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名《早期稻田遺存的類型及其社會相關性》（作者：郭立新、郭靜云），載于《中國農史》2016年6期。）

一、問題與緣起

近二十多年來，隨著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發(fā)現(xiàn)一批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稻作遺存，如湖南道縣玉蟾巖、澧縣彭頭山和八十垱，浙江上山、小黃山和跨湖橋等，稻作起源問題再次引起學界極大關注。現(xiàn)在學者們皆同意，長江中下游乃是水稻起源和馴化的關鍵地區(qū)。同時，越來越多的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也顯示，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憑借著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稻作農業(yè)的先發(fā)優(yōu)勢，孕育和發(fā)展了東亞最早的文明社會。

長江中游地區(qū)以屈家?guī)X文化、石家河文化為代表(5500-3800aBP）、長江下游地區(qū)以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為代表(5600-4200aBP)，均誕生了高度發(fā)展的原生本土文明。這些文明成就均建立在稻作農業(yè)初次大發(fā)展的基礎之上。研究長江流域文明的形成過程及其基本特征，無論是中游或下游地帶，都離不開稻作這個基礎和前提來談。

目前學界對于稻作起源的研究，重點放在考古出土稻谷遺存的類型學研究和野生稻的遺傳學分析，論爭的焦點在于如何區(qū)分野生稻和栽培稻，進而討論何時、何地、為何出現(xiàn)栽培稻。其中最重要的論述來自傅稻鐮和劉莉兩個研究團隊。前者認為長江流域水稻的馴化最早起始于距今7000年前后的河姆渡與馬家浜早期，此時人類開始種植野生稻；在此之前考古所見稻谷遺存皆為采集的野生稻，完全馴化的栽培稻直到大約 4000BC才出現(xiàn)。后者不同意此觀點，指出水稻的馴化是一個連續(xù)性過程，在全新世早期距今9000年前后中國南方和北方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可能已在收獲野生稻并開始種植栽培稻，最終導致水稻的馴化。

加里·克勞福德、沈辰則提醒我們，在當前的稻作農業(yè)起源探索中，“備感缺乏的一些關鍵方面，是這一進程發(fā)生的廣闊生態(tài)和文化背景。迄今為止，向稻作農業(yè)轉變的解釋仍偏于氣候決定論。像其它領域一樣, 系統(tǒng)的跨學科研究對于農業(yè)起源問題同樣會收益匪淺，我們希望將來能夠看到對季節(jié)性、規(guī)劃安排、人種發(fā)生、草類種群等方面相關課題更多的研究?！惫P者以為，如果從文明起源的角度觀察稻作農業(yè)發(fā)展過程，急需做的是在當前已有材料和討論的基礎上，提煉出若干有效的分析工具、概念作為討論的出發(fā)點，以避免雞同鴨講的尷尬。其次，需要盡可能重建稻作技術演進的細節(jié)和過程，進而觀察和評估技術進步之于社會形成的意義。

在這些方面，值得關注的是傅稻鐮、秦嶺對“種植”、“馴化”和“農業(yè)”三個概念所做的界定。他們認為，栽培（Cultivation）是一種人類行為，是包括了對土地整治和特定的植物管理利用方式的人類活動。馴化（Domestication）是在人類行為干預下，在遺傳學和形態(tài)學意義上植物發(fā)生的變化。農業(yè)（Agriculture）則是一種景觀的變化，當種植和馴化的證據集中出現(xiàn)，特別是水田系統(tǒng)的出現(xiàn)，就標志著農業(yè)的產生。筆者亦贊同將水田系統(tǒng)作為觀察稻作農業(yè)進展的關鍵指標。不過，需要進一步思考，應該如何定義水田系統(tǒng)？它是突然出現(xiàn)的，還是經過漫長發(fā)展演變而來？如果是后者，在其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分別出現(xiàn)過什么樣的水田系統(tǒng)？是否所有水田系統(tǒng)的出現(xiàn)都可以作為農業(yè)社會來臨的標志，還是只有特定類型水田的出現(xiàn)，才標志著農業(yè)社會的誕生？或者說，如何評價不同水田系統(tǒng)對于社會形成的意義？

迄今考古發(fā)現(xiàn)的從新石器到青銅早期的稻田遺存，見諸報道的有澧陽平原八十垱和城頭山；余姚田螺山；蘇州綽墩、草鞋山和澄湖；余杭茅山；連云港藤花落以及山東膠州趙家莊等。這些材料分別屬于新石器早期的彭頭山文化，以及新石器中晚期的湯家崗文化、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下及青銅器早期時代，時代跨度大，涉及不同地域和類型，使我們可以對上述問題展開初步的討論。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將長江中、下游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基于以下考慮：一方面，長江中游和下游地區(qū)在新石器和青銅時代早期并不屬于同一文明的范圍，早期分別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出現(xiàn)，到了銅石并用時代，可以寬泛地分成屈家?guī)X、薛家崗、北陰陽營和崧澤四大文明體系；另一方面，長江中游和下游地區(qū)，從舊石器晚期以來一直在各方面有密切來往，形成許多共同的技術和觀念，并在新石器晚期，即大溪—馬家浜時代已可見互相促進和學習，以及在資源和物品交易方面發(fā)生頻繁而穩(wěn)定的關系。雖然這些互動并沒有密切到使兩地文化到達同化的程度，每個地區(qū)依然保留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每當有關鍵技術突破，往往總是在兩地之間迅速流傳，而使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帶能夠在較快的時期內共享和掌握相似的技術和手段，甚至分享某些共同的觀念。所以，長江中、下游雖然分屬于不同的文化區(qū)，在目前稻田遺存資料零散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從大范圍來觀察這兩個地區(qū)稻田形式的發(fā)展，通過類型學的分析，初步劃分出稻田技術演化的軌跡。

二、迄今所見之早期稻田遺存

（一）澧縣八十垱彭頭山文化稻田

位于洞庭湖西北岸的澧陽平原，自舊石器時代末期過渡至新石器時代，其文化發(fā)展具有相當的連續(xù)性。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后，其文化發(fā)展序列仍一脈相承，從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彭頭山文化（10400-7800aBP）、皂市下層文化(8200-7000aBP)，湯家崗文化（7000-5800aBP）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溪文化（6300-5300aBP），區(qū)域文化發(fā)展表現(xiàn)出較強的自主性和內生性，走在同時代其他地區(qū)的前列；到銅石并用時代，該地區(qū)屈家?guī)X文化時期(5500-4600aBP)更率先誕生了東亞最古老的古國文明共同體。

