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人物，千古風流，各領(lǐng)風騷。
東漢末年的三國，是一個天下分崩、群雄并起的時期。在那個時候，凡有志之士，不論文武，或待價而沽，或毛遂自薦，無不欲攀龍附鳳，一顯身手，建功立業(yè)，名垂青史?！傲记輷衲径鴹?，賢臣擇主而事”，是那時現(xiàn)實的寫照，而以曹操、劉備、孫權(quán)為代表的魏、蜀、吳三家，為爭奪天下，展開了一場生死大搏斗。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三國的創(chuàng)立者們都知道人才對他們建功立業(yè)至關(guān)重要，是其一展大志，成就偉業(yè)的基石。亦如歐陽修所言：“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曹操曾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氣魄，任天下之人才，成就了自己的霸業(yè)；劉備對待人才懂得推心置腹，在得人心中得到了自己的天下；孫權(quán)更是懂得披肝瀝膽，大膽起用年輕新秀，發(fā)展自己的事業(yè)。
大時代有大時代的氣候，用人也自有其格局，其間留下了許多令我們回味無窮的用人智慧。我們品“三國”，不能僅僅陶醉于刀光劍影，還要領(lǐng)悟他們攻城略池背后對人才的識別、選用、管理及培養(yǎng)的藝術(shù)，借鑒三國的用人智慧，為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服務(wù)?，F(xiàn)代企業(yè)的競爭，歸根結(jié)底也是人才的競爭。人才是企業(yè)的生命所在，是企業(yè)生存與發(fā)展之根本。如何識別人才、用好人才、管好人才和培養(yǎng)人才，已成為企業(yè)在激烈的競爭中成長發(fā)展的關(guān)鍵。
識人
識人是任人唯賢的前提，也是現(xiàn)代管理者必備的素質(zhì)。一個管理者是否能慧眼識才，直接關(guān)系到事業(yè)的成敗。亦如唐宋八大家之一韓愈所言：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世上不是沒有人才，而是缺少發(fā)現(xiàn)人才的伯樂，識拔鑒別人才是需要有眼力的。
開明的管理者，要有慧眼識才的本領(lǐng)。不能辨識人才的領(lǐng)導者，即使送上門來的人才都無法辨識，使用人才當然更無從談起。三國時代的政治家劉劭說過：“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善。”即是說，能不能發(fā)現(xiàn)人才，發(fā)現(xiàn)什么樣的人才，與發(fā)現(xiàn)者本身所具備的素質(zhì)、能力有著直接的關(guān)系。
唯德是舉 唯才是用
德，在人才學的范疇內(nèi)，稱為政治品質(zhì)。高尚的政治品質(zhì)，既是一個人才必不可少的重要標志，又是一個人才成長的基本保證。司馬光言道：“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睍r代在呼喚道德、企業(yè)在呼喚道德，唯德是舉、唯才是用的原則已成為企業(yè)識人、用人的一個基本原則。
曹操“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頗為世人稱道，他注重從能力方面去考察和提拔有才能的人。他的“求才二令”似乎給我們只重才、不重德之印象，其實不然。曹操提出的“勿拘品行”是有條件的，即當個人品行方面的“偏短”并不影響個人品德的時候，是可以適當忽視的。而在根本品質(zhì)上，曹操提出了“質(zhì)忠性一，守執(zhí)節(jié)義”的基本要求，認為“忠誠”與“大義”等方面，要稟性專一，性守節(jié)操。曹操建國后，拜崔琰為尚書、毛玠為尚書仆射，二人共典選舉。崔、毛二人都是清廉之士，他們本身的高尚德行甚為表率。
可見，曹操用人非?？粗氐滦?，其重德主要表現(xiàn)在他對待度德用人之建議的態(tài)度上，對主管人事之官吏的遴選上，對美好德行的倡導和褒揚上。
呂蒙是吳國將才，在沒有當大將時，與成當、宋定、徐顧這三人均為下級軍官，是一個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這三人先于呂蒙死去，拋下了孤兒寡母。按照那時的規(guī)矩，父親死了，軍隊應(yīng)由兒子接管，可是他們的兒子尚未成年。孫權(quán)決定，把他們的隊伍并到呂蒙營中。呂蒙認為，這三人雖死了，但為國家做的貢獻很大，孩子雖小，不能不遵從禮數(shù)。呂蒙連續(xù)三次上書，終被孫權(quán)采納了。此外，呂蒙還伸出熱情之手，為他們的孩子聘請了教師，輔導他們。在繁忙的軍務(wù)中，時時關(guān)照已故戰(zhàn)友，這在古代極為罕見。
“無情未必真豪杰?！眳蚊稍谟芍缘刂矣趯O氏政權(quán)的同時，對下級和同級，充滿了寬容和愛護之情。但他的感情絕不是濫用，對于違反紀律者，呂蒙又表現(xiàn)得鐵面無私。呂蒙攻下荊州后，在對關(guān)羽的家屬及荊州的民眾千方百計地存恤和安撫的同時，還下了一道命令：任何人不準到民家干擾取物。呂蒙的一個同鄉(xiāng)、身邊的下級軍官，可能是因為下雨，到民家索要了一個斗笠，蓋在兵器上。呂蒙發(fā)覺以后，含著眼淚將其處以極刑?！坝谑?，軍中震慄，道不拾遺?！币蚯G州多年不能奪回，吳兵對荊州的將士十分仇視，如沒有嚴明的紀律，攻下之后大燒大殺勢不能免。呂蒙鐵面無私，殺了一人，保證了荊州官民的生命安全。這充分說明了，呂蒙襲荊州是奇跡，用自己的德行爭取了民心，更是奇跡。
德才兼?zhèn)涫且粋€管理者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zhì)。任何企業(yè)，總會同時存在四種人——有德有才、無才有德、有才無德、無才無德。企業(yè)在用人和評價人員優(yōu)劣時要從德和才兩個方面綜合考慮，并堅持以德為首，按下列標準來評價：有才有德是正品，無才有德是次品，無才無德是廢品，有才無德是毒品。正品與次品按需選用；廢品要慎重考慮，分析能否通過培訓開發(fā)變廢為寶；毒品是害群之馬，萬萬不能用。才有大小，德分先后，如果連最基本的道德品質(zhì)都不具備，則必須毫不猶豫地予以清理，以保持團隊的健康。
