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在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yè)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jié)h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暗于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非所以則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淮陽憲王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shù)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于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白話譯文：

　　皇太子劉奭性格溫柔仁厚，喜歡儒家經(jīng)術，看到漢宣帝任用的官員大多為精通法令的人，依靠刑法控制臣下，曾在陪侍漢宣帝進餐的時候，從容進言說：“陛下過于依賴刑法，應重用儒生。”漢宣帝生氣地說：“我大漢自有大漢的制度，本來就是‘王道’與‘霸道’兼用，怎能像周朝那樣，純用所謂‘禮義教化’呢！況且俗儒不識時務，喜歡肯定古人古事，否定今人今事，使人分不清何為‘名’，何為‘實’，不知所守，怎能委以重任！”于是嘆息道：“敗壞我家基業(yè)的人將是太子！”

    臣司馬光曰：“王道”與“霸道”，并無實質(zhì)的不同。過去，夏、商、周三代昌盛時，無論是制禮作樂，還是發(fā)動戰(zhàn)爭，都由天子決定，則稱之為“王道”。天子微弱，不能控制諸侯時，諸侯中有能率領盟國共同征討叛逆以尊奉王室的，則稱之為“霸道”。無論行“王道”還是“霸道”，都以仁義為根據(jù)，任用賢能，獎賞善美，懲罰邪惡，禁絕兇殘，誅除暴亂。二者只不過于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澤上有深淺之別，功業(yè)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廣狹之異罷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樣截然相反。漢朝之所以不能恢復夏、商、周三代那樣的盛世，是因為君王沒有去做，并不是古代圣王之道不能再行于后世。在儒者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像漢宣帝所說的那種“俗儒”，當然不能同他們治理天下，但難道就不能訪求“真儒”而任用嗎！像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如漢朝能得到他們而予以重用，漢朝的功業(yè)豈能只像現(xiàn)在這樣！漢宣帝說太子懦弱不能自立，不懂得治國的方法，必然將敗壞劉氏基業(yè)，這是可以的；可是說“王道”不可實行，儒者不可任用，豈不是太過分了！不能以此來訓示子孫，留給后人效法。

　　淮陽王劉欽喜歡研究法律，聰明通達，很有才干。其母張?zhí)貏e受漢宣帝寵愛。因此，漢宣帝疏遠太子劉奭，疼愛淮陽王劉欽，曾幾次贊嘆劉欽說：“真是我的兒子！”曾有意要立劉欽為太子，但因劉奭生于自己微賤之時，那時自己曾靠劉奭的母親許氏娘家照顧，而即位后，許皇后又被人害死，所以不忍心。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漢宣帝任命韋玄成為淮陽中尉，因韋玄成曾讓爵位給其兄長，漢宣帝想以此感動、教育劉欽。于是太子的地位才穩(wěn)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