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撰文：張泉 一 宇文所安這個名字在我的記憶里霸占了整整四年。我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看見它躺在書脊上的情景，一個朋友說，為什么不讀讀宇文所安，紅得發(fā)紫。隨即我發(fā)現(xiàn)，墻角的監(jiān)視器也像我一樣，怔怔地緊盯著這名字發(fā)呆。 宇文所安的《迷樓》和《追憶》被擺在一排分類名為“留學”的書架上，一旁是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周圍則爬滿了喬裝改扮的異域夢想，那是劉亦婷的出走之夢，是琳瑯滿目的托福、GRE“速成手冊”“考試攻略”，正是它們將數(shù)以萬計的留學生運往美國和歐洲，洶涌去勢遠甚于一千三百年前從日本跨海而來的遣唐使。 2003年，三聯(lián)書店陸續(xù)出版或再版了宇文所安的系列作品。其實，此前十幾年間，宇文所安早已“風卷華夏學界”，這是詩人柏樺的記憶，他甚至動用了“雄姿英發(fā)”這個奢侈的詞匯。1986年和1992年，宇文所安最負盛名的《初唐詩》《盛唐詩》被譯介到中國，程千帆、王運熙、周勛初、傅璇琮等中國前輩學人見書后一致首肯。那一代年輕學人同樣受到宇文所安的研究思路影響，我的導(dǎo)師陳引馳教授應(yīng)是其中之一。2004年，我見他在黑板上寫下宇文所安的名字，記憶再度重合。那時，陳老師正忙著翻譯宇文所安的《中國“中世紀”的終結(jié)：中唐文學文化論集》，這本書是對《初唐詩》與《盛唐詩》的延續(xù)，我得以見到它的英文原著。從前閱讀宇文所安中文譯本時的愉快心情，在英文語境下卻成為一種折磨。問題不僅僅在于我菲薄的英語，更在于作者完全在以詩人的思維來與從前的詩人溝通，頻繁涌起的詞匯的波瀾和過分跳躍的思維讓人無從把持。這使我最終決定放棄，甘愿接受嗟來之食。 突然有一天，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大量標榜時尚的雜志、報紙開始推薦宇文所安的作品，在小資泛濫的那幾年，宇文所安突然像村上春樹、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一樣，成為一個流行符號。仿佛不讀宇文所安就跟不上時尚，如同不去紹興路聽戲，不到新天地泡吧一樣，會被時代無情地遺棄。思想進入民間，原本未嘗不是好事，然而，有次我便聽到一個頭發(fā)油光可鑒的男人向朋友推薦宇文所安的作品：“宇文所安你們都不知道？太落伍了吧！他分析《說唐》分析得太深刻了。”我只能認為，《說唐》里宇文成都的那桿鳳翅鎦金鏜，肯定照耀了他整個的童年。 這位早已名滿世界漢學界的哈佛大學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德特級教授，以無從預(yù)想的方式，獲得了中國民眾姍姍來遲的贊譽。于這個時代而言，滔滔不絕的廣告海報，似乎總比事實更有說服力。 二 我正是在這種復(fù)雜的情境下開始閱讀宇文所安的。于我而言，這是一種冒險式的體驗，沿著中國古典文學起伏跌宕的線索，進入漫長而恢弘的歷史現(xiàn)場。與其說作者書寫的是詩史，毋寧說是史詩。宇文所安的工作是對一整段歷史的宏觀再現(xiàn)與細節(jié)還原，相比于我們“百衲衣”式的歷史敘事——沿著無數(shù)個被強行縫合的時間斷點無謂地走下去——宇文所安顯然更具吸引力，也更容易發(fā)現(xiàn)新大陸。宇文所安的洞察力與敘述技巧同樣令人驚嘆，做一個絕不恰當?shù)谋扔?，類似相聲中的“抖包袱”，他掌控著大量我們聞所未聞或無力描述的興奮點，持續(xù)地震聾發(fā)聵。