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的理論、思想和時代 ——鐘祥財研究員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的講演

　　“時代是由思想家造就的，但思想家又是由時代選擇的，這種選擇既不一定正確，也不總是符合思想家的全部。這是思想家的榮耀，也是思想家的悲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天，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是：眼下全球經濟的諸多弊端與凱恩斯的理論體系和思想方法有何關聯？如果存在某種因果關系，那么歐美各國能否走出目前的困境，將取決于對它的反思?！?

　　凱恩斯經濟學說的社會影響是顯著的、深遠的，宏觀經濟學由此建立，政府干預的政策依據于此，他的促進就業(yè)主張在英、美通過了立法，戰(zhàn)后國際金融體系也出自凱恩斯的設計?！锻ㄕ摗返睦碚摼哂羞壿嬓?、建構性和人為控制性的特點。這些特點是凱恩斯科學主義和整體主義思想方法的結果，其形成深受家庭環(huán)境和教育背景的影響。凱恩斯的成功是工具理性時代的選擇，這一選擇既有必然性，也有局限性。

　　鐘祥財浙江寧波人，1954年生于上海。1982年畢業(yè)于上海師范學院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1986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同年到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1997年9月至1998年12月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任訪問研究員。1998年被評為研究員。2000年在復旦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2001年被聘為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常務理事。撰有《20世紀中國經濟思想述論》等7部專著，發(fā)表論文百余篇。研究方向為經濟思想史。

《通論》的三個理論特點

　　1935年元旦，凱恩斯躊躇滿志地致信蕭伯納：“我認為自己正在撰寫一部關于經濟理論的著作，它將大規(guī)模地革新全世界思考經濟問題的方法?！彼麤]有說錯，《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于次年出版后，凱恩斯無可爭議地躋身于歐美最重要經濟學家的行列，能與亞當·斯密相提并論，凱恩斯主義隨之成為西方世界通行的主流經濟學?！锻ㄕ摗方Y構宏大，雖晦澀難懂，卻視角獨特，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流動性偏好等心理規(guī)律的發(fā)現為有效需求理論奠定了基礎，乘數原理等工具的運用增強了國家干預政策主張的說服力。《通論》以它鮮明的理論特點促成了西方經濟學的歷史性轉折。

　　首先是它的邏輯性。為了提出自己的經濟學主張，凱恩斯在構筑理論框架之前，先對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前提表示異議。他在該書的《序》中寫道：“如果正統(tǒng)經濟學說有錯誤之處，那末，錯誤不在于它的被精心樹立起來的在邏輯上前后一致的上層建筑，而在于它的假設前提缺乏明確性和一般性?！彼信e的古典經濟學假設有三條：1、工資等于勞動的邊際產品；2、當就業(yè)數量為既定時，工資的效用等于該就業(yè)數量時的邊際負效用；3、供給創(chuàng)造自己的需求，在產量和就業(yè)的任何水平，總需求的價格都等于總供給價格。在凱恩斯看來，私人和國家從事節(jié)儉為社會帶來的利益、看待利息率的傳統(tǒng)的態(tài)度、古典學派的失業(yè)論、貨幣數量論、自由放任在對外貿易上必然會帶來的利益等說法都是以第三條假設為前提引申出來的，所以他的批評重點也在這里。不過，對提出供給創(chuàng)造需求的薩伊理論，《通論》卻只字未提，這使沒有讀過薩伊著作的人誤以為古典經濟學的基礎假設確實存在問題，有助于增強凱恩斯理論的邏輯力量。

　　其次是它的建構性?！锻ㄕ摗分械纳鐣洕仁钦w的，又是可以分解的。作者寫道：“當我們論述整個經濟制度的運行時，我相信：只要把我們自己嚴格地限制于貨幣和勞動這兩個單位，很大部分的繁難之處便會得以避免?！币驗?，“我們分析的最終目的是找出：決定就業(yè)量的是什么。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得到初步的結論，即：就業(yè)量取決于總供給函數和總需求函數的交點?！痹谶@里，經濟運行的微觀主體消失了。另一方面，他把經濟制度解構為既定因素、自變量和因變量。所謂既定因素是指現有的技能和勞動量、現有設備的質量和數量、現有的技術水平、競爭強烈的程度、消費者偏好和習慣、不同強度勞動的負效用、監(jiān)督與組織活動的負效用、社會結構；自變量是指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曲線、利息率；因變量是指以工資單位來衡量的就業(yè)量和國民收入（或國民所得）。這樣做，是為了“在我們置身于其中的經濟制度中，選擇出那些政府經濟當局能按照意圖加以控制或管理的變量”。

