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墻外世事變遷，而院內(nèi)依舊延續(xù)著六百年不變的口傳心授。學生們沉浸在帝王將相的縱橫捭闔和才子佳人的纏綿悱惻之中，他們不會料想，當跨出那道大門，等待他們的將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凄慘境況。

　　1925年，在上海廣西路笑舞臺，這批學員第一次登臺亮相，登臺前，穆藕初書下“傳”字為他們排行，取意昆曲大雅將由他們傳承下去。笑舞臺的垂幕緩緩拉開，笙簫鑼鼓中，“傳”字輩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1927年12月13日，傳字輩全體演員在昆曲活動家嚴惠宇、陶希泉主持和邀集下，成立“新樂府”。當日晚，在裝潢一新的笑舞臺進行了成立演出，滬上名流如徐志摩、陸小曼夫婦，京劇名伶蓋叫天等皆到場觀戲?！渡陥蟆愤B日報道演出，并言“有極衰轉盛之勢……”

　　然而好景不長，由于政局跌宕、民生日下，再加上戲班內(nèi)部出現(xiàn)分裂，1931年6月2日，新樂府宣告解散。當年10月1日，尚在蘇州等地輾轉演出的傳字輩演員，自行組建“共和制”戲班，取名“仙霓社”，再赴滬上公演，反響頗好。

　　或許注定這一輩昆曲人要在家國興亡中親歷藝術和人生的雙重沒落。1937年，仙霓社的全部衣箱在“八·一三”事變中被炸毀，劇團名存實亡，藝人們開始各自討生活。他們有的做了生意，有的當了老師，有的進了別的劇團，也有的生活窘迫。施傳鎮(zhèn)、顧傳琳、華傳銓、史傳瑜、龔傳華，相繼在離開仙霓社后意外亡故；被譽為顧傳介后第一小生的趙傳君，于1942年一個冬天的夜晚，倒斃在綠寶賭場外的馬路上，尸首無存……

　　傳字輩學員期間第一次公演，便在路上遭遇槍擊，領班浦仁來中彈身亡，他們在槍聲中踏上社會；十年后，還是在槍林彈雨中，戲班行頭俱毀，傳字輩又在槍聲中被迫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一同褪色的，還有人們寄托在傳字輩身上的復興昆曲之夢。

　初春不消雨疏風驟

　　1956年4月的一天，北京政協(xié)禮堂內(nèi)人頭攢動，幕布關上又拉開，演員一次次返場謝幕，觀眾紛紛起立，熱烈和興奮浸潤著禮堂的每一絲空氣。國營浙江昆蘇劇團在這里上演昆曲《十五貫》。

　　故事講述了中國古代三位不同的官員對待同一樁命案的不同態(tài)度，最后劇中的蘇州知府況鐘通過對案發(fā)現(xiàn)場的勘察、對嫌疑人的審問，以及審慎地推理研究，終于抓住了真兇，還被冤者清白。

　　梅蘭芳、田漢、歐陽予倩等文化界人士也前來觀劇。毛主席將劇團請入中南海，并稱贊：“這是一出好戲！”于是，國風劇團被邀請到了政協(xié)禮堂演出，接下來的近兩個月時間，昆劇《十五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歡迎，在京46天，共演出47場，場場爆滿，觀眾總人數(shù)超過7萬。

　　昆曲又露出了復興的希望，這希望離不開臺后一群人默默的付出。

　　1955年春天，袁牧之和丁玲在杭州療養(yǎng)期間，發(fā)現(xiàn)了浙江國風蘇昆劇團這一全國碩果僅存的職業(yè)昆曲演出團體。兩人在看完國風劇團表演后馬上找到了文化局希望能爭取一些資助。但結果令人失望：對于國風這樣的私營劇團，政府任其自生自滅。

　　眼看昆劇團在這樣境況之下生存艱難，深知其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的丁玲和袁牧之決定想辦法改變這種現(xiàn)狀。在二人的積極奔走之下，文化部藝術局局長田漢將一封親筆書信遞到了浙江省省長沙文漢手中。信上說，邀請浙江國風蘇昆劇團上京演出。

