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影響

史學影響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體裁
《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wǎng)羅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了榜樣，于是仿效這種體裁

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家風，一直影響著近現(xiàn)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
中國古代，史學是包含在經(jīng)學范圍之內(nèi)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后，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于是，晉朝的荀勖適應(yīng)新的要求，才把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shù)，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shù)領(lǐng)域里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yīng)該歸于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
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tǒng)
司馬遷的文學修養(yǎng)深厚，其藝術(shù)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復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jié)，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其中，《廉頗藺相如列傳》被列入小學生語文實驗教科書第18課《將相和》。

文學影響
《史記》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中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guī)模作品，為后代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chǔ)和多種可能性。
《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征的方法，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jié)方面的虛構(gòu)，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xiàn)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shù)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只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xiàn)在歷史著作中，情況較為特別。
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在武俠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tǒng)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jié)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luò)，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jié)，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淵源于《史記》的。
后世小說多以《史記》為取材之源。其中比較典型的有馮夢龍的《東周列國志》、孫皓暉的《大秦帝國》和寒川子的《戰(zhàn)國縱橫》。
戲劇方面，由于《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沖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后代戲劇取材的寶庫。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于《史記》的紀傳體為后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chǎn)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
雖然，后代史書的文學性顯著不如《史記》，但其數(shù)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將其中優(yōu)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
 
   

作者簡介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后任中書令。發(fā)奮繼續(xù)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于孔安國、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風俗，采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繼承父業(yè)，著述歷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chuàng)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范，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為“二十六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歷史傳播

司馬氏世代為太史，整理和論述歷史?！端鍟そ?jīng)籍志》說：“談乃據(jù)《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并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撰寫《史記》。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經(jīng)過努力，才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jīng)有了殘缺。
今本《史記》一百三十卷，篇數(shù)跟司馬遷自序所說的相符。但《漢書·司馬遷傳》說其中“十篇缺，有錄無書”。三國魏張晏注：“遷沒之后，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按：即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余篇”，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著錄馮商所續(xù)《史記》七篇；劉知

幾認為續(xù)補《史記》的不只是褚、馮兩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記》有兩部，一部在司馬遷的工作場所（宮廷）；副本在家中。在漢宣帝時期，司馬遷的外孫楊惲開始把該書內(nèi)容向社會傳播，但是篇幅流傳不多，很快就因為楊惲遇害中止。
《史記》成書后，由于它“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保ā稘h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jié)h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jīng)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yīng)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注釋。
在西漢即使諸侯都沒有全版的《太史公書》，東平王向朝廷要求賞賜宮廷中的《太史公書》也遭到拒絕。因為《史記》中有大量宮廷秘事，西漢嚴禁泄露宮廷語，因此只有宮廷人員才能接觸到該書。漢宣帝時褚少孫在宮廷中閱讀該書，其中已經(jīng)有些篇幅不對宮廷官員開放，到班固父子時，宣稱缺少了

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賜予《太史公書》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馬遷創(chuàng)作的《史記》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后。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于這個時候。據(jù)現(xiàn)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
東漢朝廷也曾下詔刪節(jié)和續(xù)補《史記》。《后漢書·楊終傳》云，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余萬言”。表明東漢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開《史記》，只讓楊終刪為十多萬字發(fā)表。被刪后僅十余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后即失傳，以后一直流傳的是經(jīng)續(xù)補的《史記》。
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保ā逗鬂h書·班彪傳論》。據(jù)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夸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保ā稌x書·張輔傳》）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并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

，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zhì)辨恰?！保ā段男牡颀垺な穫鳌罚┤A嶠所撰《后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zhì)事核，有遷固之規(guī)，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于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

（《文心雕龍·史傳》）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晉書·干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并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
唐朝時，由于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
宋元之后，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yīng)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贊賞《史記》的文筆。于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