　　第三是它的人為控制性?！锻ㄕ摗氛J為，在經濟發(fā)展到高度富裕的時代，之所以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等“令人深感不安”的結果，“根源于消費傾向和投資數量都沒有按照社會利益加以人為的控制，而主要是讓它們聽任自由放任的支配”，為此，既需要國家機關承擔起更大的責任來直接進行投資，也需要對人們支配財富的行為進行規(guī)制。他相信，如果“采取步驟來保證利息率能符合充分就業(yè)情況下的投資量的要求”，如果“國家的行動已被用作控制的手段來使資本設備的增長逐漸到達飽和點”，那么，“我們的社會應該可以到達一個接近于靜止不變的狀態(tài)”，即持久繁榮。

　　以上三個理論特點不僅突破了西方經濟學以往的寫法，而且顛覆了歐美各國傳統(tǒng)的經濟理念，被視為凱恩斯學說的現代性標志?！锻ㄕ摗返漠a生既有一個理論成熟的過程，也有內在思想方法的深刻原因。

思想方法的根植和形成

　　1883年6月，凱恩斯誕生在英國劍橋大學附近的一棟具有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特色的房子里，他的父親就是那所著名學府的經濟學和邏輯學講師。在他出生7個月時，老凱恩斯出版了《論<形式邏輯>》一書。童年時代，凱恩斯就耳濡目染父親和同事間關于邏輯學問題的探討，培養(yǎng)了對數學的濃厚興趣，大學階段，他曾樂此不疲地從事對鴻篇巨制的古典詩歌進行行數統(tǒng)計。“我得到的內容最充實的歡樂來自對邏輯推理的認識?！眲P恩斯如是說。從1906年至1911年，凱恩斯將全部業(yè)余時間投入《概率論》的寫作，這部著作于1920年修改完畢，次年出版。在該書的前言中，凱恩斯認為自己主要繼承了洛克、休謨、穆勒等哲學家的傳統(tǒng)，這些人認為自己研究的學科是科學的一個分支，而不是創(chuàng)造性想象的一部分。

　　劍橋大學歷史悠久，培養(yǎng)了大批命中注定要影響輿論和政策的精英人才，這種氛圍也培育了凱恩斯急于謀求變革的思想方法，這種跡象在青年凱恩斯給友人們的信中不斷透露出來：“我發(fā)現循規(guī)蹈矩的人如此眾多，他們總是要猶豫再三才得出結論說，世界是個該詛咒的壞東西；——即使他們的結論是對的，這也是一個很壞的習慣，一個根深蒂固的壞習慣”（1902年）；“我已經經歷了一次信仰的轉變……現在我明白了——除非改變信仰，否則改變整個世界是斷無希望的，而這在當前尚很難辦到。這是一個無需爭論的問題；全部取決于思想中某種特殊的轉折”（1906年）。

　　因此，當凱恩斯投身于經濟學研究以后，科學主義和整體主義的思想方法立即在他的論著中得到體現?？茖W主義表現在對經濟的計劃和干預上。在1922年的《貨幣改革短篇》中，凱恩斯認為：“我們已達到了貨幣發(fā)展史上的一定階段，此時，‘人為管理’的貨幣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我們還沒有達到能夠把貨幣管理托付給某一個機構的那一點上。因此，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擁有兩種人為管理的貨幣，美元和英鎊，同時在兩種貨幣的管理的目標和方法上盡可能密切地合作。”在1933年的《繁榮之路》系列文章中，他把英國經濟陷于困境歸咎于“大腦創(chuàng)造意識的缺乏”導致的“決策、行動和意愿的動機作用的喪失，我們已有的資源和技術方法不能投入合作”，強調“補救應該在通常被稱為‘計劃’的東西之中被發(fā)現”。

