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最為出眾的一點是他在幾乎沒有前人的基礎(chǔ)上，完全憑借自己的敏銳思考開創(chuàng)了一門全新的學科——邏輯學。勒南說，“任何頭腦沒有直接或間接地接受過希臘式教育便是缺乏素養(yǎng)”；事實上，在亞里士多德提供有效方法測試和修正思維之前，希臘學界自身也是一片混亂和欠缺教養(yǎng)。甚至柏拉圖（如果一個愛他的人也敢這樣認為的話）也是個不受拘束、不受常規(guī)之人：他過度地陷于神話的謎團之中，讓美過多地遮蓋了事實的真相。亞里士多德也正如我們所見，多次違反自己定下的規(guī)矩，然而，他是他自己那個過去時代的產(chǎn)物，而非他所要締造的將來時代的產(chǎn)物。希臘政治和經(jīng)濟的衰退使得希臘式思想和人格在亞里士多德之后逐漸式微，然而當千年的野蠻黑暗時期過去，一個新的種族重拾猜想的愉悅和能力時，正是波伊提烏(470—525) 翻譯的亞里士多德有關(guān)邏輯的《工具論》成為塑造中世紀思想的模具，成為經(jīng)院哲學嚴格意義上的鼻祖。盡管經(jīng)院哲學被束縛其身的各種教條折騰的無所作為，但還是訓練和教會了成熟的歐洲人如何進行理性的思考和謹慎的表達?！豆ぞ哒摗方?gòu)了現(xiàn)代科學的術(shù)語體系，并為思想的成熟打下了基礎(chǔ)，正是這種日漸成熟的思想日后超越并擯棄了那套生它養(yǎng)它的體系和方法。

簡單地說，邏輯學指的是正確思考的方法和藝術(shù)。它是各門科學、各門學科和各項藝術(shù)的內(nèi)涵或方法，就連音樂中也蘊含著邏輯。它是一門科學，因為在很大程上邏輯可以簡化為物理學或幾何學定律，教授給任何人；它又是一門藝術(shù)，通過訓練，它指引思想最終形成下意識的、即刻的精確度，仿佛指揮鋼琴家的手指在鍵盤上毫不費力地彈奏出優(yōu)美的樂章一般。沒有比邏輯學更枯燥乏味的了，可也沒有比它更重要的了。

這門新科學的誕生其實在蘇格拉底發(fā)瘋似的堅持定義、柏拉圖不間斷地推敲概念時已經(jīng)初露端倪。亞里士多德的短篇論述《定義》就說明了他是如何從這些源泉得到啟發(fā)的。伏爾泰曾說過：“如果你想要與我交談，那么請先給你的用語下個定義?！比绻麪幷撜叨寄茏龅较葘ψ约旱挠谜Z下定義，那么會有多少場冗長的辯論能被壓縮成短小的篇章啊！這就是邏輯學的本質(zhì)、它的靈魂：嚴肅討論中的每一個詞匯，都應(yīng)當經(jīng)過最嚴謹?shù)恼遄煤投x. 要做到這一點很困難，也是對思維的極大挑戰(zhàn)；但是一旦成功，無論做什么事都將事半功倍。

那么我們應(yīng)該如何定義一件事物或一個詞語呢？亞里士多德的回答是，每個合格的定義都包含兩個部分，即兩條腿走路：首先它將被定義之物劃歸至某一群類，這個群類具備的一般特征也正為該物所具有——譬如，人首先是一種動物, 其次它指出該物不同于該群類中其他物體的特點——譬如，在亞里士多德的體系里，人是一種有理性的動物，他的“特別之處”就在于，與其他動物不同，他是理性的（這是一個美妙傳說的起源）。亞里士多德將一件事物投入其同類的海洋，然后又將其一把拉出，浸透著屬類的意義、閃耀著明顯的種群特征；同時，由于和與它如此相似卻又如此不同的物體擺放在一起，它所獨具的特征和差異性得到了格外的彰顯。

踏過這邏輯的最后防線，我們來到了一片廣闊的戰(zhàn)場，在這里，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展開了一場關(guān)于 “共相” 的激烈爭論：這是一場延續(xù)至今的哲學論戰(zhàn)的第一回合，它使得整個中世紀的歐洲響徹了“唯實論者”與“唯名論者”的論辯之聲。對亞里士多德而言，共相是任何一個共有名詞、任何一個能夠普遍運用于所有同類成員的稱呼：所以，動物、人、書、樹都是共相。但是這些共相都是主觀的概念，而非看得見、摸得著的客觀實在，它們是名，不是實；外在于我們自身存在的一切是由個別的。具體的對象組成的世界，并不表示屬類特征和普遍共性；人們存在，樹和動物同樣存在，而整體意義上的人，或者說共相的人，除卻在思想中，并不實際存在；它是一種信手拈來的心理抽象，不是外界的存在或?qū)嵲凇?/span>