八十垱遺址位于澧陽平原北部邊緣地帶，位于古河床一級階地上，屬彭頭山文化中晚期。聚落面積約4.8萬平方米，北、西部地勢稍高，其北、西、南均有古河道環(huán)繞，南、東部有人工修建的垣壕。古河道寬約60m，古河床底部距地表深約5.5-6.5m，河道在近聚落一側形成陡岸?？脊沤沂玖宋鞑抗藕拥罇|南側一面坡岸及河道的一小部分。在古河道底部近岸處發(fā)現(xiàn)兩道堆積較為特殊的土埂。其中較長的一條，呈東北-西南走向，寬0.9-1.2m，在T43探方內出露長度3.55m，并延伸至探方外；另一道土埂位于河道底部岸沿處，雖然在發(fā)掘區(qū)內剛露頭，但可看出其與另一土埂呈平行走向；兩土埂之間相距約2.8m（圖一）。土埂本身均為灰色淤積土，較純凈，內含較多類似稻草根須的植物根莖，余無他物；土埂疊壓含砂較多的深灰色淤土。同時，在古河道內發(fā)現(xiàn)大量稻谷、稻米、植物籽實、動物骨骼及木制品。雖然報告編撰者最終未確定土埂為田埂，但發(fā)掘者在現(xiàn)場憑經驗將其定性“田埂”。綜合各方面情況來看，筆者相信這很可能是改造利用諸如河道、湖沼進行稻作的水田。

圖一  八十垱彭頭山文化稻田

（資料來源：《彭頭山與八十垱》，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221頁）

（二）澧縣城頭山湯家崗文化和大溪文化稻田

城頭山同樣位于澧陽平原，湯家崗時期出現(xiàn)垣壕聚落。大溪一期始建城墻（據郭偉民斷代為距今6100年），其后先后四次重建城濠體系。因其是迄今中國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古城，且一直延續(xù)使用到石家河時期，故在東亞早期國家文明的形成與演進中，占有無比重要的地位。

1996年冬的發(fā)掘，在東城墻之下原生土之上出露純凈的黏性很強的青灰色靜水沉積土層，其表面平整，且現(xiàn)出清楚的因一干一濕而形成的龜裂紋，從剖面可以看出一根根往下伸展的根須或留下的痕跡，與現(xiàn)代稻田土非常相似，且可看出當時采用了撒播方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實驗室的分析表明，稻田土樣中的稻葉和稻谷硅質體含量均大大高于現(xiàn)代水田，從而確認這就是當時的水田；在土樣中還揀選出炭化稻谷、蓼科、竹葉、田螺等水稻田中常見動植物標本。

1997年的發(fā)掘，清理出三條田埂，相距分別為5m和2.5m，形成二丘長條形水田；這二丘田均是選取較低凹槽稍加修整而成，同時保留田梗部分。待田里耕作土逐漸累積到與原生土田埂平齊時，再用人工在原田埂上加高堆壘成新的田埂。因此，第一條田埂實為原生土的坡面，隨田土抬高，只是田埂逐漸沿坡往后移，并不需要加高壘筑。第二條田埂加筑部分的南段并不和原生土田埂重合，而是稍向東移。由于田埂可分兩期，因此稻田也可分兩期。第一丘田南北長40m，寬約4.6m，面積為180平方米左右，約合0.28畝。此外，還發(fā)現(xiàn)了與水稻田相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統(tǒng)，有水坑和水溝，均位于稻田以西原生土層面高出稻田的地方。共發(fā)現(xiàn)3個水坑，坑1直徑1.2m，深1.3m，鍋底形；坑2直徑1.2m，深1.3m；坑3直徑1.5m。發(fā)掘者根據碳十四年代測定數據、光釋光年代測定以及出土陶片判定，該稻田的年代大約距今6500年。

此外，在城頭山城南部一區(qū)T6355大溪文化一期水塘（塘2）外側的漫灘（T635520層）之上的兩個地層（18、19層）發(fā)現(xiàn)大量稻谷和稻草，可能是塘2廢棄后用來種植水稻而形成的水田堆積。在20層之下的21、22層，發(fā)現(xiàn)的稻草更是縱橫交錯重疊，且有多層，還出了炭化稻谷，以及少量大溪文化一期之初的陶片。發(fā)掘者據此推測這里應有兩期稻作遺存。

從技術來說，這些水田系將廢棄的人工挖筑的水塘底部淤泥改為水田種稻，與八十垱利用河道底部淤泥種稻的作法異曲同工。早期水田很可能就是這種利用諸如湖沼、池塘、河道等自然低洼地，稍加改造而成。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城頭山城的修建與稻田的關系。城頭山城始修于大溪一期，其后又有三次重修，形成了壕溝、城垣、碼頭、水口的格局。這樣的安排，應該與農耕、航運有關，間接表明城外已形成大型稻田耕作系統(tǒng)。

很難說城頭山城內的稻田只是為了耕地維生而做出的安排。古城是一大群人建設的重要保護區(qū)，作為共同社會集合、活動地點。在城頭山城內稻田旁邊有夯土、大型建筑的遺跡……。所以，這兩丘位于城濠內的稻田或許應被視為神廟所有、經常在此舉行祭禮活動的稻田，而更多同時期的普通稻田和其他農用設施，將來需要在城外去找。

圖二  城頭山湯家崗文化稻田

（資料來源：《彭頭山與八十垱》，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66-167頁）

（三）吳縣草鞋山馬家浜文化稻田

草鞋山遺址位于陽澄湖東南畔，海拔3.464m，屬典型太湖平原景觀。遺址面積45萬平方米，分生產區(qū)、生活區(qū)和墓葬區(qū)。1972、1973年兩次發(fā)掘建立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諸文化到東周時期（吳越文化）區(qū)域文化發(fā)展序列。1992-1995年中日合作經過4期發(fā)掘，在1400平方米范圍內，一共發(fā)現(xiàn)馬家浜文化水稻田44塊（編號S1-S44），分東西二區(qū)，三個時期。2008年，蘇州博物館配合京滬高速鐵路建設，在草鞋山遺址高速鐵路建設施工范圍內，發(fā)掘面積488.5平方米，又發(fā)現(xiàn)馬家浜文化時期水田遺跡30塊。