　　整體主義表現在他對自由競爭所依據的個人主義方法論的否定。1924年，凱恩斯發(fā)表《放任政策的結束》，宣稱自由競爭的經濟體制應該終結。在他看來，自由競爭基于兩個假設，其一，個體的人通過試驗的方式獨立地活動，可以實現生產資源的理想分配，因為競爭會使朝正確方向行動的人擊敗那些朝錯誤方向行動的人；其二，允許有技能的或幸運的個人獲得這個時期的所有果實的制度，是對人的合理行為的巨大激勵，作為最強大的動力之一，它使人對自己利益的追求符合優(yōu)化配置資源的目的。然而，這些“個人為自身利益的獨立活動會產生最大的財富總值這個結論”所依據的假定是“不真實的”，因為，“文明的個人利益總是在公共利益的范圍內運行，這不是從經濟學原則中得出的正確推論。個人利益總體上說是文明的這一點也是不真實的；更為常見的情況是，那些獨立地活動以改善自己目標的個人的無知和軟弱，使他們甚至不能達到這些目標。沒有經驗表明，個人組成一個社會團體后洞察力就不如單獨行動時清晰。”

　　于是，用整體主義取代個人主義就成為必要。凱恩斯指出：對于經濟中存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治理的手段不存在于個人的經營之中……我相信，治療這些問題的方法部分存在于一個中央機構對貨幣和信貸的有意控制中”，具體來說，“對于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應該儲蓄的最佳規(guī)模，對于這些儲蓄應以對外投資的形式投到國外的規(guī)模，以及當前投資市場的組織是否在最富有國民生產力的渠道中配置儲蓄，我們需要制定某個明智的、協(xié)調的法令。我認為，這些事不應該像目前這樣完全靠個人判斷和個人利潤的巧合?！彼_信：“我們的問題是要創(chuàng)造出一個社會組織，它會最大可能地有效率，而同時并不觸犯我們的合意的生活方式的概念?！薄跋蚯斑~出的下一步必須來自思想，而不是政治鼓勵或不成熟的試驗?！庇纱丝梢?，《通論》的價值判斷、分析方法和政策思路在10多年以前已經醞釀成型。

他的成功是工具理性時代的選擇

　　在世人的眼中，凱恩斯是一個在投資理財、藝術鑒賞、家庭親情、社交官場、學術研究和歷史地位等諸多領域都取得成功的幸運兒，而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立及其社會影響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功。凱恩斯是勤奮的，在布雷頓森林協(xié)定獲得通過后不久，他因疲勞過度而逝世，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令人崇敬。但造就凱恩斯成功的主因是他所生活的時代。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科學主義和整體主義互相支撐，前者在對自然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個人主義受到挑戰(zhàn)，較之于自發(fā)分散的漸進，基于整體主義的干預和突變被認為對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更為有效和有益，由于直接和人類數千年來的理想相聯系，這種方法論還被賦予神圣的道德涵義。凱恩斯晚年曾意味深長地說：“我們屬于最后一代烏托邦主義者或有時被稱為社會改良論者，他們對道德的進步深信不疑，由于這種進步，人類已經由可信賴的、有理性的、正派的人所組成，人類在真理與客觀標準的影響之下，完全可以擺脫習慣、傳統(tǒng)標準和僵化的行為準則的外界約束，從此得以施展他們自己的明智的策略、純潔的動機和對善的可靠的直觀本領?！薄拔覀儧]有想到應該尊重我們的祖先在建立生活秩序方面的非凡成就（正如我現在看到的那樣）和他們精心設計出來用以保護這種秩序的社會體制?！鳛槲覀兛偟乃枷霠顟B(tài)的前因后果，我們完全誤解了人類本質，包括我們自己的本質。我們認為是屬于人類的這種推理力，導致了判斷與感覺的表面化。”

　　這種懺悔的背后，是歷史的無奈。因為“無視傳統(tǒng)的智慧和習慣的約束”、“對任何人與事都缺乏崇敬之情”的烏托邦主義或社會改良論，正是凱恩斯時代的思想潮流。凱恩斯的時代，是崇尚工具理性的時代。英國政治哲學家歐克肖特認為，理性主義是現代政治的根本特點，不僅具有理想主義傳統(tǒng)的法、德等國是如此，具有經驗主義傳統(tǒng)的英、美也是如此。理性主義政治的特點是無視傳統(tǒng)，拒絕積累，迷信技術，追求完美，總想通過一定的計劃和安排，將一切推倒重來。他所說的理性主義，就是對工具或技術理性的崇拜。這種崇拜的危險在于，工具理性無法反映和解決人類社會的全部問題，一旦價值理性被邊緣化，人類面臨的風險將急劇增多，而應對的智慧卻日益減少。

