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慮不足，是廣義的虛勞。常因先天稟賦不足，或后天起居飲食失調，或有疾失治，或勞累內傷，導致臟腑機能衰退于前，氣血生化不足相繼于后。在臨床上、除原有的病證外，主要出現血虛(貧血)證候，甚至血虛證候掩蓋了原來的病證，纏綿、反復、不易恢復。今之各種繼發(fā)性貧血、脾功能亢進、白細胞減少缸及粒細胞缺乏癥，均屬于諸虛不足的范疇。

關于諸虛不足的病因證治，早在《內經》就有記載。如《素問·上古天真淪》提出：“飲食有節(jié)，起居有常，不妄作勞”；“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這個防虛養(yǎng)生之法，正是告誡人們，凡外感內傷，不顧四時，不知調神，足以耗傷精氣，積勞成疾?！端貑枴ねㄔu虛實論》所謂“精氣奪則虛”，對諸虛不足下了一個概括性的定義。至于精氣被奪的臨床表現，有“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后，飲食不入”等，在《素問·玉機真臟淪》稱之為“五虛”。并在《素問》“三部九候論”、“至真要大論”中提出：“虛則補之”，“勞者溫之”，“損者溫之”等治療原則。

《難經》創(chuàng)立“五損”之說，“十四難”提出“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營衛(wèi)；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的治療大法。

《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篇中，列舉了“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內有干血”、“半產漏下”、“亡血失精”、“風氣百病”、“腸鳴、馬刀俠癭”等，均為引起“五勞虛極”、“諸不足”的病因，同時還提出了虛勞的脈象有大有小，以及治療方法，對后世的啟迪很大。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侯》用五勞、六極、七傷來概括虛勞的證候，五勞為志勞，思勞、心勞、憂勞和疲勞；六極為氣極、血極、筋極、骨極、肌極和精極；七傷為腫傷、肝傷、腎傷、肺傷、心傷、形傷和志傷。并且強調大病之后，氣血減耗，臟腑未知，復感外邪，?？梢鹛搫诓『颉?/p>

唐代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將虛勞分述于臟腑證治之中，重視“安谷精生”這一治療原則。王燾《外臺秘要》立“五臟勞”專論，收集了許多經驗方，豐富了諸虛不足的治療學內容。

宋代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及《本事方續(xù)集》中，主張?zhí)摀p一證，當從脾腎著手治療。嚴用和《濟生方·五臟門》中，對五臟六腑虛證的論治頗為豐富，并提出了“補脾不如補腎”的獨特見解。雖然嚴氏在當時已經認識“五勞六極之證，非骨蒸傳尸之比，多由不能攝生，始于過用”所致，不能與“傳變不一，積年染疰，甚至滅門”的癆瘵相混淆。但嚴氏還未提出癆瘵之后，可以發(fā)生諸虛不足，彼此之間亦有關連之說。

金元時代，李東垣《脾胃論》認為，腫胃內傷則元氣虧虛，以致陰火上沖，遂表現為氣虛發(fā)熱之癥；并認為陰火內熾則消爍元氣，故謂陰火為“元氣之賊”，善用甘溫補中法調理脾胃虛損，為后世“甘溫除熱”開辟了治療虛勞發(fā)熱的新途徑。朱丹溪《格致余論》創(chuàng)立“陽有余、陰不足”之說，擅用滋陰降火及瀉火保陰之法，善從肝腎論治、對于陰虛火旺的病證有其獨到之處。

明代張介賓提出“陽常不足，陰本無余”之說，對諸虛不足的見解精湛，因此也就善調陰陽。《景岳全書·新方八略·補略》說：“凡氣虛者宜補其上，人參、茵芪之屬是也；精虛者宜補其下．熟地、枸杞之屬是也；陽虛者宜補而兼緩，桂、附、干姜之屬是也，陰虛者宜補而兼清，門冬、芍藥、生地之屬是也；此固明陽之治辨也。其有氣因精而成者，自當補精以化氣；精因氣而虛者，自當補氣以生精。又有陽失陰而離者．不補陰何以收散亡之氣?水失火而敗者，不補火何以蘇垂寂之陰？此又陰陽相濟之妙用也。故善補陽者，必于陰中求陽，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善補陰者，必于陽中求陰．則陰得陽升而泉源不竭”。張氏的論述，在今日臨床治療學中仍占著重要的地位。

此外，如趙獻可《醫(yī)貫》重視腎與命門，認為真陰真陽，一水一火，為人生立命之根本，提出了腎陰虛用六昧、腎陽虛用八味的補腎觀點。又如李士材提出脾腎先后天根本論觀點，一直沿用至今。

清代醫(yī)家對諸虛不足的認識更加深入。如李用粹《證治匯補·虛損》指出，“虛者，血氣之空虛也；損者，臟腑之損壞也?！崩钍险J識到氣血臟腑之間相互關連，血氣空虛、莫不導致器官損壞。如沈金鱉《雜病源流犀燭·虛損癆瘵源流》提出：“氣虛者，肺脾二經虛也”；“血虛者，心肝二經虛也”。而陽虛陰虛，則又皆屬腎?！夺t(yī)宗金鑒·雜病心法要訣》稱：“后天之治本氣血，先天之治法陰陽”，為補虛的治療原則。至晚清，王旭高在《西溪書屋夜話錄》中提出補肝陰、補肝陽、補肝氣之法，一變“肝無虛證”的成見，遂使肝臟虛證的論治漸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