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晚報》報道的《女大學生返校途中意外身亡》的消息，19日又有了新的進展，警方初步判斷此案是一起刑事案件，要求附近四所學校的數千名男性師生提供血液樣本。對此，不少男生表示不滿。

近年來，禁止刑訊逼供，“重證據、輕口供”的司法理念深入人心，這在規(guī)范警方偵查行為的同時，也確實在客觀上給警方偵破案件帶來了“不便”。而要彌補這種“不便”，警方只能期待偵查手段、技術的提升。因此，各類高新科技紛紛被引入刑事偵查領域，大量采取DNA樣本也作為偵查輔助手段被各地警方廣泛采用。

事實上，這種做法應被看作是公安機關的排查手段。在實踐中，有著諸多成功案例：如去年12月，陜西商洛市公安局利用DNA檢驗技術排查1360多人，直接破獲山陽縣一起搶劫殺人案。也有一些是大費周章：如2005年，內蒙古錫盟烏拉蓋管理區(qū)一起入室搶劫殺人奸尸案中，當地戶籍人口共2萬人，警方對所有年輕男性抽血比對DNA，當時并未奏效。五年后，警方再次把案發(fā)后到現場的所有新犯罪人員重點摸排，最終查獲犯罪嫌疑人。也有一些無功而返：如2006年，河北省承德市隆化縣城的一起殺人案中，警方對全縣城單身居住的中青年男性全部抽血化驗DNA，并沒有找到罪犯。而四年后，破案線索來自另起案件，警方摸排到消息，犯罪者在酒后跟人說，“別瞧不起我，我這條命值20萬”，最終落網。

可見，警方采驗DNA面臨的第一層尷尬在于投入了諸多人力物力，覆蓋了這么大范圍，卻還是可能破不了案。這直接引發(fā)對該類偵查行為合理性、有效性的質疑。而最近，又面臨更為嚴峻的問題——隨著公眾權利意識的提高，人們意識到這也許是侵犯公民人身權的行為，并對其合法性發(fā)出了非難。如今年10月上演的山東濱州學院五千多名本科男生被強制采血驗DNA事件，還有本次武漢四高校事件，無論是被采血者還是普通民眾都顯示了強烈的民意反彈。

在本事件中，有律師表示：“對于這起重大刑事案件，警方的做法沒有任何問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規(guī)定，為了確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傷害情況或者生理狀況，可以對人身進行檢查，可以提取指紋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樣本?！?/p>

筆者以為不然，該法條接著一句“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絕檢查，偵查人員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強制檢查”。雖然DNA信息算得上生物樣本，可是難道這數千名男性師生都是犯罪嫌疑人嗎？公權力運行，無論出于多么正義的目的，都須遵守法律邊界和程序。不得不說，現行法律并沒有賦予警方相關權力。

這讓警方很尷尬，一方面確實有現實需要，另一方面既面臨無功而返，又面臨違法辦案的責難。要解決如此尷尬，終極途徑當是建立全民DNA數據庫，這不僅有利警方辦案，還有利于應對各種疾病。但目前而言，各國通行的做法只針對罪犯進行相關信息采集。只有冰島等小國建立了全民數據庫，英國也有望在5年內建成。我國尚未相關理念支撐、成本條件。

因此，現階段讓警方在一定范圍內采驗DNA合法化并對之加以限制須納入立法議程，嚴格規(guī)定條件、程序，保障破案思路科學化、成本有效化，對收集信息如何保存、運用、防泄作出更明確規(guī)定。既要讓偵查權合法行使，也要讓其在籠子里行使，才能在制度上破除警方“違法”辦案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