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至少表面看起來，哈耶克比凱恩斯吃香。

“表面上看起來”至少表明了兩個層面的意思：第一，哈耶克在國內學界的長盛不衰，不是因為他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的經濟學，而是因為他的自由思想理論；第二，哈耶克作為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在民間受到了極大的推崇，但是中國執(zhí)政者的意識形態(tài)歸屬上天然傾向于凱恩斯的國家干涉市場的經濟政策。

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的爭論由來已久?！秳P恩斯大戰(zhàn)哈耶克》一書，為我們梳理了這兩位經濟學家肇始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要市場還是要政府”的爭論。這本著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明晰而生動的歷史圖景，從兩人思想的最初交鋒，到他們共同圈子的眾生相，乃至留下的眾多思想遺產,對我們現在生活的影響。作者韋普肖特是路透社的專欄撰稿者，也是倫敦《泰晤士報》的前高級記者。在這本書中，他提供了多種角度讓我們深思兩人爭論的真正意義：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應該控制到什么樣的限度？

事實上，無論哈耶克還是凱恩斯都主張政府應該不同程度地干預市場。哈耶克相信，國家有道義上的責任介入，只要自由企業(yè)不受影響，國家介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的爭論還是不可調和，某種程度上，這不僅是兩代不同風格的知識分子之間的爭論，也是古典自由主義與現實的凱恩斯主義之間的智慧交鋒。韋普肖特提醒我們，凱恩斯人生與哈耶克人生之間有著很大的不同點：哈耶克單純地沉浸在經濟理論當中，刻意地與政治保持著距離；而凱恩斯感興趣的卻是應用經濟學，并以此改善他人的生活。

1931年1月，哈耶克從奧地利抵達倫敦后，首先在劍橋凱恩斯信徒的大本營舉辦了四次講座，對政府干預市場的凱恩斯主義進行了有條不紊的反駁。哈耶克認為，在已經到來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中，用借來的錢投資、改善經濟不景氣的癥狀只能讓局面變得更糟。與此相反，他提出了自己的補救辦法：讓時間解決一切。而凱恩斯認為，哈耶克是想靠對他的《貨幣論》的批判文章在英國經濟學界站穩(wěn)腳跟，他對哈耶克“時間能解決一切”的回答充滿了嘲諷：“長期而言，我們都會死?！?/font>

說實話，開始的這段爭論并不值得炫耀，這兩位大牌的經濟學家你來我往之間詞鋒犀利，但是糾纏來糾纏去，就是在基本的經濟學術語的誤讀上互相指責，最后干脆訴諸于胡攪蠻纏：“他的理論全是垃圾”，“胡言亂語的大雜燴”如此等等。乃至后來有經濟學家總結這場1931年到1932年的爭論時說，雙方都想極力攻擊對方，并沒有持續(xù)的、富有洞見的觀念之間的交流：就像兩個頑童之間的無知對打。

當時的人們還無法察覺到哈耶克與凱恩斯之爭對歷史與經濟學具有什么的意義。1936年，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但人們期待的哈耶克的評論再也沒有出現，而一場凱恩斯主義的革命正在美國興起，1929年的股市崩潰和隨后的大蕭條，為凱恩斯主義的流行提供了機遇，羅斯福新政，再加上戰(zhàn)爭的刺激，這些不同的嘗試緩解了大蕭條的痛苦。而此刻，哈耶克正忙于撰寫他的杰作《通往奴役之路》，他在書中認為，主張用計劃經濟取代自由市場的人，不管多么用心良苦，必定會踏上一條通往暴政之路。1944年此書出版之后，哈耶克一舉扭轉了在凱恩斯論戰(zhàn)中的頹勢，成為了大受歡迎的經濟學家與政治思想家。

哈耶克的傳記作家阿蘭?艾伯斯坦認為，《通往奴役之路》的偉大不僅在于其結論，也在于其內在價值，“這本書不僅從經濟生產效率的角度來考察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必然結果，更側重于從政權與社會類型的角度來研究這一點?！惫搜芯克悸返倪@種轉變，讓他轉型為一個政治思想家。我們如今已經能感覺這種轉變的意義。

凱恩斯與哈耶克的爭論影響了二十世紀經濟發(fā)展的軌跡，迄今為止我們還在為市場與國家職能的調控爭論不休，為政府在市場領域的界限如何糾纏不清。在經濟政策的制定上，我們會在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取舍不定正如同2008年和2012年爆發(fā)的經濟危機中，這兩位的爭論重新被提起，如何選擇的問題又一次擺放在了面前一樣但是在政治思想領域，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論永遠都不會過時，他對個人主義的推崇，對國家暴政的警惕，對計劃經濟的鄙棄，對自由主義觀念與民主制度的向往，已經成為了指引我們尋找觀念力量的燈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