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接下來看《擬古》九首的第三首，我們先念一下：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fā)東隅。眾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這個“從” 在古代跟“縱”相通，這個字有的時候念zòng，比如“放縱”；有的時候念zōng，比如“縱橫”，所以我們中國的這個“破音字”是很講究的，它的意思不同，讀音就不同）。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我們上次當然是講了這個前面的兩首，第一首就是“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后面他說我們離別了，是“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边@個大家也要分別，我上次講到這種對于盟言的背負，曾經(jīng)舉了戴復古的第二個妻子為例，因為戴復古是欺騙了她說自己沒有結(jié)婚，后來他懷念第一個妻子和兒女的時候，他就走了，所以他的第二個妻子就寫了一首詞，說“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然后就說“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你當年跟我結(jié)婚的時候指天誓日，那不是一場夢嗎？現(xiàn)在你要走了，我“惜多才”，我“憐薄命”，我是沒有辦法把你留住，因為你是接過婚的，你有了妻子兒女，所以她說“后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就是這個盟言就背負了，本來是兩個很好的朋友，或者是愛人，而其中一個人背負了，背叛了。

我引戴復古妻子的例子，只是用一個更現(xiàn)實的故事來說明這種背棄的可悲哀，但是事實上，我這樣講已經(jīng)不是陶淵明的本意了，因為陶淵明這《擬古》九首都是講到一種變易，一種更改，在變易更改之中你的持守、你的出處、你的去就，他所面對的其實是一個人生的選擇，你每天吃飯睡覺，平平安安的就過去了，那你有沒有面對人生的一個重大的考試？當你面對一個人生重大的考試的時候，當你周圍的環(huán)境有一個大的變易更改的時候，當國家改朝換代的時候，你是忠于舊的國家、舊的主人，還是趨向于新的朝廷、新的主人？你作出了什么樣的選擇？這是一個人生大的考驗，每個人的選擇都是不同的。

而這種考試、這種人生的考驗從很早就有了，從商周的時代就有了。商周的時代有什么事情？夏商之際，“湯放桀”，就是成湯把夏朝最后的桀王給放逐了；“武王伐紂”，后來武王又把商朝的最后一個天子紂王攻破了。“湯放桀”、“武王伐紂”，這是夏商、商周之際的重大的改變。一個臣子在朝代改變的時候，你面對這種改朝換代的變化，你采取什么樣的態(tài)度？這是從夏商以來自古有之的一個考驗。現(xiàn)在陶淵明“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所寫的是在這個晉宋之間，從東晉到劉裕篡位，晉宋之間改朝換代時陶淵明的選擇。從陶淵明的立場來說，是不變的就是好的，你守著這種貞操。所以說劉宋以后，陶淵明就從來沒有出來做官，就是在朝代的變易之間，陶淵明有一個持守，他所持守的是不變的持守。

可是從三代以來，面對這種考驗，就有不同的人生觀，就有不同的態(tài)度。孟子說“伯夷，圣之清者也”（《孟子·萬章章句下》），孟子就講到人的操守，“圣”就是能夠始終操守住，那么一個人始終操守住一種什么樣的品格呢？這是不同的，所以這種操守，有的是以“清”為好，就是清潔、清白，我不能讓我的身體（還不是現(xiàn)實的身體）、我的品德、我的心靈沾上一點污穢，那就是“圣之清者”，比如伯夷叔齊。伯夷叔齊在武王伐紂的時候，雖然紂王是暴虐無道的，武王要把這個暴君推翻，是吊民伐罪，是革命的，可是武王勝利了，建立了新朝，就是周朝，伯夷叔齊卻不肯吃周朝的糧食，這個糧食也不是說我們每天吃的糧食，就是說不拿周朝的俸祿，他們在周朝就不肯出仕了，所以他們持守的是“清”，就是我一點污穢都不沾，不管時代如何，不管百姓如何，我要保存的是我的清白，所以他是“圣之清者”。

