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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fēng)不度玉門關(guān)”，“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些都是唐代邊塞詩人王之渙的千古名句，章太炎先生用“絕句之最”四個字，予以評價。值得關(guān)注的是，《全唐詩》中只收錄了他6首詩，他的名氣之大與遺篇之少形成了強烈對比。王之渙的名氣是如何大起來的，是名作爍世還是有人鼓吹？這是一個未解的歷史懸念。 說起王之渙震耳欲聾的大名聲，不得不說他是如何出名的。從歷史記載看，新舊《唐書》均無王之渙的傳記，《唐才子傳》所記也甚簡。僅唐人靳能所作《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太原王府君墓志銘并序》中提供了王之渙的簡要情況。由此看，如果說在當(dāng)時的上層社會和主流詩壇，王之渙已擁有赫赫的名聲，恐怕不能令人信服。 那么，王之渙到底是怎么名揚天下的呢？這要從唐人薛用弱《集異記》記載的“旗亭畫壁”故事說起。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在旗亭喝酒，觀看“梨園伶官”表演，三位人約定看歌手唱誰的詩多，誰算勝出。他們聽到第一個唱王昌齡的，第二個唱高適的，第三個又唱王昌齡的，王、高分別在墻壁畫記。王之渙急了，說已經(jīng)唱過的都是“潦倒伶官”，水平較差，長得最漂亮的唱詩，一定是我的。果然，那位“超級歌妓”出場后演唱的正是王之煥的《涼州詞》，旗亭畫壁，遂成典故。這段藝林佳話出于小說家言，是真是假難以考究，但這個典故的廣泛流傳，對王之渙名滿天下的確起到了關(guān)鍵性作用，元人也據(jù)此編成雜劇上演，對王之渙進(jìn)行了大力渲染。 由此看，王之渙的名氣大，其因有四：一是本人確有一定的寫作功夫。他寫的邊塞風(fēng)光和征人哀怨，單刀直入，含蓄有力，令人回味。如果王之渙當(dāng)時一詩無名，不可能無中生有地演義出“旗亭畫壁”的美麗傳說，況且《涼州詞》是王之渙所作無可爭議，僅這一首詩代表的水平就絕非一般，一炮走紅并不全是今天的事兒，古代也有可能存在這種情況。二是“旗亭畫壁”廣泛流傳和元劇的上演。這使王之渙在民間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chǔ)，人們從這段佳話中知道了王之渙，也知道了他的不朽詩作《涼州詞》。這至少可以說明一個問題，當(dāng)時王之渙雖然在主流社會沒有什么地位，但他在草野庶民中還是很有影響的。三是《登鸛雀樓》著作權(quán)的爭議。這是歷代文人爭論不休的話題，到底這篇名作出自誰之手，是文人們在錄詩成書過程中喋喋不休的焦點，爭論中使王之渙一次次變成詩壇中的焦點人物，文人們又將爭論的結(jié)果二次推向民間，然后再度炒作。爭論就是炒作，炒作就能揚名。四是好友互薦。在唐代，朋友之間互相贈詩是一種時尚，王之渙常與王昌齡、高適、崔國輔、暢當(dāng)?shù)让娙私挥?，來往甚多，堪稱好友，他們彼此交流詩作，相互贈予，聯(lián)唱迭和，互相揚名、相互宣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總之，自身有功夫、民間傳唱廣、文人炒作熱、好友迭和多是王之渙名揚天下、名垂千古的根本原因。既然有這么多得天獨厚的條件，王之渙應(yīng)該是名著充架、汗牛塞室的。那么，王之渙的詩作為什么流傳下來只有五首半呢？正史沒有記載，野史沒有說法，只有靠旁證推斷之。分析起來有以下三種可能：
一、出道較晚，枉費人生，讓王之渙精品甚少
據(jù)有關(guān)史料記載，王之渙屬于盛唐詩壇的晚熟型詩人，這與他本人的性格有很大關(guān)系。俗話說，人過三十不學(xué)藝，而王之渙有作則是在中年之后。他雖然幼聰穎好學(xué)，年齡不及20歲便能精研文章，未及壯，便已窮經(jīng)典之奧，但他卻是一個標(biāo)準(zhǔn)的“問題青年”，講究義氣，豪放不羈，常和豪俠子弟交往，飲酒論劍，縱酒談樂，不務(wù)正業(yè)，直到中年，一事無成，始得反思，悔悟先前頹廢無知。
后在他兩個哥哥的幫助下，人到中年的王之渙才開始漸入創(chuàng)作之境。王之渙一生活了55歲，前40年枉費人生，肯定也不會在詩作上弄出什么新鮮玩意兒，中年后開始起步，其創(chuàng)作成就可想而知。這一觀點在他的遺篇中得到了有力印證。
除了《登鸛雀樓》有爭議，暫且不說，其他錄入詩集的五首詩只有《涼州詞其一》知名度高，民間傳頌廣，另外的四首分別是：1、《送別》，－楊柳春風(fēng)樹，青青夾御河。近來攀折苦，應(yīng)為別離多。2、《涼州詞》其二，單于北望拂云堆，殺馬登壇祭幾回。漢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親歸去來。3、《宴詞》，長堤春水綠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莫怪聲聲催去棹，桃溪淺處不勝舟。4、《九日送別》，薊庭蕭瑟故人稀，何處登高且送歸。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yīng)作短蓬飛。從詩作的水平看，全然不像一個盛唐時期的名家之作，其水平倒與目前博客的草根水平有所接近，在佳作如林的唐詩中實在不能算作什么精品。
