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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清時期

  2015-03-18

第三階段是明清時期。溫病學的形成與發(fā)展時期是在明代和清代,特別是明代的后期至清代的中期,溫病學說開始形成,而且形成以后發(fā)展得很快,所以這個時期的溫病學著作較多。

1.《傷暑全書》論暑病

《傷暑全書》的作者張鶴騰,字風逵,安徽潁州入(現(xiàn)在的阜陽入),生卒年代大約是公元1557-1635年。他是進士出身,宮至戶部陜西司郎中,所以后世多稱其為張司農?!秱钊珪饭矁扇f多字,對暑病的論述有獨到之處,特別是在治法方面他提出了“暑證不分表里,一味清內,得寒涼而解,苦酸而收,不必用下”的觀點。這句話被葉天士引用到《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中并加以發(fā)揮。葉氏說:“張風逵云:暑病首用辛涼,繼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斂,不必用下,可稱要言不煩?!笨梢娝膶W術觀點對后世頗有啟示。這部書成書比吳又可的《溫疫論》早,但流傳的稍晚,而且內容僅限于暑病,涉及范圍較窄。

2.第一部溫病學專著《溫疫論》

《溫疫論》的作者吳有性,字又可,江蘇吳縣入,生卒年代大約是公元1582-1652年,時在明末清初,大約在明朝的萬歷到清朝的順治年間。他一生中經歷過多次溫疫的流行,他在《溫疫論·序》中說“崇禎辛巳年”(就是公元1641午)發(fā)生了一場大的溫疫,波及到“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澳媳眱芍薄笔侵改现彪`省江蘇、北直隸省河北,由南往北,浙江、江蘇、山東、河北,這四個省發(fā)生了一場大的溫疫,死了很多入。當時醫(yī)生都是用《傷寒論》的方法治療,也有的按《傷寒論》“七日愈”、“十四日愈”的說法不去治療,等待患者自愈,實際上是等死。因為當時人們不認識這種病,不知道應該怎么治療,所以死人很多。吳又可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對溫疫的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結合自己的治療實踐,在公元1642年著成了《溫疫論》這部書。從病因上說,他首先反對“非其時而有其氣”的說法,他提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就是說,溫疫的病因不是風、不是寒、不是暑、不是濕,它與氣候的變化無關,不是氣候反常致病,而是自然界另外有一種特殊的致病因素“異氣”。他把這種異氣又稱為“癘氣”,也稱“戾氣”“癘”就是形容它致病力很強,傳染性很強烈?!办濉币彩峭瑯拥囊馑迹@個字上邊是“戶”,下邊是“犬”,“犬出戶下”,很暴戾的意思,“異氣”、“癘氣”、“戾氣”含義相同。從病因上講,他提出了“戾氣學說”,而且指出戾氣侵犯人體的途徑不是《傷寒論》所說的由皮毛而入,而是從口、鼻進入入體。侵入人體以后的病變部位,并不是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他認為邪氣從口、鼻進入人體后,直走中道,一直到“募原”。“募原”也稱“膜原”,他說這個部位既不在表,又不在里,而是在胸腔的里面,在胃的外面,稱為半表半里。關于治療方法,他提出初起應該用疏利透達的藥物,疏通氣機,使?jié)摲谀荚男皻鉂⑸ⅰ⑼膺_,出表而解。他所創(chuàng)制的方劑命名為“達原飲”,又稱“達原散”,是通過清熱燥濕,疏通氣機,透達邪氣,使邪有出路。從學術觀點可以看出,他已經擺脫了《傷寒論》外感病初起用辛溫解表法的框框,開拓了新的治療思路。吳又可還指出,如果邪氣向里傳變,并不是如《傷寒論》所說的那樣按六經傳變,而是由于病人的具體情況不同分別有九種傳變形式,應該分別針對其病情進行治療,可以用吐法、可以用清法、也可以用下法??傊?,吳又可對溫疫的論述,從邪氣的性質、入侵的途徑、侵犯的部位、傳變的形式、治療的方法,到具體方劑,都與《傷寒論》不同。可以說,他在溫病的治療上闖出了一條新路,《溫疫論》這部書不僅是中國的第一部溫病學專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傳染病學專著。但是也應該承認它所述及的范圍有一定的局限性,書中只講了溫疫,溫疫當然包括在溫病的范圍之內,但是溫疫也有多種,它只講了其中的一種。用今天的觀點來看,《溫疫論》中所說的溫疫,是一種嚴重的流行性感冒,吳又可對這種病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辨證與治療的方法??上е簧婕暗竭@一種病,范圍很窄,所以這部書仍然沒能把溫病學說形成一個完整的辨證論治體系。

在《溫疫論·正名》里,吳又可還對“溫”、“瘟”、“熱”、“疫”這幾個字進行了考證。他說:“《傷寒論》日:發(fā)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后入省氵,加廣為瘟,即溫也?!本褪钦f,瘟字是由溫字去掉了“氵”,加上一個“廣”而來,只是偏旁的變化,實際上兩個字完全相同,所以溫病與瘟病沒有區(qū)別,關于“溫”與“熱,”之間的關系,他指出:“夫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溫熱首尾一體,故又為熱病即溫病也?!本褪钦f,溫與熱之間僅僅是程度的差別,其本質沒有區(qū)別,溫就是熱,熱就是溫,所以熱病也就是溫病。關于溫疫,他說:“熱病即溫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門闔戶,如徭役之役,眾入均等之謂也:役省去“彳”“加廣為疫?!币簿褪钦f,疫病就象“徭役”一樣,“眾入均等”,這種病具有強烈的傳染性,無論男女老少,癥狀相似,所以就把“役”字去掉“彳”,加“廣”,就成了“疫”字,“疫”與“役”實際上含義相同。古代沒有“瘟”字,也沒有“疫”字,是由溫與役兩個字的偏旁變化而來。按照他的這個說法,“疫”與“溫”,也沒有區(qū)別,疫病就是溫病。既然溫疫與溫病沒區(qū)別,為什么他這部書不叫《溫病論》而叫《溫疫論》呢?他說:“然近世稱疫者眾,書以溫疫名者,弗其言也?!本褪钦f,因為近年來大多數(shù)入把溫病稱為溫疫,所以也就用了溫疫這個名稱。吳又可這種把溫病與溫疫劃等號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溫病有很多種類,而溫疫只是溫病中傳染性很強的一個種類,溫病的范圍廣而溫疫的范圍窄,溫疫包括在溫病的范圍內。按現(xiàn)代的說法,溫病包括多種感染性疾病,也包括多種傳染病,其中只有傳染性強烈的溫病才稱為溫疫,但并不是所有的溫病都具有傳染性,所以吳又可把溫疫與溫病等同看待是錯誤的。