孟子還說了一個人，就是輔佐成湯的伊尹。伊尹是幫助商湯革命的人，成湯把夏朝桀王推翻的時候，伊尹是他的宰相。伊尹怎么樣？孟子說他“五就湯，五就桀”（《孟子·告子章句下》），“就”是往，到什么地方去，說伊尹有五次去拜見成湯，希望成湯用他；他也曾經(jīng)五次拜見夏桀，希望夏桀用他。因為伊尹是以救老百姓為他的職責的，他所關(guān)心的不是他一個人的清白，而是天下人民的安樂，所以你們誰用我，我就跟你做事。如果夏桀當年用了伊尹，伊尹就會輔佐夏桀把政治搞好；那么夏桀不用他，他就去找成湯，成湯用了他，他就幫助成湯把政治搞好。孟子說這也是“圣者”，同樣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伯夷叔齊是“圣之清者”，伊尹就是“圣之任者”，就是在圣人里面以盡到自己的責任能力為目的的人。他不管自己的清白，“五就湯，五就桀”，你們說我是革命也好，說我是保守也好，我的目的就是要拯救天下的百姓。他是犧牲他自己而成就一件事情，所以是“圣之任者”。

我們一直在陶淵明的立場來講，當然陶淵明的品格貞潔，他有操守，而且他不肯出去做官，作了自己的選擇，付上了躬耕的、挨餓受凍的代價，這是了不起的。其實我們該說了，孔子說過“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論語·衛(wèi)靈公》），“躬”就是自己，說是對自己要“厚”，對別人要“薄”，“責”就是責求、求全責備。你對自己可以嚴格地要求、求全責備，對于別人要寬厚。所以陶淵明的詩，你表面上看起來都很容易，可是你看他所說的，“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你是改變了，你交了一個新的朋友，他很嚴格的寫了？沒有。他認為你碰見的也可能是一個好朋友，“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你這么短暫的時間就對他傾心了，沒有說一句話你就對他陶醉了，連對面喝一杯酒都沒有，你就傾心于他了，所以你就把我這個老朋友背棄了，“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這個“謝”字是一個“辭謝”的意思，就象我們說“NO. Thank you。”就是說你們這些個年輕人，“相知不忠厚”，你們交朋友的相知不夠忠厚，就是不能夠保持。你一定要注意到這一點，你看陶淵明就是在責備之間，他雖然說“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但是他對別人的責備也不是很惡劣地罵，他是非常的溫厚，所以這就是我們中國說的“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jīng)解》）。我們中國講這個感情的培養(yǎng)，感情的藝術(shù)，是“溫柔敦厚，《詩》之教也”。

陶淵明的《擬古》九首，都是寫的在時代變易、改朝換代的時候，你的持守是什么？今天我們要講的第三首，同樣是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仲春遘時雨，始雷發(fā)東隅”，仲春就是二月。我們中國把十二個月分成四季，每一季就是三個月，比如說春天，正月就是孟春，二月就是仲春，三月就是季春，每一季是分成孟仲季三個月，所以仲春就是二月。那么當早春二月，不再下雪了，忽然間今天下了早春的第一場雨，一場及時的雨，正在插秧、田地要耕種的時候下了一場及時的雨。“仲春遘時雨，始雷發(fā)東隅”，“始雷”就是第一聲雷，從東邊發(fā)出了第一聲雷響。中國把東南西北中與陰陽五行對應起來，東方就代表春天，代表生發(fā)的；西方代表秋天，代表肅殺的。所以是從東方聽到了第一聲雷響。

當雷響的時候，“眾蟄各潛駭”，“蟄”是伏藏，那些個伏藏在地下的，所有的伏藏在地下的，不管是動物也好，不管是植物也好，動物不是都冬眠了嗎？到地洞里冬眠了，植物的種子都藏在底下，等到春天的一場雨下了、春天的第一聲雷響了，所有那些個伏藏在地下的，不管是草木、不管是昆蟲，“各潛駭”，“潛”是還在地下，可是它已經(jīng)“駭”，就是驚駭，都驚醒了。就是說第一聲雷響把那些伏藏在地下的草木昆蟲都驚醒了，所以“仲春遘時雨，始雷發(fā)東隅。眾蟄各潛駭”，所有那些伏藏的都驚醒了。驚醒了以后怎么樣呢？“草木從橫舒”，所以你看那些個植物就從泥土里邊鉆出來了。那個干枯的樹枝都發(fā)芽長葉了，枝葉都舒展開了，所以“草木縱橫舒”，這是說的植物。