草鞋山稻田遺存均為小塊水池狀水田串連而成，呈西南東北走向的帶狀排列。依其層位可分三期：

I期，10層下，以東區(qū)為代表。系利用原生低洼地底部略加平整改造后作水田使用，水田塊面積較后期略大，相互間無明顯水口串聯(lián)，亦無其它配套設施。

II期，9層下水田，以東區(qū)為代表。在I期水田淤平后的區(qū)域內重新開挖成水池狀水田使用，水田塊面積較小，相互間有水口串聯(lián)，并出現(xiàn)水井、水路等配套設施?？蓜澐譃閿祩€稻田群組，以其中東區(qū)甲組為例：有S1-S7, S10, G2, J35, J32,H37,H38.S1-S7,S10為平面呈圓角長方形或橢圓形的淺坑，位于低洼處，成兩行排列，西南至東北走向，淺坑與淺坑之間相連或有水口相通。其中S1南與J35連接。J35為一橢圓形井，最大直徑1.85m，深1.6m，其東側與一條長5.1m，寬0.5-1.4m，深0.2-0.4m的G2連通。G2東端有一圓形坑H32，從H32經G2至J35，落差0.4m，可見高處的水到H32，再通過G2流入J35，再由J35內溢出進入低洼處的S1-S7、S10內。這一組淺坑以S1-S7、S10為主，J35、H32、H37、H38起蓄水、灌溉作用，為淺坑的輔助設施（圖三）。

這些水田群，都是通過水溝和水口將蓄水井（坑）和相鄰稻田淺坑串連起來，象糖葫蘆一樣成串成行，順著自然洼地而呈西南至東北走向。水流經蓄水井（坑）和水溝從一側水口流入稻田淺坑，再從另一水口流出。單塊稻田呈淺坑形狀或圓角長方形，或橢圓形及不規(guī)則形，面積0.9-12.5m2，一般為3-5m2。淺坑深0.2-0.5m，坑內填灰白、灰黑、淺黃土，有不少淺坑分灰黑、灰白二層。

圖三  草鞋山東區(qū)馬家浜文化稻田

III期，8層下水田，以西區(qū)為代表。此時水田形態(tài)仍延續(xù)II期，小丘低洼的坑狀物成串分布。不同之處在于，出現(xiàn)了分別位于高處和低處的兩個水塘，大水塘位于低處，小水塘位于高處，相互串連的稻田群最終分別通過水口與水塘相連。水塘的出現(xiàn)有兩個意義：一是能夠蓄積的水量更多，可滿足更多稻田灌溉之需；二是既可以灌水，又可以排水。

圖四  草鞋山西區(qū)稻田

發(fā)掘者認為，草鞋山三期稻田形態(tài)演變與自然環(huán)境、氣候變遷直接相關。第一階段(距今約6275年以前)氣候溫暖濕潤，禾本科植物以蘆竹亞科、竹亞科和水稻為主；此時人類對臨近水源的淺水洼地進行簡單改造并種植水稻，形成一期稻田。第二階段(6275-6200aBP)氣候溫涼略干，黍亞科大量出現(xiàn)；由于氣候轉向溫涼偏干，地表水減少，地下水下降，人類隨之充分利用該地黃色粘土的良好隔水特性，在原有的淺水地帶有意識地挖掘淺坑，呈帶狀分布，并用水口使之相互貫通，輔之以水井、水溝、水塘、用于儲水灌溉，形成了初具規(guī)模的II期水田。第三階段(6200-5985aBP)氣溫回升。

（四）昆山綽墩馬家浜文化稻田

綽墩遺址位于江蘇昆山陽澄湖和傀儡湖之間的狹長地帶，面積約40萬平方米。歷次發(fā)掘表明，這里有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遺存。2003-2004年第五、六次發(fā)掘，在遺址第Ⅳ、Ⅵ工作區(qū)發(fā)掘范圍內，共發(fā)現(xiàn)馬家浜文化水田遺跡64塊(編號S1-S64)，主要集中分布于第VI區(qū)。

圖五 綽墩馬家浜文化稻田

綽墩發(fā)現(xiàn)的水田面積一般為0.80～16m2左右，平均面積為5.4m2；深度為0.12m～0.80m左右，平均深0.33m。由水田、蓄水坑、水井、水溝、水口構成灌溉系統(tǒng)。從水田的平面布局與相互之間的關系情況看，水田的形狀與水田整體結構有關，比如長條形水田都分布在整個水田的外圍即東、西兩側，并與水溝、蓄水坑相連通，起到分流與循環(huán)水的作用；而其他形狀的水田，分布在長條形水田之間，通過田塊之間的水口調節(jié)或使水流貫通。

有些蓄水坑是根據供水需求特意開挖的。在當時的條件下，一方面通過開挖的溝、坑，利用自然落差進行農田灌溉，水位通過水田內的水口進行調節(jié)；另一方面，利用陶器盆、罐等來打水灌溉。

（五）蘇州澄湖甪直崧澤文化晚期稻田

2003年在位于蘇州市甪直鎮(zhèn)郭巷村席墟的湖底近堤岸處，發(fā)現(xiàn)有崧澤文化晚期的聚落，在聚落居住區(qū)的東南面，發(fā)現(xiàn)有一池塘及20塊水田(S1-S20）。池塘為西南向東北走向，長23m、寬17m，水深約0.7～2m，面積約425m2；水田分布在池塘的西北兩岸，有高田與低田之分。池塘西端為低田，一共有5塊，另有1條水溝、1口水井。低田田面高于池塘水面約0.5～0.7m，既可用于灌溉，又可用于排水。還有15塊為高田(S6-S20），分布在池塘西部與北部岸邊。高田高出低田0.6～0.7m，在池塘北部發(fā)現(xiàn)2個水埠，用于人工汲水灌溉。另外在S18東側有水井一口（J114），用作高田的蓄水坑。水田的形狀有圓角長方形、長條形與不規(guī)則形等，單塊田面積最小0.8m2，最大105.44m2，平均面積12平方米左右，深15～79cm，平均深27.14cm。水田之間另有水口、水路相串聯(lián)，水田之間水流能貫通。在北部有一條彎彎曲曲水溝（G2），從水溝與水田走向一致等方面判斷，水溝既是聚落中F1的排水溝，又是水田的灌溉系統(tǒng)。

