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閱讀泰古歷史時，你會發(fā)現(xiàn)晉時的《洞冥記》中，有引自漢初東方朔整理的《九洲記》中的“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之句。

這里的“釜山”，至少有三條線索是指向河姆渡人的早期文明地域：一條是“黃帝”時期的“合符釜山”；一條是“堯帝”時期的“丹朱開明”；一條是“禹帝”時期的“會稽禹?！?。

這三條線索沿革了7000-5000年前的華（即花）人歷史，約在5000-4000年前，展開了天子之都的釜山之爭。它由神農(nóng)的帝權(quán)而產(chǎn)生“都”位，由都位之長而產(chǎn)生了炎、黃之爭。泰古的華史因此開始了“從都到國”的地域變革，釜山由此成了大中華地區(qū)內(nèi)的中國發(fā)源之地。

應(yīng)該說，是鯀在治水中發(fā)明了“成池”，禹在治水中發(fā)明了安邑（即免水平安之邑）。安邑最早就是“臺成”，臺為“陸高地”時也叫“陸高池”。后人臺的基礎(chǔ)上發(fā)明了高墻，城池為廓時發(fā)明了郭。歷史上最早的郭家都是自家人，有了分支（即宗族部落）以后，就有了中心郭，國家的權(quán)域概念由此而誕生。

可能是河姆渡人的后裔“廣土天下”后，約在舜時有“虞朝”，《史記》中載舜在“中國踐天子位”。禹掌天下之后建有“州十二師”，這應(yīng)該就是“大明釜山”分春夏秋冬四邑的開始。春夏秋冬是四時農(nóng)事，神農(nóng)稱為農(nóng)帝，當在東南西北四國之后。四方之國來自“八卦”概念時期，伏羲創(chuàng)八卦為“八面之山”。南面之山最早來南河之山、北河之山，南為“河姆渡遺址”的文明之地；北為“傅家山遺址”的文化之地。傅山即釜山、覆釜之山、浮山、盆山等稱，至黃帝時期“逐鹿中原”，至“軒轅”（即有車）之時國分百治。司馬遷定軒轅為黃帝的“有熊”國號，這個有字，是不是就與“有虞”（即舜一族）、“有窮”（即后羿一族）等族支有關(guān)呢？由此釜山也成了黃帝之國的代名詞，禹有大夏朝之后，大江南北，便都是中華文明的歷史古國了。

釜山與河姆渡文化域的“地治發(fā)展”非常吻合。那么遠在陜西西安的東方朔，怎么會提熟悉“東海”、“大明”、“釜山”的呢？

原來東方朔雖是漢武帝時期的齊國之人，但齊國在春秋時期勾踐大越時曾為毗鄰，故越、吳、齊、楚的宗支在夏商時期根連。尤其是殷末紂王時期，周的故公在東海吳越地組成了自王的先周之國；又在周穆王時，東南36夷組成了與陜周對峙的徐偃王之國。

故東方朔在《列仙傳》中，是個棄郎官、在會稽賣藥的“五湖智者”?；谒牟W(xué)和在會稽的可能經(jīng)歷性，他那“東海大明釜山”一說，基本是指浙東地區(qū)的早期“祖”國。

“大明”，即夏會稽國之前的丹山“開明”之國?！妒酚洝份d堯死之后讓位于舜，舜為了讓位于堯子丹朱，故意避走于“南河之南”（可能就是上虞的“姚丘”來歷）?？上v史上丹朱未能接替上父親的帝位，《史記》載“諸侯不至丹朱而至舜”，舜不得不“而后在中國踐天子位”。

在這一帝位的禪讓事件中，《竹書紀年》等書的說法與《史記》是大不一樣的?！吨駮窋⒌溃骸拔魣虻滤?，為舜所囚”，舜“復(fù)偃塞于丹朱，使不與父相見”。故河姆渡邑東的不遠處，有“石塘廟”和“朱將軍堰”地名（見《寶慶四明志》慈溪地圖，這似乎就是“舜偃丹朱”的歷史影子。偃即石塘，后人以“石塘”是為廟名，以“朱將軍堰”而名石塘地名，暗含了對丹朱北流放時期的那個意思（注：徐偃王初為“偃王”，被周穆王東征后封于徐州之山因稱徐偃王）。

在《山海經(jīng)》中，也有記載丹朱和舜的那種關(guān)系：稱“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古代葬于山陰處為“陰損”的那種意思，這里明顯是一褒一貶的流傳。但能與帝舜葬在同一山的，其歷史地位當然非同一般（丹朱可能也是個代名）。

以上兩書的說法，給我們造成的印象是：一、《史記》承認開明丹朱即堯嗣子的說法?！伴_明”實為大明，“嗣子”實為太子。中國最早都是長子接父地位的，故司馬遷的“三代賢讓史”，可能只是儒家的理想而已。堯奪兄位事件在《史記》中也有隱現(xiàn)，可能就是《竹書》中的“德衰”，舜看不下去了，于是成為了有記載以來的第二個的“武帝”（第一個是黃以武力奪去炎帝位）。