歸納前面所講的內容,吳又可的貢獻在于他寫出了溫病學發(fā)展史上第一部、在世界傳染病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的溫病學專著。在書中,他突破了《傷寒論》的框框,提出了溫疫的治法不同于傷寒,對邪氣的性質、入侵的途徑、侵犯的部位.傳變的形式、具體的治法、傳染性等都有非席明確的闡述。他對“溫”、“瘟、“熱”、“疫”這四個字的考證,對后世也很有啟發(fā)。吳鞠通對《溫疫論》給予了很高的的評價他在《溫病條辨·自序》中說:“得明季吳又可《溫疫論》,觀其議論宏闊,實有發(fā)前入所未發(fā)。”指出了吳又可的學術觀點是前入所沒有提到的,具有獨創(chuàng)性,這個評價是很高的。但是他又說:“細查其法,來免支離駁雜。”就是說,這部書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這句話說得也很中肯,《溫疫論》確實是不成體系,因為它只講了一個病,不可能成體系。他又進一步進行分析:認為這部書“大抵功過兩不相掩,蓋用心良苦,而學術味精也?!本褪钦f,吳又可有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他的不足,他的用心是很好的,但是學術不精。這個評價,今天看來有點苛刻,因為在吳又可那個時代,溫病學的學術水平不能和吳鞠通那個時代相比,到了吳鞠通那個時代,經過葉天士、薛雪等很多醫(yī)學家的努力,溫病學又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比吳又可那個時代.要高得多。應該說并不是吳又可本入的“學術未精”,而是受當時學術水平所限。吳又可那個時代對溫病的研究還處于較低的水平,所以他在書中論述的范圍僅限于一個具體病種,可以說是專病專書,當然就不可能使溫病學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他能寫出這樣一部書,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今天分析這部書,應當歷史地、客觀地評價它,既應該看到它的不足,也應該承認它在溫病學發(fā)展史上的貢獻。

3.《證治心傳》部幾乎被淹沒的濕病學重要文獻

《證治心傳》這部書在中國醫(yī)學史上沒有記載,在溫病學發(fā)展史上也沒有人提到過,但是應該承認它是溫病學發(fā)展史上一部很特殊的著作。這部書的作者袁班,字體庵,明末江蘇秦郵人,就是江蘇省高郵縣人。此人在歷史上沒有記載,所以生卒年代無可考證,袁班是明末兵部尚書史可法的幕賓,他不是從業(yè)的醫(yī)生,但懂醫(yī)學,也給入看病,他這部書是以臨證及讀書筆記的形式寫成的。史可法在公元1643年為他這部書寫過一篇序,可見他這部書是完成于公元1643年,……,史可法認為這部書非常好,非常實用,因為當時正處于明、清交戰(zhàn)之際,在戰(zhàn)亂期間沒有條件出版,史可法表示“俟鋒焰稍息,亟付手民,以餉世之習醫(yī)者?!本褪钦f,史可法準備在戰(zhàn)亂穩(wěn)定之后把這部書刻板印刷發(fā)行。可惜,明崇楨甲中年,就是公元1644年,明朝滅亡了,史可法殉國了,這部書也就沒有刻成,因而就默默無聞了。到公元1858年,這部書稿傳到他的玄孫手里。他的玄孫有一位在一起修邑志的同事,名叫趙觀瀾,從他的玄孫手里看到這部書,已經是“蠹蝕過半”的殘本了。趙觀瀾就根據(jù)殘本重新抄了一遍,但是也沒能出版。直到公元1923年,浙江的裘慶元,字吉生,在杭州成立了“三三醫(yī)社”,于公元1924年刻版印書,稱為《三三醫(yī)書》,里面收集了99部書,其中就有這部《證治心傳》,刊在《三三醫(yī)書·第二集·第二十五種》,這部書從此才得以傳世。書中關于溫病的發(fā)生發(fā)展、溫病與傷寒的區(qū)別、溫病與溫疫的區(qū)別、四時溫病的治療用藥,都講得非常清晰、透徹。

趙觀瀾抄這部書的時候加了按語,他說這部書和吳又可的《溫疫論》是同時伐,但是比《溫疫論》的水平要高得多。他還說,后入只知道“溫邪上受”這個詞是葉天士提出來的,而不知這種觀點在葉天士之前早就有入提出來了。葭班與吳又可他們兩位能有機會在一起研究討論的話,溫病學的形成肯霉芝囂天士提前很多年,趙觀瀾的這種齜確實很有道理。

4《尚論篇》、《醫(yī)門法律》對溫病的闡發(fā)

繼明末吳又可的《溫疫論》之后,清代初期與溫病學有關的著作有:《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簡稱《尚論篇》,成書于公元1648年;《醫(yī)門法律》成書于公元1658年。這兩部書的作者喻昌,字嘉言,江西南昌新建入,因新建古稱西昌,所以喻嘉言晚年又自號西昌老入人,生卒年代為公元1585-1664年,是明朝的萬歷至清朝的康熙年間。他這兩部著作雖然不是溫病學專著,但是這里面都涉及到了溫病的問題。在《尚論篇·卷首·詳論溫疫以破大惑》中,他提出了溫疫病的邪氣入侵途徑及所犯部位,他說:“然從鼻、從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此三焦定位之邪也?!泵鞔_地指出了邪氣從口、鼻先進入中焦,然后再彌漫到上焦、下焦。他這種邪犯三焦的說法,對吳鞠通《溫病條辨》中以三焦辨證作為溫病的辨證綱領應該說不無啟示。關子溫疫和傷寒的區(qū)別,他指出:“傷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傷寒邪入胃府,則腹?jié)M便堅,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復合。”關于溫疫的治法,他特別提出:“未病前,先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此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穢為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彼f的“上焦如霧,升而逐之”,是指用輕揚的藥物升浮透邪;“中焦如漚,疏而逐之”,是指用行氣的藥物,疏通氣機,氣行則邪卻;“下焦如瀆,決而逐之”,是指用開決水道的藥物,通利小便,使邪從下祛。同時,三焦都要加解毒之藥“兼以解毒”。他這種治溫疫用芳香、逐穢、解毒藥物的學術思想對后世啟發(fā)很大。吳鞠通總結葉天士《臨證指南醫(yī)案》的經驗,制定了銀翹散一方,他在銀翹散的方論中就明確地說:“本方謹遵《內經》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之訓,又宗喻嘉言芳香逐穢之說。”銀翹散里用銀花、薄荷、芥穗等芳香藥,就是“宗喻嘉言芳香逐穢之說”的具體體現(xiàn)。吳鞠通的《溫病條辨》以“三焦為綱,病名為耳”,把溫病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辨證論治體系,應該說是受到了喻嘉言的很大啟發(fā)。