（六）余杭茅山良渚和廣富林文化稻田

茅山遺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區(qū)臨平鎮(zhèn)小林街道的上環(huán)橋村北側。自2009年以來已進行三次大規(guī)模發(fā)掘，將整個聚落布局揭示清楚。該聚落位于一座東西向長條形小山包（茅山）的南側山坡及相鄰的低平之地。山坡上為居住生活區(qū)，中部和東部為居住區(qū)，西部為墓葬區(qū)；坡下低地平原為稻田耕作區(qū)。居住生活區(qū)揭示的遺存分為四個時期：馬家浜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中期和晚期，廣富林文化時期，此外還有少量崧澤文化遺存，包括房基、墓葬、灰坑、水井、道路等遺跡。山坡下的低地發(fā)現(xiàn)有良渚文化中期、晚期和廣富林文化的稻田，三期稻田遺跡地層關系清楚；時期不同，稻田形態(tài)各異。

良渚文化中期的稻田呈條塊狀。在稻作東區(qū)，中間為一條通往北部居住區(qū)的略呈西北—東南走向的河道（G7），兩岸密集分布著條塊狀稻田；共清理出田塊26丘、水井2口，田塊形狀呈長條形、不規(guī)則圓形、長方形等，面積從一、二至三、四十平方米不等。田塊之間有隆起的生土埂，部分生土埂表面有踩踏留下的細砂、附著泥和碎小陶片。田塊之間或用水溝相連，部分田塊通過排灌水口與G7相通。G7東側岸邊還發(fā)現(xiàn)一艘尖頭方尾，全長7.35m、寬0.45m的獨木舟。稻作西區(qū)亦發(fā)現(xiàn)條塊狀稻田11塊、東西向河溝1條，部分田塊之間也有疊壓關系。發(fā)掘者據此推斷，茅山遺址南部東西700多米范圍內，在良渚文化中期已形成大范圍的稻作農耕區(qū)；星羅棋布分布著條塊狀小田塊，中間縱橫交錯分布著小的河溝。

良渚文化晚期稻田在布局和形態(tài)上為之一變：在稍高的居住生活區(qū)和低洼稻田區(qū)之間開挖了一條河道（G2）貫穿東西，寬4.5～18m，深淺不一，可以起到豐水期排水和枯水期蓄水，兼具防洪排水、提供生活用水、灌溉稻田的功能。G2南側岸堤同時用作道路（L1），寬3.4～8m，踩踏面清楚可見。L1南側緊鄰灌溉水渠G3，G3東淺西深，東端深0.18m、寬2.5m，由東向西逐漸加深變寬，到發(fā)掘區(qū)中部演變?yōu)橐恍钏靥?，在蓄水池塘南側發(fā)現(xiàn)1處灌溉水口。離G3南部64～70m遠處，還有一條東西向的灌溉水渠（G6）與之大體平行。在G3和G6之間東西并排分布用紅燒土鋪面的田埂，南北走向。東區(qū)發(fā)現(xiàn)5條這樣的田埂，每條寬 0.6～1.2m，最達達83m；田埂之間的間距多為17～19m，最寬達31m。通過上述灌溉水渠和田埂形成4丘大型的稻田，每丘田均為南北向的長條形，面積約為1000m2,合1.5畝；最大者近2000m2，面積達3畝。整個良渚文化晚期稻作區(qū)東西長700多米，南北寬45～110米不等，面積約5.5公頃。

廣富林文化稻田整體格局未見報道，但在稻田泥土中發(fā)現(xiàn)了一組30個清晰的大型偶蹄類動物(牛)腳印和零散的人腳印，田土有少量的陶片和半月形石刀。

（七）膠州趙家莊龍山文化稻田

趙家莊遺址位于膠州市里岔鎮(zhèn)趙家莊村南，遺址面積約10萬平方米。2005年在此發(fā)掘出東、西兩片稻田，中間以寬 3～10 m的黃褐色生土相隔。據發(fā)掘者推測，西片田塊修挖程序(形成過程)為：在預留的范圍翻土為田，在邊緣培土為田埂(條帶狀黃褐色土堆積)，在田塊一側掘挖深坑穴為蓄水坑，再挖水溝將蓄水坑與田塊相連。同時，還在蓄水坑一側開挖出幾個面積不大的不規(guī)則淺坑，從別處地下掘取出黑色黏土，摻入黃褐色粉沙土內。東片田則是先挖寬 10 米，長數十米、深 0.2～0.4米的淺坑，從別處地下掘取出黑色黏土，運入坑穴內，并與黃褐色砂土摻雜，最后加以整平。由于堆積內主要成分為黏土，能延緩雨水或灌入水的滲漏，具有一定蓄水功能。因此，盡管東片地塊內沒有像西片有網狀的水溝長期供水，但也能保障農作物生長所需的水分。此外，田塊0.5m以下為厚達1m的黑色黏土層，黏土能阻擋水的快速滲漏。

迄今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早期的稻田遺存，除了上述地點外，見諸報道的還有連云港藤花落龍山文化稻田，由水田、水口和水溝等構成，水田呈不規(guī)則形，揭露面積大約為67m2。發(fā)掘者還認為，藤花落城外和北部內外城之間有著保存較好的稻作農業(yè)生產區(qū)。

