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與沈從文的合照

6月13日下午，著名藝術(shù)家黃永玉追憶他與表叔沈從文一生交往的新作《沈從文與我》在北京舉行新書發(fā)布會，黃永玉本人出席，并與到場的媒體以及讀者暢聊與表叔沈從文之間的動人往事。

黃永玉：沈從文是我的表叔，我們都是鳳凰人，我這個表叔好像不太像我們今天能夠找得到或者理解的人。在他的身上，我感覺到是一種智慧，然后是人格的力量，智慧的力量。這樣一代人，在我們今天好像是沒有了。就我來講，我僅僅是他長河里面幾滴感情的水，這個人離開我們還不太久，沒有多少年，但是這種人在今天看不會再有了。

他的文章不是講故事一樣出來的，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摳出來的、刻出來的。他曾經(jīng)跟我說，《邊城》改了一百多、兩百次，我相信沒有看到他工作不會相信他是這么改他的文章的。

有的時候覺得他像一個神，一個小學水平的人，寫文章也好，研究文物也好，他的記憶力、歸納的力量，這么神，多么了不起。

我最近也在學畫畫，也給自己找一些題目，我拿了一卷印刷品《清明上河圖》，在局部地、一點一點地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里面這么小的一個人，這么大的規(guī)模、計劃，從漁村到小人物，小人物往前走的腳后跟、腳底板怎么翻怎么走，每一點都不是凡人能夠做得到，尤其是這么大的一個場面。

我現(xiàn)在一點一點地臨，不是臨全部，一個人一個人地去臨它，人家問我在干什么，我說在學畫畫，這是真正的學習。

有一個好朋友就說，你還學什么？你什么都會畫！我說，在他的面前什么都不會畫。橋的結(jié)構(gòu)一筆一筆都沒有亂的，畫的前頭有一群馬走過來，然后有幾匹馬斑駁了，看不見了，然后在后面一匹毛驢蹦出來了，這些互相輝映、影響的關(guān)系真了不得。我現(xiàn)在一步一步地領(lǐng)會，然后在上面寫我體會的筆記。

沈從文的思想、文章的法則、規(guī)模就是《清明上河圖》，一點一點，句子的講究、上下的呼應(yīng)，比詩還嚴格。

李輝：91歲的畫家開始重新畫畫，其實他最大的工程是寫長篇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剛出了他一套《無愁河的浪蕩漢子》。黃先生寫沈先生的文章，第一篇是《太陽下的風景》，第二篇是《這些憂郁的碎屑》，香港作家董橋不只一次跟我說，他認為在所有人寫沈從文的文章里面，寫得最好的是黃永玉。有讀者問，沈從文寫的湘西和你寫的湘西有什么區(qū)別，有什么傳承？

黃永玉：時代不同，我可能長大的過程比他更調(diào)皮。我看他寫他的童年，那真是個老實人。我那個調(diào)皮的規(guī)模跟他就不一樣了，我們小學校里面有兩棵楠木樹，也是一兩百年了，他被老師罰跪在那里，我沒有在那里罰過跪。他的老師解放后被請到北京的文史館做館員，是一個大詩人，當年南社的詩人，是我爸爸的結(jié)拜兄弟，那個老師叫田興六，在我們家鄉(xiāng)他是一個圣人。

沈從文在寫他的時候可不是這樣，把他說成是一個襪子里面放了一把刀，經(jīng)常賭錢，忽然一下變成一個學者了。后來在舊社會做過八、九任的縣長，掩護過我們共產(chǎn)黨。

這個老人家（沈從文的老師）和我表叔之間的距離，相當于我同他的距離一樣，時代不一樣了。我剛才在講，在我上小學還見過五色旗，然后才改變，變成青天白日旗。

要是我寫的文章讓表叔看就很麻煩了，他可能要把我的文章改得比我的文章本身起碼要多兩三倍，他會改的。這么一個認真的老人家。

但是我不曉得他會怎么樣說我，如果他說我好我會很開心。我的嬸嬸講過我一句好，她說：你的文章撒開了，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收回來，結(jié)果你把它收回來了。這是嬸嬸說的話，他的就不知道怎么樣了，一個字都沒有看到，真是遺憾！

李輝：剛才黃先生講了，他的小說和沈從文的《邊城》相比完全不是一個路數(shù)，包括性格上，沈從文也有比較倔的一面，但是總體來說還是比較平和，比較偏安靜。黃先生12歲就離開鳳凰了，所以他身上的野性要多過沈從文，所以《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的寫法不是完全詩意的寫法，《邊城》完全是一種詩意、文化憂傷的感覺。目前他出版的《朱雀城》，包括現(xiàn)在還在連載的抗戰(zhàn)八年的經(jīng)歷，充滿了野性或者生命力，他是另外一種表達方式。

有記者提問說《沈從文與我》給我們重新認識和了解沈從文的機會，有沒有可能把他的故事畫成一個畫冊？

黃永玉：現(xiàn)在做自己的事情好多都來不及了。

“文革”開始，我們都在自己的單位基本上給禁錮起來。有一天在東堂子胡同的活動，我和他碰見了，當時我們絕對不能說話的，不敢站著說話。實際上誰去管你呢，但是心里就是恐懼，我恐懼，他也恐懼！明明看見他過來了，他也看見我過來了，兩個人就在幾秒鐘里面，他講了三個字：“要從容”。這么一個溫和的人，說出這三個字包含多么大的勇敢，還有包含對付將要來臨的陣勢，就這么三個字“要從容”，這三個字對我的啟發(fā)是很大很大的，增加了勇氣。

人家都講，“文革”這一段時期你怎么過來的，我說我大概從小在我們家鄉(xiāng)見的死亡、殺戮太多了，各種方式的殺戮，再加上八年的抗戰(zhàn)，所以我對恐怖的事情看得比較從容，所以整個“文革”里面，人家難以想象我過得這么自在，那時候我醫(yī)療本全滿了，一本一本全滿了，裝病，然后去玩。這就是“從容”的關(guān)系，把我們家鄉(xiāng)那點民族性的本錢全用出來了。

有一次在上海，一個朋友同我鬧意見，這是年輕的時候，他說你說謊。我就說，拿破侖說的，對待魔鬼采取魔鬼的手段。有的領(lǐng)導同志替我著急，暗暗地告訴我，你稍微要有點精神負擔表現(xiàn)出來，不要這樣，要沉重一點，你太輕松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