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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 孟子在齊國，只管推銷他的仁政學說，不買齊威王的賬。 齊威王曾饋贈他黃金(1165.60, -4.20, -0.36%)百鎰，他不受，弟子不理解，跑去問他，他說：齊國不用我，卻饋贈于我，這是賄賂，君子能被賄賂嗎？此言雖然過激，卻高揚了思想者的權利。孟子懂得，與王權打交道，要“行己有恥”，“知恥近乎勇”。 思想者都是勇者，思想的巨人，哪能是行動的矮子？既然想到了仁政，就應該去實行。孟子要行仁政，可是去是留，他一時也難以決斷，還記得那位曾經“三遷”的孟母吧？ 見兒子面有憂色，她問兒何憂？孟子稟告老母：君子志在行道，不貪榮祿，我與齊王道不同想走啊，可母親年邁，所以憂。母親說：兒呀，按你的想法去做吧，我們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兒已成人，而我已老，你行你的義，我行我的禮，勿為我憂慮。 孟母“從子”，這一“從”，造就了一個偉大的人格——大丈夫精神。 仁政是做長線 孟子聽說宋國將行仁政，便帶了母親匆匆奔去。他在宋國呆了兩年，稱宋王偃為仁義之君（而《史記》卻說宋王偃是暴君，這便是“成王敗寇”吧）。孟子在宋行王道，期以“成王”，故稱宋君偃為“宋王”。行了王道，稱王就名正言順了，宋君偃果然稱王，結果卻成“敗寇”。 齊滅“桀宋”，那是在孟子去世以后，滅了“桀宋”的齊也成了“桀齊”，差點被六國所滅，這些都是后話，與孟子那時的期望無關。孟子期望，以仁政行王道，不殺人而統(tǒng)一。 王道是期權，要做長線，利潤在未來兌現(xiàn)；霸道是短線，如日常經營，要流水不斷。而孟子行王道，用歷史經驗，為王權做預算。他常說，先王都是從小國做起的，只要行王道，就不僅能做大，還能得天下。王道不是給人民開空頭支票，而是應該投資到位的仁政主張，期權要從現(xiàn)在開始，從我做起，例如，行什一稅、去關市之征等都是仁政措施，行之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有人說，既然是做長線，那就慢慢來，一點一點改。但事可以那么做，道理卻不一定那么說。宋君偃跟他商量，說什一稅和去關市之征眼下都不能全面實行，可不可以先一點點減輕，以待來年條件成熟了再全面實行？孟子說，錯了就要立即改正，為什么要等待來年？這就好比有人每天都要搶鄰人的雞，有人告訴他說，這不是君子之道，他跟人商量，我從現(xiàn)在起減少，每月?lián)屢恢浑u，給我一些時間，讓我一點點改正過來，這樣行嗎？如果已經知道了自己做得不對，那就應該馬上改正，為什么還要等待來年呢？孟子的主張里，總有那么一種說理的偏激，而不太考慮事該怎么做。 說起來宋君偃的要求并不過分，作為國策當然要商量，沒想到孟子拿了道德的棒子，當頭一棒就打來，被他打懵了，再細想，征稅和搶劫怎會一樣？不管怎么說，征稅總是合法的，即使是橫征暴斂好似搶劫，但兩者的性質畢竟不一樣，孟子將兩者混為一談，使仁政以最激進的方式退場。 于是，孟子離開宋國，回到老家鄒國。不久，滕文公派人來問喪禮，孟子教以三年之喪，滕國文武百官皆不欲。于是又來問，孟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吹兩邊倒。滕文公聽了孟子這么一說，就說：我拿定主意了。請孟子到滕國。 有恒產才有恒心 到了滕國，滕文公問孟子如何治國，孟子說：民事不可緩。 人民最需要什么？恒產！有恒產才有恒心，無恒產則無恒心。