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問起：梁某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便為我回答說：“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或說：“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边@樣便恰如其分，最好不過。如其說：“他是一個思想家，同時又是一社會改造運動者?！蹦潜闶鞘止ЬS了。

　　　　——《中國文化要義》自序

　　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10月18日，他的120周年華誕日剛剛過去。今天我們紀念他，最好的方式仍是認真讀解他的思想。他曾說過：“我終是一個思想的人而非行動的人；我當盡力于思想而以行動讓諸旁人?！比欢?，梁先生所說的“思想”絕非凌虛蹈空，總是與實際問題相關(guān)。在1965年底所作《我對人類心理認識前后轉(zhuǎn)變不同》一文中，他總結(jié)說：“我從來無意講學(xué)問，我只是愛用心思于某些問題上而已。我常常說我一生受兩大問題的支配：一個是中國問題，再一個是人生問題。我一生幾十年在這兩大問題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動——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p>

　　人生問題：尋心靈之安頓

　　梁漱溟祖籍廣西，自先輩即已官居北京，然其父時感國勢衰弱，倡導(dǎo)新學(xué)，故他不似同齡孩子一般從讀四書五經(jīng)始，而是接受西式教育長成。但以崇尚實用為主的“功利主義”并不能滿足他面臨的人生困惑，1912年，19歲的梁漱溟曾兩度自殺。此后四年間，他完全靜下來自修思考，出佛入儒，先以佛學(xué)撰述贏得北大教席，又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歸宗儒家，標志他人生的一個轉(zhuǎn)折點。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一書把人類文化分為西方、中國、印度三種類型。西方和印度代表人類生活的兩種路徑樣法，一為“向前面要求”，一為“轉(zhuǎn)身向后去要求”，而中國則代表與其不同的另一種路徑樣法，即“對自己的意思變換、調(diào)和、持中”。此書指出，西方人的理智生活較為發(fā)達，因此可以展開出征服自然和科學(xué)、民主等，然而卻逐漸暴露出種種弊端；印度的佛家則求破我執(zhí)和法執(zhí)，傾向于過一種出世的宗教生活；獨有儒家能夠持守中道，它最反對基于理智考慮的“算賬的生活”，同時也最立足于過一種現(xiàn)世的生活而不贊成出世，它能夠起到慰勉人的情志需求的作用，同時又不導(dǎo)致淪入宗教式的“超絕”和“神秘”。

　　梁漱溟論述儒家生活時最強調(diào)“直覺”，它就是那“不慮而知的良知，不學(xué)而能的良能”，而“此敏銳的直覺，就是孔子所謂仁?！彼J為，仁是一個很難形容的心理狀態(tài)，極有活氣而穩(wěn)靜平衡。仁，首先要“寂”，即像是很平靜而默默生息的樣子；其次要“感”，它最敏銳而易感。他還把“孔子生活之樂”歸于一“剛”字——“知命而仍舊奮發(fā)，其奮發(fā)為自然的不容已，完全不管得失成敗，永遠活潑，不厭不倦，蓋悉得力于剛?！贝藙偨B(tài)度正是《易經(jīng)》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孟子所言“浩然之氣”所表征的氣象。

　　經(jīng)過二十余年的生活經(jīng)驗和不斷思考，梁漱溟又寫出《中國文化要義》，這一著作更為成熟，然其內(nèi)在精神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一貫。該書從整體上把握“老中國”的歷史文化特征，但其所論主題仍與具體個人的安身立命相關(guān)?！耙晕彝葡?，孔子最初著眼的，與其說在社會秩序或社會組織，毋寧說是在個人——一個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國老話‘如何做人’。”梁漱溟用“理性”一詞取代了“直覺”，指平靜通達、清明安和之心。要葆有這理性精神，首先是“反求諸己”，其次是“盡其在我”。若從反面言之，與理性相違者有二：一是愚蔽偏執(zhí)之情；一是強暴沖動之氣。二者時常相因而至，倘若沾染一個，理性即受妨礙。

　　梁漱溟說：“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許我沒有為我生活作主的思想?！彼莻€怎樣思想就怎樣生活的人，思想不過為生活尋一根基礎(chǔ)，而生活則為思想之著落點。這體現(xiàn)了“誠”的精神。對他而言，找不到歸依處，便焦灼難安，人生各種事情變得索然無味，而一旦把心放下，便不再停留于獨思的生活，要不剛猛于行動，要不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心得傳授于他人。由此觀之，他是一個具有宗教精神的人，而這也正與他所服膺的儒家踐行精神一致。

　　中國問題：求天下之太平

　　梁漱溟先生對于中國問題的思考其來已久，但早初還只是停留在事功層面，所謂中國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是富強問題。親身遭逢“人生問題”后，他看出此中之短淺，明白了如何整頓失散紊亂的人心秩序才是最為重大的中國問題。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的結(jié)尾，梁漱溟提到“今日應(yīng)再創(chuàng)講學(xué)之風”，希望把儒家的生活態(tài)度普及到更多的人，因為“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他不僅如此說了，更如此做了。他不愿做堂堂北大教授，而與同仁弟子共同從事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動，扎扎實實做一些根本的工作。他認為中國人應(yīng)該學(xué)會過一種共同生活，但必須以中國人的態(tài)度來營造，鄉(xiāng)建工作的著眼點即在于此。在此基礎(chǔ)上，他寫出《鄉(xiāng)村建設(shè)理論》和《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一類文字，為現(xiàn)實問題求答案。

