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個月前，我拜訪了戰(zhàn)后重建過的奈斯托街22號樓。

碎石頭路的街區(qū)很安靜，像午睡時分的社會主義幼兒園。跟附近建于20世紀初期、飾有外墻浮雕的新古典建筑相比，它乳黃色的外墻就像是20世紀中產(chǎn)階級沉悶的夢想。

“1932至1937年，作家弗拉迪米爾·納博科夫在這座房子里居住”。樓門左邊，一塊被四個生銹鐵釘固定的鋼板上用德語和俄語刻著這些字，沒精打采地瞪著停車帶上一輛前蓋被撞扁的深藍色八成新汽車。

一層有個“小世界燈籠Die kleine Weltlaterne”藝術酒吧，它油膩的窗上貼了一張本地報紙，說酒吧開張于1961年2月28日。熱鬧的50周年整版報道里，沒有一行字提到俄國作家的名字。樓的南側(cè)延伸到與希森納街交叉的路口，那里有個老太太穿著淡桃粉印花襯衣和米色裙子，躬著背等待著誰，但久等不來，又感到疑惑，不情愿地走回屋里。我沒能進入納博科夫的故居，但卻在那一刻清楚看見了自己。

（資料圖：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899-1977，Vladimir Nabokov），俄裔美籍小說家、詩人、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其著名作品有《洛麗塔》《普寧》《微暗的火》《說吧，記憶》《阿達》《透明》《勞拉的原型》等。編輯配圖，圖片來自網(wǎng)絡。）

寫作使人存在，但談論寫作卻使寫作消亡。過去六、七年里，我一直在做后一件事，像一只寵物犬認真談論著狩獵，卻感到衰老般的無力。

8個月多前，我在漫天大雪中搬到柏林。起初，我希望這個空氣清潔、文化活躍、沒有人情世故和審查羈絆的城市能夠讓我立刻回到寫作中，但是這沒有發(fā)生。我陷在地溝油一樣的過去里，無法自拔。我不知道，發(fā)生在中國的一切還與我有關嗎？那些遙遠的友情和快樂、夢想、新鮮的掙扎，那些人格分裂的粗淺宣言和它所面對的更陰險的謊言。

說到底，我的寫作從來也沒有徹底地誠實過，被迫的委婉——無論是出于人情還是政治考量——已經(jīng)把我舒服地層層裹住。這種包裹又像消化昆蟲的食蠅草，善于消解一切原初的沖動，讓它們顯得毫無價值。

5月初，偶然乘車路過納博科夫在柏林的一處舊址，忽然想起2001年底，在紐約的Strand書店里找到的那本紙頁脆黃，幾乎散了架的《洛麗塔》。從積雪的聯(lián)合廣場跑下地鐵站，凍透了的頭立即被氣味混雜的暖風包?。合匆路鄣姆曳肌⒚簾煹拇瘫呛土骼藵h尿的酸味。任何穿白衣留胡子的乘客踏入車廂，都會像火雞群里闖入一只貓頭鷹，讓車廂里氣氛驟然緊張，陌生的文化符號變得可疑而恐怖。我卻只顧捏著紙頁脆黃的《洛麗塔》，為自己買到人生第一本在中國大陸被禁的書感到難以置信的欣喜，身邊的恐怖主義戰(zhàn)爭只是一場不真實的劇目。一個作家可以把所謂現(xiàn)實世界里喧囂的“大事”推向角落，卻給最微小的細節(jié)賦予意義。

老實說，那部小說沒有激發(fā)多少靈感，它沉溺的敘述老讓我覺得自己在微微發(fā)燒，像一場極不舒適的、與我無關的夢，遠遠不及他的文論和其他小說的啟發(fā)。但是它引導我認識了納博科夫，罕見的世界性作家/詩人，徹底的個人主義者，扛著自己的宇宙在這個星球上漫游，從不因為流亡而披著哀怨和自憐的頭巾，也許因此被與康拉德并論。

另一類世界性作家/詩人——他們更常見——始終像游牧民族里不情愿的人質(zhì)，從茨維塔耶娃、布羅茨基到拉什迪，都無法不一再為自己的身份而困擾或辯護，被自己的出生地和種族帶來的表征所困擾。而絕大多數(shù)的作家和詩人則根本無法在理解內(nèi)在自由這回事。

從1922到1937年，納博科夫在柏林度過了最旺盛的15年青春。在這里，他的父親被暗殺，他成為一個作家，娶妻生子，直到再度流亡，但是他從沒讓柏林進入他的靈魂。用作家Dieter E. Zimmer的話來說：

“他從來沒喜歡上柏林，到最后對它厭惡不已。他生活在柏林或多或少自給自足的、活躍的俄國人社區(qū)里，一直到它解體之后，因為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他只會一點點德語，只認識很少的德國人——房東太太、小店主和警察局里微不足道的移民官員?！?/p>

布爾斯維克革命后流亡柏林的30萬俄羅斯移民的流亡生活，讓柏林成為一座“擠滿寒酸的小混混”的城市（《絕望》），不時冒出“帶著傍晚的酒癮的城市流浪漢”（《戰(zhàn)斗》）。

但是納博科夫沒有參與流浪，他記下所到之處的一切，不為適應或者挑戰(zhàn)它，只為構建自己的世界——他不去浪費時間區(qū)分什么是俄羅斯的，什么是德國的，也不去試圖美化留在身后的故園，無論在文章還是小說里都是這樣。只有個人，和他們所處其中的時間，才是重要的。他的小說里，城市只是構成背景的細節(jié)，而不是造就人物性格和命運的神意。由此，他避免了故作的悲壯，因為徹底的自由意志不允許故作的悲壯，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不允許。

但他同樣重視環(huán)境的意義，不是作為個人為自身存在形態(tài)和行為辯護的借口，而是作為與人平等的生命。在1925年的一篇小文章《柏林導游》里，他詳細描寫了柏林的街景，從有待鋪設的管道到公車售票員污穢的指甲，而沒有一個字介紹這個城市的歷史和它的獨特性，仿佛它可以是任何城市、任何國家，就像俄羅斯一樣。而“所有的一切，所有微不足道的，都將成為珍貴和重要的：售票員的錢包、窗上的廣告、那可能讓我們的曾孫子浮想聯(lián)翩的特別的抽搐動作——所有的一切都會被它的歲月變得崇高和得到證明?！?/p>

我們這一代人正在散播四方，我們提出貌似重要的問題，卻沒有意識到它們的荒謬。

我們當中最優(yōu)秀和勇敢的發(fā)言者，常常一面以為自由而反抗“集體高于個人”，一面卻被狹隘的小圈子義氣和種族特性、國家利益這樣流沙般不確定的概念綁架。

我們當中最優(yōu)秀的作家，卻對國境之外的世界毫無想象和理解能力。后世的人會如何看待我們？我們在自己的圈子里設定各種不容置疑的話語，卻看不到它們的短視與貧瘠。離開奈斯托街22號樓，我意識到自己的旅行才剛剛開始，而我必須再次重新開始描述自己的旅程。

（責任編輯：余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