人民無恒心，什么都敢做，拿犯罪不當事，再用刑罰來對付，這就是欺騙人民，哪有仁人當政，卻欺騙人民呢！所以啊，仁義的君主，取于民，要有節(jié)制，要讓人民有積累。 三代之王，雖然做法不同，但實質上都一樣，都是行什一稅，將國民收入分成十份，讓人民留下九份，國家只征收一份，這樣人民才會有恒產。恒產，類似于我們今天的“物權”，但它不包括土地所有權在內，因為那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國家要允許人民有自己獨立的財產所有權。 那恒心是什么呢？是價值觀念——“仁義禮智”，乃“四端”之心也。在這里，“為富不仁”，是針對君主而言的，君主為富，人民就會窮。 因此，他強調君主要為仁，不要為富，要讓人民富起來。為仁，就是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規(guī)劃土地，實行井田制，一“井”為九百畝，中間一百畝為公田，由八家助耕，《詩·小雅·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痹谥?，萌芽了公民意識。先富之，而后教之，故有井田，還要有學校，不僅要在助耕的生產方式中自發(fā)地形成公民意識，還要在學校中學習做公民。這樣的公民，只是《周禮》中具有國家觀念的人，還不是民主制下?lián)碛袀€人權利的個體。 滕文公聽了孟子的話，還真的決定馬上就行仁政，由此感召了很多人。許行從楚國來，對滕文公說：聽說您行仁政，請讓我這個遠方來的人，在您的治下為民。陳相也扛著農具從宋國來，對滕文公說：我聽說您行圣人之政，那您亦一定是圣人了，我愿意在圣人的治下為民。 受了許行的影響，陳相的看法發(fā)生了變化，他來見孟子，對孟子說：滕文公雖然算得上是一位賢君，但他還是不懂得與民并耕而食的道理。于是，孟子問道：你那位許先生一定是自己種糧食吃，對嗎？陳相回答，是的；那他穿的衣服呢，也是自己織的嗎？他不穿衣，披褐；他頭上戴帽子嗎？戴；那帽子是他織的嗎？不是，是用糧食換的；他種田用鋤頭嗎？用；鋤頭是他自己做的嗎？不是，是用糧食換來的；他吃飯用餐具嗎？用；餐具是他自己做的嗎？不是，也是用糧食換來的；你看，滿足他一人的需求，都需要百工之事，為什么治理國家反而就只有種田一種需求呢？孟子這樣提問題的方式，到真有點像蘇格拉底。 但孟子沒有將提問進行到底，他作了總結：人的需求，都要通過社會分工去解決，而多樣化的社會分工中，最根本的分工，是勞心與勞力的分工。勞心是大人之事，勞力是小人之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言外之意，他在問許行等人，你們究竟是勞心者還是勞力者？是勞心者，就不要以耕田驕人，就應該去承擔治理國家的使命；是勞力者，就應該致力于公田，做一個好公民。道德可以人人平等，但這并不妨礙社會分工。治理國家，首先就要滿足社會的多樣化需求，不能依賴單一性。 對此，陳相反駁道：“市賈不貳”，則“國中無偽”；“布帛長短同”、“麻縷絲絮輕重同”、“五谷多寡同”、“屨大小同”，價錢都一樣。孟子說：萬物本來就不同，人對不同之物會差別對待，不同的產品價錢也不一樣。你要一刀切，搞統(tǒng)一價格，這哪是治天下，分明是亂天下呀！大鞋和小鞋都一樣價，誰還來做大鞋呢？人民的真實需求如果得不到滿足，那就會變得越來越虛偽。 孟子批判了農家許行的農本社會主義，雖然回到井田制，但他并不反對市場經濟，對于那種利用國家權力來統(tǒng)一人民需求和市場價格的想法，堅決駁斥，堅信以公田為中心的公有制和以市場為前提的社會分工，可以并行之。這樣的仁政思想，很有一點農業(y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味道。 