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族之第一大事為祭祖。祭祖制度主要包括祭祀的場所、對象、祭期、祭品、祭具、程序和主祭、參祭人員，內(nèi)容復(fù)雜，歷代又多有變化。就祭祀場所言，主要有廟祭、寢祭、墓祭。祭祀場所的不同，反映了祭祖的規(guī)制不同，所以這里以祭祀的場所為線索，介紹一點祭祖常識。

廟的本義是祖廟，后來才有祭祀山川神靈之廟和奉祀圣賢功德之廟。宋代以前，王室和貴族才有資格建立宗廟，王室的稱太廟，貴族、官宦的稱家廟，宋代以后的祠堂就是庶民化的宗廟。廟祭是宗族一以貫之的最隆重也最有聚族作用的活動?，F(xiàn)在隨著宗族的瓦解和人們觀念的變化，廟祭基本消失了，現(xiàn)在舉行的所謂公祭先祖，不是也不可能是過去的廟祭式樣。

帝王的太廟，建在帝宮左邊（左廟右社），明清王朝的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在天安門左邊，社壇（今中山公園）在右邊，即為實景。東漢前的太廟實際是個建筑群，諸廟都向南，太祖廟居中，昭（第二、四代偶數(shù)之祖）廟居其左，穆（第三、五代奇數(shù)之祖）廟居右，依次排列（墓葬也如此，“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锻踔啤氛f太廟夏代5廟，商代7廟，周代7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即始祖廟、二祧（高祖的父、祖父）廟、四親（父、祖、曾祖、高祖）廟，先祖之妣祔祭，不單立廟。禮制規(guī)定，太祖廟不毀永祀，昭穆廟必須依次由近而遠，增后毀前，保持“三昭三穆”或“二昭二穆”、“一昭一穆”這個常數(shù)，即增加一座近祖昭廟，就要毀掉排在最先的遠祖的昭廟，穆廟亦如此。被毀廟的先祖的神主收入太祖廟，到殷祭（大祭，即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遠近諸祖神主的合祭）時才請出供奉，日祭、月祭、時祭（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只祭祀未毀廟之神主。鄭玄說“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殷墟遺址發(fā)掘和出土卜辭證明鄭說屬實，商王室只有六廟，諸宗廟各自有門，整個建筑群還有一個共門（卜辭稱“宗門”）；先王宗廟有一王一廟和多先王一廟（稱大宗、小宗或大示、小示）兩種形制。周朝太廟又稱宮，“前制‘廟’以象（模仿）朝，后制‘寢’以象寢?！畯R’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幾杖、象生（生活）之具”（蔡邕《獨斷》），不僅可用于祭祀，亦可用來接待臣屬。關(guān)于周代七廟，何休《公羊傳?解詁》中說周代天子、諸侯都是五廟制（太祖之廟與二昭二穆），加上功德蓋世的文王、武王之廟保持不毀，才形成七廟。比照殷商之制及文武王的歷史地位，這個說法可能更可靠。西漢曾為太廟設(shè)立幾廟反復(fù)多次，為什么出現(xiàn)周太廟是五廟還是七廟的爭論呢？因為若為五廟制，他們可模仿周王室保持文、武二王之廟的做法來保持景帝的孝文廟、武帝的孝武廟不毀，若是七廟制，景帝、武帝的廟要列入昭穆廟之列，屆時便要毀廟，不能永祀。西漢不僅京城立太廟，各郡國同時立太廟，其數(shù)達一百七十六所，濫得很。所以東漢以后，列朝皇室只立一座太廟，廟中隔成小間，按昭穆次序供奉各代皇帝神主，也恢復(fù)了天子主持太廟祭祀的制度。

古代為已死的君主、諸侯制作牌位，用木或石制成。李賢 說 “神主，以木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達四方。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有的又稱 “木主”，俗稱祖宗靈牌。廟號是中國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廟里立廟或牌位奉祀時追尊的名號。廟號“始自三代”，最初非常嚴(yán)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標(biāo)準(zhǔn)，才予以追加廟號，開國君主一般稱“祖”，繼嗣君主有治國才能者為“宗”。漢朝對于追加廟號一事極為慎重，“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不少皇帝沒有廟號。劉邦的兒子劉盈“可謂寬仁之主”，謚號為惠帝，但沒有廟號。創(chuàng)立了“文景之治”的漢文帝劉恒廟號為“太宗”，同樣有政績的景帝劉啟居然身后沒有廟號，成為歷史之謎。我認為很可能是他的兒子武帝劉徹認為父不如己，沒有給他追加廟號。“至后漢漸違經(jīng)意，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睎|漢皇帝們雖都稱祖曰宗，但最終還是有四個皇帝的廟號被獻帝取消了，以示“不敢以私滅公”。兩漢以后，追加廟號不那么嚴(yán)謹。三國時的魏國，居然在皇帝曹睿活著的時候就給他上廟號，而曹睿也居然受之不疑，成為歷史上一大笑話。“祖”之泛濫，也始于曹魏。到十六國時期，后趙、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國，其帝王廟號幾乎無不稱祖。廟號常常放在謚號之前，同謚號一道構(gòu)成已死帝王的全號。習(xí)慣上，唐朝以前對歿世的皇帝一般簡稱謚號，如稱劉恒“漢文帝”而不稱廟號“太宗”。唐朝以后，皇帝的謚號的文字越來越長，簡稱則改稱廟號，如稱李世民為“唐太宗”，他的謚號“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實在難記難念。