三、稻田類型、技術條件與社會限制

日本學者外山秀一在討論城頭山稻田時，提出將稻作的發(fā)展大致分為兩大階段：第一大階段為構成稻作農耕文化各要素出現(xiàn)的階段。這一階段也分為兩小段。第一小段是在舊河道和低谷等微凹地，利用雨水和地下水直接栽培或移栽，將雜草作為草畦加以利用的階段。第二小段即城頭山遺址稻田所處階段，為稻作開始期的最初狀況。此時已存在水田遺址。第二大階段為稻作農耕文化完成的階段。標志是具備土畦、橛子板樁等加固的畦田、水溝、堤堰等水利設施以及農耕用具的興建，這是制作具備完整形態(tài)的真正稻作水田的階段。

對照前節(jié)介紹的早期稻田材料，可知秀山的分期尚嫌粗糙，未能充分揭示早期稻作農業(yè)發(fā)展的主要階段和重大變化。

英國Greenland教授為定義現(xiàn)今的灌溉稻田提出了稻田構成的三個要素:田塍、灌溉渠道和灌溉工具。但是，這三個要素偏于強調水的控制與管理，而忽略了灌溉稻田對于土地之形態(tài)和質地的特殊要求。在形態(tài)上，水田田面需要平整，不能有很大的落差；質地上則需要富含有機質和肥料，宜以粘土為佳。所以，筆者認為討論稻田要素的出現(xiàn)和演化，需要從土和水兩個方面入手。

（一）土地利用形態(tài)

從土地管理和利用的角度來看，前述考古所見稻田遺存呈現(xiàn)出四種形態(tài)：利用自然低濕洼地成田、人工挖造小丘田、人工挖造大丘田、大型人工畦田。下面就這四種形態(tài)分別討論。

1.自然低濕洼地成田

以八十垱、草鞋山I期為代表。此類稻田利用自然洼地、湖沼邊緣和河道底部淤泥種稻?？赡苄枰獙ξ⒌匦芜M行少量改造以合適水稻生長，但由于沒有發(fā)展出專門的破土、挖掘等改土工具，而只能利用淤泥松軟，人工簡單操作即可耕作：用手移動淤泥將田面整平；象八十垱那樣在河底就地堆積淤泥用作田埂以關水（八十垱疑似田埂與田里的泥土顏色質地一致，或緣于此）；用人或驅趕大型偶蹄動物（如牛、象）踩踏淤泥進行耕作。受這種技術條件的限制，只有那些常年有水、底部低平、淤泥不深也不淺且肥沃的地方，如平坦的河底、湖沼近岸平緩灘涂、小洼地才可用來種稻。這一類水田設施的持續(xù)性、穩(wěn)定性不高，受自然因素影響大，對洪水和干旱等氣候因素敏感；人工投入其中的勞動量亦不大，所以也比較容易被廢棄。另外，值得說明的是，這一時期所種稻子，大多數仍處于馴化過程中，并非成熟的馴化稻。

2.人工挖造小丘田

以草鞋山II期東區(qū)、III期西區(qū)和綽墩為代表。單一田塊面積狹小，面積一般只有1至十幾平方米；田塊多為自然形態(tài)，呈圓形、條形或不規(guī)則形，形態(tài)類似于灰坑。

在此階段，向下挖土的技術得到發(fā)展，利用挖土工具挖出坑狀物，用作稻田或蓄水井；但挖掘工具效率低下，下挖時需要搬走的土方量不大，一般只能挖掘修造出小丘稻田。同時，堆土筑埂技術尚無明顯進步。對于稻作農業(yè)的發(fā)展來說，人工堆筑關水的田?。ㄐ枰罎B漏），是一件非常關鍵的技術。這一階段仍難見到人工堆筑關水用的田埂，而是盡量利用原生的周邊高地作為田埂。這一技術演進歷程，在長江中游聚落發(fā)展歷程中也有反映。彭頭山文化時期，八十垱聚落外圍出現(xiàn)垣壕，且累填累挖，挖出來的土就地放置一旁卻未見有意堆筑的情況；直至大溪文化一期城頭山城出現(xiàn)，才始見堆土筑墻筑埂技術的應用，至于夯筑技術出現(xiàn)的時間則更晚。

與利用自然洼地種稻相比，人工挖造小丘田使人們對種稻地點的選擇有了主動性，從而使人類得以拓寬種稻區(qū)域，按照人們的意志，發(fā)揮其能動性，將某些土地用人工改造為稻田。農耕聚落也可能因此拓展到更廣大的地區(qū)。但是，由于以筑埂為代表的關水和防滲漏技術尚未有效應用，只有象草鞋山、綽墩這一類具有天然防滲漏特性的重質粘土，才適合于開墾水田，但這又明顯限制了人群移殖空間的可選擇范圍。

由于水田面積小而顯得珍貴。與前一階段相比，人們可能為了提供單位面積產量而不斷改進稻作技術。通過對綽墩地層剖面取樣進行植硅體、有機碳、文化層分析和14C斷代，結果表明該地最大種稻強度在深100～116cm(6280aBP，馬家浜文化期)，隨后在75～100cm(馬家浜－良渚文化期)，種稻強度銳減。對綽墩稻田土壤全剖面的觀測研究表明，當時水稻土剖面已有耕作層、犁底層、心土層和母質層的分異；而且已經有黏粒的淋洗淀積，即從表層淋洗后向亞表層淀積，而同時期非水稻土則無此現(xiàn)象。這表明當時已有“耕”的行為。不過，綽墩當地現(xiàn)代表層水稻土為團塊狀結構，重壤～輕粘土質地，次表層為塊狀結構，質地粘，刀難插入，犁底層發(fā)育明顯，與此相比，古水稻表層（100～116cm）為棱塊狀結構，質地重壤，其下（116～130cm）為塊狀結構，重壤質地，刀較易插入，犁底層發(fā)育不明顯。這種差異是由于耕作方式不同而造成的。犁為現(xiàn)代主要水耕農具，而當時尚未出現(xiàn)犁，只可以用腳、手、木棍等在軟泥中翻耕，故不易形成象現(xiàn)代水稻土這樣的犁底層。