現(xiàn)在亞里士多德明白了，柏拉圖曾經(jīng)認為共相是具備客觀存在的，而且柏拉圖確實說過，比起個體，共相具有更長久、更重要和更實質(zhì)的意義——個體只是蒼茫大海中的渺小一粟，“人們”來了又去，生生死死，而作為整體意義上的 ”人” 卻永遠存在。亞里士多德秉承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如威廉·詹姆斯所說，這是一種嚴酷而不夠溫柔的思想，他看透了隱藏在柏拉圖學派“實在論”論調(diào)之下無休無止的神秘主義和經(jīng)院式胡攪蠻纏的根源，并全力以赴予以抨擊，開啟了這場論戰(zhàn)。正如布魯圖并非不愛凱撒，他只是更愛羅馬；亞里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一個持反對意見的評論者可以說亞里士多德（跟尼采一樣）如此猛烈地抨擊柏拉圖是因為他深知自己從后者那里繼承了太多的東西，沒有人能夠平心靜氣地面對自己的債主。然而亞里士多德在這方面的態(tài)度卻很端正，他幾乎是個現(xiàn)代意義上實在論者，他只在乎客觀實際，而柏拉圖早已陷入了主觀的未來。在蘇格拉底—柏拉圖式對定義的追求中，一種遠離事物和現(xiàn)實、趨向理論和觀點，遠離個體、趨向共相，遠離科學、趨向經(jīng)院哲學的趨勢業(yè)已形成，柏拉圖后來更是對共相和觀點如此著迷，甚至開始著手挑選其中所包含的個體或事實, 亞里士多德則主張回歸事物、回歸自然和現(xiàn)實 “未加粉飾的臉”，他對探索有血有肉的具體的個體有著最為濃厚的興趣。而出于對共相和普遍共性的熱愛，柏拉圖不惜在《理想國》中將個體徹底毀滅，以構(gòu)建自己心中的完美國家。

但是，如同歷史上的慣常笑談，年輕的戰(zhàn)士總是不可避免地繼承了他所攻擊的舊主的許多品質(zhì)和能力。我們身上總是保留著許多為我們自己所譴責的東西：就像只有相似之處才能拿來做比較，相似之人才會爭吵，最劇烈的爭戰(zhàn)也往往爆發(fā)于意圖或信仰上最細微的差異。十字軍騎士發(fā)現(xiàn)薩拉丁是個紳士，因此與他展開溫和中肯的爭論；而當歐洲基督徒內(nèi)部發(fā)生分化和對立時，即使是對最彬彬有禮的敵人，他們也不再爭吵。亞里士多德如此冷酷地對待柏拉圖，正是因為他繼承了后者太多太多；他也熱愛抽象和共相，時不時為了追求那些外表華麗的理論而背叛自己對簡單實在原則的堅守；他無時無刻不在克制自己渴望探索無邊宇宙的哲學激情。

這在他留給哲學最具特色和創(chuàng)意的作品——三段論學說——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三段論指的是一種由三個命題組成的推理系統(tǒng)，其中第三個命題（結(jié)論）的成立源于前兩個命題（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成立。舉個例子，人是理性的動物，而蘇格拉底是人，那么，蘇格拉底是理性的動物。具有數(shù)學頭腦的讀者可能會馬上發(fā)現(xiàn)，這與“跟同一事物相等的兩個事物彼此相等”同屬一類，即如果A=B且C=A，那么C=B。如上述公式所示，結(jié)論是將兩個前提中的相同部分A去掉而得到的；我們的三段論結(jié)論則是把前兩個命題中的相同部分 “人” 去掉，然后將剩余的兩部分加在一起而獲得的。正如從皮羅時代到斯圖爾特·穆勒時代的邏輯學家所指出的，這一學說的疑點恰恰是被假設(shè)為理所當然事實的大前提正是最需要證明的：因為如果蘇格拉底并不理性（沒有人懷疑他是人），那么“人是理性的動物”這一前提就不再是普遍真理了。亞里士多德會說，當一個個體具有一個群體所屬的大多數(shù)品質(zhì)時（“蘇格拉底是人”），認定這個個體也具有這個群體所特有的其他品質(zhì) (“理性”) 的假定就很可能為真。然而，比起成為一種發(fā)掘真理的工具，三段論明顯只是一種用于清晰闡明思想和觀點的手段。

這一切與《工具論》中許多其他內(nèi)容一樣具有它自身的價值：“亞里士多德發(fā)現(xiàn)并制定了保證一致性的理論體系以及進行辯證式論辯的各項技巧，他的勤勉和銳利是無論怎樣強調(diào)都不會顯得過分的；他在這一方向上的努力對后世學術(shù)進步所做出的貢獻更是無人能及的。” 在他之前從沒有一個人能將邏輯如此擺在桌面上大談特談：一本教人如何進行理性思維的指南與一本禮儀手冊一樣發(fā)人深省： 然而，我們能很好地運用它，它卻不能將我們引入貴族世界。即使是最有勇氣的哲學家也不敢在大樹枝下大聲朗讀邏輯學。人們對待邏輯的態(tài)度就仿佛維吉爾囑咐但丁如何對待那些因持曖昧中立態(tài)度而遭譴責的人一樣：“別再想他們了，看一眼就繼續(xù)前行吧?！?/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