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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茶館之特點來自于其特殊的社會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當(dāng)然也與活動其中的茶館老板、茶房、小販、藝人以及顧客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在茶館中的各色人等以及茶館的名稱、茶具以及都反映出豐富的茶館文化。開茶館當(dāng)然是一種商業(yè)活動，同其他商業(yè)一樣是為追求利潤，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獨特的開辦茶館方式。開茶館一般不需很多資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間陋室條件便基本具備。在開張之前，茶館老板已把廁所的“掏糞權(quán)”租給了挑糞夫，把一個屋角租給了理發(fā)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館提供水煙和熱帕服務(wù)，也必須先交壓金。這樣，這些預(yù)付定金以足夠開辦之資。所以有人說，只要計劃得當(dāng)，開辦茶館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飲食攤也常靠茶館拉生意，亦愿意參加投資53。開辦茶館的這種集資方式，反映了一個社區(qū)中人們間的相互依賴關(guān)系。茶館較之其他生意要穩(wěn)定得多，即使在經(jīng)濟不景氣時，也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館投資少、回籠快而且利潤不菲54。但茶館老板總是忌諱談?wù)撈涔蛦T工資和配茶方法，對其利潤更是秘而不宣。
茶館取名非常講究，都力圖高雅而自然，諸如“訪春”、“悠閑”、“芙蓉”等。茶館竭力擇址在有商業(yè)、自然或文化氛圍之地，街邊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口岸，河岸橋頭風(fēng)景悅目亦是絕妙選擇，商業(yè)娛樂中心頗受青睞，至于廟會、市場更是茶館最佳地點。街邊茶館多利用公共空間，臨街一面無門、無窗亦無墻，早上茶館開門，卸下一塊塊鋪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們便可毫無遮攔地觀看街景、行人往來，街頭發(fā)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給他們增添樂趣和討論話題。綠樹成蔭的公園是茶館的集中之地，但城外的茶館則以其幽雅的環(huán)境招徠顧客55。勸業(yè)場是成都第一個商業(yè)中心，著名的悅來茶館便坐落在此。花會是每年成都最熱鬧的公共聚會，位于二仙廟和青羊?qū)m之間的空地成為巨大的市場和展覽地。據(jù)稱有上百家茶館和酒店在此搭棚營業(yè)。四川茶館的茶具和家具也別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蓋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盤)三件組成，這也是為何川人稱其為“蓋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
茶館是市民的“自由世界”，在20世紀初西方人把成都茶館與英國的酒吧相比，并稱其為“茶吧”(tea-drinking saloon)，對人們在那里的“社會閑聊”很感興趣，并觀察到它們在社區(qū)的重要作用。一個外籍教師對他所住小巷的“舒適茶鋪”印象甚深，他認為那茶館便是“這個巷子的社會中心”。在美國城市，酒吧為下層階級提供了“一個能擺脫窄小住所而度過閑余時光”的公共空間，成都茶館也具同樣功能。人們?nèi)ゲ桊^會友、交易、推銷、賣藝、閑聊，或無所事事、觀看街頭行人。與西方工業(yè)國家八小時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沒有固定工作時間，只要他們不工作，無論白天還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館。茶館對于一個男人來說是一個毫無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覺燥熱，他可以剝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發(fā)，理發(fā)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務(wù)；脫下鞋讓修腳匠修趾甲在茶館也無傷大雅；如果感到寂寞，他或聽別人閑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相識；他在茶館里從不受時間限制，如果有急事去辦，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訴堂倌“留著”，數(shù)小時后，他可以回來繼續(xù)品那杯茶。