貴族奉祀祖先的稱家廟，周代是諸侯五廟（太祖之廟與二昭二穆）、卿大夫三廟（太祖之廟與一昭一穆）、士一廟（“士、庶人不過其祖”），一祖一廟，后來列朝貴族大抵立家廟一座。先秦諸侯不能祭天子之祖，他是小宗，只能祭侯國之祖，但漢代諸侯越禮，郡國廟祭祀起皇帝的祖考，后來幾罷幾復(fù)。自曹操立受封為“魏公”，始建宗廟于鄴，以諸侯禮立五廟以后，以當(dāng)世的官品（散官或職官的品位）或爵位來比擬先秦時代“三禮”的爵制，從而確立家廟祭祀世數(shù)的制度開始形成。東晉，“皇子廟用大夫禮三廟”；“特進”、開國侯、伯、子、男得依諸侯禮立五廟，侍御史依士立廟。至北齊，家廟的祭祀世數(shù)基本上以職事官作為標(biāo)準(zhǔn)，打破貴族門閥制下家廟祭祀中爵位優(yōu)先的積習(xí)。隋煬帝大業(yè)年間始規(guī)定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官“自制于家，祭其私廟”?！洞筇崎_元禮》規(guī)定：“凡文武官二品已上祠四廟，五品已上祠三廟（三品已上不須兼爵，四廟外有始封祖者，通祠五廟），牲皆用少牢”， “及定禮，……四廟有始封為五廟”。職事官五品以上的“通貴”立三家廟，二品以上官四廟并可虛立其始封之祖，共計祭祀五廟；“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的“議貴”，也是可以參照職事官立家廟的。唐代自天寶以來，私家之廟多集中建在京城長安城內(nèi)的繁華之處，把有家廟在長安作為社會地位高尚的象征，以致皇帝去南郊行大祀之禮必經(jīng)的 “天門街左右諸坊有人家私廟”，朝廷敕曰：“自今以后，百寮不得于京城內(nèi)置廟。如欲于坊內(nèi)置者，但準(zhǔn)古禮，于所居處，即不失敬親之禮。”加之實行科舉，官難世繼，營繕家廟，耗資不菲，離家立廟，不合禮制，家廟逐步衰微。唐后，“五季之亂，禮文大壞。士大夫無襲爵，故不建廟，而四時寓祭室屋”。宋代官品是定俸祿的，所以立家廟的資格不以官品為界限，而經(jīng)常以差遣和職事官作為標(biāo)準(zhǔn)（也考慮散階和寄祿官），皇帝以職守的重要與否來決定是否給予其可以立家廟的榮寵，如蔡京、童貫等權(quán)貴、要臣都受到皇帝賞賜的祭品、祭器，這些人既然把家廟作為一種榮耀，也就常常僭越禮制，失去體統(tǒng)，其他官僚貴族也因此失去了立家廟的興趣，所以宋代家廟始終難以興起。明代“洪武六年，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凡公侯品官，別為祠屋三間于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祠堂未備，奉主于中堂享祭”，嘉靖十五年，朝廷同意禮部尚書夏言之建議，“定官自三品以上立五廟，以下皆四廟”，“其三品以上者，至世數(shù)窮盡，則以今之得立廟者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遷焉。四品以下，四世遞遷而已”，這個“不遷”終于突破了禮制，面對現(xiàn)實，客觀上開啟了庶民亦可祠堂祭祖和聯(lián)宗祭祖的大門（《明史·群臣家廟》）。清代“品官家祭，廟立居室東，一至三品廟五楹，三為堂，左右各一墻限之?！闹疗咂窂R三楹，中為堂，……八、九品廟三楹，中廣，左右狹，……堂后四室，奉高、曾、祖，禰，左昭、右穆。妣以嫡配，南鄉(xiāng)” ，“庶士家祭，設(shè)龕寢堂北，以版隔為四室，奉高、曾、祖、禰，妣配之，位如品官儀，南鄉(xiāng)”，“庶人家祭，設(shè)龕正寢北，奉高、曾、祖、禰位，逢節(jié)薦新，案不逾四器，羹飯具?！保ā肚迨犯濉ざY志》），在清代，五品以下的低級官員也可立廟，庶士、庶人家祭不僅合法化，也在完善寢祭的基礎(chǔ)上突破了周代以來只祭祖考的制度。