選拔管理者，過分看重學歷、辦事能力這些所謂體現(xiàn)“才”的東西，對德強調(diào)得不夠，就可能導致一些錯誤；有些人為了鼓勵青年成才，推出了許多舉措，但對德的要求和培養(yǎng)有所忽視，使有些人走了彎路。有德有才是賢才，人才既要量才使用也要量德使用，好的領(lǐng)導應(yīng)該善于發(fā)現(xiàn)賢才，知人善用。
適時“清君側(cè)” 及時“除盲點”
有一種人，論官職，并不高，論作用，卻不小。這種人就是在管理者身邊工作的輔助型人才。這種人的作用：一是能夠以自己的言行，影響管理者的決策；二是能借管理者的言行，左右下級的工作。
如果管理者對身邊工作人員選得準、察得清、用得當，對其做好各項工作確有幫助；反之，那些害處也不能輕看?！豆騻鳌酚小爸鹁齻?cè)之惡人”說，李商隱《有感》詩有“清君側(cè)”之吟，講的都是要清除那些不宜在皇帝身邊工作的人。歷史上，因身邊之人作祟，壞了大事甚至丟了江山的事不在少數(shù)。
劉備之子劉禪，自幼嬌生慣養(yǎng)，不是一個當皇帝的材料。但其變昏學壞，也是有一個過程的。劉禪十六歲登基時，用諸葛亮的話說，還是“朱紫難別”。為了培養(yǎng)造就他，劉備活著的時候，與諸葛亮一起給他挑選了一個很合適的人放在身邊，這個人就是董允。董允深知責任重大，處處盡心盡力。劉禪想多納美女充實后宮，董允拒絕辦理；劉禪想寵愛宦官黃皓，董允既批評劉禪，又嚇唬黃皓，搞得他們見了董允就害怕。這樣，在劉禪當皇帝的前十年，其工作還是有可稱道的地方的。
諸葛亮死后，董允也死了，陳祗取代了董允的位置。此人“多技藝，多數(shù)術(shù)”，他一上任，便與黃皓勾結(jié)起來，千方百計地投劉禪所好，哄得劉禪無心國事，天天玩樂，蜀國的皇帝就這樣一步步地變昏變壞。同時，陳祗、黃皓、閻宇、費祎等人，在劉禪身邊結(jié)成了一個非常厲害的“關(guān)系網(wǎng)”，狐假虎威，橫行霸道，蜀國的政權(quán)力也一點點地落到了這些人手中，最后，他們完全控制了蜀國朝政?？梢姡瑒⒍U前期和后期大不相同，他身邊的人對他起的作用不可小覷。
在管理者特別是高級管理者身邊，往往存在眾多有才干之人，歷來為管理者所看重。但往往也存在這樣一種現(xiàn)實：由于管理者與身邊之人的特殊關(guān)系，時間一長，管理者對身邊的人過分倚重，這樣在管理者的視野里，就會形成一個識人的盲點。管理者身邊的這些人，因摸透了管理者的思路與作風，處處按管理者的意圖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時間久了，也容易形成進言與參謀上的盲點。對于這個盲點，別人一般難以點撥，主要靠管理者和在管理者身邊工作的人共同注意。
知人善任 點石成金
公元215年，吳、魏兩方軍隊在合肥有場激戰(zhàn)。合肥為魏之領(lǐng)土，守軍將領(lǐng)是張遼、樂進和李典，守兵七千余人。而進攻合肥的吳軍有十萬之眾，由孫權(quán)親自率領(lǐng)。讓人驚訝的是，吳軍竟讓魏軍打了一個落花流水，孫權(quán)更是險些被俘，此戰(zhàn)役“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
魏軍以微弱之兵大勝強敵，實在是曹操知人善任的結(jié)果。張遼、樂進、李典三人，都是曹操手下的大將，已立赫赫戰(zhàn)功。論資歷和能力，三人相差無幾；論地位和職務(wù)，三人不相上下，這大概也是“進、典、遼皆素不睦”的主因。安排這樣三人守城，有很大的風險性。但是，曹操自有高見，他在西征張魯之前，就寫好了一封密信交予合肥護軍薛悌，并注明：“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fā)’。”曹操的葫蘆里裝的什么藥，大家都不得而知。等曹操遠去，孫權(quán)果率大兵逼近。危機之時，薛悌拆開密信，僅見寥寥數(shù)語：“‘若孫權(quán)至者，張、李將軍出戰(zhàn)；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zhàn)?！T將皆疑。”張遼隨之明了，道：曹公是讓我們抓住戰(zhàn)機，在敵人站穩(wěn)腳跟之前，各有分工，有進攻、有守城，打個敵人措手不及，才能以守為攻。聽張遼之言，李典也有同感。
張遼此人，“少為郡吏，武力過人”，早期跟隨并州刺史做過“從事”，后跟何進、董卓等人征戰(zhàn)，也在呂布手下做過“領(lǐng)魯相”，呂布后敗，張遼率部歸降了曹操，被曹操“拜中郎將，賜爵關(guān)內(nèi)侯”，并在眾多戰(zhàn)役中屢建殊功。在別人看來辦不成、不敢辦的事，張遼屢有獨見，敢于一搏，所以多次得到曹操的贊賞。經(jīng)歷和業(yè)績表明，這是個文武職務(wù)都任過、有膽識的人物。曹操把其放在合肥，其目的是清楚的，就是要他起組織和協(xié)調(diào)守軍的核心作用。張遼不負曹操所望，首先領(lǐng)會并堅決貫徹曹操的作戰(zhàn)方針，是不難理解的。
令人費解的是，曹操為什么不讓樂進出戰(zhàn)而讓他守護，不讓李典守護而讓他出戰(zhàn)呢？
原來樂進“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曹操稱他“每臨攻戰(zhàn)，常為督率，奮強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為此封他個雅號叫“折沖將軍”。不難看出，樂進是個性烈膽壯的猛將。李典的氣質(zhì)與樂進有很大不同?！暗浜脤W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辈浑y看出，李典是個愛學習、有修養(yǎng)、善與人同、顧全大局的人才。
按照用人常規(guī)，讓李典守城較適宜，而讓樂進與張遼一塊出戰(zhàn)更加合適。曹操偏偏將二人倒用，何故？細分析發(fā)現(xiàn)，這正是曹操在用人上的超常表現(xiàn)。三駕馬車，絕無戰(zhàn)斗力可言，如把互不和睦的三人擰在一起，必先有兩人攜手。在曹操看來，大敵當前，張遼置個人得失于度外是沒有問題的，李典素有“不與諸將爭功”的品格，如見張遼以大局為重，配合張遼行事也沒有問題。令他二人出戰(zhàn)，自然容易統(tǒng)一思想，相互支持，完成任務(wù)。有了這二人的團結(jié)和統(tǒng)一，就不愁把樂進帶起來了。如讓樂進出戰(zhàn)，很難保證樂進不與張遼爭功斗氣，如二人發(fā)生爭吵，樂進很難協(xié)調(diào)，那樣三人就無法形成統(tǒng)一的整體。