這種力量來源于宇文所安始終遵守并擅長的文本分析，出于語言文化差異，以及教學的需要，他長期養(yǎng)成了掃雷式排查分析的習慣，勤奮的閱讀思考造就了學術(shù)敏感，宇文所安因此達到了他的預(yù)期，同時兼顧“新問題的提出”和“對舊問題的新回答”，學術(shù)研究因拒絕循規(guī)蹈矩而獲得持續(xù)的生命力。 閱讀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結(jié)果，宇文所安的書中被我畫滿嘆號。我習慣用這個符號來提醒自己，以期在反芻時能更快捷地捕捉到訊息。然而，宇文所安使這個習慣的優(yōu)勢蕩然無存，簡單的回溯不可完成，我必須重讀全文，因為每個頁面都閃耀著無盡的嘆號。 我不知道，面對中國古典文學時，宇文所安是否也曾在心中畫下無數(shù)個同樣的嘆號。四十多年前，在巴爾的摩公立圖書館，年輕的宇文所安第一次讀到唐詩，震驚不已，按照他自己的描述，“迅速決定與其發(fā)生戀愛，至今猶然”。1972年，他通過論文《韓愈與孟郊的詩》在耶魯大學東亞系獲得博士學位，此后漫長的三十余年間，他只在兩座最顯赫的大學里任教過，耶魯與哈佛。 1977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宇文所安的《初唐詩》，這是一個意外的產(chǎn)兒。宇文所安原本恪守學界定論，并不打算在略顯枯燥乏味而歷史價值并不突出的初唐過多逗留。他更感興趣的是盛唐無可替代的詩歌傳統(tǒng)，研究初唐詩只是出于學者的謹慎，以便為主體研究做鋪墊。然而，當他從時代背景來考察初唐詩，突然意識到，初唐詩人的文學實踐，形成了盛唐的“隱蔽背景”，“當我們確實在閱讀中補充了這樣的背景，初唐詩就不再僅僅是盛唐的注腳，而呈現(xiàn)出了自己特殊的美?！边@促使宇文所安開始反思，“文學傳統(tǒng)成了真正的負擔，不再是解放的手段?！庇钗乃惭@一思路，逐層剝離那些固執(zhí)傳承的定論，重新梳理整個唐代詩史的凌亂線索，尋找其中起承轉(zhuǎn)合的關(guān)節(jié)，由此將研究重心從盛唐詩轉(zhuǎn)向全唐詩史。 高屋建瓴的學術(shù)觀念，以及此前大量的閱讀思考積累，使宇文所安在最初實際上已經(jīng)明確了未來的方向。這個充滿野心與艱辛的寫作計劃，使他將所有歷史懸念都埋藏在《初唐詩》中，期待著日后逐一開解。 四年后《盛唐詩》出版，再度成為學界盛事，并由此沉積了人們長達十五年對于中唐詩史的期待。在《盛唐詩》中，宇文所安駁斥了“盛唐神話”，這個“文化繁榮與文學天才幸運地巧合的時刻”，因過度渲染而形成文化敬畏，其危險在于，“切斷其內(nèi)在發(fā)展歷程，變成一個光輝燦爛、多姿多彩的瞬間?！庇谑牵钗乃策f進了《初唐詩》的思路，初唐時京城詩人改革宮廷風格，制訂了新的詩歌規(guī)則。詩歌由此成為一種權(quán)力，它嚴格地限定并約束著詩歌創(chuàng)作的社會范圍，京城詩人用它來和外界區(qū)分，在盛唐，這種情況更加穩(wěn)固。通過細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宇文所安發(fā)現(xiàn)，“如果我們撇開盛唐神話，就會發(fā)現(xiàn)李白和杜甫并不是這一時代的典型代表?！彼M一步考證，不僅是李杜，陳子昂、孟浩然、岑參等等，在各自的時代，光芒都完全被京城詩人掩蓋。此后不同的歷史階段，他們獲得不同的闡釋，這些曾經(jīng)屹立于時代主流之外的詩人，才脫離在世時的苦惱獲得身后名，形成定論并延用至今。他們在無形中被鍍上后代價值標準及審美原則的光澤，這個接受史的命題，最終成為宇文所安回歸歷史現(xiàn)場的有力證據(jù)。 然而，此后，宇文所安卻轉(zhuǎn)向其他領(lǐng)域。15年間，人們發(fā)現(xiàn)，宇文所安出版的都是學術(shù)論文集，《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xiàn)》《他山的石頭記》無不在精短的文字間，彈奏著躍如琴鍵的智慧，作者依然不遵循慣用的樂譜，讓人無從捕捉卻深受震撼。