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情侶因在故宮三百年銅缸上“畫心刻字秀恩愛”而遭輿論聲討。不過，揆諸歷史，為個人喜好而破壞文物這種事情，名人們干得也不少，只是或為尊者諱，或因現(xiàn)實利益勾連，大多隱而不彰。張大千40年代對敦煌壁畫的破壞，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1941年初，張大千率妻兒門生，抵達敦煌莫高窟“考察”。一共待了兩年七個月。期間破壞壁畫甚多。不過，對張的這一行為，迄今仍有不少辯護之詞謬種流傳。如有人以“親歷者”身份公開刊文：“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多年，據(jù)我親眼所見，張大千先生不僅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復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做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备袕埖挠讶酥x稚柳辯稱：“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jīng)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nèi)里還有壁畫，為什么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fā)內(nèi)里的菁華呢？”①

這些辯護都站不住腳。張大千不但亂剝壁畫，還亂在壁畫上勾描，甚至題寫自己的名字

之所以說上述辯護之詞乃“謬種流傳”，是因為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核心檔案尚在，不容辯駁。茲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濟給于右任信函如下：

張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畫

“右任先生院長賜鑒：去年年底，濟（李濟）接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兩君聯(lián)名一函，謂：衛(wèi)聚賢君自敦煌考古歸來，在成都公開講演，有云:敦煌千佛洞現(xiàn)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歷代壁畫，張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臨摹。惟各朝代之壁畫，并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內(nèi)，后來之人，于其上層涂施泥土，重新繪畫。張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跡，故先繪最上一層，繪后將其剝?nèi)?，然后又繪再下一層，漸繪漸剝，冀得各代之畫法。馮、鄭二君認為張先生此舉，對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計及。蓋壁畫剝?nèi)ヒ粚?，即毀壞一層，對于張先生個人在藝術上之進展甚大，而對于整個之文化，則為一種無法補償之損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從速去電制止。斯年（傅斯年）等得此函后，對于馮、鄭二君之意見，深表同情，惟以張先生剝?nèi)ケ诋嬛e，馮、鄭兩君未嘗親見，僅憑衛(wèi)君口說，或有失實，深恐有傷賢者，故未敢率爾上塵清聽。以后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亦作同樣說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陳。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團組成，延聘西南聯(lián)大教授向達先生參加，向君為史學界之權(quán)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績，又早為中外人士所共曉。九月間，由渝飛蘭，西至敦煌，頃接其來函，謂在千佛洞視察一過，并與張大千先生相識。張先生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學生之助，終日在石室內(nèi)臨摹壁畫。壁畫有單層者，有數(shù)層者;數(shù)層者，由歷代加繪積累而成……‘辛巳八月發(fā)現(xiàn)此復壁有唐畫，命兒子心，率同畫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剝?nèi)ネ鈱樱H還舊觀，歡喜贊嘆，因題于上。蜀都張髯大千?！郑R摹之時，于原畫任意鉤勒，梯桌畫架即擱壁上，如何損及畫面，毫不顧惜。向君認為此種舉動，如尚任其繼續(xù)，再過二、三年，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寄來此間，斯年深覺向君此文關系重大，埋沒可惜，故油印廿余份，分送有關藝術之友人……至于向君將千佛洞收歸國有，設立管理所之建議，及斯年之附注意見，亦冀大力劈畫促成。庶幾國家重寶，得以永存……”②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張大千破壞壁畫一事，自1941年他率團隊抵達敦煌后，就已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而且告狀信很早就遞到了傅斯年和李濟手中。但傅、李二人礙于張大千在政學兩界的深厚關系，更礙于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在未獲直接證據(jù)的情況下，沒有采取行動。直到著名史學家向達1942年隨考察團前往敦煌，親眼目睹了張大千大肆剝掉外層壁畫，而且還在壁畫上隨意涂抹，甚至題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張髯大千”……向達深感“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向傅、李寫了詳細的報告，傅、李二人才以聯(lián)名函的形式，請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張大千。

1959年于右任（前排左）、張大千（前排中）、張群（前排右）合影著名史學家向達，是阻止張大千將敦煌壁畫破壞殆盡的最大功臣教育部考察團目睹了張大千不按原圖臨摹外層壁畫，被毀壁畫永難再現(xiàn)

傅、李信中提到“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亦作同樣說法”，乃是指由王子云任團長的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張大千率自己的團隊在莫高窟“考察”時，該考察團也在莫高窟做調(diào)查。王子云目睹了張大千對壁畫的臨摹方式，很不以為然。王說：“我們（臨摹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畫現(xiàn)有的色彩很忠實地把它摹繪下來，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xiàn)有面目，是‘恢復’原有面目。他從青海塔爾寺雇來三位喇嘛畫師，運用塔爾寺藏教壁畫的畫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畫，加以恢復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還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紅紅綠綠，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廟那樣，顯得有些‘匠氣’和火氣?！雹蹞Q言之，張雖然在毀壞外層壁畫時，留下了臨摹稿，但他的臨摹，并非對被毀壁畫的忠實記錄，相反，只是根據(jù)個人理解而繪成的“還原圖”，這就直接導致被毀壁畫已沒有任何可能再現(xiàn)，惟張大千擁有獨一份的帶有強烈個人印記的“還原圖”。

向達目睹張大千因個人喜好，“大刀闊斧，將宋元壁畫砍去”