果如曹操所料，張遼見信，率先表態(tài)，慷慨激昂地表示決一死戰(zhàn)，緊接著附和的便是李典，“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何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眾與遼破走權(quán)。”樂進守城，李典相助， 張遼掛帥，三人的核心形成了。張遼連夜挑選了八百精兵，天剛亮就沖入敵陣，“殺數(shù)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沖壘入，至權(quán)麾下，權(quán)大驚，眾不知所為??自旦戰(zhàn)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成服?！?br> 張遼、樂進和李典，都是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將才，他們既有共同之點，也有相異之處。曹操知人善任，點石成金，遂以七千敗十萬，留下了用人史上這一佳話，張遼威鎮(zhèn)逍遙津的故事也流傳至今。
在人才聚集的地方，人才之間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如用某一個人必須充分考慮其個性特點，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如果將不同個性的人才結(jié)成一個整體，就要在人才的共性上動腦子、做文章，做到因人制宜、因時制宜，不能拘泥一種模式。否則，就難以組成一個結(jié)構(gòu)合理、戰(zhàn)斗力強的管理核心。
用人
人才管理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綜合性問題，敢于起用、重用人才，說明管理者有膽識；善于培養(yǎng)人才，說明管理者具有戰(zhàn)略眼光；而能用感情留住人才，使人才愿意為其鞠躬盡瘁，說明管理者已經(jīng)領(lǐng)悟到了用人的真諦??從一定意義上說，三國的縱橫捭闔，軍事較量，是一場爭奪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大戰(zhàn)?！暗萌苏卟?，失人者亡”，這個亙古不變的定律，在三國之爭中表現(xiàn)地淋漓盡致。無論曹操、劉備，或?qū)O權(quán)等，在爭取、使用人才這點，都是殫精竭慮、不遺余力，他們在爭奪人才中爭奪天下，在爭奪天下中爭奪人才。
大度能容 容天下難容之士
古往今來的事實證明，凡事業(yè)上建功立業(yè)、取得成就的，絕非是那些心襟狹窄、謹小慎微之人，而是那些豁達大度者。只有“大度能容，容天下難容之士”，才能成就大業(yè)，成常人難成之舉。
胸襟博大 氣度寬宏
一代梟雄曹操，政治抱負宏大，在用人上，氣度非凡。這在其涉政伊始，與袁紹的對話中便一覽無遺。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jù)？’公曰：‘足下意以何如？’紹曰：‘吾南據(jù)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br> 任天下之智力，爭天下之歸心，曹操最想任用的就是劉備與孫權(quán)，讓世人訝然！劉備是蜀國統(tǒng)治者，羽翼未豐之時，曾與曹操合作。當是時，操認為，備是一個可以與已打天下，也能與之爭天下之人，“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因此，操對備十分敬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總想把他納入自己的營壘，共創(chuàng)偉業(yè)。后來，二人反目，多次交鋒，備兵敗。操之謀士程昱、郭嘉等多次進諫，讓其殺之以絕后患。曹操卻說：“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可。”只要有一絲希望，曹操仍竭力爭取劉備，這是何等的度量。
孫權(quán)是吳國的統(tǒng)治者，晚操27年有余，是操之后輩，赤壁之戰(zhàn)，曹操兵力損失慘重，也讓其見識到新生代的卓越領(lǐng)導力?！吧赢斎鐚O仲謀”，操在后期多次感嘆道，并采取多種措施，積極爭取與拉攏孫權(quán)。
三國之主雖都能用人，但只有曹操想任用另外二主——劉備與孫權(quán)。孫權(quán)作為后生，對曹操的用人甚是敬佩，“至于御將，古之少有，比之于操，萬不及也?！?br> 一般來說，在同樣的客觀條件下，用人的氣度與取得的業(yè)績是成正比的。天下三分，曹操雄踞中原，劉備和孫權(quán)各偏安一隅，絕非偶然。
正確對待反對自己的人
任天下之智力，爭天下之歸心，最值得稱道的還是曹操能夠正確對待反對自己的人，善于將對自己不利的人心，凝聚成對已有利的力量。曹操起兵時，僅有自家?guī)讉€親戚做骨干，七拼八湊，不足四千人馬。他想任用劉備未果，但在任用其他人才上效果顯著，短短的幾年，造就了“謀士如云，戰(zhàn)將如林”的龐大隊伍。
荀彧和郭嘉，是三國時大名鼎鼎的智慧型人才，曾是袁紹的幕僚。荀彧“或度紹終不能成大業(yè)”，率先棄袁投曹，曹操得之，興奮地稱他是“吾子房也”。郭嘉看透了袁紹“未知用人之機”，也奔向曹營，操喜而贊之“真吾主也”。官渡大戰(zhàn)時，沮授、田豐、許攸都是袁紹的重要謀士，張郃、高覽都是袁紹的大將，除田豐被袁紹忌殺外，他們都臨陣歸降了曹操。
曹操對待投降過來的人，一是不計前嫌，二是不試用，與自己原班人一視同仁，量才放手而用，得益甚大。
用人如器 取長避短
古人云：用人如用器。器有所長，器有所短，揚長抑短，長盡其用。
每個人都有缺點與優(yōu)點，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則是人才；用其所短，棄其所長，則是庸才。我們選用一個人，即使這個人有很多毛病，首先要看到其長處，才能把他的才干充分利用起來，做到人盡其用，這才是高明的管理者。
