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入書山若許年

沈乃文 文匯報2012-04-16

　　此文為沈乃文新書《書谷隅考》序言。本書收錄作者關于版本目錄學論文18篇，包括對清朱彝尊《經(jīng)義考》的研究，對元陳澔《禮記集說》的版本考訂，對宋《事文類聚》的成書與版本以及對宋雕佛藏“崇寧藏”、“毗盧藏”殘卷的考訂等。

　　北京大學的一百五十萬冊原始古籍，除一小部分存在幾個系里之外，絕大部分藏在學校圖書館的地下書庫里。地下書庫有兩層，約四千平方米，其中密布著滿載古籍的樟木書柜。地下一層書庫南出口的過道邊，有一個不大的下沉花園，陽光可以從此透入過道的窗口。

　　2000年以后，我每天就在過道的一個角落里工作。十年晨昏之間，偶爾因伏案過久喪失了位置感，恍惚覺得是在地面之上，環(huán)繞周圍的古籍層壘如山，而自己置身于書山之谷，俱在陽光照耀之下，感覺十分愜意，油然而生一種幸福之感。由于熱愛古籍，辛苦平生所欲得到的，如果說還有一點意義，或許就在此吧。

　　有一種至今占據(jù)主流的說法，認為中國古代藏書樓是以藏為主，落后；西方現(xiàn)代圖書館是以用為主，先進；其實是一種膚淺的臆說。首先,古代藏書樓是自藏自用，不能用現(xiàn)代公益理念來評判。其次,古代藏書家既收藏，又研究、又?？薄⒂謧鞒?、又出版，往往窮盡畢生的心血，對于古籍的了解和掌握的水平，對于古籍的保存和續(xù)命的貢獻，都是后來通常的圖書館所達不到的。再次,古代藏書家周圍都有一個學者圈子，在收藏、研究、?？薄⒊霭娴确矫骖l繁交流。以清中期黃丕烈為例，錢大昕在《竹汀先生日記鈔》卷一“所見古書”中，記載與他的書籍交往三十余條；鈕樹玉在《非石日記鈔》中，記載與他的書籍交往近二十條，可見當年之一斑。如果友人遠道而來看書，當年還會提供多日食宿。這些更是后來通常的圖書館所達不到的了。西方圖書館的核心知識是編制目錄和解答咨詢，在電腦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基本為電腦的操作技能所取代。而古代藏書家的知識，對于書籍的研究，對于版本的鑒定，屬于人文學科的研究領域，不可能由現(xiàn)代科學技術全面代勞。甚至一些原來的手工技能，由于最新科技的融入，反而逐步提升為專門的知識。比如對于殘損古籍的修復，即為顯例。

　　今天的圖書館古籍工作者，崗位是現(xiàn)代圖書館員，業(yè)務是古代藏書家的后繼，接受社會以古代藏書家在古籍搜集、鑒定、整理、研究、出版方面達到的水準和成就作為衡量標準的評判。但是古代藏書家的時代過去了，在圖書館的現(xiàn)行體制下，古籍工作者要達到古代大藏書家的水準很困難。由于不是專門的教學和研究單位，雖然獲得的成果與人文學科的成果同類，但是成果只能在時間精力被日常工作基本耗盡之后，鼓以余勇，利用貼近古籍的優(yōu)勢，日積月累而成。若干前輩和同儕為了追求貫通的境界，都有超乎尋常的付出，之所以自苦如此，皆為對古籍的熱愛所使然。古籍要求伴書人了解它，懂得它，能夠真正地利用它和善待它。凡此種種，洵不足為外人道。

　　古籍的學問在傳統(tǒng)學術中，稱為版本目錄學，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日漸熱鬧的文獻學、出版史、印刷史等所遮蓋。隨著古籍市場的日益升溫，古籍經(jīng)濟學或?qū)⒊鍪?，古籍財?jīng)雜志也可能擺上報刊亭的案頭。但是知其人，論其世，讀其書，應該是研讀古籍的根本。講求版本等則是為探求古籍的正確內(nèi)容而生發(fā)的枝條。探究出版史、印刷史、抄寫刻印工藝等，又是自版本研究再生發(fā)的梢葉。雖然以不同側面為中心所形成的研究門類，完全可以齊頭并進，但是版本目錄學研究應該堅持傳統(tǒng)，全面發(fā)展，不當棄冷而逐熱。