對綽墩稻田進行孢粉和水稻植硅體分析表明，在水稻植硅體濃度較高的新石器時代，與現(xiàn)代水稻田的孢粉學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禾本科花粉(水稻)占主要優(yōu)勢，但其他水生植物花粉(如香蒲等)含量則很少，這說明先民在水稻種植過程中已經有清除雜草的農事活動。土壤中積累的有機碳相當于或甚至略高于當地現(xiàn)代水稻土表層的有機質含量，這可能是由于火燒后有機質成為以烯烴基團或芳香族碳為主的有機碳才能使其長期持留在土壤中；古水稻層正構烷烴和正脂肪酸以低碳鏈占優(yōu)勢，這也表明持續(xù)高溫使土壤火燒后長鏈烷烴和一元脂肪酸轉化為低鏈烷烴。這些證據表明稻田里存在過大量用火事件，先民在收獲稻穗后將稻草、稻桿和稻葉就地焚燒。就地焚燒秸桿的行為還表明，當時收割的只是稻穗。通過焚燒清理田面和雜草，為下一季種植做準備，同時還可以為稻田提供肥力。全磷和有效磷遠高于現(xiàn)代水稻土，說明古代先民在農田中曾使用過大量的動物殘留物肥田。這表明當時已存在有意識的施肥行為。

人工修造的小丘水田、高強度長時間的耕種、有意識的施肥除草和焚燒行為等，表明當時人類社會對水稻的依賴性空前加大，投入到稻作的勞動量也在增加。但是，由于田塊面積尚小，估計稻產量仍有限，制約了當時的人口和聚落規(guī)模。目前發(fā)現(xiàn)的馬家浜文化聚落面積一般不大，或與此有關。

3．人工挖造大丘田

在此階段，出現(xiàn)相對穩(wěn)定和持續(xù)的較大型人工水稻耕作系統(tǒng)——以城頭山湯家崗文化稻田、澄湖遺址稻田和良渚文化中期稻田和趙家莊龍山文化稻田為代表。這一階段的單丘稻田面積，可達幾十平方米乃至更大；相應也出現(xiàn)大型池塘、溝渠等儲排引水設施。

從考古材料來看，這時已能夠依據微觀地形和地貌，隨形就勢開墾出大小不一、形態(tài)各異、成片成區(qū)的稻田。城頭山湯家崗文化稻田開墾于緩坡地形，呈帶狀分布，上、下二丘田的田面高低錯落，已具備后世梯田的雛形；雖然這二丘田最初的田埂是利用自然原生土，但隨著田土加積而有修筑加高田埂的行為，說明人工修筑田埂的技術取得突破。茅山良渚中期的生土田埂表面有踩踏留下的細砂、附著泥和碎小陶片，說明田埂不但用來關水，還具有路的功能，人長期在田里勞作和進出，以致需要專門鋪墊以便田間行走。澄湖崧澤文化稻田比城頭山又顯進步，依據地形分別開墾出成片高田和低田，說明人工修筑田埂和防滲漏處理技術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從茅山的情況來看，良渚中期已形成很成熟的大型稻田耕作系統(tǒng)，惟仍按自然地形分塊而作。

修造這種稻田系統(tǒng)需要投入大量勞動。膠州趙家莊的稻田是先挖一個很大的洼坑，然后再將肥沃的黑土從別處運來用作耕作土。茅山良渚中期稻田除了星羅棋布的條塊狀稻田外，還配套有發(fā)達的溝渠系統(tǒng)，這種大面積開墾形成的稻田系統(tǒng)，顯然是集體規(guī)劃和協(xié)作的結果。

稻田的穩(wěn)定性和持續(xù)性進一步增加。城頭山稻田因為長期耕作而使田面不斷加積升高，以致田埂需要再加高。人們投入到稻田中的勞動量越大，稻田越發(fā)成為人們賴以生存的不動產和基礎資源。

稻田墾辟技術的發(fā)展，使更多的土地可以用來開墾并發(fā)展為農業(yè)社區(qū)。筑埂技術的成熟以及隨形就勢開墾的技術使人們拓殖的區(qū)域不再局限于低地平原，而向低丘、緩坡地帶擴散。

4.大型畦田系統(tǒng)

出現(xiàn)人工大規(guī)模改造地景、形成整齊劃一、設施齊全、方便耕作和灌溉的大型畦田系統(tǒng)。茅山良渚晚期稻田是迄今所知的惟一案例; 澧陽平原雞叫城周邊有規(guī)模非常大的人工溝渠系統(tǒng)，可能也存在類似的畦田系統(tǒng)。

在技術上，這一類稻田臻于完善，田埂、道路、溝渠一應俱全，田塊整齊劃一，耕作和運輸都很便利。無論在修造還是耕種，這種稻田系統(tǒng)都顯示出極強的規(guī)劃性和集體性。這種大規(guī)模投入勞動的背后，所對應的社會應該具有強大的公共動員能力，具有良好的協(xié)調機制，是一種較為發(fā)達和成熟的農業(yè)社會形態(tài)。

（二）田水管理

從水的管理和利用角度來看，前節(jié)稻田遺存呈現(xiàn)出無灌溉以及小型水坑井、池塘、大型溝渠等設施依次出現(xiàn)四個階段。

1.無灌溉

以八十垱古河道、草鞋山I期小坑田為代表。由于沒有任何灌溉設施，完全處于靠天吃飯的階段。這也使可種稻區(qū)域的可選擇范圍非常?。河晁竟?jié)需要恰好跟水稻生長季節(jié)同步，水稻需水時恰好處于多雨季節(jié)，恰到好處的微觀地形足以保證水位高度不致于將稻子淹沒；不需要水時，自然水位也正好后退。

這一特點給我們一個思考，在最早的稻作栽培區(qū)域，稻谷自然生長季節(jié)和豐雨季節(jié)應該大體同時，自然降雨能充分保障稻子生長用水。筆者在另一篇文章指出，最早栽培水稻農作的發(fā)生地區(qū)應該以澧陽平原作為核心。我們可以看到，澧陽平原正好符合這一條件，該地區(qū)一年一度的梅雨季節(jié)，正好也是水稻生長需水高峰季節(jié)。