用非所長 惜哉馬謖
諸葛亮身為蜀國的“相父”，軍政大權(quán)，一手在握，上曉天文，下知地理，其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運用可謂出神入化，敵人聞而生畏，用人更是如神，能測會算，觀相知人。但他也有用人失誤的時候，那就是錯用馬謖痛失街亭，留下了三國用人史上的一大遺憾。
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是一個非常好的參謀、幕佐。公元225年，諸葛亮率兵南征，七擒孟獲、安定西南，取得輝煌的戰(zhàn)績，其采取的“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zhàn)為上，兵戰(zhàn)為下”的策略，正是出自馬謖。
俗話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馬謖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即缺少獨當一面的實踐經(jīng)驗，這致使劉備臨終前諄諄告誡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若諸葛亮認真分析并采納備之意見，以謖為“參軍”，勿將其推到打仗第一線，相信其參謀作用將會大方光彩。遺憾的是，諸葛亮卻棄其所長，用其所短，“違眾拔謖”，讓馬謖做了北伐的先鋒官，派他帶兵鎮(zhèn)守街亭，與魏兵對陣，最后招致慘敗。
馬謖之死，無人不為之惋惜，諸葛亮更是淚灑三軍，“十萬之眾為之垂涕”。馬謖兵敗，應(yīng)負軍責，但罪不致死。當時，很多官員都不贊成將其處死，蔣琬便是其一：“昔楚殺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蔣琬提出讓馬謖戴罪立功，這是懲罰犯錯誤將士的常用手段，也是穩(wěn)定軍心、激勵士氣的重要措施。這樣的處置利大于弊，但諸葛亮卻再次違背眾人意愿，終將馬謖處死，全軍悲涕。
馬謖被諸葛亮誤用誤殺的教訓給現(xiàn)今管理者很好的借鑒：
第一，重用一個管理者，除了對管理者的弱點和不足有全面、公正的評價外，對其長處和才干，也要有一個科學、具體的分析，即使是優(yōu)秀人才，也不可能是“通才”。
第二，選拔重用管理者也要看民意。因為出現(xiàn)重大失誤的原因往往是多樣而復雜的，處罰犯錯誤的領(lǐng)導者一定要慎之又慎。如不嚴懲不足以平民憤就一定要嚴懲；如果給予一定處罰又能讓他們有機會改正錯誤，這更能起到教育眾人的作用，還可以更好地激勵員工，這時就要恩威并施，懲罰與獎勵并用。
此外，若因為決策失誤而導致下屬犯了錯誤，決策人要承擔責任，不宜過分追究下屬。
量才適用 各得其所
管理者在選用人才時，要用人所長，避其所智短，量才適用，各得其所，使各類人才的才能與智慧真正用在刀刃上，充分發(fā)揮其應(yīng)有效能。
三國時期曹營內(nèi)戰(zhàn)將云集，有的性如烈火，視死如歸（如典韋、龐德等），每有大戰(zhàn)惡斗，曹操總是派他們披堅執(zhí)銳，沖鋒陷陣；有的智勇雙全，文武兼?zhèn)洌ㄈ绮苋?、張郃等），曹操平時把他們放在重要崗位，遇有戰(zhàn)事，放手讓他們統(tǒng)帥諸軍，獨當一面；有的膽識不足，優(yōu)柔寡斷，曹操就因人制宜，將他們搭配在合適的主帥營中，當好配角。曹操量才任用，既善用人，又善用言，只要有一技之長，他就抓住不放。
官渡之戰(zhàn)，是曹操平定北方的決定性戰(zhàn)役，曹兵與袁兵以一比十處于明顯劣勢，曾幾度陷入困境，但每到關(guān)鍵時刻，曹操總能虛心采納謀士們的意見，避免決策失誤，轉(zhuǎn)危為安。
戰(zhàn)斗伊始，袁紹派大將郭圖、顏良等東攻白馬，自率兵將渡河。曹操想徑直去救白馬，此時，謀士荀攸進諫：咱們兵少不敵，到延津后如渡兵去抄袁后路，袁必西應(yīng)，然后出其不備，輕兵襲白馬，顏良可擒?！肮珡闹！痹B果然上當，曹操初戰(zhàn)告捷。稍后，兩軍在官渡拉鋸，曹兵幾戰(zhàn)不利，曹操想退兵，寫信與荀彧商量，荀彧說：現(xiàn)在雙方主力都在這里，咱們是以弱戰(zhàn)強，若這樣退兵，必為紹兵所乘，那咱們就完了。袁紹不會用人，相持必敗。操又“從之”。
袁紹還有軍糧不足問題，第一次運糧千車，曹操“用荀攸計”，派徐晃等將截擊大破之。第二次袁紹派兵萬人運糧，恰巧這時袁紹的謀臣許攸來降，建議曹操截擊，“左右疑之”，荀攸、賈詡認為可行。曹操當即采納，親自領(lǐng)兵奇襲，大獲全勝。從此袁紹軍心大亂，慘敗而逃。
官渡之戰(zhàn)，曹操對參謀人員的意見是聽而從之，非常重視參謀的作用，讓他們在適當?shù)奈恢冒l(fā)揮最大的價值，最終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衡量一個管理者是否高明，不僅看他旗下招攬、聚集了多少人，更要看他如何用人。聚才是為了用才，用好才能更好地聚才。管理者在選用人才時，就要“人事相宜，人崗匹配”，堅持“讓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這一原則，不斷挖掘人的優(yōu)點和長處，而且使人最大優(yōu)勢與相關(guān)崗位相匹配，讓人的優(yōu)勢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fā)揮，創(chuàng)造出高價值。
廣納賢才 團結(jié)任用
今可謂得人才者占先機，得天下。員工是企業(yè)的第一資源，是公司最寶貴的財富，人力資源的能量決定了企業(yè)的邊界。善待員工，就是善待企業(yè)自己。
劉備，早期靠編草席為生，卻通過自己獨特的經(jīng)營，白手起家，最終建立了西蜀，與北魏、東吳形成三足鼎力之勢。劉備與曹操及孫權(quán)相比，既無天時，也無地利，其能力、謀略及學識都在曹孫之下，但備為人忠厚、俠義、善于交友，更善于“人力資本”的運營及投資，用心籠絡(luò)人才，組建自己的團隊，這正是其成功的關(guān)鍵所在，其可稱得上是一位“聚才高手”。
打破門戶之見 廣泛團結(jié)任用
建安19到24年，劉備打敗劉璋，占領(lǐng)成都，取得漢中，奠定后來三足鼎力的基礎(chǔ)。但他要鞏固政權(quán)，除制定規(guī)章制度外，關(guān)鍵是要建立一支擁護他的龐大干部隊伍。組建這樣一支干部隊伍，就必須有一些正確的用人措施。