二、《 汲冢紀年》（即《竹書》）載：“后稷放帝子丹朱”（注：《史記》中后稷為舜禹時的農(nóng)官），這也是丹朱曾被關(guān)押的一種認同。

三、《史記》載禹踐天子位后，“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也是說堯、舜兩子，要到禹即天子位時才有疆土之封。此前的堯和舜如都很賢君的話，那么兩子的國土之封應(yīng)該很久，不必要禹來封給了。即丹朱在押一事，仍暗有隱情。

四、《史記》中堯、舜、禹三帝都有太子（丹朱、商均、啟）。但他們的帝位遭遇如同一轍（即堯薦舜、舜薦禹、禹薦益）等，這多少暴露了司馬遷的一種模式性，禹子與益爭帝之事，《竹書》也有具體的描敘。

正因為丹朱是“嗣子”（即接父帝位的兒子），所以丹朱才會有《竹書》上的那么慘了。原因一：堯的兒子不會只有一個，誰嗣定、誰就可能會遭禍殃；原因二：舜若真的不想做帝天子話，就會堅決隱退，成為第一個“大隱”之人。

因此在《蜀王本紀》中，蜀王“開明帝”，已轉(zhuǎn)化為了“望帝”（即望眼欲穿意思）。治下有個荊民叫“鱉靈”的，治水成功后，蜀王便委以國號曰“開明”。這個望帝即丹朱的化身，河姆渡西有“蜀山”一名，因?qū)偎吹鼐突癁椤笆裢酢绷恕?/p>

望帝又名“杜宇”，實即“杜有太子帝位”的意思（注：河姆渡土話中“宇、有”音同）；因在產(chǎn)酒之地也叫“杜康”，河姆渡東北的“窖湖”地名，應(yīng)該時對杜康的酒神化身（僥窖同音，也含堯意）；望帝治“汶山”下曰郫（即卑邑），河姆渡東北有汶山。因為政治原因而不能紀念他，故民眾就假托“鱉靈”（龜山、靈山）等傳為故事了。

《蜀志》中，望帝還化為了“杜鵑”，河姆渡地區(qū)叫杜鵑鳥為“子歸鳥，叫杜鵑花為“啼血杜鵑”、“喇叭花”等。喇叭于“拉爸”是諧音，簡直就是“父望子歸”的寫照。

其實爸即父、夫，夫在古代是“家長”的意思。故《周禮》中一夫即代表一個家庭，九夫為一井，九井為一邑。四邑為一丘就是都國了，姚江四邑歷自6500年前，而“鱉靈”本身，也暗含浮鱉山、靈山、龜山、羅浮山等意?！独ǖ刂尽贰ⅰ肚G國記》書中，都稱丹朱的故鄉(xiāng)是“丹水”、“丹川”。其實“丹山”（即今赭山）都在河姆渡文化遺址之山東，地區(qū)內(nèi)的影子是可連接的。

秦前的文章很難傳世，除了“龜甲文、鐘鼎文”外，最多的就是“竹簡書”了。但竹簡的保存非常之不易（一出土就風(fēng)化），故《史記》與它書的說法不一是很正常的。

其實《蜀王本紀》的成書也不算晚，楊雄雖是西漢末期的著名文人，但他所傳的開明帝故事，就未必一定僅參考于《史記》一書。有的來源也許比《史記》更早，如丹朱（開明帝）是堯時期“洪水人物”話，則《竹書紀年》中的“復(fù)偃塞于丹朱”一說，就不一定指的是人，也可能指的是事了。

大明釜山，正是“東海方丈”的地貌特征?！渡胶＝?jīng)》中有“會稽山，四方”，或許就是“天臺”（即古天子的金字塔式之墓）、“方巖”（即天柱峰、仙人臺、佛跡巖）等意思。

現(xiàn)在流行“二重證據(jù)法”（注：我國考古學(xué)者王國維等人所創(chuàng)），即當我們考證一個歷史事件時，其出土當與記載相吻合。無疑，會稽山就是河姆渡文化的中心地；他們在6500年前建有木屋四邑，發(fā)展到5000年前時，如有這么一個“神農(nóng)之都”，其實也是毫不足怪的。出土的“河姆渡文化遺址”面積就達四萬多平方米，而它的東山邊上，又存在有一處約4500年前的古城基遺址（注：即王家霸的小焦山上）。史、地正在巧合，根據(jù)《史記》、《竹書》等書推斷，中國的五帝時期，就在約4500-4000年前的那個時期里。它們對于5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來說已經(jīng)很晚了，河姆渡人會因“漂海遷移族”的誕生，而萬全放棄原有的邑成基礎(chǔ)嗎？

“天子都”的所在會不斷地變化，但本土上的邑民之居，卻會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有記載傳說神農(nóng)是“木王”三代人物（伏羲、神農(nóng)、女媧），禹是“水王”三代人物（堯、舜、禹）。少康之后就是“夏后國”了，而《越絕書》中的“越之先君無余”，就是“以守禹?！钡淖钤缦臅r越國。