1992年，宇文所安在耶魯和哈佛十二年講授中國文論的經(jīng)驗，也結(jié)集出版，這部致力于研究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大部頭《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問世后便成為西方漢學界的經(jīng)典讀本。然而，宇文所安卻對中唐詩的進度笑而不答。 1996年，《中國“中世紀”的終結(jié)：中唐文學文化論集》終于出版，宇文所安沒有把中唐詩寫成系統(tǒng)的歷史，因為他發(fā)現(xiàn)，中唐的意義在于“個人”的價值的凸顯，以及帶頭對盛唐做出的“創(chuàng)造性的重新闡釋”。 他從中唐的生活趣味開始論證，“自我”的生成結(jié)束了中國的“中世紀”，文學同樣呈現(xiàn)出豐富性和多樣化，以至無從找出共同特征。中唐詩史因此不可完成，詩史的使命留待《晚唐詩》來完成，他繼續(xù)通過文本的保存與流傳，探討晚唐的銜接意義。 通過幾十年的研究實踐，宇文所安將文學史的書寫引入新的境界：“我們的目標不是用主要天才來界定時代，而是用那一時代的實際標準來理解其最偉大的詩人。”當我們總是執(zhí)著于詩人的生卒年月，年譜式的線型描述，仿佛生活的變遷只是一串念珠，一一數(shù)去即到終終結(jié)；宇文所安卻在關(guān)注歷史變革對詩人的影響，以及詩人的真實反應(yīng)。畢竟，對詩人而言，比生死更重要的，是激發(fā)他突圍熱情的時刻，是他導(dǎo)演時代轉(zhuǎn)向的時刻，他們在那時才能夠從茫茫人海中抽身而出，摘下普通人的面具，回歸詩人的真身。而這項工作，只能等待另一位詩人來完成。從來都是如此，只有詩人才能真正理解詩人。 三 走廊的盡頭，走來一個留著絡(luò)腮胡子的大個子。我匆忙起身，迫不及待地要將面前這個人，與書脊上的名字、黑板上的名字重合在一處。 攝影師馬嶺在一面鏡子前為宇文所安教授和田曉菲教授夫婦拍下肖像，戶外太冷，而那是室內(nèi)光線最好的地方。宇文所安沒有捏著煙斗——環(huán)保煙斗是他的標志，哈佛大學特許宇文所安可以在辦公室里吞云吐霧。他的鬢角已有分明的白發(fā)，眼眶里深陷著旅途勞頓造成的疲倦。我站在樓梯下面，仰望過去，終于意識到，四年過去了。 “對現(xiàn)代人來說，唐朝是異鄉(xiāng)，遠比美國更陌生，更充滿異國情調(diào)?！庇钗乃蚕Ｍ覀冃断绿圃姷臍v史負擔。然而，于我而言，宇文所安卻像唐朝一樣，是一個來自“異鄉(xiāng)”的名字，這“異鄉(xiāng)”與國家無關(guān)，而是因為，他一直都屬于從前。 我還一直記得宇文所安曾說過的話：“我回憶過去，是為了將來被人回憶。”我不知道這話是否有弦外之音，因為引起我注意的關(guān)鍵詞不是“回憶”，而是“將來”。這是否意味著漢學家永遠都不屬于當下的世態(tài)，他們注定寂寞，惟其如此，才有權(quán)力與從前溝通？ 事實正如我預(yù)想中那樣進展。宇文所安教授和田曉菲教授的中國之行，媒體的熱情似乎比高校還要高漲。那或許因為，盡管宇文所安一向行事低調(diào)，潛心書齋，然而，他還是被人為地賦予諸多獵奇點：他只在耶魯和哈佛任教過；他從前中肯地評論北島的言論被誤讀后引起爭議；他美麗而傳奇的中國妻子田曉菲教授——十四歲上北大，哈佛博士，因?qū)W術(shù)成就突出，獲得連續(xù)破格提升，尤其在提升正教授時，哈佛老校長德里克·伯克甚至提出，不必召開評審會，她因此成為東亞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這些問題被不厭其煩地問起。 我們離開時，回頭看到有人將宇文所安夫婦拉到樓梯角落的暗處，背光按下一梭子照片，他的相機咔咔作響，顯然已調(diào)到連拍模式。為什么要在暗處拍攝？為什么要背光拍攝？這不是攝影大忌嗎？做了十幾年攝影師的馬嶺完全摸不著頭腦。 