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聯(lián)陞著 王存誠譯

兩書都是以學生所做內(nèi)藤的講課筆記為基礎編成的。神田在《中國史學史》的跋語中說，內(nèi)藤上課是從來不帶講義的，只是非常偶然地會帶一張小卡片作為提示，課程都在他腦海里。這位教授不帶講義，卻總是用一個布包袱把參考書帶上課堂，大多是大大小小的漢文書籍。（這使人想起陳寅恪教授，他在清華大學上課的方式與此完全相同。）在講課當中，他會不時地一邊繼續(xù)討論，一邊打開這些書誦讀其中的段落，有條不紊且輕而易舉。從這些描述中，讀者就不會奇怪，學生在他課堂上做的筆記就能編成這樣優(yōu)秀的書籍。內(nèi)藤乾吉在前言中說，《中國近世史》所根據(jù)的是從1920到1925年的講課筆記 ；而《中國史學史》則是依據(jù) 1919 至1921年和1925年的講課筆記。

《中國近世史》包含的是對于宋代和元代歷史的概述。書名字面意思是“中國近代史”，似乎會被某些學者所誤解。然而，此書的意義恰在于作者對中國歷史上的“近代”時期——更確切地說，“近代”若干時期 ——所做的定義。為了證明他使用“近世”一詞的合理性，他指出了宋代以來各時期的下列特征：（1）貴族的衰落與絕對皇權的崛起；（2）人民地位的上升（從貴族的奴仆、佃戶變?yōu)榛实鄣某济瘢?；?）開始實行科舉考試，它至少在理論上是對任何公民開放的；（4）出現(xiàn)了以政策主張或知識背景的差異而劃分的政黨；（5）貨幣經(jīng)濟的增長；（6）出現(xiàn)獨立詮釋經(jīng)典的趨勢；（7）平民文化伴隨著文學藝術新形式、新媒介而興起。內(nèi)藤承認，這些特征有的起源于唐代，但他們只是在宋代才成為主導，并在明清兩代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隨之他又建議把宋、元兩代的中國歷史稱為“近世前期”，而稱明、清歷史為“近世后期”。這種分期法在日本廣為流行，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與《中國近代史》僅為概論不同，《中國史學史》是一部全面而詳盡的論述。事實上，這是現(xiàn)代學者在這一課題上最宏大的著作。漢語的標準著作是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重慶，1944），有329頁。而賈德納（C. S. Gardener）博士的《中國傳統(tǒng)史學》（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1938]）有120頁，目前仍是唯一的英語著作。

↑

楊聯(lián)陞先生在京都

→

內(nèi)藤湖南

內(nèi)藤關于清代史學的論述（第375—584 頁）尤為透徹。其中包含許多有用的評論和有趣的細節(jié)。或許是因為內(nèi)藤太熟悉他所討論的這一時期了，以致對于某些他的同代人不免過于嚴苛。例如，他認為王先謙（1842—1918）的《漢書補注》就沒有什么價值，因為只是利用了其他學者的成果（第456頁）。這似乎文不對題了，因為稱作“補注”或“直解”的注疏集成之類，其主要價值恰在于它們是一些便捷的工具書。在這一段論述結尾，有幾行談到“史評”（第583頁），我發(fā)現(xiàn)下面這些話相當奇怪：“梁啟超，不知其意而妄作者?！边@指的顯然是梁啟超1922年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桑原騭藏在《支那學》2.12[1922]第883—900頁上有對此書嚴格而比較公正的評論。）盡管有某些錯誤和遺漏，這本著作至少對初學者還是有用的。內(nèi)藤的批評似乎不必這樣粗暴。另一個疑點是關于較早17世紀的一位學者胡承諾的。他著作的《繹志》（包括在《湖北叢書》中，第79—86卷）分19章，包括65篇論文，涉及哲學、政治、文學等各種題材。第54篇題為“史學”，內(nèi)藤拿來和王夫之（1619—1692）的歷史論文做了對比（第391—403頁）。在一定意義上，胡承諾和王夫之是可比的：胡是湖北人而王是湖南人。而且他們的著作都是在清代中葉，在他們死后許多年，才得以刊布的。不過，胡承諾關于歷史的意見在獨創(chuàng)性方面似乎遠遜于王夫之，因此其影響也小得多。恰巧，恒慕義博士編輯的《清代中國名人錄》（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1944]）中，“王夫之傳”占據(jù)了接近四欄的篇幅（第817—818頁），而胡承諾和他的《繹志》提都沒有提到。

（原載《遠東研究季刊》第12卷，1953年。原標題：“內(nèi)藤湖南：《中國近世史》和《中國史學史》”，王存誠譯，選自《漢學書評》，楊聯(lián)陞 著 蔣力 編，商務印書館2016年10月出版）

漢學書評

楊聯(lián)陞 著 蔣力 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