打開門戶之見，廣泛團結(jié)任用，是劉備定蜀用人政策的突出特點。劉備占據(jù)成都后，以“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guān)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quán)、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贝硕卧捤峒爸擞幸话胍陨?，是劉璋的幕僚、將官，他們與劉備的舊部下一樣，有這樣或那樣的才華，但也有不少缺點。劉備將他們一視同仁、公平任用、不求全責備，使用時盡力做到因事設(shè)職，揚其所長，讓其在適宜崗位上，發(fā)揮自己的長處。
“豫州入蜀，荊楚人貴”，指的是劉備入蜀以后，大力提拔重用他從荊州等地帶過來的人。這部分人，跟隨劉備多年，東拼西殺，歷盡磨難，劉備重用他們，是情理之事。而對劉璋的舊部，成分復雜，既有庸庸無能之輩，又有真知灼見之才；少部分人對劉備有好感，多數(shù)人對劉備有敵意。如何合理任用這部分人，對劉備政權(quán)的建立及鞏固至關(guān)重要。
劉璋之舊部，軍議校尉法正適時提醒劉備：“今主公始創(chuàng)大業(yè)，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賤賢也?！逼湟栽S靖為例，勸告?zhèn)淦瞥T戶之見，把劉璋的舊部團結(jié)利用起來。劉備于是“宜加敬重，以眩遠近”。法正的提醒勸告，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劉備避免了一次大失誤。許靖做了劉備長史，以后又被提拔為司徒。由于其故舊多、資歷深、名聲大，被起用后，不僅在蜀國有影響，連曹操政權(quán)中的一些名人，如華歆、王朗等人，都對劉備政權(quán)刮目相看。
拓寬渠道 挖掘人才
劉備在從實際出發(fā)用人的同時，沒有忽略蜀國的另一個實際，即蜀國是小國，人才資源相對短缺。鑒于此，劉備更注重拓寬渠道，挖掘人才。
秦宓，四川人也，“少有才學”，自命清高，過去州郡幾次辟他為官，被他拒絕。劉備聽人推薦他后，便派廣漢太守夏纂及部下，抬著酒菜，到秦宓炕頭與之“宴談”，終于將秦宓拉出來“從事祭酒”。一次，東吳的使者張溫來蜀，問秦宓“天有頭乎”，宓說：“有，這個頭就在西方，《詩經(jīng)》有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不在西方嗎?”張溫問：“天有姓乎?”秦宓說：“有，姓劉?！睆垳胤磫栒f：“何以知之?”秦宓說：“因為天子姓劉，所以知道天姓劉?！睆垳馗F追不舍，說：“日生于東乎？”秦宓妙語迅出：“雖生于東而沒于西?！鼻劐颠@近乎滑稽的答辭，在當時充分起到鞏固劉備政權(quán)“理論根據(jù)”的作用。如果不是劉備眼光向下，廣納賢才，這樣一個能言善辯的人才，也許會終生埋沒在民屋草舍里。
彭羕，“姿性驕傲，多所輕忽”，雖有才干，過去只是一個州的書佐，有人告他謗毀劉璋，“璋髡鉗萊為徒隸”。劉備入蜀，彭羕主動找到龐統(tǒng)，表示愿為劉備出力。劉備與他交流，“以為奇，數(shù)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于是“拔羕為治中從事”。雖然彭羕后因出言不遜，得罪了劉備，被諸葛亮殺了，但劉備拓寬渠道，破格起用未顯人才的做法，比起西川的舊主劉璋來，確實是高明得多。
管人
三國創(chuàng)立者對人才的競爭和使用，既具有共同的鮮明的時代特征，又有許多不同之點。曹操在革新吏制中選賢任能；劉備在彬彬有禮中拉攏利用；而孫權(quán)，則在休戚與共中推心厚待。他們都崛起在動亂的“天時”，占據(jù)了一方的“地利”，施展了“人和”的絕招。三個政治集團的角逐，促進了那個時代的人才大流動、作用大發(fā)揮。現(xiàn)實和歷史的社會形態(tài)雖然不同，但領(lǐng)導者的管理及用人應(yīng)有相同之處。
事不必躬親 有效管理自己
很多管理者習慣了大包大攬的管理方式，不能說這樣的領(lǐng)導無才，只是其才能太多，以至事必躬親卻得不到實質(zhì)性的收獲。這種管理者還認為只有自己對所有的事情很清楚，只有自己才有可能高效地處理問題，但實際上往往事與愿違。
作為管理者特別是高級管理者，主要責任是做重大決策、授權(quán)、掌控大方向，并指導全局戰(zhàn)略。領(lǐng)導者用干部，一級抓一級，層層去負責，必要時干預甚至包辦一下下級的工作是應(yīng)當?shù)摹５羰卤毓H，親力親為，這也不放心，那也看不慣，把本屬于下級干的大量繁雜具體的工作包起來，不管動機如何，效果是不好的，這就等于是本末倒置，放棄了自己的責任。
在世人的眼中，三國時的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并且非常勤政，連他自己都說：“鞠躬盡瘁，死而后矣?！敝T葛亮事必躬親，首先應(yīng)該肯定，這是其志向遠大、事業(yè)心極強的表現(xiàn)?！八ㄖT葛亮）在這方面的努力達到了無以復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可能做到的較好的措施，他幾乎都做。” 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給予了諸葛亮很高的評價。
諸葛亮之所以事必躬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用人不得法，對下屬要求太高，求全責備。其突出表現(xiàn)為用人多疑，疑不盡用。再有本事的管理者，如果不善于用人，事事自己督辦，往往會心有余力不足，終將精疲力竭。