孟子劃清了仁政與農家社會主義的理論界限，可井田制本來就有空想成分，它是王權主義下理想化的經濟模型，對市場經濟的容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孟子對此從未有過什么反省。 仁義統(tǒng)一天下 諸侯兼并，要求所有理論都要首先回答能否富國強兵。 可不，滕文公就來問：齊人在修筑薛城，我害怕齊國來侵略。孟子不好回答，就講了一段歷史：先王公劉居邠，狄人來侵，送了皮幣、犬馬、珠玉給他們，還是要來。公劉說：看來狄人是想要我的土地，那我就走吧。說走就走，離開邠地，遷到岐山下。邠人說：那是仁人啊，跟他走吧。公劉失去了一切，只留下狄人不要的仁義，還有人民。 孟子告訴滕文公，一切都可以失去，唯有仁義要留著，哪怕你亡國了，只要仁義還在，后世子孫還會興旺起來。但問題是，公劉還有地可以遷徙，滕文公能往哪兒去？大道理說完了，問題還擺在那里，滕文公又問：滕，小國也，處在齊國和楚國兩個大國之間，是投靠齊國好呢，還是親近楚國好呢？孟子答：這樣謀劃，非我所能及。但有一點，我可以做到，挖深護城河，修高城墻，與人民一起保衛(wèi)我們的國家，我會誓死而不離去。 孟子沒能回答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好國際關系，尤其是小國應該如何看大國的眼色行事。他連“齊桓、晉文之事”都認為不值一提，更何況還要在齊、楚之間搖頭擺尾。他見滕文公一天到晚為這樣的事情煩惱，便覺得很無聊，他是仁政問題研究專家，不是縱橫家，于是就想走。 剛好魏國招賢納士，孟子就帶著他的學生，一行好幾百人，離開滕國到魏國去。魏亦稱梁，孟子稱魏惠王為梁惠王。梁惠王見了孟子就說：先生千里而來，何以利我國？ 孟子一聽，立馬就應答：王啊，何必言利？我有仁義。王帶頭說何以利吾國，大夫就會接著說何以利吾家，士人和庶人則跟著說何以利吾身，上下之人都來說利，國將危矣！他接著說：王啊，你看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你再看那“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千取百，利還少嗎？真是不少呀！可為什么還要竊國呢？那就是言利的必然結果??！利之所在，不能不奪。所以，王啊，我要對你說，講仁義就可以了，何必還要言利！ 惠王在水池旁，看鴻飛鹿奔，見孟子來，就說：賢者也樂吧，我很快樂。孟子對惠王說：你知道文王的快樂嗎？人民快樂，他就快樂，人民先樂，他后樂。他也有臺，他也有沼，可那是快樂的人民自愿為他造的?？鞓返娜嗣癜?，希望他們的王也快樂。所以呀，文王有臺，那是靈臺，文王有沼，那是靈沼，文王也快樂，如同鳶飛魚躍，那是與民同樂。而桀紂之樂，是獨樂，他們一快樂，人民就遭殃。所以《湯誓》說，造孽的太陽啊，為什么還呆在天上？快掉下來吧，我寧愿同你一道滅亡。 惠王說：我對于我的國家和人民，真是盡心了！河內陸區(qū)遭災了，我就移民到河東去，送糧食到河內去。河東地區(qū)遭了災，我也是同樣辦理。我考察了一下我周圍的國家，那些國家的國君，對于人民都不如我盡心，可他們的人民沒有減少，我國的人民也沒有增加，這是為什么？ 孟子說：王啊，那我就用打仗來比喻吧。戰(zhàn)鼓一擂響，戰(zhàn)士就要沖上去，可有人卻逃跑了。有人逃了一百步，有人逃了五十步，逃了五十步的，回過頭來嘲笑逃一百步的，這樣可以嗎？惠王說：當然不可以。不管逃了五十步還是一百步，那都是逃跑！于是，孟子道：王啊，你懂得了這個道理，怎么還會希望你的人民會多于鄰國呢？你們對人民的關心，就如同這五十步和一百步。