向達向傅、李二人反映張大千對文物的破壞，傅、李二人再向于右任轉(zhuǎn)述時，是做了弱化處理的。姑引一段向達致傅斯年書信原文：“張大千以一江湖畫家，盤踞此間，已歷年余，組合十余人，作臨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畫，以便描摹，損壞畫面，毫不顧惜。且以洞窟作為臥室，鎮(zhèn)日關鎖，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憤慨者，為擅自剝離壁畫。張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為宋以下無一可取，凡屬北魏、隋、唐原開而經(jīng)宋元重修者，輒大刀闊斧，將宋元壁畫砍去，以求發(fā)見隋、唐作品年號、題識，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將不知伊于胡底矣！”④

被砍掉的壁畫徹底損毀，露出的新壁畫也多因毫無剝離技術而殘破不堪

在給曾昭燏的書信中，向達對張大千破壞文物的行徑，有更細致的描述：“臨畫本是佳事，無可非議，而此輩對于壁畫，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畫架，即擱壁上，是否損及畫面，毫不憐惜。并即以洞窟作為家人臥室，鎮(zhèn)日上鎖，觀者裹足。而最令人憤恨者，為任意剝離壁畫一舉。千佛洞各窟，往往有為北魏隋唐原開、經(jīng)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畫面偶爾剝落破損，原來面目，暴露一二。張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闊斧，將上層砍去，而后人重修時，十九將原畫劃破，以使灰泥易于粘著。故上層砍去后，所得者仍不過殘山剩水，有時并此殘山剩水而亦無之者。如張氏所編三0二號窟，窟外經(jīng)宋人重修，張氏將宋畫剝?nèi)ィF(xiàn)唐人所畫二天王像，遂續(xù)將此窟門洞宋人所畫一層毀去，下乃一無所有，而宋人畫已破碎支離，不可收拾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為中國藝術上之瑰寶，是國家所有，非地方個人所得而私。張氏何人，彼有何權(quán)，竟視千佛洞若私產(chǎn)，任意破壞，至于此極？此而可忍孰不可忍！”⑤

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壁畫《隋文殊問疾》（部分）

在稍后以化名“方回”公開發(fā)表的萬字長文中，向達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張大千行為的巨大破壞性：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開，而經(jīng)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層畫面偶爾剝落，便可看出下面還有一層或者兩層的痕跡。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藝術家，便大發(fā)其歷史癖，大刀闊斧的把上層砍去，露出底下一層來供他們欣賞。但是在重修壁畫的時候，往往還把下面一層劃破鑿爛，后來的泥灰才能粘上，剝離之后，所得者不過是一些殘山剩水而已。即或下層未被剝壞，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過久，一經(jīng)剝離，下層畫面的色彩以及墨跡，也往往連帶的粘去了。所以剝離壁畫，在技術上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在技術問題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以前，個人的意見，以為還是不要輕易去動手剝離的好。隨便剝離，往往得不償失，后悔無窮。至于描畫時之不可任意將原畫加以勾勒，不可將桌梯之類靠在壁畫上，以免損壞畫面，那是學畫的人頂起碼的戒條和道德，用不著一一細說。但是很不幸的，這種剝離壁畫和描畫的工作還在進行著，沒有人能勸止，也沒有人來勸止，眼見得千佛洞壁畫，再過二三年，便要毀壞殆盡了，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雹?/p>

雖于1942年底遭曝光，但張大千手眼通天，仍遲至1943年11月才離開敦煌

但是，向達的大聲疾呼，并沒有能夠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到1943年4月，才有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致電敦煌縣長陳儒學，請他“轉(zhuǎn)告張君大千，對于壁畫，毋稍污損，免茲誤會。”與此同時，張被聘為“敦煌藝術研究院”籌委會委員。該年11月，張大千才帶著自己的團隊遲遲離開敦煌。就現(xiàn)有材料來看，張大千及其團隊，對敦煌壁畫的破壞，至少自1941年底延續(xù)至1943年初，至于破壞總量如何，因向達當年的統(tǒng)計資料散佚，今日已難詳細考證。⑦學術界針對此事，當日曾有感慨：“近來國人頗言開發(fā)西北，敦煌藝術遂常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機關之一，以于髯（于右任）為護持，張大千為主干，西北古跡之能否長存，恐為一疑問?！雹?/p>

事實上，除破壞壁畫一項外，張大千還帶走了數(shù)量不明的敦煌文物。據(jù)敦煌研究院資深學者賀世哲披露，“據(jù)我所知，張大千先生只是把張君義手交給前敦煌藝術研究所，現(xiàn)在還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張大千先生都帶走了，后來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雹?/p>

甘肅榆林窟外景，1943年。羅寄梅攝。圖中左側(cè)橋上站立者為張大千

注釋

①李永翹，《張大千年譜》，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7，P482-483。②該函原件現(xiàn)藏臺灣中研院；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對張大千的控告函，寫于1941年12月20日，原件亦藏于臺灣中研院。③王子云，《從長安到雅典：中外美術考古游記》（上），岳麓書社，2005，P70-71。④⑤向達致傅斯年函，1942年11月5日。向達致曾昭燏函，1942年11月5日。⑥向達，《論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重慶《大公報》，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連載。⑦向達曾撰有一份《敦煌千佛洞各窟剝離剜損略表》，但不知現(xiàn)存何處。見榮新江，《驚沙撼大漠——向達的敦煌考察及其學術意義》，收錄于《向達學記》，三聯(lián)書店，2010。⑧湯用彤致胡適信，1943年1月19日。⑨賀世哲，《對張大千“不曾破壞敦煌壁畫”之質(zhì)疑》，《敦煌研究》2001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