那動物呢？他后邊就說了，“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翩翩”是美麗的飛翔的樣子，就有翩翩飛翔的新來的燕子，燕子是候鳥，冬天的時候就到南方去，春天就回來了?！棒骠嫘聛硌?，雙雙入我廬”，雙雙對對的燕子就來到我家的房檐底下，“廬”就是廬舍，就是居住的地方，一對燕子就來到我住的地方，這個說的也很妙。當這個天地變易，從冬到春的時候，所有的生物都受了它的影響，而這個燕子也來到我的家中。這個表面上寫的就是春天了，可是這個也代表了改朝換代的意思，中國有這樣一個傳統(tǒng)。

北宋詞人周邦彥，遇到北宋新舊的黨爭。就是北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他們叫做新黨。你要知道，任何的政治、任何的組織有一個大的改變的時候，一定是有人說好有人說壞的，一定會引起很多的爭論，這是必然的。戰(zhàn)國時候，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使得秦國慢慢強大起來。司馬遷的《史記》里就有《商君列傳》，寫到當時變法的時候，朝廷里邊很多的大臣都反對，他們說什么呢？說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史記·商君列傳》），因為一個新的改變要經(jīng)過一個調(diào)節(jié)的時間，它總會發(fā)生一些摩擦，所以要慢慢地調(diào)節(jié)，慢慢地去改變。你忽然間一變，總是有很多的摩擦的，所以那些個人就說，如果沒有十倍的效率，就不要隨便更換你用的東西，“功不十，不易器”，就是你用的這個東西很趁手、很方便了嘛，所以如果沒有十倍的效率就不要更換；“利不百，不變法”，沒有一百倍的好處，你不要輕易地改變舊的法則，“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王安石有很多很好的理想，但是當他推行變法時，當然也發(fā)生了很多摩擦，也發(fā)生了很多的弊病，所以就有人反對他，就是所謂的“舊黨”。因為神宗相信王安石，所以新黨就在臺上，可是神宗死了以后，因為繼位的哲宗年紀還很小，所以就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就是高太后輔佐他掌權(quán)。老人一般比較保守，所以這個高太后就覺得新黨不好，就把舊黨都叫上來了，把新黨都趕走了。周邦彥以前是贊美新黨的，他是新黨執(zhí)政的時候來到朝廷的，所以舊黨一上臺就把他從朝廷趕出去了。十年以后，高太后死了，哲宗也長大了，正是年輕的時候，喜歡新的東西，所以又把舊黨趕出去了，把新黨都叫回來了，這就是北宋的新舊黨爭。

周邦彥就寫了一首《渡江云》，“渡江云”是一個詞牌。他寫的就是春天，寫的春天的到來。他說一個晴朗的美好的天氣，山上有很多的煙靄迷蒙，“晴嵐低楚甸”，晴天的煙靄低低地籠罩著楚地的平原，“晴嵐低楚甸，暖回雁翼”，天氣變暖了，那怎么知道天氣暖了？春天的暖和從哪里回來的？從大雁的翅膀你就發(fā)現(xiàn)春天回來了。那大雁的翅膀怎么告訴你春天回來了？你看哪，“暖回雁翼，陣勢起平沙”，這個大雁就排成一個陣勢，大雁在天上飛的時候，有時排成一個“一”字，有時排成一個“人”字，所以大雁飛的時候有一個陣勢。他說這個暖的天氣就回來了，從大雁的翅膀那里回來了，所以這個大雁的翅膀就從那個平沙之上都飛起來了?！芭匮阋?，陣勢起平沙。驟驚春在眼”，我忽然間驚喜地發(fā)現(xiàn)春天真的來到眼前了，“驟驚春在眼，借問何時，委屈到山家”，他說我請問一下，你是什么時候，不止是這個楚地的平原上你看到春天來了，天空上你看到大雁飛起來了，我忽然間就覺得春天在我的眼前。而且春天它是什么時候，“委屈”就是走了很多小路，就到了我山中的一戶人家？我雖然是處在山中的一個閉塞的人家，春天現(xiàn)在也來到我家的門前了。