　　這樣的時代既萌生了凱恩斯的經濟學說，也使凱恩斯的經濟學說得以實踐。對此，凱恩斯在《通論》德文版前言中講得很明白：“這本書是對英國古典主義（或正統(tǒng)主義）傳統(tǒng)的一種擺脫，這種擺脫在英國遇到了相當可觀的抵抗。但我能設想，所有這些可能會對德意志讀者產生某些不同的觸動。這是因為，在德國一直就有它重要的經濟學派——歷史學派，他們早已對運用古典主義理論分析同時代人的重大事件的足夠性提出了強烈的懷疑。因此，我可以期待：當我向他們完整地提供一種就業(yè)與生產理論時，當這種理論在重要的關系上偏離正統(tǒng)主義觀點時，在德意志讀者中，我會遇到比在英國讀者那里少得多的抵抗?！容^起那種‘自由放任’所造成的生產和分配理論來，我的這種理論，作為一個整體，更容易適應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關系?！?

　　時代的限制還體現在另一方面。文獻表明，功成名就后的凱恩斯并不認為自己的理論是不可討論的。他說過：“古典教義體現了某些具有偉大意義的永恒真理，這是我們容易忽視的”,“我們居然對這一極好的客觀的思路持如此懷疑的態(tài)度，而在幾年以前我們竟會把它看成是一個較好規(guī)劃提供令人難以置信的希望的；這就表明，在我們的制度中充斥著多少誤入歧途、腐爛發(fā)臭、愚不可及的現代主義貨色，這種貨色還與陳腐的有害理論極不相稱地混雜在一起?！睂τ篮阏胬淼闹匦驴隙ê蛯ΜF代主義的厭惡交織在一起，反映出凱恩斯的復雜心態(tài)。

　　1944年，凱恩斯致信哈耶克，對這位好友兼論敵的《走向奴役之路》一書大加贊賞，他仍然堅持完善和加大對經濟的計劃是哈耶克的理念得以實現的正確路徑，但同時寫道：“依我之見這是一部完美無瑕的書，我們有最充分的理由感謝你如此恰如其分地道出如此迫切地所需要說出的話。你不會指望我接受書中全部有關經濟學的權威性斷言，但是在道義上和哲學上我覺得自己差不多贊同其全部觀點，不但贊同，而且深深為之感動?！彼澩橹袆拥牡懒x和哲學的觀點，就是哈耶克勇敢捍衛(wèi)的自由、競爭以及警惕政府干預等古典教義。

　　去世前三周，凱恩斯對哈耶克說：那些機械地對待我的理論的門徒們都只是些笨蛋，政府干預的思想在1930年代非常重要。相信我，我會再次改變公眾輿論的，就像那一次一樣。晚年的凱恩斯似乎從一個鋒芒畢露的國家對經濟干預和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的鼓吹者，轉而成為對赤字財政政策引起的通貨膨脹表示憂慮和不安、進而勸說應當把消滅失業(yè)的斗爭改向為遏制通貨膨脹的人。不過，時代沒有允許凱恩斯這樣做。一方面是他自然生命的戛然中止，另一方面，他創(chuàng)建的宏觀經濟學和國家干預政策已適應西方經濟學和經濟運行的客觀需要。

　　不難看出，凱恩斯的成功是工具理性時代的選擇，這一選擇有其必然性和局限性。今天，人們對凱恩斯的這一段話耳熟能詳：“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們的思想，不論它們在對的時候還是在錯的時候，都比一般所設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確，世界就是由它們統(tǒng)治著。講究實際的人自認為他們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可是他們經常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俘虜。在空中聽取靈感的當權的狂人，他們的狂亂想法不過是從若干年前學術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煉出來的。我確信，和思想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過分夸大了……不論早晚，不論好壞，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睍r代是由思想家造就的，但思想家又是由時代選擇的，這種選擇既不一定正確，也不總是符合思想家的全部。這是思想家的榮耀，也是思想家的悲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天，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是：眼下全球經濟的諸多弊端與凱恩斯的理論體系和思想方法有何關聯？如果存在某種因果關系，那么歐美各國能否走出目前的困境，將取決于對它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