《醫(yī)門法律》里有一篇“秋燥論”,是專論秋燥的?!饵S帝內經》里很少論及燥病,《素問·至真要大論》病機十九條中也沒有燥的病機。劉完素擴展了病機十九條,提出了“諸澀枯涸,干勁皴揭,皆屬于燥”,提出了燥病的病機。喻嘉言在這個基礎上寫了“秋燥論”,深入地討論秋燥。《醫(yī)門法律》中的清燥救肺湯,是治燥熱邪氣犯肺的代表方劑?!扒镌镎摗迸c清燥救肺湯,為后世對秋燥病的認識與治療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渡姓撈贰ⅰ夺t(yī)門法律》雖然不是溫病學的專著,但書中的溫病內容比較深刻,它的成書年代與吳又可的《溫疫論》及袁班的《證治心傳》基本上是同時代。這說明,在這個時期,醫(yī)界對溫病的認識已達到了相當深刻的程度,這個時期開始醞釀著溫病學發(fā)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5.《廣瘟疫論》對《溫疫論》的發(fā)揮

《廣瘟疫論》的作者戴天章,字麟郊,號北山,所以后世多稱他為戴北山或北山先生,江蘇上元(就是江寧縣)人,生卒年代大約為公元1644-1722年。他非常推崇吳又可的《溫疫論》,但惋惜這部書在當時未能得到推廣,于是他就對原書進行了刪削增改,把書名中的“溫”字改為“瘟”字,于公元1675年著成了《廣瘟疫論》。這部書當時并沒有刊行,由他的兒子戴雪村手抄后存在他家的“存存書屋”。大概是在公元1750年前后,戴北山的孫子戴祖啟看到一部坊刻本的書,與他祖父的《廣瘟疫論》內容一模一樣,只是把書名改成了《瘟疫明辨》,署名是歙縣的鄭奠一。為此,戴祖啟就在公元1778年把家藏的手抄本刊刻出版,以糾正訛傳。于是這都書就有了兩個書名,而且正版的《廣瘟痰論》比《瘟疫明辨》的出版時間反而晚了將近30年。清末的陸九芝把《廣瘟疫論》加以刪訂,收入他所著的《世補齋醫(yī)書》中,題名為《廣溫熱論》。關于把書名中“瘟疫”改為“溫熱”的理由,陸九芝認為,溫病可以統(tǒng)稱為溫熱,其中也包括了瘟疫,戴北山的這部書不是僅論瘟疫,其中也涉及到不是瘟疫的其他溫范圍很廣,所以就改名為《廣溫熱論》清末民初的名醫(yī)何廉臣又把《廣溫熱論》加以重訂,并補充了一部分內容,題書名為《重訂廣溫熱論》。

戴北山對《溫疫論》的發(fā)揮,首先在于辨證方面,他說:“意在辨瘟疫之體異于傷寒,而尤慎辨于見證之始,開卷先列辨氣、辨色、辨舌、辨神、辨脈五條?!痹谥委煼矫?,他總結出汗、下、清、和、補五法。這些內容都對《溫疫論》有所補充,使之更為系統(tǒng)化。但這部書也有它的局限性,惲鐵樵評論說:“此書淺而狹隘,讀之既久,恒偏于用涼.轉以涼藥誤事?!?/b>

6.《溫熱暑疫全書》論溫、熱、暑、疫

《溫熱暑疫全書》成書于公元1679年,作者周揚俊,字禹載,江蘇吳縣人,生于清代順治、康熙年間。他這部書分為溫、熱、暑、疫四卷,劃分為溫病、熱病、暑病、疫病四類分別論述其證治,并指出:“黃芩湯,治溫本藥也?!币簿褪钦f,他以黃芩湯為治療溫病的主方,這種治療思路對后世治療溫病熱郁少陽的病變有所啟發(fā)。因為這部書的成書年代較早,所以對溫病的論述不夠全面,也沒能明確地揭示溫病的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

7.《葉香巖外感溫熱篇》——溫病學體系形成的標志

《葉香巖外感溫熱篇》的作者葉桂,字天士,號番巖,晚號上津老人,江蘇吳縣入,生卒年代大約為公元1667-1746年。他14歲喪父,隨其祖父的門人朱某學醫(yī),非常勤奮好學,十年間先后從17師,集思廣益,從而打下了深厚的理論和臨床功底。他成名很早,畢生忙于診務,沒有留下親筆所寫的著述,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臨證指南醫(yī)案》等葉天士的著作,都是后入整理刊刻的。葉天士關于溫病的論述,主要見于《葉香巖外感溫熱篇》,簡稱為“葉論”,這篇文章不是葉天士親筆寫的,據(jù)說是葉天士帶著學生游太湖洞庭山時,他的學生顧景文隨行于舟中,葉天士一邊口述,他一邊記筆記,是以筆記的形式流傳下來的。這篇文章的早期來源有兩個版本,一是“華本”,一是唐本”。

“華本”來自于華岫云。華氏在葉天士去世后收集了一些葉天士當年的醫(yī)案,他認為這些醫(yī)案的價值非常高,對后世很有指導意義,所以就對這些醫(yī)案進行了整理、分門別類而成書,題名為《臨證指南醫(yī)案》,刊行于公元1766年。這部書刊行后,他又收集了一部分葉天士醫(yī)案,開始選編《續(xù)選臨證指南醫(yī)案》一書,在他選編的內容里就有這篇文章。在選編的過程中,他于中途就去世了,由岳廷章繼續(xù)選編完成,于公元1775年刊刻了種福堂《續(xù)造臨證指南醫(yī)案》。把這篇文章放在了這部書的“卷一”,題名為《溫熱論》。公元1829年,又出版了衛(wèi)生堂《續(xù)刻臨證指南醫(yī)案》,實際上是按種福堂的《續(xù)選臨證指南醫(yī)案》再版的,但衛(wèi)生堂本里加上了華岫云的眉注。比如,葉天士說“在衛(wèi)汗之可也”,華岫云加的眉注是“辛涼開肺,便是汗劑”這說明,這篇文章是經過華岫云親手整理的,所以后世稱之為“華本”種福堂“續(xù)選”本和衛(wèi)生堂的“續(xù)刻”本中,在《臨證指南醫(yī)案,》原書的基礎上后續(xù)的內容都是單獨的.分為四卷。公元1844年出版經鋤堂《臨證指南醫(yī)案》時;把種福堂“續(xù)選”的四卷附到后面去了,前面是《臨證指南醫(yī)案》的原書十卷,后面四卷把種福堂本“續(xù)選”四卷改名為《種福堂公選良方》四卷,其中“卷一”就是葉天士的這篇文章,經鋤堂本把它分為33條。

