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詩的國度，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新詩創(chuàng)作經歷繁榮之后，詩歌便走向了低谷，輿論甚至一度出現了“詩歌已死”的話語。在詩歌衰微的困境中，一直尋求出路的詩人群體陸續(xù)分化，寫作意識也呈現出充分的多元化走向。當然，多元帶來的可以是紛繁，譬如從曾經的“非非主義”“橡皮寫作”到當下的“廢話寫作”，于堅、楊黎、伊沙、韓東等諸多詩人的堅守與探索讓詩歌走過了艱難的冷清；多元帶來的也可以是蕪雜，“梨花體”“烏青體”“羊羔體”等口水詩歌曾引起多少唇槍舌劍，但喧囂過后，當代詩歌在大眾的心中卻越趨淪為落定的塵埃。曾幾何時，“在天空和大地，人們將最美的東西，叫做詩歌”，不承想，如今詩歌的存在卻變得如此的尷尬。在這樣一個瓦缽齊鳴的時代，詩的出路在哪兒？詩究竟要漂泊多久才能重新回歸為人所悅納的家園？

    關于詩的出路。2014年，詩人兼畫家陳忠村翻譯編訂的《克利談藝錄及克利詩歌選》首次出版，成為詩壇年度大事。新的西風激蕩著中國詩壇，但這股風能否給中國詩壇帶來突圍的助力令人存疑。多年來，詩壇追隨西方話語，先鋒已去，遺留下來是當今詩壇的光怪陸離。詩人龐清明在《2012，中國詩壇又鬧鬼》一文中曾以杜甫爆紅網絡為引痛陳當今詩界的墮落，嘆息“讓詩歌成為臧否歷史、傳承文化、維護漢語尊嚴、批判現實、引領未來的精神依托，成為時代的黃鐘大呂”愿望的微茫。文末，龐清明呼吁詩人“自覺肩負起振興中國當代詩歌的職責，寫出開闊高邁同時內蘊幽微的富含現世情懷、批判精神與理想主義的作品”。龐清明的嘆息與呼吁讓人很自然地聯想到杜甫，因為若說誰的詩能“成為時代的黃鐘大呂”，作品被譽為“詩史”的杜甫自然當仁不讓。那杜詩是否可以成為當下詩歌突圍的一種指引？以超越主流、顛覆傳統為己任的眾多當代詩人恐怕馬上會做出一票否決的反應，因為格律、憂國憂民的儒家精神這些杜詩中的閃光點在當下成為了束縛、傳統的代名詞。然而，杜甫及杜詩之于當代詩歌的開拓真的是無甚意義嗎？這倒未必。

    關于詩歌歸家。2014年歲末，詩人于堅提到，20世紀以降，泛濫的歷史虛無主義與維新主流顛覆了傳統中國的生活世界，“現在，年輕一代要回家了，……嚴峻的問題是：家在哪兒？如何在這片廢墟上重建中國當代藝術？”既然當代詩歌的“家”在何處尚屬未知，那不妨暫且回到當代新詩綻放的那些地方以啟發(fā)靈感。“自古詩人例到蜀”，成都“這座城池是生長詩人與詩歌的沃土”（魏建林《游走于成都歷史兩側的風景》），當今詩壇相當多的一部分的生力軍皆源于這一方古老的“詩城”。成都詩歌景點星羅棋布，其中，秋風中的杜甫草堂，是詩都“金黃色滄桑而厚重的名片”（玄魚《心質幽雅：蓉城詩都》），因此，但凡詩人多慕名而至。然而，身至未必心至。孫文波在《謁杜甫草堂得詩二十五句》中寫道：“在這里，復活已經是疾病——/就像今天我步入草堂，看到游人如織，有人妄言/自己的偉大；那是對逝者驚擾——我不知道疼痛/將會以什么樣的尖銳刺入記憶/的中心——或許，他們早已不要記憶/——一切敬畏都是假象，一切懷念都是形式。”最后一句可謂一針見血，杜甫草堂這座被譽為中國詩人秘密圣殿的建筑，如今收獲的也許更多的只是純粹的足跡，而非虔誠的膜拜。如果連這張“詩城”的名片也被陽奉陰違地對待，那還能希冀有什么能成為當代詩歌的根和牽掛？無所牽掛的詩怎么能打動人心使讀者悅納？無根的詩又何談“回家”！

    問題又回到了懸而未決的原點。詩的出路、詩的家在哪兒？如果當今詩壇的觀念與思維依舊不變，也許詩會維持現狀，一路摸索，一路漂泊。但是，就當下日趨小眾化的詩歌而言，在徹底被讀者群放棄之前，還剩多少時間可供詩人們去實驗摸索？既然西方的“拿來”助力難測，那就從中國詩學傳統中汲取力量；既然無根的詩回不了家，那就尋根！而尋根的起點，不妨從那座雖已翻新但中國詩的精神不滅的草堂開始，于是，又找到了杜甫。