次日，報紙們配發(fā)了這張照片，Photoshop草率粗暴地將照片背景的亮度調(diào)到正常，然而，宇文所安夫婦的臉卻因此而變得失真?？吹侥菑堈掌荫R上便明白了那位攝影師的用意，因為在那個角落，有幾桿人造的竹子可以用來充當背景。 可是，問題在于——我們需要的究竟是宇文所安，還是人造的竹子？ 四年過去了，我們的態(tài)度，原來未曾有絲毫改變。 問：您談到韓愈時說：“開端只有在事后的反省當中才會呈現(xiàn)出它的全部意義；你必須首先知道自己所開始的是什么?！蹦敲?，您開始對中國產(chǎn)生興趣時，想象中的中國是怎樣的？那時，您預(yù)想中的未來又是怎樣的？ 宇文所安：我在大學的時候，對很多東西有強烈的興趣，中國詩歌是我的眾多愛好之一。在開始的時候，我并不是特別對“中國”感興趣，對中國的興趣來自我對中國詩的喜好，是后起的。在西方，很多漢學家都是先對“中國”感興趣，之后才選定中國的某一方面進行專門研究；我則正好相反。而這大概和治歐洲文學的學者的興趣過程比較相像：研究意大利詩歌的學者，對法國詩歌或者德國詩歌的興趣，往往會遠遠超過他們對意大利這個國家的興趣。 問：論述文學史時，您經(jīng)常使用“時刻”這個詞。在您看來，對漫長的歷史而言，“時刻”究竟意味著什么？ 宇文所安：人們生活在“時刻”當中，哪怕當現(xiàn)下的時刻充滿對未來的展望或者對過去的追憶。如果只想到漫長的歷史時期，我們往往會忽視一首詩最鮮活、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有時還會完全誤讀。把一首詩作為一個特定時刻的產(chǎn)物進行閱讀，只是解讀活動的一部分，但這往往是最受到學者忽略的部分。 問：您非常重視文本，并身體力行獲得成功。您從什么時候開始意識到文本的價值的？您如此重視文本的原因是什么？教學的需要？不同的歷史語境帶來的闡釋自由？還是形式主義、新批評、解構(gòu)主義對您的影響？ 宇文所安：研究者常常并不仔細閱讀文本，只給出對文本的大概印象。有時這種大概印象只是重復(fù)他人的意見，有時甚至是研究者借詩人之口說自己心事。文本是詩人給我們的禮物，讀者當然也重要，但是讀者不應(yīng)該是唯一在場的人。這不過是對詩人表示尊重，如此而已。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文學批評活動也大半是以文本為中心的。 問：您認為，“對一個文學研究者來說，最艱巨的任務(wù)就是忘記我們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東西，并帶著一些基本的問題重新審視文學的過去。”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中國學者對傳統(tǒng)的敬畏之心？應(yīng)怎樣克服？ 宇文所安：這和前一個問題有密切關(guān)系。人們常常先是聽說到很多關(guān)于杜甫的議論，比如說他是個什么樣的人，他的價值觀，他的偉大之處，等等等等，然后才讀到他的詩，而在讀詩的時候，他們又往往拿一點點有限的閱讀去印證自己已經(jīng)知道的那些東西。這個過程應(yīng)該反過來。應(yīng)該先讀詩，而且，要讀一個作家所有的詩，讀他的全集，然后再得出結(jié)論。這時就會發(fā)現(xiàn)詩人比那些老生常談的概括要復(fù)雜得多。 問：關(guān)于唐代文論，您在《中國文論》中僅論述了《二十四詩品》，是否意味著，唐代特別是盛唐，相對缺乏系統(tǒng)自省的傳統(tǒng)？您在《盛唐詩》中論述過杜甫的《戲為六絕句》，您覺得，它是否具有文論價值？ 宇文所安：這個問題很大，可以做出很長、很復(fù)雜的回答。這里容我給你一個短小的回答。在歐洲文學傳統(tǒng)里，在印度文學傳統(tǒng)里，冷靜、客觀、系統(tǒng)化的論文具有很大的權(quán)威性。中國傳統(tǒng)則不同。