周邦彥這一首詞寫的是什么？是周邦彥自己在當初舊黨上臺時把他趕下去的，現(xiàn)在這個太后死了，新黨上臺把他叫回去了，讓他回到朝廷做事，所以他所寫的這個春天啦、大雁啦，都是寫的朝廷的改變，怎見得呢？因為周邦彥這一首詞的結(jié)尾說了，“畫舸西流，指長安日下。愁宴闌、風翻旗尾，潮濺烏紗”，說他們把我叫回去，我坐著船正要回去，可是預先就發(fā)愁了，說現(xiàn)在正是一個美好的宴席大家都上臺來宴飲了，我就憂愁有一天這個宴席散的時候，“愁宴闌、風翻旗尾，潮濺烏紗”，風一吹就把那個大旗吹倒了，潮水打上來就把烏紗帽打濕了。我們知道他這首詞是比喻的，就因為他的一個“旗”、一個“烏紗”，旗是代表黨派的，每個黨派都有一個旗子，他說“愁宴闌、風翻旗尾”，你今天在臺上，就很風光，一旦政治一改變你就下臺了，就“潮濺烏紗”，你的烏紗帽就會被誰打濕了。

我現(xiàn)在是要說明，這個春天的回來、這個大雁的飛起，這些都是代表朝代的改變，所以陶淵明現(xiàn)在說春天來了，是“仲春遘時雨，始雷發(fā)東隅”；是“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你就知道中國有這么一個傳統(tǒng)，這個所象喻的就是朝代的改變，改朝換代，說“草木從橫舒”，都是代表朝代的改變。所以周邦彥寫了這個大雁的飛起，他后邊也說到草木，說“涂香暈色，盛粉飾、爭作妍華”，所以春天來了，不但大雁飛起來了，他說你看，“涂香暈色”，就抹上香氣，染上顏色，“涂香暈色，盛粉飾”，大家都在修飾、裝飾，“爭作妍華”，在春天，大家都涂脂抹粉，紅的花綠的葉，是“爭作妍華”，他表現(xiàn)的是什么？是那些個新興的政治上的人，他們爭權(quán)奪利的那個樣子。

所以陶淵明表面上寫的是“仲春遘時雨，始雷發(fā)東隅。眾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是周邦彥說的“借問何時，委屈到山家”，春天也來到我的家里了，燕子也回到我的家里了，“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你原來的那個巢還在，大家都結(jié)著隊回到舊日的那個地方去了，“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他說可是我跟你分別以后，自從跟誰分別？如果從這首詩來說，是燕子的分別，說自從去年我跟你分別以后，“門庭日荒蕪”，你的門庭已經(jīng)是非?；臎?，長滿了野草了，“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這個“我”是誰？這個“君”又是誰？我們從去年講《古詩十九首》，就說到《古詩十九首》有一個“ambiguity”的多義性，就說詩有的時候有一種“ambiguity”，就是說模糊、模棱兩可，那所以西方的文學批評就有plural signification，多重的意蘊，或者說multiple meaning，多重的意思。我們在講《古詩十九首》時說了，“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不錯，這是一首離別的詩，那這首離別的詩是用男子的口吻寫的呢，還是女子的口吻寫的？是這個遠行的人寫的呢，還是留在家里的人寫的呢？這就有多種可能性。這就是因為中國語言的妙處，因為中國的語言沒有明白的人稱的指稱，沒有男性女性的區(qū)別，也沒有過去現(xiàn)在未來的時態(tài)，所以就有了多重的可能性。