“葉論”的早期版本,除了“華本”之外,還有“唐本”,這個版本出于唐大烈之手,與華本的內容稍有不同。唐大烈字立三,號笠山,是清代比葉天士稍晚的醫(yī)學家,他把那個時代江蘇名醫(yī)給學生講課的講稿,或他們平時寫的論文,還有別入口述的一些內容收集起來,編輯成一部書,名為《吳醫(yī)匯講》,于1792年出版。書中收入了葉天士這篇論文。在“第一卷”的第二篇,題名為《溫證論治》。同是葉天士這篇文章,在“華本稱為《溫熱論》.在《吳醫(yī)匯講》稱為《溫證論治》。在《吳醫(yī)匯講》中,每位醫(yī)學家的論文之前都加了一個作者小傳,在葉天士小傳中說:葉天士,名桂,號香巖,世居閥門外下塘,所著《溫證論治》二十則,乃先生游于洞庭山,門入顧景文隨之舟中,以當時所語,信筆錄記,一時未加修飾,是以詞文估屈,語亦稍亂,讀者不免晦目。烈不揣冒昧,竊以語句少為條達,前后少為移綴,惟使晦者明之,至先生立論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睆倪@段話中可以看出,唐大烈對“葉論”的原文有所改動,而華岫云對這篇文章只加了眉注,原文沒有改動,于是就導致了兩個版本的內容稍有不同。另外,唐氏說將原文分為“二十則”,在《吳醫(yī)匯講》中實際上是二十一則?!叭A本”是分為33條,也就是分為三十三段;“唐本”是“二十則”,實際上是二十一則,也就是分為二十一段,兩個版本的分段也不一樣。

后世流傳的過程中,還有兩個重要的版本。一是《醫(yī)門棒喝》,出版于公元1825年,作者是清代的醫(yī)學家章楠,字虛谷,他從“唐本”中把“葉論”收迸《醫(yī)門棒喝)中,題名為《葉氏溫病論》,他在書中給葉天士的原文加了注釋,注得較早也較好,多被后世采用。

再一個重要版本是《溫熱經緯》,作者是請代的著名溫病學家王士雄,字孟英,他收集古代文獻中有關溫病的重要論述,編輯成書,名為《溫熱經緯》,書中從“華本”收進了葉天士這篇文章,題名為《葉香者外感溫熱篇》,分為36條。怎么知道是從“華本”入的呢?因為它的正文與“華本”的文字相同,分段基本一致,但與“唐本”不一樣,所以知道他是從“華本”收進書中的。這個版本最大的特點是淝“華本”與“唐本”進行了對校,凡是“唐本”與“華本”不一致的地方,他都寫上“唐本作……”把兩個版本作出了對照。同時,他又引用了章虛谷等入的注釋,在書中,凡不標示姓名的,都是章虛谷的注釋,其他人的注釋都標明姓名。最重要的是他給每一段都加了按語,稱為“雄按”,他的按語非常精辟,對葉天士的原文作了深入闡發(fā),同時也對章虛谷的注釋進行了分析,有肯定,也有批評,都比較精當公允。王孟英對唐大烈改動原文頗有意見,他在《葉香巖外感溫熱篇》篇后的按語中說:“雄為原論次序,亦既井井有條,而詞句之間并不難讀,何必移前綴后。紊其章法,而第三章如玉女煎去其’如’字之類,殊失廬山真面目矣,茲悉依華本訂正之。”王盂英的這段話說得是很中肯的,因為葉天士原文中說“如玉女煎”,是指用玉女煎加減,唐大烈去掉了“如”字,則變?yōu)橛糜衽逶搅?,而玉女煎原方中的熟地黃與牛膝是不能用于治療溫病熱邪傷津的。可見唐氏之改動,確屬大謬不然。像這類改動,“唐本”中還有數(shù)處,凡其改動之處,大多與葉天士原意不符,王孟英都據(jù)華本”予以校訂,并加以批評,其評論確有真知灼見。

后世為什么對葉天士這篇文章特別重視呢?因為它是溫病學形成的標志。沒有這篇文章之前,溫病一直包括在傷寒里,從這篇文章問世后,溫病學派就獨立出來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這篇文章中多處指出了溫病與傷寒的不同,特別是原文的第1條與笫8條,論述尤為精辟。《葉香巖外感溫熱篇》第1條說:“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zhèn)餍陌?。肺主氣屬衛(wèi);心主血屬營。衛(wèi)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也?!边@段話明確地指出了溫病與傷寒的病因、邪氣入侵的途徑、所侵犯的部位及發(fā)生、發(fā)展的規(guī)律都不,葉天士的這段話,不能把它只看成是對溫病的論述,實際上講的是傷寒與溫病的區(qū)別。傷寒是外感寒邪,溫病是外感溫邪,邪氣的性質不同。其侵入入體的途徑,寒邪是下受,溫邪是上受。其侵犯的部位,傷寒是.先侵犯足太陽膀胱經,溫病是先侵犯手太陰肺系。其傳變的途徑、向里傳變的過程,傷寒是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溫病是順傳于胃,或逆?zhèn)餍陌?。所以說傷寒與溫病雖然都是營、衛(wèi)、氣、血的損傷,但是因為邪氣的性質不.同,對營、衛(wèi)、氣、血損傷的表現(xiàn)形式不一樣,治法也就迥然不同。這段話說得非常明確,總共才43個字,就把“寒”與“溫”給區(qū)分開了,所以溫病就不能用傷寒法治療.它就必然要從傷寒學說中分離出來而形成獨立的體系。文章中不僅指出了溫病的治法與傷寒太異,而且葉天士在第8條中又明確地指出了溫病各階段的治法,他說:“大凡看法,衛(wèi)之后方言氣,營之后方言血。茌衛(wèi)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入營猶可透熱轉氣,如犀角、元參、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加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否則,前后不循緩急之法,慮其動手便錯,反致慌張矣?!边@一條雖然僅有92個字,但它是綱領性條文,提出了衛(wèi)氣營血辨證,指出了衛(wèi)氣營血四個階段的傳變及其治法,給后世對溫病的辨證論治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總結葉天士的成就,他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寒溫分論。也就是說,明確地指出了傷寒與溫病邪氣的性質、入侵的途徑、致病后的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治法的不同。二是創(chuàng)立了衛(wèi)氣營血辨證,明確地指出了溫病的發(fā)展規(guī)律是按衛(wèi)一氣一營-血逐步深入。他不僅提出了辨證綱領,而且指出了四個階段中每個階段的治法,從而創(chuàng)立了溫病學說,使溫病學從傷寒學說中分離出來。所以說葉天士這篇文章是溫病學派形成的標志。另外,他在這篇文章中對中醫(yī)診斷學也有較大的發(fā)展。比如辨舌,在溫病的望舌上,他在文章中講得非常詳細。再比如驗齒,他提出:“再,溫熱之病,看舌之后,亦須驗齒。齒為腎之余,齦為胃之絡。熱邪不燥胃津,必耗腎液?!薄褒X若光燥如石者,胃熱甚也……若如枯骨色者,腎液枯也?!碧貏e是他對溫病過程中斑、疹、白痦的形態(tài)、色澤、治法、預后都講得非常清楚,極大地豐富了中醫(yī)診斷學的內容。