　　清乾隆時姚鼐《惜抱軒文集》卷四“述庵文鈔序”云：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古籍研究基本屬于考據(jù)范疇。所謂考據(jù)，一是發(fā)現(xiàn)問題，二是尋找證據(jù)。發(fā)現(xiàn)問題靠了解書，了解得越多越深，感覺到的問題就越多。而找證據(jù)，則一要有心，將問題時刻記在心里。二要勤快，大海撈針，鍥而不舍。三還要碰運氣。對于傳統(tǒng)學問，今人的基礎不如古人，特別是沒有私塾的根底。古人遺留在今天的問題，基本上都是因為缺乏材料。而尋找解決問題的關鍵材料，不是只要吃得辛苦，就一定能夠找到。運氣欠佳，只能存疑。

　　因為上述，我不贊成胡適先生“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名言。有前輩學者認為“這十個字是胡適對思想和治學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貢獻”（《胡適全集》序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但是就考據(jù)學來說，在拿到關鍵證據(jù)之前，大膽假設的結論對于求證具有導向性，同時錯誤的假設會頑強地阻礙形成正確的結論。

　　以胡適先生做“戴趙《水經(jīng)注》案”考據(jù)為例。趙一清接續(xù)全祖望研究《水經(jīng)注》，于乾隆十九年書成，二十九年趙卒，三十八年書送入四庫全書館，四十六年書抄入文淵閣本《欽定四庫全書》。戴震研究《水經(jīng)注》，三十年著書初成，三十八年被召入四庫全書館，繼續(xù)踵成前書。三十九年寫定官本《水經(jīng)注》，四十年武英殿排印官本《水經(jīng)注》，四十一年戴重定刊行前書，四十二年戴卒。檢乾隆三十九年之武英殿聚珍版本、四十二年之《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四十四年之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本，三者中的《水經(jīng)注》提要相同，可信出于戴手。提要反復恭述?？币罁?jù)的是《永樂大典》，目的明顯是為了取悅乾隆帝。但是經(jīng)注中的若干文字異于《永樂大典》，卻與趙一清書相同，以致當年在四庫全書館中，即有戴太史參用趙書，且無一言及之的議論。到了民國影印《永樂大典》行世之后，議論遂成主流。

　　1943年末胡適先生著手考訂此案。他于1952年12月19日在臺灣大學文學院的演講中說：我審這個案子，實在是打抱不平，替我的同鄉(xiāng)戴震伸冤（《胡適言論集》甲編，臺北華國出版社1953年）。就是說胡先生大膽假設為戴震蒙冤。然而要證明戴沒有參用趙書，必須得到戴在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庫全書館之前初成稿本的相關文字，已經(jīng)與趙書相同的證據(jù)。胡先生考證了二十年，沒有拿到關鍵證據(jù)，但是也未承認戴確有參用趙書的可能，所作的戴沒有見過趙書、戴趙是各自研究得到了相同結果等論述，都不能從根本上排除戴參用過趙書的嫌疑，不能完全說服人，也不能成為真正的結論。所寫的關于戴、趙和《水經(jīng)注》的二百多篇文字，絕大多數(shù)也沒有能在胡先生生前發(fā)表。胡先生曾經(jīng)說，他的研究著重解決方法論的問題。那么他考證“戴趙《水經(jīng)注》案”的例證所說明的是：考據(jù)學在取得關鍵證據(jù)之前，不宜假設任何結論，應該不帶任何主觀色彩地尋找證據(jù)，根據(jù)獲得的關鍵證據(jù)得出純客觀的結論。

　　因為做有關古籍的工作，解決日常工作中涉及到的問題，零零散散地寫了一些文字。一九九七年鄧廣銘先生教導：寫了文章一定要發(fā)表，藏之名山不可取。遂陸續(xù)刊載在一些刊物上。由于事先沒有通盤的計劃，不是按部就班地完成，所以門類題目都很分散，只能說基本都是依據(jù)古籍做考據(jù)，偏重版本的稍多。許多題目還有后續(xù)的余地，也想續(xù)作，但是何時能夠著手，全在未知。

　　古人描述收藏古籍之多為坐擁書城。所謂的書城，至多傳承三四代，藏書數(shù)萬冊，號稱幾十萬卷，就不得了了。以今天北大位居世界前幾位的古籍收藏來說，不啻十數(shù)倍于當年的頂級者。只此一點，已經(jīng)是千百年間的古代讀書人所不能奢望的?！都t樓夢》中的頑石感嘆“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厥讜r光，冒昧套用，可以說是：幸入書山若許年。又幸何如之。最大的遺憾是母親已經(jīng)于六年前過世，墓草萋萋，孤獨無訴。茲斂集山腳的些許云影落花，聊志光陰而已。

　　(作者為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