　　《中國文化要義》是梁先生所有著作中對中國問題最有擔當者，其立足點就是“認識老中國，建設(shè)新中國”。他主要從社會結(jié)構(gòu)入手，通過與西方的比較，來揭示中國文化的特點和價值。在他看來，中西社會生活的很大區(qū)別主要表現(xiàn)為：中國人特別注重家庭和家庭生活，而缺乏集團生活，并因此無從映現(xiàn)出個人問題；相反，西方人則富于集團生活而且個人地位得以顯現(xiàn)，但家庭不被看重。如果說西方近代社會是個人本位的社會(英美為其典型)，西方最近的趨向是社會本位的社會(蘇聯(lián)為其典型)，那么，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所謂“倫理”，“就是要人認清楚人生相關(guān)系之理，而于彼此相關(guān)系中，互以對方為重而已”。

　　與西方社會是階級對立相比，中國社會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職業(yè)分殊”。中國傳統(tǒng)社會有士農(nóng)工商四種基本職業(yè)，其地位具有相當?shù)牧髯冃?。這種社會結(jié)構(gòu)使中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且根本不像一個國家。在中國，統(tǒng)治只是消極相安。

　　倫理本位和職業(yè)分殊二者關(guān)系密切，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獨具性格的中國文化。在儒家領(lǐng)導(dǎo)下，二千多年間，中國人養(yǎng)成了一種風氣，或民族精神，即向上之心強和相與之情厚。“納國家于倫理，合法律于道德，以教化代政治”，正是中國文化所趨重之處，中國人的長處在這里，短處也在這里。

　　所謂“短處”是指，由于中國人理性早啟，導(dǎo)致中國文化早熟，過早地將注意力關(guān)注在人與人的問題上，忽略了對物的研究，進而導(dǎo)致了中國人在科學(xué)上沒有成就，產(chǎn)業(yè)革命也不見發(fā)生；而在對人方面，則一味地講禮讓、講相與之情、講以他人為重、注重家庭、注重倫理，而忽略了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個人不被發(fā)現(xiàn)，則人己權(quán)界不分，群己權(quán)界難別，于是既無自由，也無民主。

　　中國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倫理文化使中國的政治也與別國不同，在梁漱溟看來，它有三個特征：政治之倫理化，政治之無為化和權(quán)力之一元化。這種特殊的政治，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只能是消極相安，而非積極進步；只能是一治一亂的循環(huán)，而非一次一次的革命。

　　認識老中國，是為了建設(shè)新中國。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并沒有提出解決現(xiàn)代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具體方案，他倡導(dǎo)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動也沒有走通，不過他仍指出，“一旦于老中國有認識之后，則于近幾十年中國紛擾不休者，將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見；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p>

　　中國儒者之“擔道”精神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都在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之間糾纏，在1987年為《梁漱溟問答錄》寫的序言中，他說：“算起來已為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探索并奔波了八十個年頭了?！?/p>

　　自青少年起，他就鄙視只謀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漢”生活，追求“充實而有光輝的人生”。在1917年目睹南北戰(zhàn)爭之禍后，他曾寫作《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并自費印刷散發(fā)，呼吁制止軍閥內(nèi)戰(zhàn)。此等氣魄雄心何其令人感動！

　　回憶當年“朝會”情形，他說：“每天清晨，天將明未明之時，師生共在月臺上團坐。其時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一片寂靜；唯間聞更雞喔喔作啼。身處此境，頓覺心地清明、精神振奮，且有眾睡而我獨醒之感，并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于社會責任之重大。大家或講話或沉思反省，盡情地利用這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剎那，抑揚朝氣，錘煉心志?！贝说热烁窬窈纹淞钊松裢?！

　　梁漱溟對生命抱有真誠和溫貼的態(tài)度，積極樂觀地踐行自己的信念，矢志不移，至死不渝。無論是投身社會改造運動，還是在歷次政治事件中，更不用說在其著作中，他都活出了一種儒家的生命氣象。尤其可貴的是那種“擔道”精神，那種以一己之心為天下之心、以一己之命為天下之命的懷抱，這使他的人生與中國聯(lián)系起來，也使他一生的兩個問題融為一體。這本身就是中國傳統(tǒng)中“修齊治平”式生命政治邏輯的回光返照吧。

　　梁漱溟始終保持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這在那個時代實在難得，也是繼續(xù)思考中國問題的后人首要繼承的態(tài)度。對我們而言，始終保持中國文明的主體性是首要的，但同時，我們需要對西方文明傳統(tǒng)具有更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如此才能通過重建自身而迎來中國文化的復(fù)興。

　　1980年，梁漱溟在接受美國學(xué)者艾愷采訪時說：“我寫的書最重要的一本叫《人心與人生》?！痹摃盗合壬砟陮懗?，可謂一生思想總結(jié)。艾愷問：“你算一個圣人嗎？”梁先生答：“我所懂得的，圣人不是平常人。圣人說話行事跟其他人不大兩樣，可實際上他那個生命、他那個人格，已經(jīng)完全超過普通人了。”他說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而非圣人，如果與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樣，那就是他遠遠地望見了，在霧中不十分清晰地望見了孔子和王陽明是怎么回事。

　　在一篇題為《談樂天知命》的短文中，梁漱溟先生說：“一切禍福、榮辱、得失之來完全接受，不疑訝，不駭異，不怨不尤?！薄半S感而應(yīng)，行乎其所當行；過而不留，止乎其所休息?！边@種人生境界，是最值得我們品味和向往的了。

　　來源：作者授權(quán)新浪歷史刊發(fā)，原標題為《梁漱溟：一輩子的兩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