總之,葉天士的這篇文章雖然僅有五干余字,但它有重大突破,使溫病學從傷寒學說中獨立出來,形成了新的學科,他的貢獻是無可替代的,所以后世把葉天士稱為溫病學派的創(chuàng)始入。

8《薛生白濕熱病篇》濕熱病辨證論治的代表性文獻

《薛生白濕熱病篇》的作著據(jù)傳說是薛雪,字生白,號一瓢,江蘇吳縣人,生卒年代大約為公元1681-1770年,與葉天士是同時代、同鄉(xiāng),都住在蘇州城。薛生白是詩入、詩詞理論家、又兼及丹青,而且還精通醫(yī)學。據(jù)王孟英在《溫熱經緯》中介紹,這篇文章最早見于舒松摩的《醫(yī)師秘笈》,名為《濕熱條辨》,共三十五條,在后面有一個小注,說是薛生白著,章虛谷從《醫(yī)師秘笈》把它收入了《醫(yī)門棒喝》,加了注釋。王盂英從朋友顧聽泉那里得到四十六條的抄本,把它收入《溫熱經緯》中,題名為《薛生白濕熱病篇》。這篇文章對濕熱病的病因病機與辨證論治講得比較全面,是濕熱病辨證論治的代表性文獻,補充了《葉香巖外感溫熱篇》的不足?!叭~論”雖然既講溫熱病又講濕熱病,但是它畢竟重點在溫熱病,濕熱病講得少,《薛生白濕熱病篇》補充了“葉論”的.這一不足。章虛谷把這兩篇都收入《醫(yī)門棒喝》中,王孟英把這兩篇都收到《溫熱經緯》中,章虛谷加了注釋,王孟英加了按語.這兩篇文章并行,對后世治療溫熱病與濕熱病有很大指導意義。

9傷寒溫疫條辨》論傷寒與溫病之辨

傷寒溫疫條辨》,簡稱《寒溫條辨》,公元1784年刊行,作者楊睿,宇玉衡,晚號栗山老人,河南夏邑入,大約生卒于公元1706-1798年,他在書中指出,溫病的病因是“天地疵癘旱潦之雜氣”其傳入人體的途徑是“雜氣由口鼻入三焦,怫郁內熾”。溫病的病機是“邪熱內攻,凡是表證,皆里熱郁結,浮越于外也。雖有表證,實無表邪?!标P于溫病的治療,他指出:“若用辛溫解表,是為抱薪投火,輕者必重,重者必死。唯用辛涼、苦寒,如升降、雙解之劑以開導其里熱,里熱除而表證自解矣?!睍幸陨瞪橹鞣剑⒁运鼮榛A加減化裁,列出“輕則清之”八方,“重則瀉之六方,共十五首方劑。升降散中用蟬蛻、僵蠶、姜黃、大黃四味藥,楊栗山解釋這個方劑的功用說:“蓋取僵蠶、蟬蛻升陽中之清陽;姜黃、大黃降陰中之濁陰,一升一降,內外通和,而雜氣流毒頓消矣?!?/b>

10《通俗傷寒論》論廣義傷寒

《通俗傷寒論》的作者俞肇源,字根初,浙江紹興人,生卒年代大約是公元1734-1799年。書名雖然稱為《通俗傷寒論》,實際上“傷寒”二字是指廣義傷寒,書中既講傷寒,又講溫病,如春溫傷寒、署濕傷寒、大頭傷寒、冬溫傷寒等,實際上都是溫病。他在溫病的病名前都加上“傷寒”兩個字,意思就是廣義傷寒,包括溫病,這部書對四季的各種溫病論述都比較詳細,而且書中的許多方劑被近世廣泛使用,比如加減葳蕤湯、羚角鉤藤湯、蒿芩清膽湯、芩連二陳湯、陷胸承氣湯、犀地清絡飲等。俞根初寫成這部書的手稿后交給了他的朋友何秀山,何氏認為這部書非常好,他就全文抄錄下來,而且隨錄隨加按語,何秀山的抄錄本傳到他的孫子伺廉臣手中后,廉臣對書稿進行了??保⒃凇督B興醫(yī)藥月報》刊發(fā),刊發(fā)不到三分之二,何廉臣于公元1927年逝世了,爾后由廉臣的門入曹炳章整理補充完成全稿,于1932年出版,全書分為十二章。

11《溫病條辨》溫病學的集大成之作

在清代諸多的優(yōu)秀溫病學專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溫病條辨》。作者吳瑭,字配珩,號鞠通,江蘇淮陰入;生卒年代大約是公元1758-1836年。關于學醫(yī)的緣由,他在《溫病條辨·自序》中說:“緣瑭十九歲時,父病年余,至于不起,瑭愧恨難名,哀痛欲絕,以為父病不知醫(yī),尚復何顏立于天地伺。遂購方書,伏讀于苫塊之余,至張長沙外逐榮勢,內忘身命之論,因慨然棄舉子業(yè),專事方術?!睆乃摹白孕颉崩锟梢钥闯?,吳鞠通是由于父親病故而激發(fā)了學習醫(yī)學的決心,由此而放棄了考科舉走仕途,改為攻讀醫(yī)學。至于著述《溫病條辨》這部書的動因及過程,他在《溫病條辨·自序》中說:“監(jiān)張長沙悲宗族之死,作《玉函經》,為后世醫(yī)學之祖。奈《玉函》中之《卒病論》亡于兵火,后世學者,無從仿效,遂至各起異說,得不償失……又遍考晉、唐以來諸賢議論,非不珠璧琳瑯,求一美備者,蓋不可得,其何以傳信子來茲!瑭進與病謀,退與心謀,十閱春秋,然后有所得……因有志采輯歷代名賢著述,去其駁雜,取其精微,間附己意,以及考驗,合成一書,名為《溫病條辨》”。關于這部書的學術淵源,吳鞠通在《溫病條辨·凡例》中說:“晉、唐以來諸名家,其識見學問功夫,未易窺測,瑭豈敢輕率毀謗乎!奈溫病一證,諸賢悉未能透過此關,多所彌縫補就,皆未得其本真,心雖疑慮,未敢直斷明確,其故皆由不能脫卻《傷寒論》藍本,其心以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脫卻傷寒,辨證溫病,惜其論之未詳,立法未備。吳又可力為卸卻傷寒,單論溫病,惜其立論不精,立法不純,又不可從。惟葉天士持論平和,立法精細,然葉天士吳人,所治多南方證,又立論甚簡,但有醫(yī)案散見于雜證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瑭故歷取諸賢精妙,考之《內經》,參以心得,為是編之作。諸賢如木工鉆眼,以至九分,瑭特透此一分,作圓滿會耳。”從他這些話中可以看出,《溫病條辨》的理論基礎源于《黃帝內經》,又繼承了葉天士的學術思想。這部書就是在《黃帝內經》和“葉論”的理論基礎上,再加上吳鞠通自己的臨床經驗和心得體會寫成的。關于吳鞠通的學術傳承,征保在《溫病條辨·序》中給他概括為:“近師承于葉氏,而遠追蹤乎仲景……其處方也,一遵《內經》,效法仲祖。”就是說,《溫病條辨》不僅在學術思想上有所傳承,而且書中的方劑,也都有本有源,寫得很清楚。例如《溫病條辨》中的銀翹散這個方劑,就是來自于葉天《臨證·指南醫(yī)案》中的一個病案,吳鞠通把這個方劑加以整理,命名為“銀翹散”他在銀翹散方論中說:“此方謹遵《內經》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熱淫于內,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訓。又宗喻嘉言芳香逐穢之說……此葉氏立法,所以迥出諸家也?!庇煞秸撝锌梢钥闯?,書中方劑的組成都是以古代典籍中的理、法為指導,中規(guī)中矩。