李嚴在劉備眼里，是僅次于諸葛亮的人物。劉備死時，“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督護，統(tǒng)內(nèi)外軍事，留鎮(zhèn)永安”。劉備的用心是清楚的，讓諸葛亮任丞相，在成都輔劉禪主持政務(wù)，讓李嚴屯永安，防吳并主管軍事。諸葛亮秉政“事無巨細”，惹得李嚴不高興。他給孟達寫信道：“吾與孔明俱受寄托，憂深責重，思得良伴。”言外之意便是，我雖然負有重大責任，但事情全讓諸葛亮這個好伙伴辦了。諸葛亮本應(yīng)細心考慮一下如何發(fā)揮李嚴等人的作用，但是他對李嚴統(tǒng)帥軍事有懷疑。后來，諸葛亮以舉行第五次北伐為借口，削了李嚴的兵權(quán)，調(diào)到漢中“以中護署府事”，負責后勤工作?！扒锵闹H，值天霖雨，運糧不繼”，李嚴以糧食運輸不上去為理，把諸葛亮從前線召回。諸葛亮回來后，因其說謊，“乃廢嚴為民，徙梓潼郡”。以后，運糧這事，找不到合適的人去辦，諸葛亮就自己抓起來?？梢?，諸葛亮寧可自己去辦，也不用有這樣或那樣缺點的人，這無形中使諸葛亮陷入了大量的具體事務(wù)之中。他冥思苦想，創(chuàng)造了木牛流馬，又手把手地教士兵制作，這耗費諸葛亮的精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在企業(yè)的實際工作中，許多管理者整天忙得焦頭爛額，希望每件事情經(jīng)過他的努力都能圓滿完成，這種事事求全的愿望雖然是好的，但常常收不到好的效果。事必躬親，最后積勞成疾。不幸早死的諸葛亮，給我們很大的借鑒。
作為一管理者，要懂得有效管理自己，適時進行授權(quán)，面對眾多有才華的下屬，量才適用，把事情分給他們?nèi)プ?。這樣，既有利于自己集中精力辦大事，又有利于增強下屬的責任感，充分發(fā)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
一個真正懂得授權(quán)的管理者才是一個成功管理自己的人。
選好管官之官 用好管官之人
從隋唐始，到清末止，我國的中央機構(gòu)中，建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吏部掌管人權(quán)，可以說是管官的機構(gòu)，其機構(gòu)領(lǐng)導也是管官之官，在選拔之時，對其要求也甚是嚴格，無論素質(zhì)還是品德，都遠高于別的部門的官員。正因為吏部如此重要，歷代有作為的君主，都注意發(fā)揮吏部的作用，精心挑選吏部官員，三國時尚沒有吏部，尚書分曹治事，但吏部已有雛形。曹操能夠推開“唯才是舉”的干部路線，在很大重度上靠的就是管官的官。
曹操作為丞相，選用的第一個主管干部的官員是崔琰。其任尚書，“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也就是說，從上到下，各級官員，甚至曹操自己都敬畏此人。任職期間，崔琰秉工辦事，不徇私情選拔了很多人，后來大名鼎鼎的司馬懿，就是其發(fā)現(xiàn)并舉薦的。毛玠是曹操選用的另一個主管干部的官員。毛玠，“少為縣吏，以清公稱”。曹操奉行的“挾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兩大方針便是此人進諫的。他“與崔琰并典選舉，其所舉用，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wù)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無不以廉節(jié)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焉?！辈懿俚囊馑际怯萌擞玫竭@個程度，人人自覺地管理自己，我還能做什么呢！
除崔琰、毛玠外，曹操在世時，還任徐奕、何夔、邢颙、鮑勛等人，分管過宮內(nèi)宮外的人事工作。他們也均盡職盡責，恪守公正，為曹操革除管理隊伍中的腐敗做了很大貢獻。
管官的人，確實有別于其他的官。這由其重要性與工作的性質(zhì)決定，他應(yīng)是伯樂，否則不能發(fā)現(xiàn)人才；他應(yīng)是人梯，否則不能提挈人才；他應(yīng)是榜樣，否則不能讓人才誠服。無數(shù)事實論證，只有首先選好了管官的官，才能把好整個管理隊伍的關(guān)。此外，人們評價一個管理者在工作中是否公道正派，也往往先看他選用的官如何。所以，嚴格挑選管官的官，是管理者應(yīng)時時注意的一件大事。
選好一個管官的官不容易，用好則更難?？v觀封建專制史，吏官多數(shù)沒有好下場。其根本原因，雖然封建專制制度有一定影響，但也不能忽視管官的官自身的弱點。管官的官自恃清高，容易被人“敬而遠之”；管官的官自恃秉公，容易形成固執(zhí)已見；其自恃器重，容易接受恭維之言。一旦被人不敬，被人不恭，被人不從，往往遷怒于別人，很難冷靜地反省自我。在此，我們還以崔琰、毛玠為例加以說明。
有一個叫楊訓的人，“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如是別人推薦，曹操肯定不會點頭，因是崔琰提名，曹操“即禮辟之”。曹操當了魏王后，楊訓隨眾寫文阿臾稱頌，因用詞不當，被譏笑，并影射崔琰舉薦有誤。崔琰聽聞此事，取文閱之，看后對楊訓說道：“寫得不錯，可能不合時宜?！贝嗽拏髦敛俣?，為其招來殺身之禍。崔琰此話，本是反譏一些愛吹毛求疵之人，可經(jīng)告密者添油加醋，便有了傲世怨謗之意。曹操認為崔琰侮辱了他，便先罰其為徒隸，后見其無悔意，終處死，造成“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合理授權(quán) 掌控全局
管理之道，就是明責與授權(quán)。一個管理者即使再有本事，也不可能獨攬一切。因此，越是高明的管理者，越愿意授權(quán)與下級。特別是對于遠離指揮中心、獨當一面的負責人，更應(yīng)通過授權(quán)這一手段，來充分發(fā)揮他的獨立負責作用。然而，授權(quán)不是交權(quán)，更不是大權(quán)旁落。什么時候授，授到什么程度，什么時候收回等，都有許多學問。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三國時期曹操如何授權(quán)名將張郃的。