陶淵明的這首詩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可能性在哪里？就是“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他說的是我還是燕子呢？說燕子回來了，“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燕子就問我說我去年跟你分別了，我走了，現(xiàn)在已經(jīng)時代大變了，你的門庭都荒蕪了，我沒有改變，“我心固匪石”，“匪石”是一個典故，出自《詩經(jīng)·邶風》的《柏舟》這首詩：“我心匪石，不可轉(zhuǎn)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span>漢朝的鄭玄給《詩經(jīng)》作注，說這是什么意思呢？說“我心匪石，不可轉(zhuǎn)也”，我的心比石頭還堅固，石頭還可以轉(zhuǎn)，你還可以推動它，而我的心你轉(zhuǎn)都轉(zhuǎn)不動；“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席子雖然很平，但是可以卷起來，而我的心也不是一領(lǐng)席子，是不能夠卷起來的。就是表示我的心堅強、平直，永遠不會改變。所以這可能是燕子說的，“我心固匪石”，我的心沒有改變，“君情定何如”，那么你的感情是如何呢？也可以是人，人說你這個燕子回來了，我的心是“匪石”，你的感情是如何的？

陶淵明的這幾首詩，都是寫在一個時代外界的環(huán)境改變的時候，你是變還是不變？而你對別人的變與不變?nèi)∈裁磻B(tài)度？明朝黃文煥的《陶詩析義》說，“始雷發(fā)而眾蟄各潛駭，天地更變，說得可懼；先巢在而新燕還舊居，物情貞一，說得可愛；再拈荒蕪之感作一噴起，燕雖已來，情尚未可知，況飛入他家者哉！所自明者，僅我之自心耳，說得世界竟無一堪信，凄危欲絕。”清朝邱嘉穗的《東山草堂陶詩箋》說，“自劉裕篡晉，天下靡然從之”，“靡然”是都倒向那一邊了，都跟隨劉裕了，“如眾蟄草木之赴雷雨，而陶公獨惓惓晉室，如新燕之戀舊巢，雖門庭荒蕪，而此心不可轉(zhuǎn)也?！鼻宄瘻厝昴堋短赵妳R評》說“因新感舊，讀之令人慨然。”陶淵明這首詩是用這個時雨、用這個雷聲、用草木的驚醒寫一個時代改變的時候，變與不變的兩種情況。但是陶淵明真是“溫柔敦厚”，里邊沒有責備，只是說一個現(xiàn)象，而且改不改那是我的持守。所以陶淵明還有一首詩，是他《飲酒》里邊說的，是“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你們不是來勸我出去做官嗎？我不出去，但是我們可以一起喝一杯酒，所以是“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吾駕”就是我的車，我的車是“不可回”，我是不會為了你而轉(zhuǎn)變我的方向的。這真是“溫柔敦厚”，寫在一個大時代的變易之中的持守，是守還是不守的考驗。這個最好不要把它講定了，說一定是堅貞、一定是忠貞，也不要這么固執(zhí)，不一定要這么固執(zhí)地來講，就是給我們一種反省，就是在變易之中，你變還是不變？你改還是不改？你變不變是一個問題，面對別人的變不變你取什么態(tài)度？而且變也不一定完全是壞的。我以前講過王國維，王國維是不變的，所以他后來跳到昆明湖里自殺了；梁啟超是變的，他說我常常以今日之我跟昨日之我作斗爭，我自己就常常變，我用今天的我跟過去的我這樣作斗爭。所以變與不變沒有一定的對錯，伯夷叔齊是“圣之清者也”，伊尹是“圣之任者也”，我們要“躬自厚而薄責于人”。

