可以說逢事必卜。楚國的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前輩生死,都在“庚寅”之日,“庚寅”日既為吉日又為忌日,屈原自稱“惟庚寅吾以降”,正是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當(dāng)屈原面對無法改變的殘酷現(xiàn)實時,就將美好的理想訴之于幻想中的巫術(shù),“以身禱之”的信念進一步促使他為國獻身的決心,把對理想的執(zhí)著升華到了最高境界,希望以自沉的行動來拯救徹底淪亡但自己又深愛的楚國。屈原得正陽之氣生于三寅吉日,稟天地之正而生,此為屈原“內(nèi)美”之所在。既然屈原吉日出生,其沉水也當(dāng)吉日而行。于是屈原通過自己的生日進行死日占卜,認為陰歷五月五日為自沉吉日。另外,五為陽極,為陽氣正盛,萬物方茂之時,正好符合自己出生的正陽之氣,可見屈原的自沉非同尋常,具有特別的巫術(shù)意義。

陰歷五月五日,這個日子,最終與華夏民族的端午節(jié)日永恒地綁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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