張郃，原是袁紹手下的戰(zhàn)將，在官渡之戰(zhàn)中，為逃避讒言迫害，臨陣投奔了曹操，被曹操拜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隨曹操攻鄴州，擊袁譚，征東萊，破馬超，圍安定，屢建奇功，深得曹操器重。建安20年，隨曹操入漢中征張魯，張魯投降后，與夏侯淵一起守漢中。張魯降曹，對劉備十分不利，率精兵爭漢中，激戰(zhàn)中夏侯淵喪命?！爱斒菚r，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危急中，夏侯淵的司馬郭淮站出來說：“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贝藭r，曹操遠在長安，聽到這個消息，大吃一驚，但其很快鎮(zhèn)靜下來，采取了兩條緊急措施：一是馬上派人去前線，給張郃以“假節(jié)”（授予殺違犯軍令人的全權(quán)），莊重地承認批準了諸將對張郃的推戴。張郃“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jié)度，眾心乃定”。二是“遂自至漢中”，親自去安排下一步的軍事行動。既授權(quán)予張郃，前線已安定，曹操再親去漢中不是多余嗎？不，這正是曹操善于授權(quán)的表現(xiàn)。因為第一，從當時的情況和張郃的才干看，只有授權(quán)張郃，才能穩(wěn)定局勢；第二，夏侯淵喪命，曹兵敗績，雖然軍心已穩(wěn)，但在是攻是退這樣大的決策上，張郃是難以做主的，如果遲遲不去，前線軍隊必處進退維谷之境地，將引起新的混亂。果如以上分析，正在張郃進退兩難之際，曹操到了前線，審時度勢，下了退兵命令，全軍順利撤回。
這里曹操授權(quán)有三點可稱道：
一是授的果斷；
二是授的適度（只限于斬殺違令士兵，穩(wěn)定局勢）；
三是收回及時（曹操親去前線指揮，授予張鄰的假節(jié)權(quán)自然無效了）。
這三點，曹操掌握得從容不迫，井然有序，一場大亂的危險轉(zhuǎn)眼之間被排除了。
授權(quán)必須是可控的，不可控的授權(quán)就棄權(quán)。善于授權(quán)的管理者，同時也必須是善于控權(quán)的管理者，兩者相輔相成，才能確保對全局的有效控制，確保權(quán)力的有序運行，最后達成授的功效。
控制情緒 修煉情操
管理者，特別是高級管理者，幾乎每天都要決策拍板，如意的事和不如意的事經(jīng)常會碰到。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緒，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和、穩(wěn)定狀態(tài)，是保證決策正確的重要條件。一個高層管理者情緒的好壞，甚至可以影響到整個公司的氣氛。如果他經(jīng)常由于一些事情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有可能影響到公司的整個效率。
激而不怒
司馬懿與諸葛亮進行過多次交鋒，初遇勁敵時，曾犯了“瞎指揮”的失誤，白白斷送了名將張郃的命。這讓其認識到與諸葛亮作戰(zhàn)，只有以逸待勞、以守為攻才是上策。
公元234年，諸葛亮親自率蜀國大軍北伐曹魏，魏國大將司馬懿采取了閉城休戰(zhàn)、不予理睬的態(tài)度對付諸葛亮。不管蜀軍如何挑釁，司馬懿硬是巋然不動，即使采用“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加以侮辱，“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為婦人耶！’即受之，令重待來使?！?br> 《十一家注孫子》道：“彼將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即是指敵方將帥性格暴躁，就故意挑逗激怒他，擾亂他的情緒，使其喪失理智而盲目行事。顯然，諸葛亮正是想達到此功效，司馬懿卻以坐下來與使者閑談的方式將滿腔怒火轉(zhuǎn)移并消融，這頗有些“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英雄本色。
此戰(zhàn)，諸葛亮激侮術(shù)失敗，司馬懿情緒控制如此之好出人意料。這終使諸葛亮心煩意亂，久病不愈，很快就病逝了。諸葛亮去世后，不幾年，司馬懿便成功地發(fā)動了軍事政變，奪取了整個魏國的大權(quán)，為統(tǒng)一全國建立晉朝打下了基礎(chǔ)。
馬懿激而不怒，表現(xiàn)了良好的管理心理素質(zhì)。作為管理者，在現(xiàn)今競爭如此激烈的社會環(huán)境中，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心理素質(zhì)，不能保持健康的情緒，讓喜怒憂哀左右了決斷，是注定要失敗的。
廣納諫言
一般來說，人頭腦冷靜時，聽取不同意見比較容易，在頭腦發(fā)熱時，聽到不對口味的話，往往很難采納。
公元219年，大概是劉備最愜意的一年，他征戰(zhàn)到59歲，終于平定了大西南，當上了漢中王。但在此時，傳來義弟關(guān)羽被東吳殺死，荊州重地丟失之噩耗。當時，劉備并不吸取關(guān)羽頭腦發(fā)脹、驕失荊州的教訓，而是急于稱帝，舉起光復漢室大旗，先伐吳，后伐魏，這就是彝陵之戰(zhàn)。雖說當時的形勢對劉備是有利的，但其自估甚高。秦宓從出兵時機不佳這個角度，一再提醒備，“天時必無其利”，希望劉備慎思，劉備難以接受，盛怒之下，將其關(guān)進了監(jiān)獄，讓其“坐下獄幽閉”。劉備一意孤行，果然吃了大虧，他敗回永安，羞慚難當。
管理者都是活生生的人，想問題、辦事情不可能沒有發(fā)熱時，當熱則熱，但熱要有一個限度，熱過頭，再好的不同意見，也會變成耳旁風。所以，管理者遇事需冷靜自持，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緒，多聽逆耳之言。
育人
領(lǐng)導與用人包括選才、育才在內(nèi)，是一個永恒的政治大題?？v觀古今中外，一部領(lǐng)導人的用人史，實際上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興亡盛衰的歷史。任何階級或政治、軍事集團要想取得成功，必須解決人才問題，進而才能按自己的政治目標，去造就支撐自己政權(quán)大廈的干部隊伍。
建立良好的用人環(huán)境