    詩人況璃和凸凹編選的詩集《詩歌帶我回家：現當代詩人詠成都》按詩人的出生年份分三卷：1900年至1959年為上卷，1960年至1969年為中卷，1970年至1989年為下卷。閱讀詩集，涉及杜甫或草堂的詩篇，明顯有以下印象：上卷詩人對杜甫或草堂還流淌著崇敬，中卷詩人與杜甫及草堂開始了生分和疏離，下卷中的年輕詩人則與杜甫徹底告別。整個下卷只有阿翔的《擬詩記，杜甫草堂》里提到了杜甫，詩是這樣表述的：“我只去過一次，一直想寫出一首詩，但是/卻沒有，這么久了，我感到不安/……途經一些前人聚居的地方/其實，我想談論戀愛和死亡，但無法與他們溝通/所以我出來，與草堂變成了各不相干的事態(tài)/……此地是成都，這就是我要寫出來的詩/變得如此艱難，像一門失傳的手藝。”詩人與杜甫已沒有了一絲的心理上的共鳴，這首紀行性質的草堂詩才寫得無比艱難。對于當今詩壇的后起之秀們，憂國憂民的杜甫和沉郁頓挫、滿紙辛酸的杜詩顯得不合時宜了。

    然而，感時傷世、批判現實就是杜詩的全部嗎？若從《詩歌帶我回家》錄入的向杜甫和草堂致敬的詩歌來看，好像是的。因為從上卷余光中《草堂祭杜甫》、孫文波《謁杜甫草堂得詩二十五句》、湯養(yǎng)宗《在成都草堂，想對杜甫說的一些話》到中卷李明政《去杜甫草堂》、伊沙《唐104》、王競成《在成都去唐朝追星》、聶作平《秋風中的杜甫草堂》，乃至下卷阿翔《擬詩記，杜甫草堂》，但凡提到杜甫，三輩詩人竟不約而同地把回憶的目光對準了《蜀相》《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登高》《春望》等憂國憂民之作。的確，杜甫的崇高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他對民族、民生所懷有的那種憂患之心，但這絕非杜甫的全部。

    當代的詩人們，有多少人留意過，杜甫曾用“老夫清晨梳白頭，……握發(fā)呼兒延入戶”（《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進艇》）等詩句描寫與兒女相處的溫馨親子時光？有誰發(fā)現過杜甫在“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佐還山后寄三首》）等詩句中呈現出面對美食的饞相？杜甫在“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月夜憶舍弟》）中展現兄弟深情，用“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月夜》）來訴說對妻子旖旎的思念，更用“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來訴說物是人非與不因離散而消逝的友情……這是杜甫在世俗生活中的樣子，作為平凡人，他和今天的你我無異；作為詩人，在他那里，“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張戒《歲寒堂詩話》），于平常中煉出詩意，這一點，恐怕無人能及。那么，這樣的杜甫，對今天的詩壇而言還依舊不合時宜嗎？

    詩人于堅在上世紀90年代曾宣稱：“詩歌精神已經不在那些英雄式的傳奇冒險、史詩般的人生閱歷、流血斗爭中。詩歌已經達到那片隱藏在普通人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底下的個人的大海?！笔獠恢缭?300多年前，詩歌在杜甫的筆下就已經到達了這片大海。只是，當今彌漫詩壇的西風云霧遮斷了全面回顧中國詩歌經典的目光，讓詩人們盲目地以為局部即是全部。當然，不可否認，詩人們對杜甫局部的了解也很重要，因為他們抓住了這位經典詩人的閃光點。憂國憂民、感時傷亂所呈現的內容在當下和平的年代雖不時興，但里面?zhèn)鬟_出來的精神卻依舊有意義。這種精神，就是杜甫那令同時代詩人望其項背的勇氣。同樣遭遇離亂和目睹戰(zhàn)爭中的生靈涂炭，其他人多借青山白云來慰藉顫抖的心靈，而杜甫卻堅持在血淚和流中用詩記錄民族之痛。“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杜甫是真勇士。這位飽受困頓、戰(zhàn)火、疾病乃至喪子之痛的詩人，以其驚人的勇氣和責任感支撐創(chuàng)作，直至生命的盡頭。

    自新詩誕生的一個多世紀以來，詩人們習慣向西方“拿來”，卻忽略了對中國傳統詩性文化的傳承。對杜甫這位經典詩人的了解，詩人們尚且一葉障目，那對于其他經典詩人，恐怕更是如此。作為詩人，若對中國詩歌源流和經典作家作品沒有深入的了解、脫離了中國傳統的詩性文化，其創(chuàng)作類似于無桅之舟，難尋歸途。其實，若是詩人們能深入地去了解，就會發(fā)現，中國詩學經典里匯聚著中國人對生命和文化的理解，在獲取理解和認同、激發(fā)讀者閱讀樂趣方面有著先天的優(yōu)勢。所以，請嘗試讓經典帶詩回家吧。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