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德·西蒙（Claude Simon，1913-2005）法國作家，諾貝爾獎得主，1913年10月10日出生于當時的法國殖民地馬達加斯加首府塔那那利佛，4歲時身為騎兵軍官的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陣亡，之后隨母親遷回法國東比利牛斯省的佩皮尼揚鎮(zhèn)，并在那里接受了小學教育，小學畢業(yè)后就讀于巴黎著名的斯塔尼斯拉斯中學，期間曾師從著名的法國立體派畫家安德烈·洛特學習繪畫；中學畢業(yè)后，西蒙赴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攻讀哲學和數(shù)學，1936年曾到西班牙共和軍與佛朗哥部隊激烈爭奪的巴塞羅那協(xié)助起義者，這場殘酷的戰(zhàn)爭在他的心中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西蒙應征入伍，在騎兵團服役，1940年春在著名的牟茲河戰(zhàn)役中受傷被俘，不久逃出德軍集中營，回國參加地下抵抗運動，戰(zhàn)后曾到蘇聯(lián)、歐洲、印度、中東各地旅行，歸來后在鄉(xiāng)間從事葡萄種植業(yè)，同時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西蒙的創(chuàng)作道路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處女作《作假者》（1941）到《草》（1958），這階段的作品雖然還未能擺脫美國小說家?？思{的影響，但已試圖探索一種像巴羅克體藝術的螺旋形結構代替?zhèn)鹘y(tǒng)的直線形敘述，以表現(xiàn)內心活動中不斷變動的感覺、回憶、想象的“混雜體”；第二階段從獲“快報”文學獎的《弗蘭德公路》（1960）到獲“麥迪西”文學獎的《歷史》（1967），這一階段的作品，體現(xiàn)出詩與畫結合的特色，奠定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第三階段從《雙目失明的奧利翁》（1970）到帶有總結性的，足以使作者進入世界文壇第一流作家行列的《農(nóng)事詩》（1981），這階段的創(chuàng)作已不再是“敘述一場冒險經(jīng)歷”，而是一種“敘述的探索冒險”，作者幾乎完全排除傳統(tǒng)小說敘事中追索時間的方法，而是探索小說的空間組合，展示多層次的畫面描述。西蒙雖然是“新小說”派主要代表作家中唯一沒有發(fā)表過系統(tǒng)創(chuàng)作理論的作家，但他卻以自己的作品贏得了“新小說”派主要柱石的稱譽；正如西蒙自己所說：“我沒有能力去編織故事，我寫的都直接來源于真實生活，我只是照搬現(xiàn)實?！边@位沉默寡言、不善社交、甘于寂寞的老作家，以其頑強的探索精神和成功的創(chuàng)作，贏得了瑞典文學院“以詩和畫的創(chuàng)造性，深入表現(xiàn)了人類長期置身其中的處境”的評價，1981年的詩作《農(nóng)事詩》被授予198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2001年西蒙完成他的最后一部小說《The Trolley》，在小說中回憶了他在法國城市佩皮尼昂的童年生活，2005年7月6日在巴黎去世，享年91歲。主要作品有：詩《作假者》、《草》、《豪華的旅館》、《分離》、《歷史》、《導體》、《三折書》、《農(nóng)事詩》；小說《鋼絲繩》、《居利韋爾》、《春天的祭禮》、《風》、《弗蘭德公路》；散文《女人們》等；

1985年10月克勞德·西蒙的諾貝爾文學獎受獎致辭：

女士們，先生們：

對于榮獲瑞典皇家學院頒發(fā)的桂冠者的感受，我的一位“諾貝爾同事”安德烈·勒伍夫醫(yī)生——是他在給我的一封友好信中首先采用這樣的稱呼的——曾在他的授獎答謝詞中作出極為貼切的闡述。他說：“研究是一場賭博，輸贏無關重要，至少在理論上可以這樣說。但學者們具有小孩子的某些特性（我認為作家也一樣），他們和小孩一樣喜歡獲勝，喜歡得到獎勵?！?/SPAN>

勒伍夫還說：“任何學者從內心深處都希望得到人家承認?！保ㄎ艺J為任何作家也如此。）倘若從某種兒童的角度來試行分析一下組成這種滿足心情的多種成分，我認為其中含有某種自豪感，

人們的注意力除了集中在我個人身上以外，還看著那個不管好歹也是我的祖國的國家。大家知道，在這個國家里，盡管有壞的一面，畢竟存在一種精神生活，這種精神生活就像是一種頑強的抗議，雖然它受到誹謗、嘲諷，有時甚至受到弄虛作假的迫害。