天地造物，應有盡有，人取之不盡，但要有時。種田不違農時，才會有吃不完的糧食；讓魚生息，就會有魚吃；伐木不忘種植，木材就夠用；為人民養(yǎng)生送死，此為王道之始。 孟子談政治，談的是民生，不論國計，而一國之君最關心的還是國計。惠王說：晉國，本來最強，這您也知道，可我一繼位，就東敗于齊，連長子都戰(zhàn)死了，西喪地七百里于秦，南辱于楚，我怎么辦？孟子說：那你就行仁政吧！行仁政，人民就會支持你，人民支持你，用木棍都能打敗秦、楚兩國之兵，你要信啊，仁者無敵！不行仁政，你的人民都會成為敵人，沒有人會為你打仗。 孟子在魏國呆了一年多，該說的話都說了，惠王去世，襄王即位，剛好齊宣王派人來請他前去，行前，與襄王見了一面。兩人一見，襄王就問，天下怎樣才能安定？孟子說，統(tǒng)一就會安定。誰能統(tǒng)一呢？孟子說，不喜歡殺人的人能統(tǒng)一。誰讓他來統(tǒng)一呢？孟子說，那是所有人的愿望??！恰似七八月的旱苗，遇到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而勃然興焉。其如是，孰能御之！當今，如有不好殺人者，則民歸之，如水就下，沛然無御。說完這番話，孟子就出來了，對人說，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 一切為了人民 孟子回到了齊國，稷下人氣更旺了，齊宣王授孟子卿職。 王問孟子“齊桓、晉文之事”，孟子說：仲尼之徒，沒有人提齊桓、晉文之事，所以，后世沒有流傳，我也沒有聽說過。王又問：怎樣為王？孟子答：保民而王，勢不可擋。 問：像我這樣的人，可以算是保民的嗎？答：當然可以算。 問：您根據(jù)什么知我能保民呢？答：有人跟我講了一件事。那一天，王啊，你坐在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看見了，問牽牛者，將牛牽往哪里？牽牛者答：我要去把牛殺了，用牛血來祭鐘。王說：留下牠吧！我不忍心看牠戰(zhàn)戰(zhàn)兢兢，無辜而死的樣子。牽牛者說：那么就不祭鐘了嗎？王說：鐘還是要祭的，請換一頭羊吧。我想這事是真的，對吧？王說：是的，一點都不錯。孟子接著說，有這樣一番用心，就可以為王了，別人都以為你是愛惜那頭牛，才要換羊，而我卻知道，你那是不忍心啦，不忍心就是惻隱，而惻隱就是仁的覺醒。 不知是幾番仁政歷練，使孟子變得有了經驗，還是他與宣王之間自有一番相契的因緣，本來牽牛過堂，沒有那么深的含義，經他這樣一提示，居然就變成了行仁政的一個契機。 有一天，他見了宣王，說：王啊，聽說你喜歡音樂，對嗎？宣王很不好意思地說：我喜歡的，不是古代先王之樂，而是流行音樂。孟子說：王啊，你喜歡音樂，仁政就有希望。王說：你能將其中的道理，給我講一講嗎？孟子說：一個人聽音樂快樂，與他人一起聽也快樂，哪一種更快樂呢？王說：與人一起聽更快樂。和少數(shù)人聽快樂，同很多人聽也快樂，哪一種更快樂呢？王說：很多人一起更快樂。孟子說：這就是與民同樂呀！能與民同樂，那就是仁政。 宣王對自己行仁政沒有信心，說自己喜歡錢財。孟子就說，先王公劉也喜愛錢財，但他沒有“為富”，而是“為仁”，同人民一起發(fā)財，讓人民先富起來。宣王還是沒有信心，說自己好美色。孟子又告訴他，先王公劉也好美色，可他知道，這是人之常情，但不能顧了自己，忘了人民，所以呀，他帶著妻子姜氏去為人民做媒，使人民“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都能成家立業(yè)，這就是仁者。 孟子喜歡宣王，決定在齊國久居，就回老家將母親接來奉養(yǎng)。不久，滕文公逝，他去吊唁，回來時，母親也去世了。