這可不是浙江地區(qū)的“大言不慚”！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則《史記》中的“中國”，本身就很難“恰當其稱”！其實4200前的“浙江良渚古城群”出土后，更能證明河姆渡人西進過程中的從越地到吳地。其中一個中轉(zhuǎn)站式的標志，就是《越絕書》中禹“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妒酚洝分幸灿小笆?，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崩”一說，這些記載都不會是無緣無故的。

中國與夏相關(guān)的地名很多，自浙江起，至安徽、河南、山西、甘肅、四川等，都有與夏初切切相關(guān)的出土遺址。這里只提夏初，是因為“夏、周、殷”三國或許都在同一個世紀里（見《史記-三代世表》中的“黃帝紀年法”），也就是說，歷史并非如《史記》所敘是夏、商、周的完整延續(xù)。它們有可能三國并列歷史已久（即4600-4000年前的三地龍山文化并列時期），只是天子國的地位，在最后的100年里，相互換了位子。天子國只是王者的權(quán)力中心，夏時的各國并列延續(xù)情景，看看九洲制、十三州制、大周、大秦、大漢時就知道了。

故《越絕書》中禹“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等，從根本上來說，他是從君者地位走向了王者地位（即天子都）。此前他曾經(jīng)只是“茅山”地的一個君長而已，所以《史記》中，才會有禹的“中國賜土姓”、自云“祇臺德先，不距朕行”的怪事。他如果是在中原的土地上，就會根本談不上“中國”賜土姓。

4000年前的天子國，“五服領(lǐng)轄”才剛剛開始。十二洲牧各行其事（即各有君土），“帝天子”也不會趕去他國的土地上去“踐天子位”。所以中國的考古史上，真正有“大夏帝都”可能性的，實際只有“良渚故城群遺址”和“殷墟故城群遺址”兩處。

據(jù)當年河姆渡文化出土?xí)r的“探洞”分析來看，西到今天“蕭山”、南到今天“象山”、這就是7000-5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傳說中浙江三天子都的全部治域了。它的中心范圍也能說明，歷史的進程其實是非常緩慢的。因此我們對大禹的“政治遠達能力”該持懷疑態(tài)度，即他用什么方法，能去“跑萬里路、行夏朝政”的呢？他用什么方法跨過了長江、黃河這兩道天塹，并且讓其它的全部部落都能俯首稱臣的呢？至于逆長江而上進四川，那就更是件不可想象的事了。他是憑幾個人去呢？還是帶了幾千個人去呢？

我們知道，秦王朝打長江南北六國，實際上是打了整整的85年！即從秦昭襄王開始，到秦贏政滅六國為七國之主（公元前306年到公元前221年），不但隨地修筑馬路，而且還用馬車進軍。

禹時代的交通還非常落后，禹憑什么，能讓天下的人都知道你的厲害、或者你的很賢惠呢？4000年前的中原可荒蠻得很，因為長江、黃河的中下游平原才剛剛形成，沒有多少糧田只是或多湖泊、江河、溪流而已。你單靠借行或許沒有問題，單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之下，物質(zhì)交流困難難免。單靠兵征不是禹的手段，賢者治國先禮（即教說）、后兵（即刑法）。

故5000華里的大夏說法（僅《史記》先載），不但可能是后世人的萬代積累之后，而且從出土的5000年前“相似文化”來看，就南到廣東、北到黑龍江來看，這2500公里的“方域”也太小些了。

所以在《墨子》、《筍子》、《越絕書》等書中，“殷”和“周”都只有百里之地；在周初的戰(zhàn)爭描敘中，關(guān)于兵的數(shù)量也非常有限。

廣有天下也許就是一種概念上的事情吧？我們并不懷疑每一個文化域的獨立性存在，但它們不一定都是一個連貫的進程，應(yīng)該是本土與異地民族的移并特征。國域多數(shù)是“蟲進式”的，從南走到北需要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即同一帝國的代代累積）。而且權(quán)政也是從“附從”到“服從”的，“不服”即算獨立。所以“君國”的歷史往往很短，替代即是從零開始。只有“帝國”的歷史才會很長，同一姓氏，統(tǒng)一帝（即廟）祖的人，不管到哪里，根都在發(fā)源地上。

故東方朔的東海大明釜山，最后也演變成了大東海的廣域地區(qū)。它必然會與深厚的帝國歷史所相聯(lián)系，其中起源于浙東的可能性最大。

浙東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明”域國，川東是6400年前的“大溪文化”域國，山東是63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域國。它們都是中國淺內(nèi)海時期的“東海大豁”域內(nèi)，最早、最強的“濱海王國”，正是出自在從“太行山”到“巫山”到“大別山”的沿海濱線里。它們都有可能是東海的大明之地（即日月東升、陸邊之處），則釜山一詞的淵源，實謂難分仲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