這種精神生活本身存在著，并無其他目的和理由，但它使這個國家里某些當今受到最大威脅的、有價值的東西不顧各式各樣勢力的冷漠——有時甚至敵視，繼續(xù)保持其生命力。在此我想對貴學院的成員表示，我現(xiàn)在轉向他們，對他們說話，是想他們知道我對他們作出的選擇是如何感動并對此表示感謝，這并不只是出于儀式不得不這樣做或只是履行一種通常的禮節(jié)。

在我看來，這機構在瑞典，更確切地說，在斯德哥爾摩設立并進行評審工作，并非事出偶然，這個地方幾乎是組成斯堪的納維亞四國的地理中心，或者可以說是交通路口。這個北歐地區(qū)從居住人口數(shù)目上看是微小的，但從其文化、傳統(tǒng)、禮貌、求知欲和法律的成就看來，卻是那么偉大，以致它在充滿鐵血和暴力的世界邊緣組成一個得天獨厚的模范小島。

同樣地不是出于偶然，我的最近一部作品《農(nóng)事詩》最早是用挪威、瑞典和丹麥這些語言譯出的。也還不是偶然的事，去年冬天在一個森林與湖泊中的荒僻小村莊的書刊文具店柜臺上，出現(xiàn)這部小說的另一種用芬蘭文譯出的譯本。與此同時，當本屆諾貝爾獎評審結果一旦宣布，《紐約時報》（我們在這里只提到以其沉重的壓力軋扁我們的兩大龐然大物之一）立刻徒勞無功地向美國評論界打聽這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獲獎者是什么人，我國的傳播機構也焦急不安地打聽有關這個人的資料，一些發(fā)行量巨大的報刊，在缺乏對我的作品進行分析評論的情形下，登載出有關我本人的創(chuàng)作生涯和個人生活最離奇古怪的報道——要不然就是發(fā)表文章悲嘆你們的選擇決定是全法國的一場災難。

有人喜歡帶著權威的口吻在這里或那里談作家的作用和責任。幾年前甚至有人不無煽動性地通過一句本身自相矛盾的套話，宣稱：“面臨一個比夫拉小孩的死亡，任何書籍都無足輕重。”這個小孩的死亡與一只猴子之死不同，他的死亡成為一件無法容忍、引起公憤的事，正是因為這小孩是人，這就是說一個具有心靈、意識、萌芽成長的可能性，倘若活下去，他后來會思考和敘述自己的痛苦，閱讀別人痛苦的經(jīng)歷而受感動，也許還會撰寫出來。

啟蒙時代末期和“現(xiàn)實主義”神話誕生之前，諾瓦利斯就異常明智地指出一種自相矛盾的表象：“語言如同數(shù)學公式一樣：自己就構成一個自身的世界；這些公式只在它們相互之間發(fā)生作用，除了表現(xiàn)自身的奇特性質外，別的什么都不表達，正因為這樣，它們才具有如此的表現(xiàn)力，以致在它們身上就體現(xiàn)了事物間關系的奇特的作用?！?/SPAN>

也許人們正是為了研究這種作用而想到要從事寫作。每當寫作稍微改變人通過語言與世界保持的關系時，同時也以微小的作用改變世界?？梢韵嘈?，這條小說創(chuàng)作道路與那些從“開頭”走到“結尾”的小說家的道路大為不同。這條道路是由探險者艱難困苦地在一個前所未知的領域中開辟出來的（他往往迷路，重新沿著舊路折回，循著某些貌似相同而實質迥異的地點探索前行，或相反地，在表象不一的同一地點探索前性——或走錯了路），這條路常常往返交叉，重復穿過已經(jīng)過的十字路口，作家在景象與情感同時出現(xiàn)中（它們中沒有任何一種是比另一種較遠或較近的，因為詞語具有奇特的力量，能使缺少它們就會在時鐘時間和可衡量的空間中散開的一切接近和碰頭）探索至最后，卻被帶返原來的出發(fā)點，不過他這時已取得更豐富的經(jīng)驗，因為已能指出某些方面，建立某些跳板，也許通過作家個人執(zhí)著的深入探索，雖然并不認為自己已說盡一切，最后尋到“共同的本質”，但從中每個人能或少或多認識自己。除了說對永無止境的景象的探索者已筋疲力盡外，還能說什么呢？他凝視自己畫出的草圖，對自己已經(jīng)盡力遵從某種向前猛進的推動力而前進的行動，只能是半信半疑，沒有別的什么確有把握或保證的東西可言，除了福樓拜繼諾瓦利斯說的話：“追求和諧、音樂。為此作家瞎摸著艱苦前行，往往走入死胡同，摔得一身泥，爬起來又再前進——要是有人一定要從他的探索經(jīng)歷中獲得一點教訓的話，可以說，我們總是在流沙中前進的。”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