 對茶客來說，閑聊--成都人稱“擺龍門陣”--恐怕是茶館最具魅力之處。 人們在那里可談?wù)撘磺惺虑椤Ｈ藗冊诓桊^里交談的具體內(nèi)容留下的記載不多，但《國民公報》有個專欄記載記者所見所聞，其中頗有些是從茶館得來的，我們因而得知人們在茶館里抱怨世風(fēng)日下、議論新公布的規(guī)章、交流各種社會新聞，人們經(jīng)常還可以從一些茶館里的小插曲中得到樂趣。據(jù)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們在茶館“談古論今，議論社會，下棋賭賽，議評人物，刺探陰私，妄談閨閣”。這種閑聊經(jīng)常被當(dāng)局視為閑言碎語和“散布謠言”，并被視為茶館中的“不健康”的現(xiàn)象。然而一些社會學(xué)家指出，饒舌是“社會交往的一種形式”，正如A.阿布拉哈姆（A. Abrahams）指出的，蜚短流長“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現(xiàn)之一”。人類學(xué)家J.斯格特（J. Scott）更將其定義為大眾“日常反抗的一種形式”。的確，下層民眾經(jīng)常以此手段來發(fā)泄他們對不公平社會的不滿。說東道西，無論是善意的交流還是惡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早期近代美國城市，各種娛樂形式豐富，市民的閑暇活動可以有多種選擇。但在20世紀初的成都，特別是當(dāng)夜幕降臨、街頭變得冷清之時，茶館幾乎是那些不賴寂寞的人們的唯一去處。茶館也是一種“社會俱樂部”，如操練箭術(shù)的“射德會”把少城公園的茶館作為會址；中山街的茶館靠近鴿市，因而成為養(yǎng)鴿人的聚會處；百老匯茶館地處鳥市，便當(dāng)然被愛鳥人選為大本營。每日清晨，那些養(yǎng)鳥人來到茶館，把鳥籠掛在屋檐下或樹枝上，一邊品茶，一邊聆聽鳥鳴。當(dāng)然，養(yǎng)鳥和馴鳥成為他們永不厭倦的談?wù)撝黝}。業(yè)余川劇愛好者是茶館中的另一類活躍分子，他們定期到茶館聚會唱戲，稱“打圍鼓”，亦稱“板凳戲”(以參加者圍坐打鼓唱戲得名)。參加者不用化妝，也不需行頭，自由隨便，他們自己既滿足了戲癮，也給茶客們增添了樂趣。
 茶館也是一個娛樂中心，許多藝人在那里賣藝為生，茶館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顧客。實際上成都早期的劇場即產(chǎn)生于茶館63。每當(dāng)夜晚，當(dāng)窮街陋巷一片漆黑，而下層人民則聚集在明亮擁擠的茶館聽評書。評書先生的精湛技藝吸引聽眾日復(fù)一日、甚至年復(fù)一年到同一地方聽書。說書先生不僅提供了娛樂，而且普及中國歷史知識。他們不自覺地散布著正統(tǒng)的價值觀，把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輸?shù)侥切]受過教育的人的頭腦中。因此，他們也可被視為大眾的教育者。各種民間藝人使茶館文化更為豐富，他們大多是當(dāng)?shù)厝?，但也有的來自外省，如唱大鼓書的多來自華北。這些藝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場所，觀眾明了去何處欣賞他們喜歡的劇目或演員。其他像相聲、金錢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館。跳“柳連柳”被精英視為茶館中的下流娛樂，演者手持一竹竿，兩頭系有數(shù)枚銅錢，邊唱邊跳用其有節(jié)奏地拍打身體，據(jù)稱是其語言“不堪入耳”，其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婦上墳”。
 在茶館里有著明顯的社會歧視，其中一些源于習(xí)俗，一些來自當(dāng)局規(guī)則。在晚清、甚至在民初，川劇演員不準進入茶館喝茶或看表演。因為演員進入茶館總是引人注目，有時還會引起騷動，警察遂以治安為名對他們加以限制。不過，演員們有他們自己的茶館，他們一般在聚集在小花園茶社。直到晚清，婦女(年老者除外)亦不能進茶館。即使在嚴格的限制下，一些敢向世俗挑戰(zhàn)的婦女力圖侵入這個男人的領(lǐng)域。1906年，可園是第一個接納女客的茶館，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爾后，悅來茶館也開始設(shè)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門進出。但由于考慮到“雖有樓座地座之別，而面面相顧，毫無障礙，殊失雅觀，”警察令在樓座“添置薄幔，以重瞻觀”。隨著社會的開放，越來越多的婦女進入茶館，但身著華服的上層婦女仍不愿屈身俯就，即使她們愿放下身價，也必須有相當(dāng)?shù)挠職猓驗樗齻円贿M入茶館，眾人的眼光便集中她們身上并將承受無休止的流言蜚語。實際上，各茶館也竭力爭取女客。民國初年，一些茶館允許女客，但將她們與男客分開。據(jù)地方報紙的批評，在一些男女混雜的茶館，當(dāng)臺上的演出進入高潮時，男人趁機站起來看女客，而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諸如此類的茶館“混亂”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對婦女在公共場所的拋頭露面的批評。在20年代，隨著婦女參加更多的公共活動，一些開明的地方精英開始把婦女的拋頭露面與男女平等聯(lián)系起來，人們也把茶館作為男女平等的指標，正如一首竹枝詞所概括的：“公園啜茗任勾留，男女雙方講自由”。在30年代，婦女進茶館已不足為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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