人才的成長和發(fā)展，自身的主觀能動作用固然重要，但客觀環(huán)境的影響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人畢竟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客觀環(huán)境猶如大地，主觀能動猶如種子?？陀^環(huán)境除社會這個大環(huán)境之外，還有許多具體的周圍環(huán)境，如師長的教誨、上級的指導、家庭的熏陶等。三國大將呂蒙能夠成才成器，自身的勤學與努力是一方面，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遇到了一個明主、一位賢母，明主和賢母對他教誨有方。
呂蒙遇到的明主，自然是孫權(quán)?！鞍螀蚊捎谛嘘悾瞧涿饕??！苯裉炜磥?，說“拔呂蒙”為明倒不如說教育、培養(yǎng)呂蒙更確切些?？v觀歷史，雖說帝王鼓勵人讀書學習的例子頗多，但像孫權(quán)那樣苦口婆心、循循善誘的卻少之又少。孫權(quán)為了其霸業(yè)早成，盼才心切。他針對呂蒙缺少文化素養(yǎng)的先天不足進行開導。當呂蒙以公務(wù)繁忙推托，權(quán)肯定這一事實，并以已為例，讓其無辭可托。當呂蒙意識到學習的重要性時，孫權(quán)又授之以法。像孫權(quán)這樣由淺入深、高屋建瓴、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教育勸勉，應(yīng)該說是非常高明的培養(yǎng)方法。
呂蒙的母親對呂蒙的成才也起了重要作用，如讓十五歲的呂蒙到戰(zhàn)火中鍛煉；教育呂蒙要顧全大局，不要義氣用事等。
“致天下主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币粋€好的教化環(huán)境，對人才的成長起著極大的促進作用。塑造這個環(huán)境，是整個社會的責任，上下左右都有義務(wù)。有的管理者，只知道用，不重視育，一聽說投點資或抽調(diào)員工培訓，就很不耐煩；有的倒是“恨鐵不成鋼”，一說話便把人批得灰溜溜；更有甚者，望子成龍，棒打致死。
選人用人固然重要，但若忽視了培養(yǎng)教育，干部隊伍就如同“竭澤而漁”，斷了后勁。劉備學識有限，對如何培養(yǎng)教育下級知之不多；諸葛亮在這點上彌補備之不足，為蜀國后備人才的培養(yǎng)做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說正是諸葛亮苦心育軍，蜀國才出現(xiàn)一時的鼎盛，積蓄了能夠進攻曹魏的力量。
同時，曹操也十分重視廣開學路，從根本上培育人才，解決人才匱乏的問題。在他下達《論吏士能行令》的同年，還下達了修學令，“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xiāng)之俊而教之”。像曹操這樣重視用教育方法造就人才的人，在戰(zhàn)亂頗多的三國時期是很少見的。
當今世界，新技術(shù)日新月異，這對人的素質(zhì)要求越來越高，對人才的培養(yǎng)也變得越來越迫切。有遠見的領(lǐng)導者，不僅會使用現(xiàn)有的人才，而且還會適時地培養(yǎng)人才，尤其是具有潛在能力的人才，以此來保證企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考察與選派接班人
考察干部是組織人事部門一項經(jīng)常性的重要工作。考察的結(jié)論是否真實，對能否正確任用干部關(guān)系極大。用人失誤往往源于考察的失真?！叭松弦话伲涡紊?，古往今來，考察失真的例子實不少見。曹氏三代對司馬懿的考察，可稱失真的一個典型。
曹操身邊主管人事之官崔琰，與司馬朗交往中，發(fā)現(xiàn)其弟司馬懿才能卓越，便向操舉薦。操求才心切，下令辟用。司馬懿以有病為辭拒之。曹操“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司馬懿）堅臥不動”，操信之。曹操當上丞相之后，發(fā)現(xiàn)被司馬懿騙了，再一次去召喚。“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br> 因司馬懿行騙在先，雖入曹營謀事，但操對其并不信任，日常工作，格外注意。經(jīng)過觀察，曹操發(fā)現(xiàn)其確實有才，但同時感到他“內(nèi)忌而外寬，猜忌多權(quán)變”，又聽到眾議司馬懿有“狼顧之相”，對他更加有疑慮。于是提醒其兒子曹丕要嚴加提防。曹操的疑心，司馬懿明確于心，因有性命之憂，其愈加勤奮，深得曹丕嘉贊，終讓曹操打消了疑慮。
曹操死后，曹丕撐魏之大權(quán)，司馬懿備受青睞，扶搖直上，但其自立野心亦日益顯露，可曹丕終未發(fā)覺，至死還賜予他一頂顧命桂冠。至曹丕之子曹睿執(zhí)政時，司馬懿已掌握大部分軍政大權(quán)。待曹睿察覺，為時已晚。
曹氏三代對司馬懿的考察是失真的一個典型，這一教訓也異常深刻，司馬懿所以瞞過曹操，因利用了操之子丕；瞞過了曹爽是因其選用的考察人素質(zhì)不高。雖沒有瞞過曹睿，但曹睿又發(fā)覺得太晚，已無力采取措施。
看來，要防止考察的失真，起碼應(yīng)做到三點：
一是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千萬不要為身邊人進言所左右；
二要切實選好具有勝任力的考察人；
三是構(gòu)建科學的考察制度，現(xiàn)在時代不同，考察人的制度也是與時俱進，更加規(guī)范化、科學化。
在三國時期，劉備考察干部，往往是直接接觸，其深入的作風至今可以稱道。曹操和諸葛亮都注意從制度上抓起，各有一套辦法。諸葛亮的《陰察》、《考黜》、《察疑》諸篇都體現(xiàn)了他的建制意圖，有些論述，至今仍不失光輝。曹操在這方面，用的精力很大，抽調(diào)專門力量，制定了許多帶有規(guī)范意義的條款。其營下舍人劉劭，所著的《人物志》對如何鑒別人才提出了“八觀”、“五視”之說。此外，該人還受詔專門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疾烊怂刭|(zhì)的高低，知識面寬窄，作風深入不深入，尤其是公道正派做得如何直接關(guān)系到考察結(jié)論的真實與否。
因此，在現(xiàn)實的干部考核中，決策者應(yīng)千萬注意選派確能勝任考察工作的人，必要時應(yīng)親自出馬，深入到群眾中，并與考察對象直接接觸。高高在上，僅聽匯報，判斷結(jié)論總是心中無底的，更無法選用到所需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