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據2016年12月10日李強老師在清華大學“社會治理與社區(qū)建設”研討會上的發(fā)言稿修改而成）

我今天結合我們課題組關于城市社區(qū)治理的相關研究，來談一下當前我國城市社會社區(qū)治理的四種模式。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治理的概念以來，我們圍繞政府、市場、社會三大治理主體，探索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的案例，抽象出了四種具有理論抽象意義的治理類型。這四種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種理論抽象意義上的劃分，在實際的社區(qū)治理模式中，多種治理主體和治理機制往往同時存在于同一個社區(qū)的實際運行之中。

我們都知道，當前的城市社區(qū)和社區(qū)生活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居委會行政化、政府與居民需求脫節(jié)、居民與物業(yè)關系緊張、社會組織發(fā)育不完善等都是社區(qū)治理中所面臨的困境。大家都致力于激發(fā)社區(qū)活力，探索多元治理主體良性互動的機制，使社區(qū)生活更加和諧美好。

所謂四種模式，理論上依然是遵循政府、市場、社會的思路。經驗上我們選擇一些治理得比較好的社區(qū)，經過分析，總結出政府主導、市場主導、社會自治、專家參與這四種。下面分別簡單介紹一下這四種模式的經驗、特點和利弊。

一. 政府主導模式

我們所謂政府主導實際上是說有些社區(qū)的治理，是在政黨和政府直接領導下推進的，各主體配合默契，較為成功。

我們確實看到這樣的案例，一個是北京田村，一個是成都瑞泉馨城，一個是廈門美麗社區(qū)。這三個社區(qū)由政府主導，不是完全不尊重群眾意愿，不讓居民參與，而是政府的領導力量很強。我們在田村街道做過調研，田村離我們不太遠，面積不到10平方公里。海淀和石景山接軌，有一大片山地誰都不愿意管。田村就和石景山商量，由他們自己掏錢，把這個地區(qū)開拓出來，作為公共活動空間。整理出來的面積有幾個足球場那么大，看了以后確實覺得很精彩。同時還把老舊的阜四小院開拓成一個居民活動的公共空間?，F在的老舊小區(qū)，特別是過去的單位制小區(qū)，最大的問題是過去由單位制承擔的資源現在沒人管。這個書記很能干，看后我感覺，如果一個地方上的領導人有點兒想法，可以做很多事情。當然前提是北京市政府都很有錢，錢用不出去，也不知道怎么用。

我們在清河實驗里就意識到了，給清河社區(qū)一個多億資金，但他們不知道怎么用，多年積壓。因為北京給每個社區(qū)每年35萬，這樣積壓下去，北京市說我就不給你撥款了。這就證明，像北京這種政府，如果有一點理想主義的領導人，真的想做事情，能做出很多事情。成都也是一個案例，當時正好2008年地震以后，大家對成都有很多投入，政府利用這樣一筆錢，以很強的政府主導模式做了一些成功的探索。

二. 市場主導模式

市場主導這種模式大家最容易理解，自從有了物業(yè)小區(qū)這種新型商品房小區(qū)以后，市場在治理中起的作用就很大了，其實絕大部分商品房小區(qū)的其他組織不是很重要，物業(yè)公司和居民的互動最重要。但是僅靠物業(yè)公司不能把社區(qū)治理好，因為市場會失靈。深圳桃源居的成功案例，主要是因為李愛君這個人，他實際上是房地產商，在這些過程中仍然會考慮利益因素。北京的怡海家園，武漢百步亭都是這種模式。武漢百步亭的王總很大程度上也沒有讓政府參與。我跟王總商討，那個地方已經住了十幾萬人，居然被認為是一個居委，因為它只能是居委會層次，但實際上那個地方已經是一個基層政府層次。所以，一個有理想主義的房地產商也能把社區(qū)治理得很好。但是僅由市場是不行的，因為市場強調平等交換。

三. 社會自治模式

社會自治模式更難，到現在極少見，我們見到了南京雨花臺翠竹社區(qū)，是因為有阿甘（吳楠）這個人，他賺了很多錢，也不太求更多錢了，所以有一點理想主義色彩，他和社區(qū)里的林先生就說，難道我們就不能把一個社區(qū)搞好嗎？于是他們就開始推進基層組織，做了很多事，基本上很多社區(qū)活動都不是政府主導，當然阿甘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我也問阿甘一個問題，他很有個人魅力，他真的是有公益心，所以他得到很多捐款。我的問題是，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你的組織還存在嗎？阿甘也覺得危險。

四. 專家參與模式

最后一種模式就是我們正在搞的清河實驗。清河實驗是2014年開始，我們課題組在海淀區(qū)清河街道所轄的社區(qū)中開展的基層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實驗。中國基層社會和基層社區(qū)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亟需探索基層社會、基層社區(qū)治理的新模式。“清河實驗”體現了高校專家學者與政府的合作。清河街道不到14平方公里，戶籍人口不到10萬，外來人口8-10萬人，社區(qū)居委會28個，社區(qū)類型復雜多樣。目前我們在單位大院型的毛紡南社區(qū)、商品房小區(qū)橡樹灣社區(qū)、混合型陽光社區(qū)三個點去做，主要做兩件事情，社會組織體系實驗和社區(qū)提升。

最后總結一下四種模式，我剛才一再強調這是抽象理論模式，不是每一種社區(qū)都有四種模式存在，每一個社區(qū)的特點都不同。

四種模式各有優(yōu)缺點，政府的力量非常強大，基本上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是最大的缺點是能力太強，最后一切都是它做的，居民參與不夠，比較被動。市場模式目前在有理想主義者的房地產商那里成功了，如果僅由市場去做的話也很可怕，因為他要賺錢，有錢就做，沒錢就不做，也難以應對市場失靈的風險。社會自治模式，中國社會太弱小，但是我們確實在南部中國看到一些很精彩的案例，而北方基本沒有。最后的專家參與模式，我們的加入確實能動員社會上很多資源投入社區(qū)，但是也有一個缺點，就是專家在的時候能這樣做。

我也跟課題組說，我們課題組撤出去了，社區(qū)還能這樣運作嗎？如果不能運作了，那就說明試點失敗了。如果社區(qū)還能充滿活力的運作，那就證明我們成功了，社區(qū)真正成為了一個美好、和諧、自治的社區(qū)。這也是我們的實驗繼續(xù)努力和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