就是在目前，能知道這幾首詩是王之渙之作的又有幾人？錄入詩集的作品水平權(quán)且如此，其他的縱使有作品，水平稱稱又值幾何？由此看，王之渙《涼州詞》疑似突發(fā)靈感的奇作，有“懵”的因素蘊含其中，并不能代表其整體水平。沒有質(zhì)量，就沒有傳唱，這是歷史必然。
二、位低職卑，難入名流，讓王之渙有作難薦
也許因為王之渙喜游江湖、討厭仕路，他一生未走科舉之途，一直生活在社會下層，曾擔(dān)任過冀州衡水的主簿（小秘書）和文安郡文安縣尉，都是些不起眼的小官。這種身份無論在政壇還是文壇，都難以接近社會名流，他雖然也有同喜俠氣的王昌齡、高適等朋友，但他們的知名度遠(yuǎn)遠(yuǎn)沒有同年代的詩仙李白、詩圣杜甫高，況且二位仙圣都與王昌齡、高適有交，唯不見與王之渙接觸。由此看，同年代中李白、杜甫之類似為一流詩人，王昌齡、高適之類為二流，王之渙只能算為當(dāng)時的三流詩人，史有載王之渙與昌齡、高適齊名，以此評定王之渙最多算一個沒有見過大世面的二流詩人。
在唐代的詩壇上，這種不利的社會地位對個人詩作推廣極為不利。當(dāng)時，除了詩人向朋友呈示寄贈形式推薦自己的作品外，在公開社交場所的即席賦詠、向人展示最為重要，正像現(xiàn)在的歌手要出名必須上春晚一樣。而位低職卑、癡迷云游的王之渙根本沒有機(jī)會與一流詩人、豪門權(quán)貴、王公貴族接觸，當(dāng)然也沒有機(jī)會把自己的得意之作獻(xiàn)給當(dāng)時的名流，以便流傳頌揚，名聲大振。得不到社會名流的承認(rèn)，個人作品要想錄入官辦的詩集比登天還難，而流傳下來的詩集大多都是官修的。這也許是王之渙遺篇少的原因之一吧。
此外，唐代還有一種有意思的傳播自己作品的怪形式。就是在驛館、驛亭、寺觀、樓閣等公眾場合的墻壁和柱頭，詩人們約定俗成地視其為詩歌“發(fā)表園地”。白居易《藍(lán)橋驛見元九題詩》就有“每到驛亭先下馬，循墻繞柱覓君詩”之說。王之渙作為唐代的一驢友，喜游的地方是“大漠孤煙直”的荒涼地帶，旅途中這樣的發(fā)表園地估計也不會太多。就是登了一次鸛雀樓，留下了一首千古佳詩，可又在沈括筆下的記載中署名的落款不是王之渙，而是變成了王文奐，惹得后人至今爭論不休，實在遺憾。
三、人才薈萃，佳作如林，讓王之渙暗然失色
王之渙生活在詩歌創(chuàng)作高度繁榮的黃金時代。孟郊《教坊歌兒》就有“十歲小小兒，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詩獨臨川”的記載。當(dāng)時，的確吹著一股強勁的詩作之風(fēng)，凡有一點文化修養(yǎng)的，都想出點兒作品，都熱情地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這與目前的網(wǎng)友寫博客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當(dāng)時，詩歌創(chuàng)作的群體特別廣泛，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將、舉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漁人樵夫、村婦小兒、僧道乞丐、宮女娼妓，大多會詩能吟，可謂名家多多，草根云集，中國真正成為了詩的國度，詩歌作品也真正匯成了詩的海洋，而作為一職小官的王之渙，只能算是滄海一粟，詩壇一丁，實在是平凡中的平凡。
據(jù)史載，唐代的詩人有名可數(shù)的2000多人，作品數(shù)以萬計。從詩歌的題材與內(nèi)容來說，詠史懷古、飲酒賦詩、壯麗河山、農(nóng)家田園、邊塞戰(zhàn)爭、塞外風(fēng)光、友誼愛情、琴棋書畫、音樂舞蹈、參禪禮佛等，都在唐詩中得到具體而生動的反映。創(chuàng)作人數(shù)之多、詩歌作品之精、創(chuàng)作范圍之廣在我國歷史上很是少見，真正形成了歷史上詩歌創(chuàng)作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用“舉國激情鎖不住，篇篇佳作涌出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要問王之渙的差距有多大，地位有多高，不妨把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搬出來對比一下。白居易一生創(chuàng)作多少詩沒有記載，僅現(xiàn)存白詩就將近3000首，數(shù)量當(dāng)為第一，白居易當(dāng)為唐代詩歌遺篇的總冠軍。而王之渙遺篇僅曲曲6首，是白居易的500分之一，王之渙的作品顯得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在高手如林的當(dāng)時，王之渙的一首《涼州詞》能夠脫穎而出，成為千古絕句，已是很不簡單的事情了。要知道，草根要想變成名家，任何時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詩不在多，有精則行。王之渙的名氣不小，遺篇也不多，但這并不影響他在中國詩壇的地位，他的《涼州詞》確為古典文學(xué)寶庫的精華，從中依然可以看到他詩作的精彩和高大的身影，這足以使王之渙的詩名與宇宙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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