《溫病條辨》成書于公元1798年,又經過反復修改,于公元1813年出版。該書分為卷首、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從卷一至卷六共六卷,加上卷首,實際上是七卷。卷首為“原病篇”,內容是“引經十九條”,引了《黃帝內經》有關溫病的論述十九條,加以分析往釋,表明這部書的理論源于《黃帝內經》。卷一是“上焦篇”、卷二是“中焦篇”、卷三是“下焦篇”,三焦篇是這部書的核心內容。上焦溫病是指肺、心(包括心包)的病變;中焦溫病是指脾、胃、大腸的病變;下焦溫病是指肝、腎的病變。凡是上焦溫病的證治都列在“上焦篇”;中焦溫病的證治都列在“中焦篇”;下焦溫病的證治都列在“下焦篇”。三焦篇共有二百三十八法、一百九十八方9卷四是“雜說”,收入了吳鞠通的雜說、救逆、病后調治等短篇論文十七篇。卷五是“解產難”,收入了吳鞠通論述產后調洽與產后驚風等短文十七篇。卷六是“解兒難”,收入了吳鞠通論述小兒急、慢驚風、痘證等短文二十四篇。卷四、卷五、卷六論文共五十八篇。因為“雜說”、“解產難”、“解兒難”,不全是講溫病的內容,所以說《溫病條辨》的主要內容在三焦篇。在三焦篇里,吳鞠通以三焦辨證為綱領,明確地指出了溫病的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他說:“溫病由口、鼻而入,鼻氣通于肺,口氣通于胃。肺病逆?zhèn)?,則為心包。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中焦病不治,即傳下焦,肝與腎也,始上焦,終下焦?!卑凑諈蔷贤ǖ睦碚?,溫病的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是從上焦手太陰肺開始,最后終于下焦肝、腎,由淺入深,由上傳下,由輕到重,概括得很簡練、很明確。關于三焦溫病的治療,吳鞠通在《溫病條辨·卷四雜說·治病法論》中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權,非重不沉”的治則,給后世提供了理論依據(jù)。在這個治則的指導下,他又確立了很多治法,比如清營、清絡、育陰等。在治法的指導下,又制定了許多方劑,比如銀翹散、桑菊飲、清營湯、清絡飲、三仁湯、復脈輩等?!稖夭l辨》中的復脈輩不是《傷寒論》中的復脈湯,是把《傷寒論》的復脈湯加以化裁,組成了加減復脈湯、救逆湯、一甲復脈湯、二甲復脈湯、三甲復脈湯、大定風珠等方劑。這些方劑,對后世的臨床治療有非常大的指導作用。

《溫病條辨》這部書的特點是仿《傷寒論》的寫法,也是以條文分證,以條文的形式論述各種溫病的證治,所以書名稱為《溫病條辨》。以條文分證有很大的優(yōu)點,文字簡練,便于記憶。但是又恐怕因過于簡練而表達不清楚,使后入不容易理解,就難免按自己的想法去猜測,甚至妄加臆斷,如果再有人給他加注解,就可能出現(xiàn)錯誤,如《傷寒論》那種體裁,文字非常簡練,后世就出現(xiàn)了諸多注家,你也注,他也注,是不是張仲景的原意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吳鞠通在條文后邊自己加“分注”,把條文解釋得清清楚楚,使這部書既便于記事:避免了后入妄加臆斷,妄加評注。書中把方劑和藥物附在條文后面,藥品劑量,而且寫明煎法、服法。為了使后入對方劑中的藥物組成加深理解,在方后自加方論。把方劑解釋得清清楚楚??梢哉f,這部書理、法、方、藥系統(tǒng)完整,是一步溫病學的集大成之作。

吳鞠通在《溫病條辨·凡例)中還指出:“是書雖為溫病而設,實可羽翼傷寒。若真能識得傷寒,斷不致疑麻、桂之不可用;若真能識得溫病,斷不致以辛溫治傷寒之法治溫病?!庇蛇@段話可以看出,吳鞠通與葉天士一樣,是在深入研究了溫病與傷寒的區(qū)別之后才使溫病學說從傷寒學說中脫離出來并得以發(fā)展的,他們既發(fā)展了溫病學說,又不否定傷寒學說,確實稱得上是學貫寒、溫的卓然大家。