就拿《論語》來說吧，《論語》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最富有權(quán)威性的文本之一，在這一文本里，我們看到一個對人生社會作出過很多思考的人，對某一種當前的情勢，或者說一個現(xiàn)下的時刻，作出言簡意賅的回應(yīng)。這是中國文學思想傳統(tǒng)至為重要的一部分，它和歐洲或者印度傳統(tǒng)中的系統(tǒng)化論文同樣有效和有力。換句話說，歐洲或者印度的論文傳統(tǒng)，與中國文學史上偏愛簡短評論的傾向，二者不存在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只能說它們是不同的。 問：中國詩歌已經(jīng)很難再造唐代的輝煌。您覺得，是什么造成了詩歌力量的磨損？中國詩歌的出路又在哪里？ 宇文所安：誰說中國詩不能再造唐代的輝煌？我們怎么知道一百年后人們回顧今天，不會把二十一世紀視為中國詩的黃金時代？黃金時代總是后設(shè)的。詩人應(yīng)該讀唐詩、喜愛唐詩，但是唐詩不應(yīng)當成為一種心理負擔。詩人應(yīng)該把唐詩視為來自另一個國度的美妙作品，因為對現(xiàn)代人來說，唐朝是異鄉(xiāng)，遠比美國更陌生，更充滿異國情調(diào)。 問：唐詩曾對西方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過影響。現(xiàn)在，這種影響是否在繼續(xù)？大致情況是怎樣的？ 宇文所安：每個國家的作家都會受到其他國家的作家的影響，只要有機會接觸到他們的作品。這是由寫作的性質(zhì)決定的。這好比遺傳基因的多樣化，可以增強體質(zhì)?，F(xiàn)在的美國詩人當然也有受到中國詩影響的，但是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發(fā)生最大改變的是“文壇”本身。五十年前那些受到過唐詩影響的詩人是當時在文壇上具有“領(lǐng)導(dǎo)地位”的詩人，現(xiàn)在則有很多詩人、很多流派，這些詩人和流派各有不同的興趣，因此，很難說任何一派在文壇上具有領(lǐng)導(dǎo)地位。 問：您經(jīng)常寫詩。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您得意的一首詩或幾段詩句？ 宇文所安：我已經(jīng)很長時間沒有寫詩了——自從我發(fā)現(xiàn)我寫的散文比詩好得多。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年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市。1972年獲耶魯大學東亞系博士學位，隨即執(zhí)教耶魯大學，二十年后應(yīng)聘哈佛，現(xiàn)為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德特級教授，任比較文學系主任，兼任東亞系教授。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研究在國際漢學界享有盛譽，2006年被授予梅隆獎（Mellon Fellowship）。主要著作包括《初唐詩》《盛唐詩》《中國“中世紀”的終結(jié)：中唐文學文化論集》《晚唐詩，827-860》《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xiàn)》《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他山的石頭記》等，負責編著新版《劍橋中國文學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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