2.小型水坑和水井

以城頭山、草鞋山II期東片、綽墩、趙家莊為代表。其特征是在田塊附近，依據地形地勢，就地挖掘小型蓄水坑或取水井，并通過水溝和水口，將坑井與稻田相連。作為水源的蓄水坑和蓄水井一般比稻田位置高，也常在稻田中部挖蓄水坑用于儲水。由于灌溉水大多為單向流動，而使稻田成串分布；水從稻田一側水口灌入，從另一側水口排出。除有少量的連接蓄水井和稻田的引入溝、排水溝外，灌、排水需要通過相串連的稻田進行，這樣不便于對單塊稻田中的水位高低進行有效控制。

在這種設計中，稻田本身具有存、蓄水的功能，而小型坑井起到調節(jié)水位、作為備用應急水源的作用。雖然作為水源的蓄水坑井的位置一般比稻田高，但是由于沒有水壩、水閘等抬高水位的設施，除了坑內少許高水位可以通過挖水口的方式，讓其自流排入水田外，若要把深坑里的水放到稻田里，還是需要人工使用容器把水打上來，汲入溝中，才可引入水田。在草鞋山田內出土數量較多的穿孔牛鼻耳高領罐，可能是人們汲水的工具；在其中一個水井中央特意留一踏臺，亦為汲水站立之地。這種汲水方法，決定了此類灌溉體系效率非常低下，需要消耗大量人力勞動，才能灌溉小塊田面。所以，在一般情況下，這一體系中的稻田面積和蓄水坑井都不大，屬于袖珍型灌溉系統(tǒng)。

3.池塘

以草鞋山III期西片、澄湖為代表?？脊挪牧现校斯ね谥某靥吝z存，始見于大溪——馬家浜時期。

與小型坑井相比，池塘是人工挖掘的大中型儲水設施，擁有更大的調蓄水能力，足以支持更大面積的稻田灌溉。它的出現(xiàn)，說明人工稻田系統(tǒng)的規(guī)模變大，稻作的重要性進一步突顯。

從所見實例來看，稻田都圍繞池塘分布，通過水口、水溝與池塘相通，池塘既扮演供水源頭的角色，也可以排水防澇。值得注意的是，草鞋山III期西片有兩個池塘，一大一小。大的水塘位于最低處，所有水田都可以通過不同的水口向該水塘排水，或通過人工汲水引塘水入田。此外還有一個小池塘，其位置比稻田稍高，故可以比較方便地向稻田放水。

此時仍以人力提水溉田為主。草鞋山發(fā)現(xiàn)的水罐、澄湖水塘中發(fā)現(xiàn)的水埠，都說明了這一點，也說明當時稻作的勞動投入量仍然很大，灌溉效率仍較低下。

4.大型溝渠

以茅山良渚中晚期稻田遺存為代表。雖然目前相關資料報道不夠全，但仍可以看出，良渚中、晚期已形成完善成熟的稻田灌溉體系，人們已具備較高超的治水能力。

茅山良渚中期的灌溉體系以中部河道為中心，河道同時兼有水源地和航運通道的功能。已形成獨立于田塊的水溝，可以方便地將各個田塊和河道連接起來，對每一塊田直接進行水位控制與管理。這時應已出現(xiàn)筑壩抬水的技術，大部分田塊可以實行自流灌溉。

茅山良渚晚期的灌溉體系更加具有人工設計的色彩，也更加完善與合理。人工挖掘的一條大型河渠（G2），將生活區(qū)與稻作區(qū)隔開；挖掘時有意地將河渠底部挖得深淺不一以便在豐枯季節(jié)之間調蓄水。同過岸堤（也許還有水壩）束水，抬升水位，使渠內水面高于稻田。發(fā)揮池塘的調蓄水功能，同時以支渠為骨架，以水溝為毛細形成四通八達的水路。支渠（G3）東淺西深，東窄西寬，尾端直接與池塘相連，這種設計表明，其時水流系統(tǒng)充分考慮讓水自流的灌溉需求。這種大型自流灌溉體系的出現(xiàn)，表明灌溉效率可以達到非常高的水平。

（三）稻作農業(yè)發(fā)展的階段

表1                      稻田類型對應關系表

前文關于土地利用所劃分四種形態(tài)與田水管理的四種類型具有對應關系，據此可以將稻田系統(tǒng)的發(fā)展與演進，劃分為四個階段：無灌溉—自然低濕洼地田階段、小型坑井—小丘田階段、池塘—大丘田階段、大型溝渠—畦田階段；后一階段可以包容前期階段的稻田形態(tài)，即前期稻田形態(tài)仍可能在后期階段出現(xiàn)。

在此，唯有城頭山湯家崗稻田和趙家莊似與上述階段劃分略有出入。城頭山在湯家崗時期出現(xiàn)大丘田，理應有池塘之類的大型儲水設施，但迄今發(fā)現(xiàn)的同期水坑屬小型，這可能是發(fā)掘面積不足導致的；從稍晚之大溪早期在其南城外壕溝中發(fā)現(xiàn)大型池塘以及澧陽平原的地理環(huán)境來看，湯家崗時期應已存在大型池塘。趙家莊已晚至龍山時代，此時從技術發(fā)展來看已全面進入池塘—大丘田和大型溝渠-畦田階段，但趙家莊卻仍以小坑—大丘的形態(tài)出現(xiàn)，可能與其地處稻田邊緣區(qū)，稻作不占重要地位有關。

無灌溉自然低濕洼地稻田階段是稻作萌芽時期通行的栽培方式。此時耕作地點的選擇嚴重依賴自然地形，很難大面積或大范圍栽種，稻作發(fā)生區(qū)域嚴重受限于自然環(huán)境；雖然可能存在除草和照料等田間管理行為，但人工投入勞動量不會太大，水田設施不堅固，水田的使用不持續(xù)也不穩(wěn)定，稻田產量亦難穩(wěn)定。這種情況迫使人們更多依賴漁獵、采集等其他方式來獲取食物，稻谷所占食物比重較小。

小型坑井—小丘田階段：這是人類第一次嘗試自己開墾水田進行栽培。主要選擇在不易滲漏和肥沃的坑洼區(qū)，將其改造為成串的小丘稻田，配以存蓄水的小型坑井，并以小水溝相連。這一類小型稻作系統(tǒng)有持續(xù)穩(wěn)定的使用和開發(fā)，是相對恒久的生產設施和不動資產，為人們提供相對穩(wěn)定和有效的食物來源；依賴它的人群開始被固定和束縛在土地上，而不斷地將勞動投入到同一片狹小的區(qū)域，進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勞動；雖然規(guī)模有限，僅能維持小規(guī)模的聚落人口，但使人類在對自然環(huán)境進行農業(yè)開發(fā)和利用方面有了主動性，稻作農業(yè)開始突破自然條件的限制，向平原區(qū)挺進，如馬家浜人對太湖平原的拓展。