12.《溫熱經緯》溫病學文獻集注

《溫熱經緯》的作者王士雄,字盂英,晚號夢隱,浙江錢塘人,生卒年代大約是公元1808-1868年,從他的曾祖父到他四代都業(yè)醫(yī)。他14歲的時候父親就病故了,他就投名師學醫(yī),學習非常勤奮。他一生中經歷了多次溫病的流行,所以他的著作除了《溫熱經緯》之外,還有《隨息居霍亂論》、《歸硯錄》、《王孟英醫(yī)案》等?!稖責峤浘暋吠瓿捎诠?852年。關于編輯這部書的目的,王盂英在《溫熱經緯·自序》中說:“《難經》云傷寒有五:有中風、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此五氣感入,古入皆謂之傷寒。赦仲圣著論亦以傷寒統(tǒng)之,而條分中風、傷寒、溫病、濕、喝五者之證治,法雖未盡,名已備焉。后賢不見,遂至議論愈多,至理愈晦。或以傷寒為溫熱,或以溫熱為傷寒,或并疫于風溫,或并風溫于疫,或不知有伏氣為病,或不知有外感之溫,甚至并暑、喝二字而不識,良可慨已。我曾王父《隨筆》中,首為剖論?!边@里是說他的曾祖父王學權在其所寫的,《重慶堂隨筆》中對這些病名進行了分析。王孟英接著說“茲雄不揣冒昧,以軒岐仲景之文為經,葉薛諸家之辯為緯,纂為《溫熱經緯五卷”?!败庒倬爸臑榻洝敝械摹败帯?,是指軒轅黃帝,“岐”,是指岐伯。因為《黃帝內經》是以黃帝與岐伯問答的形式寫成的,所以“軒岐”就是指《黃帝內經》。“仲景”,指的是張仲景的著作《傷寒論》與《金匱要略方論》?!败帯贬倬爸臑榻洝保褪侵敢赃@三部經典著作為經線?!叭~薛諸家之辯為緯”中的“葉薛”,指的是《葉香巖外感溫熱篇》與《薛生白濕熱病篇》。另外的“諸家”,是指陳平伯、余師愚。以這些溫病學家的文章為緯線,編輯成《溫熱經·緯》這部書,共分為五卷。他又說:“其中注釋,揮昔賢之善者而從之,間附管窺,必加雄按二字以別之?!边@就是說,在他這部書里,除了選原文之外,還選了章虛谷等前輩學者的注釋,凡是注得好的,他都加在后邊,最后他自己再加一個按語,稱為“雄按”。這本書的特色就在于他選了諸家優(yōu)秀的注釋,特別是他自己所加的按語,非常精辟。所以不能僅把《溫熱經緯》看作一部文獻綜述,而應當說它是一部非常優(yōu)秀的溫病學文獻集注。這部書共分為五卷,卷一題名為《內經伏氣溫熱篇》,選錄了《黃帝內經》中有關溫病的內容,分為38條。卷二選的是張仲景《傷寒論》與《金匱要略方論》中關于溫病的論述,分為五篇,分別題名為《仲景伏氣溫病篇》、《仲景伏氣熱病篇》、《仲景外感熱?。?、《仲景濕溫病篇》、《仲景疫病篇》。卷一、卷二這兩卷合起來就是“以軒岐仲景之文為經”卷三選的是葉天士的文章,題名為《葉香巖外感溫熱篇》。此外,他還從《臨證指南醫(yī)案》中選了葉天士的另一篇文章。《臨證指南醫(yī)案》.原書共十卷,第十卷有一篇《幼科要略》,內容是講小兒外感病,王孟英認為這篇文章對成年入溫病的辨治也有指導意義,所以把它也選入書中,題名為《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卷四選的是《陳平伯外感溫病篇》、《薛生白濕熱病篇》、《余師愚疫病篇》三篇文章。《陳平伯外感溫病篇》共12條,專題論述風溫病的辨證論治?!队鄮熡抟卟∑愤x自《疫疹一得》一書,作者余霖,字師愚,江蘇常州入,后來移居安徽桐城,大概生于公元1724年,卒年不詳。王孟英對這部書的內容加以“節(jié)取刪潤,將前半部分裁并為短文十一篇;將原書《卷上》的“疫疹之癥”五十二癥與《卷下》的“瘥后二十癥”共七十二癥合并為71條,這71條題名為“疫證條辨”。十一篇短文與“疫證條辨”合稱《余師愚疫病》。卷三、卷四這兩卷合起來就是“以葉薛諸家之辯為緯”卷五是《方論》.選了前入及他自己治療溫病的方劑113首,并加了按語。

《溫熱經緯)這部書的貢獻,不僅在于它選錄了古代有關溫病學的諸多重要文獻及前入的注釋,更重要的是王孟英本人的按語,他的按語對前入的評價大都很公允,少有偏見,而且議論宏闊,有很多前入所沒有闡發(fā)出來的深文奧義都從按語中體現(xiàn)出來了。比如說,在《葉香巖外感溫熱篇》第9條的按語中,他力辟前入之繆,給“暑”正名。他說:“經云:熱氣大來,火之盛也。陽之動,始于溫,盛于暑。蓋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其性為暑,是暑即熱也,并非二氣?;蛟剖顬榧鏉裾?,亦誤也。暑與濕原是二氣,雖易兼感,實非暑中必定有濕也,譬如暑與風,亦多兼感,豈可謂暑中必有風耶?若謂熱與濕合始名為暑,然則寒與風合又將何稱?更有妄立陰暑、陽暑之名者,亦屬可笑。如果暑必兼濕,則不可以冠以陽字,若知暑為熱氣,則不可冠以’陰’字,其實彼所謂陰者,即夏月之傷于寒濕者耳。設云暑有陰、陽,則寒亦有陰、陽矣。不知寒者,水之氣也。熱者,火之氣也。水火定位,寒熱有一定之陰陽。寒邪傳變,雖能化熱而感于人也,從無陽寒之說。”他在這段按語中把“暑”字剖析得非常清晰。暑就是熱,不存在陰暑、陽暑的問題,暑雖然可以和濕結合,但是“暑必夾濕”這種說法太過分了,特別是“陰暑”、“陽暑”之說更無道理。王孟英的這段論述確實非常精辟。再比如說,《薛生白濕熱病篇》第38條說:“濕熱證,濕熱傷氣,四肢困倦,精神減少,身熱氣高,心煩溺黃,口渴自汗,脈虛者,東垣清暑益氣湯主之?!蓖跤塾⒃诎凑Z中說。此脈此證,自宜清暑益氣以為治,但東垣之方,雖有清暑之名,而無清暑之實,敬臨證時須斟酌去取也,余每治此等證,輒用西洋參、石斛、麥冬、黃連、竹葉、荷稈、知母、甘草、粳米、西瓜翠衣等,以清暑熱而益元氣,無不應手取效也?!薄堆ι诐駸岵∑返?8條所列的證候,是暑熱邪氣盛而耗氣傷律,導致氣陰兩傷之證,李東垣清暑益氣湯的方劑常用:人參、黃芪、白術、陳皮、神曲、澤瀉、蒼術、升麻、麥冬、炙甘草、葛根、當歸、黃柏、青皮、五味子,所用的大多是燥藥,它適用于暑濕損傷脾胃,陽氣被濕邪遏伏之證。但條文中所述的證候不是暑濕郁遏陽氣,而是暑熱耗氣傷津,如果用李東垣的清暑益氣湯,反而更加耗氣傷津,使病情加重。所以王孟英說李東垣這個方劑“雖有清暑之名,而無清暑之實”,而王孟英所用的這些藥,卻恰中病情,所以后世就稱之為“王氏清暑益氣湯”。從以上兩個例證可以看出,王盂英的按語所講的都是他個入的臨床見解,講得非常深刻、精辟,所以后入對他這部書非常推崇?!稖責峤浘暋放c《溫病條辨》這兩部書,都被視為學習與研究溫病學以及臨床實踐的必讀之書?!稖夭l辨》的優(yōu)點在于它是自成體系,理法方藥非常完整的溫病學著作?!稖責峤浘暋返膬?yōu)點在于它匯集了《黃帝內經》直至清代諸多醫(yī)學家的優(yōu)秀論文,并選了前人的注釋,加上王孟英自己的按語,對讀者非常有指導意義。