三代無墓祭之禮，祭祖必須在廟中舉行（“天地神祗，壇而不屋，人鬼則于廟中祭之”王筠《說文句讀》）。宗廟祭祀必須由宗子主祭，其他人不能進入宗廟祭祀。祭祖有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如果祭祀時恰逢宗子不在，庶子們便“望墓為壇而時祭”。墓祭就是這么來的。自春秋戰(zhàn)國起，大小宗制遭遇破壞，“望墓為壇”這個變通的祭祖方式也便由“時祭”變成一個常祭習(xí)俗。至漢代以后，官僚貴族開始在墓左建立冢祠（亦稱祠堂）來墓祭，兼有守墓之意。由于建冢祠相互攀比，越建越奢，又不合禮制，晉朝下令禁建。之后，至宋代，由于佛教自東漢漸入、道教自魏晉漸興，一種融佛教、道教于儒教的墓祭方式又出現(xiàn)了，這就是在墓邊或在附近擇地敕建、自建功德墳寺、墳庵，還有的置辦守田，或是委托寺觀管理、代祀。這當(dāng)然是少數(shù)貴族、大族的墓祭方式，普遍的方式還是到墓地焚香、燒紙、酌醴、供饌、跪拜，即“上墓”、“掃墓”，“上墓”時間也漸漸固定在寒食節(jié)。唐玄宗認為“寒食上墓，禮經(jīng)無文，近世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于是在開元二十年（732）發(fā)布詔令：“宜許上墓同拜掃禮”，“編入禮典，永為例程”，寒食掃墓從此成為欽定的祭祀制度。寒食節(jié)在清明節(jié)前一二日，清明節(jié)又是踏青節(jié)，人們將祭祖和踏青合二為一，從此，也就多在清明節(jié)掃墓了，到現(xiàn)在清明掃墓成為定例，寒食節(jié)掃墓倒幾乎不太為人注意、知曉。我族家訓(xùn)對掃墓提出了要求：“長幼相率，同詣各墓拜掃，使知所在，一防平塌，一防侵占”。

寢祭，即在家里廳堂設(shè)龕祭祀。貴族既有廟祭，也有寢祭，庶民則只有寢祭。寢祭就是在住所祭祀先祖，演變到現(xiàn)在就是常見的農(nóng)歷七月鬼節(jié)祭祖，我們茶陵俗稱“七月半祫（讀俠）飯”（一般初十日前開始“接”來供饗，十五日下午燒冥幣“送”歸）。這種影堂懸掛祖像或矗立木牌神主的寢祭方式，也為貴族普遍接受，司馬光依此寫了《書儀》，確立了影堂祭祖制度，朱熹《家禮》加以完善和發(fā)展，制定了祠堂祭祀之制，開啟了新的祭祖方式。

“祠堂”這個名稱最早出現(xiàn)于漢代，當(dāng)時的祠堂建于墓所，曰墓祠、冢祠，這些墓祠堪比宗廟，可以會聚宗親、鄉(xiāng)黨。晉朝禁建墓祠，自此“雖貴為大夫，猶祭于寢”，但宋代后，仍有不少地方建墓祠。墓祠不合禮制，低級官員和士庶又不具備建造家廟資格，加之唐宋時期家廟制度的缺陷、少數(shù)權(quán)臣立廟僭濫，催促了影堂祭祀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宋至和年間，丞相文彥博請敕令建家廟，太常禮官蘇頌認為家廟制度的基礎(chǔ)是“封土建國”制度，現(xiàn)在沒有賜田和封爵制度，就可以學(xué)習(xí)唐人的“寢堂祠饗儀”，主張用唐代的“寢堂祠饗儀”這種簡約的辦法，實行影堂祭祀。影堂祭祀是以先祖的繪影圖形、祠版為祭祀對象的簡易祭祀祖考的形式，是一種嫁接了廟祭的寢祭方式，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論官爵之高卑均可設(shè)立。司馬光的《書儀》大力推崇影堂制度，又使得人們對這種簡易祭祀的方式予以更多的認同，并得到朝廷認可，影堂祭祀在北宋就普遍興起來了。司馬光所倡導(dǎo)的影堂祭祀也遭到了宋儒及后世的非議，如“二程”就認為“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一發(fā)不當(dāng)，則所祭已是別人”，很多學(xué)者主張擯棄影像祭祀，恢復(fù)神主祭祀。朱熹鑒于此，寫了《家禮》，開啟了祠堂式祭祖方式，實際上是糾正《書儀》，尊重了唐代以來同族祭共祖的習(xí)俗，吸收了民間祭祖習(xí)俗，改用祠堂之名，簡化家廟建筑之式，完善寢祭之法?！肮胖畯R制不見于經(jīng)，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這個評價揭示了祠堂祭制的實質(zhì)是祭祖庶民化，制度俗禮化，這樣既可以使庶民宗廟祭祖合法化，又可以促使宗族內(nèi)的權(quán)貴與平民一同祭祖，更有利于“敬宗收族”。