所以說在一個大的時代變易的時候，應該不應該變，這個要仔細地衡量。這個變，大的變革一定是有好處也有缺點的。拿捏這個分寸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衡量輕重，而且你要注意到你變的手段和方法，你如何以最少的摩擦、以最少的缺點來完成這個改變，你一個怎么樣去做，這是非常微妙、非常仔細的，不能夠意氣用事。但是中國歷代所有的黨爭最后都發(fā)展到失去理性，不是真正從利害得失來考慮，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就這樣說過了，“通鑒”就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講歷代的盛衰，那么王夫之讀這個《通鑒》，就說宋朝的黨爭，最初是“因政而爭”，說我的這個變法是正當?shù)?，是對的，是對國家人民有利的，所以要變，大家所爭的，都是“因政而爭”?span>可是后來變成了新舊兩黨“以爭為政”，都不管真正的利害得失了，凡是跟我一樣的就是對的，跟我不一樣的就是錯的，不管你是好還是壞。這是一個國家最不能走上的一條路，“因政而爭”還不失其正，“以爭為政”這是最大的危險。所以歷史給了我們一面鏡子，所謂“通鑒”，就是要學歷史，不要重蹈覆轍，我們說“前車之覆，后車之鑒”，前面的車翻倒了，后面的車就不要走同樣的翻倒的路。所以歷史是給了我們很多借鑒，人的得失善惡、好壞是非也不是那么簡單就能分別的一件事情。

陶淵明面對的就是一個時代的變易，人生都會遇到很多這樣的考驗，所以他說到底是變還是不變？這個你要衡量，而且那是很微妙的衡量。我屢次引到《論語》上的一句話，說你交朋友，有的人你覺得跟他談得很投機，但是“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論語·子罕》），“適”就是往，你可以討論學問，可是你不能跟他一起走在這個正道上，就是在實行上，他不能跟你去實行。“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有一個朋友可以跟你一起走，你走正道他也能夠跟你走，不是空口說的，但是“未可與立”，他不能跟你有一定的持守，“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我心匪石，不可轉(zhuǎn)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就算有一個人同情陶淵明，說我也不愿意在官場上做這些個逢迎茍且的事情，我跟你一起，你歸耕我也歸耕，但是陶淵明挨餓受凍所時候持守下去了，你持守得住嗎？所以可與言也不一定能夠適道，可與適道的不一定能夠跟你站住腳步。再進一步，“可與立，未可與權(quán)”，你站住他也跟你站住了，你挨餓受凍他也挨餓受凍，但是“未可與權(quán)”，“權(quán)”是什么？就是秤砣，這個秤砣是可以移動的，重的時候它可以過去一點，輕的時候它就過來一點，所以這個“權(quán)”是看這個你所衡量的東西的輕重而移動的，它要保持你那個秤桿的平衡，要因它的輕重而改變，不是在那里不動的。所以你是變還是不變？你要變到什么程度？你用什么樣的方法、什么樣的路途去變？這個中間是非常仔細、非常微妙的，那真是“權(quán)”，那個變的一點點、一絲一毫錯了，就是“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所以就是說可以你跟你“立”的人，到這個特別是有一個變故來臨的時候，怎么樣來權(quán)衡這個輕重，“未可與權(quán)”，他沒有這個智慧。我們剛才說的可以“立”，你可以立住了，那是一種持守，持守是一種品德，權(quán)衡是一種智慧，所以一個人要做到完美不是那么簡單的，你有了知識還不夠，你是不是有持守的品德的人？有了持守的品德還不夠，你在面臨真正考驗的時候，你有沒有智慧去分辨出來那個最適當?shù)倪x擇？這個真的是很重要的。（汪夢川整理）

作者介紹：葉嘉瑩，號迦陵。生于燕京舊家，40年代畢業(yè)于輔仁大學國文系，為詩詞名家顧隨先生入室弟子。50年代在臺灣大學任教授，并在淡江與輔仁兩大學任兼職教授，60年代赴美任密西根州立大學、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并曾在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校訪問講學。后定居加拿大溫哥華，任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當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自70年代末返大陸曾在多所院校講學，并被南開大學、四川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校聘為客座教授，及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名譽研究員?，F(xiàn)任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主要著作有《迦陵論詞叢稿》、《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靈谿詞說》、《唐宋詞十七講》等數(shù)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