池塘—大丘田階段：此階段挖掘和修筑田埂技術都取得突破，可以依照不同的地形地勢來修筑不同形狀或大或小的成片稻田，挖掘能夠存儲更多水源的池塘。技術的突破，使得原來不可開發(fā)的丘陵、崗地和緩坡地帶亦有可能開發(fā)為稻作區(qū)。單個稻田系統(tǒng)的面積和規(guī)?？梢宰兊酶?、更趨穩(wěn)定和持久，農業(yè)生產成為最重要的經濟部門而稻作農業(yè)文化得到較大發(fā)展；農業(yè)產出增加，可以養(yǎng)活更多的人口，使社區(qū)或聚落規(guī)模變大，形成較大規(guī)模的穩(wěn)定的定居農業(yè)社會。

大型溝渠—畦田階段：這是一種高度集約化的大型稻田耕作系統(tǒng)。開始按照周密的規(guī)劃，動員集體的力量，對土地進行大規(guī)模改造，按照稻作農業(yè)集約化生產的需要，修筑大型溝渠灌溉系統(tǒng)和整齊劃一的畦田，通過修筑堤岸和水壩以抬升水位，實行高效自流灌溉。稻作技術發(fā)達，產量空間增加，相應的社會結構和上層建筑，表現(xiàn)與稻作農業(yè)相吻合的特征。

四、小結

本文依據稻田形態(tài)將稻作農業(yè)的發(fā)展劃分為四個發(fā)展階段。如果將這一發(fā)展的時間框架置入到空間區(qū)域的脈絡中，則可以發(fā)現(xiàn)長江中游和下游地區(qū)早期稻作發(fā)展歷程存在不平衡：長江地區(qū)在湯家崗（7000-5800aBP）階段或已進入池塘—大丘田階段，而下游在馬家浜文化晚期（6300-5600aBP）才開始從小型坑井-小丘田階段起步，直至崧澤文化才進入池塘-大丘田階段。這從另一個側面論證了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表達的觀點：長江中游的農耕發(fā)展，從彭頭山以降，經過皂市下層、湯家崗、大溪、屈家?guī)X、石家河等連續(xù)發(fā)展出來的文化，表現(xiàn)出了完整的一脈相承的進步過程，澧陽平原是稻作農業(yè)最先成熟和完善的地區(qū)，是稻作農業(yè)的發(fā)祥地。而長江下游則因其地域的自然條件不穩(wěn)，早期雖有跨湖橋、河姆渡等數度發(fā)展稻作的努力，但其生計技術后來湮沒絕傳，唯在新石器晚期的馬家浜文化，才通過開發(fā)墾拓太湖平原，而真正掌握了農耕文明的進展。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快速吸收長江中游稻作栽培的豐富經驗，并在其基礎上，進一步創(chuàng)造了許多新技術與文化內涵，出現(xiàn)了象茅山良渚中、晚期這樣成熟和完善的大型耕作系統(tǒng)，因此又回頭重新影響了長江中游及其它地區(qū)。

開墾并維護稻田是一項費時費力的工作。如果不是因為稻作經濟在當時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人們不太可能花費龐大人力和物力去開墾和維護稻田。在稻田中投入的勞動量越多，也越加使其成為一項不會輕易放棄的不動產；同時也將稻作者更加固定在他們的“地域”之內，加強和固化他們定居的長期性和穩(wěn)定性。稻作農業(yè)的勞動投放，可以分別從開墾稻田以及后期的耕作兩個方面分析。

開墾稻田是一次性投入，長期受益，對于未來的收益預期越穩(wěn)定、越長期的社會才越愿意花費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開墾稻田的行為中。總的說來，我們可以看到，在四個不同階段，花費在開墾稻田的勞動量依次遞增：

在無灌溉的自然低濕洼地水田階段，還談很不上固定的開墾行為，稻田也隨建隨棄，這種生計基礎可能隨時威脅到定居生活的穩(wěn)定性。

小型坑井—小丘田階段，開始投入一定量的勞動進行稻田開墾，但仍相對有限。這一時期的社會定居生活雖較前一階段有所提高，但由于可耕地嚴重受微觀地形地貌制約，拓荒者們只能擇地而居，在非常有限的可耕地附近建立小型聚落，這些小型聚落依先天自然狀況而零散分布，就像馬家浜人曾經歷過的那樣，逐漸從平原邊緣深入到平原腹地。

到了池塘—大丘田階段，無論修建稻田還是灌溉設施，都呈現(xiàn)大型化趨勢，投入其中的勞動量顯著增長；這也進一步約束人們固著于一地，專心經營聚落周邊土地，人與地的關系趨于固化，相應地，在人與人之間、聚落與聚落之間萌生新型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這種關系代表了嶄新的定居、稻作、農業(yè)社會特征。

大型溝渠—畦田的出現(xiàn)，意味著巨量勞動投入以及相當長期而穩(wěn)定的社會預期，人群被高度固定或限制于特定空間和地域，并隱現(xiàn)高度等級化的地域社會結構。

若從后期耕作的勞動投放分析，無灌溉-自然低濕洼地田尚處于粗放階段，最主要的要求是要依天時，擇地利，稻作社會最初的季節(jié)觀念、方位觀念，或許肇始于此。小型坑井-小丘田和池塘-大丘田階段灌溉，已現(xiàn)耕地、除草、施肥等行為，且主要依靠人工陶器提水，效率非常低下，耕作的勞動效率仍處于較為低下的階段。大型溝渠-畦田稻作系統(tǒng)使耕作效率得到空前提高，更多的勞動剩余為早期國家的發(fā)展奠定了經濟基礎。

[收稿日期]2016－09－30，原文刊登于《中國農史》2016年第6期，為適應微信風格，刪除了注釋，請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