他將母親遺體送回老家安葬，守孝三年才回到齊國。 回來以后，他發(fā)現(xiàn)宣王變了，就去問宣王，說：王啊，你有一個臣子到楚國去了，把妻子兒女都托付給了朋友，請他照顧，可他回來以后，發(fā)現(xiàn)一切都變了，他的妻子兒女在挨餓受凍，那情形啊，很悲慘，你說，對待這樣的朋友，應該怎樣辦？王說：同他絕交。王啊，如果你的屬下不盡職，該怎樣辦呢？王說：撤職！王啊，如果國家沒有行仁政，那該怎么辦呢？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還發(fā)現(xiàn)，宣王身邊的老臣都消失了，他很感慨，說：王啊，“故國”不是有老樹的意思，而是要有老臣。王問：那我應該怎樣來確認取舍呢？孟子說：不要聽你身邊的人怎樣說，要到人民中去，聽人民說。人民都說好，你就用他，都說不好，就罷免他，這樣才是為民父母??！ 面對王權，孟子不僅強調了人民的正當性，而且還強調了革命的合法性。比如宣王問孟子：湯放桀，武王伐紂，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嗎？孟子說，據(jù)史傳記載，有這么回事。王問：臣弒君，行嗎？他說，以不仁害人為“賊”，以不義害人為“殘”，殘賊之人為“獨夫”，我只聽說武王誅了“獨夫”紂，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叫做“弒君”。孟子旗幟鮮明，捍衛(wèi)湯武革命的合法性。人民性和革命性，為儒家之本，孟子希望他看好的宣王，也能行仁政，成為一個圣人。 可不久，就發(fā)生了一件事情令孟子大失所望。就在孟子服喪期滿返回齊國那一年，燕國發(fā)生了一場政治動亂。宣王聽了孟子的話，就派人一舉攻入。這時，宣王問孟子，是取了燕國好呢，還是不取為好？他想取，以為天予。而孟子卻說，這取決于燕民，燕民悅，則取之，不悅，則勿取?？尚醪宦?，還是“取之”。結果，諸侯震動，燕民反抗，宣王惶恐，對孟子說：各國諸侯正打算聯(lián)合起來對付我，我怎么來應付他們？ 孟子說，湯以七十里地取天下，我還沒聽說過擁有千里之地而害怕的。湯征伐時，東征，西方人就怨；南征，北方人就怨，都說，為什么不早點征伐我們這兒？人民盼望他，如大旱之望云霓?，F(xiàn)在燕國人民都以為你來拯救他們于水火，簞食壺漿來迎接你的軍隊，可你的軍隊卻殺死他們的父兄，俘虜他們的子弟，毀壞他們的宗廟，搶走他們的國寶，這能不招致他們反抗嗎？各國諸侯，本來就怕齊國強大，齊國的土地擴大了一倍，可你還不行仁政，這豈不是招來天下諸侯對你用兵嗎？現(xiàn)在改正還來得及，馬上遣返俘虜，停止搶劫，征求燕國人民的意見，擇立國君，然后撤兵。宣王還是不聽。 后來，燕國人起來反抗，將齊軍趕走。宣王嘆曰“吾甚慚于孟子”，而此時的孟子卻有了歸意。他辭了職，準備動身，宣王來見他，說：以前，我想見您，見不著；后來，我們在一起，我很高興；現(xiàn)在您要離我而去，不知我們還可以相見嗎？孟子說：這正是我的愿望，但我不敢請求。 孟子的言下之意是，只要宣王行仁政，他隨時都可以回來，不行仁政，他決不留在齊國當擺設。宣王又派人轉告他，愿以萬鐘粟、大房屋，請他留下，他答復來者：我非為富貴而來。其實，孟子的離開也是不得已，他認為，國有三寶，土地和人民，齊國都有了，可嘆就少了一樣仁政，他原本是想跟齊王在仁政事業(yè)上大干一番的，可最終還是不得不失望離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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