13.《時病論》論時令病

《時病論》的作者雷豐,字少逸,浙江衙州人,生卒年代大約是公元1833-1888年。這部書于公元1883年刊行于世,它不是溫病學的專著,書中的內容是講一年四季的時令病,其中有一部分屬于溫病,其特色是治療溫病的方劑輕靈嚴謹,所以多被近世采用。

14《溫熱逢源》論伏氣溫病

《溫熱逢源》的作者柳寶詒,字谷孫,號冠群,浙江江陰人,生卒年代大約是1842-1901年。這部書是講伏氣溫病的專著,書中把前人關于伏氣溫病的論述加以考據(jù)、訂正、辨證,同時加入作者自己的學術觀點,闡述了伏邪潛伏的部位、發(fā)病的情況及治療方法。柳氏在書中特別強調治療伏氣溫病要步步顧護陰液,他這種學術思想在其處方用藥上都有明顯的體現(xiàn)。這部書收入《三醫(yī)書·第一集·第一種》中,于公元1924年出版。

從前面所講的內容可以看出,溫病學說的形成過程是非常漫長而且艱難曲折的。從戰(zhàn)國時期《黃帝內經》中提出溫病的名稱開始,直到清代中期溫病學說的形成,經歷了大約兩干年的漫長歷程,這也是中醫(yī)又一次重大突破進程。戰(zhàn)國時期出現(xiàn)的中醫(yī)學第一部著作《黃帝內經》奠定了中醫(yī)學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時期以后,中醫(yī)學有幾次重大的突破,第一次是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的問世,它大概成書于公元150-219年間,這個過程距離《黃帝內經》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a target="_blank">傷寒雜病論》是中醫(yī)學第一部臨床著作,它確立了中醫(yī)學的辨證論治體系,對中醫(yī)學的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所以它是《黃帝內經》之后的又一部經典著作。在《傷寒雜病論》之后,再一次重大突破,就是金、元時期的“金元四大家”這四大家中,劉完素是“寒涼派”的代表;李東垣是補土派的代表;張子和是攻邪派的代表;朱丹溪是“養(yǎng)陰派”的代表。從《傷寒雜病論》的問世到“金元四大家”的出現(xiàn)經歷了將近一干年的時間。再之后就是溫病學說的形成,這是又一次重大的突破,這個突破是明、清時代完成的,實際上最后完成于清朝的中期,與“金元四大家”叉相隔了幾百年的時間。本人認為在中國醫(yī)學史上夠得上重大突破的也就這三個階段,為什么相隔這么長時間才有一次重大的突破?古人講“大亂之后必有大疫”?!按鬄闹蟊赜写笠摺?、“重癥大疫出良醫(yī)”每經過一次戰(zhàn)亂或嚴峻的自然災害--般都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在這種背景下,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居住條件、飲食條件都必然遭到破壞,所以抵抗力普遍下降,再加上大量的死入,尸體腐爛導致疫病的蔓延,所以戰(zhàn)亂與災害之后必然有大疫的發(fā)生。張仲景生活在東漢末年,這個時期連年戰(zhàn)亂,持續(xù)了幾十年,死入非常多。和張仲景同時代的曹植有一篇文章《說疫氣》,他說:“建安二十二年,疫癘大作,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可見在這個時期疫病發(fā)生得非常嚴重、頻繁,張仲景的家族中也有大量的入員死亡。因為當時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就逼迫著醫(yī)界必須想出新的方法進行治療,所以張仲景在大量的臨床實踐中“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發(fā)憤著成了《傷寒雜病論》這部不朽之作。到金、元時期,中國又是一個連年戰(zhàn)亂的時代。在這段歷史過程中,幾十年、上百年的戰(zhàn)亂,導致入民生活困苦、疾病發(fā)生,在這種情況下,使用古方治療收效甚微,就有人提出了“古方新病不相能”的看法。于是就逼迫一些有革新思想的醫(yī)學家在實踐中去探素,去尋找新的出路,所以就有了又一次重大突破,造就了“金元四大家”,豐富了中醫(yī)學的理論和實踐,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到明、清這兩個朝代,疫病連年發(fā)生,據(jù)歷史資料統(tǒng)計明、清兩代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疫病流行。當時大多是用傷寒法治溫病,這種治法正如楊栗山在《傷寒溫疫條辨》中所說的無異于“抱薪投火”,結果是“輕者必重,重者必死”正因為用傷寒法不能治療溫病,就逼迫著具有開拓創(chuàng)新精神的醫(yī)學家們在臨床.實踐中去尋找新的出路。從吳又可的《溫疫論》問世,經過幾代入的不懈努力,葉天士終于完成了重大突破,使溫病學說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日益發(fā)展,著述日豐,出現(xiàn)了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王孟英這四位溫病學大家,后世簡稱為“葉、薛、吳、王”四大家。從中醫(yī)學的發(fā)展歷程可以看出,中醫(y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與發(fā)展,都是來自于大量的臨床實踐,所以它對實踐才有指導意義。要想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中醫(yī)師,一方面要熟讀經典著作,只有如此,才能打下良好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必須早臨床,多臨床,只有勤于實踐,才能積累豐富的實踐經驗,從而提高臨床療效。中醫(yī)學的經典著作,歷來被大家所公認的是《黃帝內經》、《難經》或《神農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論》。至于溫病學,由于它形成的時代比較晚,所以并不是傳統(tǒng)說法上的經典著作,但是當前大家對它都非常重視,約定俗成地把它劃入了經典的范圍。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它填補了中醫(yī)學理論體系中在溫病學方面的空白,使中醫(yī)學的理論體系更加豐富、完善。而且它涉及到臨床各科,適用范圍非常廣,對臨床實踐有重要指導意義,所以它雖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經典,大家也公認它的重要作用,自然而然地就把它劃入到經典范圍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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