朱熹設(shè)計，在營造住宅之前，應(yīng)先在正寢之東建立朝南的祠堂，量力而為建祠堂三間或一間，中有四個神龕，神龕中放置收藏神主的神櫝，神櫝中放著高、曾、祖、考四世八位神主。每個神龕前放有一桌，或四個神龕前共放一桌。祠堂的阼階上設(shè)一香案，上置香爐、香盒。無后的伯叔祖父、母的神主袝于高祖父、母，無后的伯叔父、母袝于曾祖父、母。這些神主男左女右，西向排列于所袝神主之前的桌子上。香案以南要留出空間，以供家眾祭祀時按序列隊。祠堂“于其東繚”設(shè)立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家貧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柜，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盎蛴兴鸨I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財”。朱熹的設(shè)計很簡約，很實用，看似也有古禮的影子。

當(dāng)時修建祠堂還有等級之限，民間不得立祠堂，但是開閘的水是洶涌并無際涯的，宋末民間建祠悄然興起，朝廷也沒有去認真制止，到元代祠堂就普遍地建立起來了?！懊鞒跷从卸ㄖ?，權(quán)仿朱子祠堂之制” （《明史?群臣家廟》），庶士、庶人亦可建祠家祭，嘉靖時干脆“許民間皆聯(lián)宗立廟”。這樣宗祠不但比肩而起，更是大大突破朱熹的設(shè)計。朱熹的設(shè)計是依照小宗法，祭祀四親，而實際明清時期絕大多數(shù)宗族是仿照大宗法的百世不遷，祭祀先祖代數(shù)自定自祭，有的甚至遠溯到得姓始祖。同時祭祀的期限和方式也有很多變通的地方，如我族“清明冬至兩祭”（《祭禮》），“春秋二祭，各戶自主。若冬至日，兩戶合祀。始祖良、讓二祖配享，兩戶輪管”（《申誡?家祀》）。有的聯(lián)宗建祠，跨縣越省，亂接世系，稱大稱強。有的宗祠之下又有支祠、房祠、家祠，支祠、房祠為族中各支派所建，用于供奉本支、本房的祖先，家祠則是一家或兄弟數(shù)家所建，只供奉兩、三代直系祖先。其次是相互攀比，祠堂規(guī)模越來越大，檔次越來越高，成為了一個宗族的形象工程。所以祠堂不僅是族人祭祀祖先的場所，還成了族人辦理婚、喪、壽、喜等事的場所，也是商議族內(nèi)的議事堂，處理宗族事務(wù)的辦公廳，處罰人的公堂，也還是族塾之所，族產(chǎn)管理中心。因而史學(xué)界大多稱宋代以后的宗族為祠堂式宗族。

舊時族規(guī)甚嚴(yán)，別說是外姓，就是族內(nèi)婦女或未成年兒童，平時也不許擅自入內(nèi)，否則要受重罰。解放后，祠堂或改為學(xué)校，或改為民居，或改為其他活動場所。改革開放后，現(xiàn)存的祠堂有的恢復(fù)為宗族或村莊公共場所（含祭祖），有的列為文物予以保護，新建的祠堂一般用于祭祖和辦喜事的場所。

這里還說一下古代的告墓。告墓是與祭祀近似的與先祖溝通的方式。三代時期貴族就有族墓制度，西周、春秋時代，貴族和國人都被集體安葬于公共墓地。按禮，除了兇死者外，所有族人都應(yīng)葬于族墓。宗主遇有有緊急的事情，或有重大情況，相信先祖“地下有知”，有時也要去族墓報告祖先，否則怕先祖怪罪，當(dāng)然也同祭祀一樣，有祈求先祖指示、保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