　　1955年秋，田漢作為全國戲改專家來到了杭州，一行人在解放劇院看戲，一看就是六天，從眾多的劇目中選擇了《十五貫》進行改編。

　　兩個月后，原來一天一夜的劇目被縮編成三小時，在1955年底完成了全劇的排演，并在杭州勝利劇院做了第一次演出。

　　1956年4月，國風劇團改名為國營浙江昆蘇劇團，同月，劇團終于踏上了進京的路途，也讓昆曲又踏上重尋希望的征途。

　　在北京的演出好評如潮，5月6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一出戲救活一個劇種》的社論，幾乎把昆曲和《十五貫》推到極點。之后，劇團又巡演全國八個省市，從1956年到1964年，《十五貫》風行全國，共演出一千余場，觀眾一百多萬人次，并直接促成了1957年全國六個昆劇團的成立。昆曲似乎再次走向了戲曲舞臺的中央。

　　然而，在現(xiàn)代戲橫掃大江南北的日子里，昆曲再次面臨危機。舞臺上好戲的高潮尚未到來，卻聽到鑼鼓漸息，笛聲又一次喑啞……

　　傳入尋常百姓家

　　2001年10月，巴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會議大廳里，傳出流麗的笛簫和百轉千回的水磨腔調(diào)。這是來自中國的昆曲藝術家們正在“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chǎn)代表作”慶?；顒由媳硌?，臺下坐著來自各國大使及聯(lián)合國的官員。

　　來自北方昆曲劇院的魏春榮與她的老搭檔馬寶旺演出的《活捉》結束后，大會主席給中國大使夫人遞上了一張便條，上面寫道：“我從來沒見過這么美麗動人的女演員，更沒見過這么美妙的中國戲劇藝術！”魏春榮回憶那天的情景，非常感慨：“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雷鳴般’的掌聲。”會后，張學忠大使收到了來自一百三十多個國家大使的祝賀。

　　這一切的發(fā)生，都因為在2001年5月18日，昆曲成為聯(lián)合國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chǎn)代表作”，全世界共有十九個項目獲此稱號，而昆曲在評選中獲全票通過。

　　掌聲中激動不已的演員們，還能記起曾經(jīng)心中的惆悵和失落。自從“文革”以來，昆曲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文革”后雖然也招收了一批學員，但隨著改革大潮洶涌，昆曲接班人的培養(yǎng)顯得尤為困難。因為演出市場不景氣，劇團里的年輕人紛紛離開舞臺。

　　其實，國家為了保護昆曲，早在申遺之前便做了很多工作。20世紀80年代，文化部重新提出昆曲工作的“八字方針”：保護、傳承、創(chuàng)新、發(fā)展。全國六大昆曲劇團也進行了新劇目的創(chuàng)作和傳統(tǒng)劇目的復排。在戲曲研究領域內(nèi)，專家們也取得了眾多成果，《昆曲演出史稿》、《昆曲格律》等一批有重要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陸續(xù)發(fā)布。但昆曲似乎總游走在“博物館藝術”的邊緣，不被社會大眾了解、缺少普通觀眾，一直成為阻礙昆曲復興的障礙。

　　北方昆曲劇院的演員們回憶，在申遺成功前，一年到頭最多只有幾十場演出，而且觀眾寥寥。當時劇團流行這樣一句話：“多演多賠、少演少賠、不演不賠?！比欢赀z成功后的北昆，如今一年演出多達上百場，基本達到了收支平衡，有時還能略有贏余。

　　怪不得業(yè)內(nèi)人多多少少把申遺成功，看成是昆曲發(fā)展的一塊里程碑。或許，這樣的事件在人們心中，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義。它象征了一次機遇，一次讓全社會重新嘗試走近昆曲、認識昆曲的機遇。

　　之后發(fā)生的一切似乎在我們的記憶中就更清晰了。2004年2月，蘇昆版《長生殿》在臺灣首演，此后足跡遍布香港、上海、北京等地；2004年5月，青春版《牡丹亭》在臺北首演，至今已演出上百場……昆曲復興，似乎初露端倪。

　　但質疑聲也隨之而來。各種“青春版”、“實驗版”昆曲，究竟還是不是正宗的昆曲？萬人爭看昆曲的熱潮，是否只是一種“文娛事件”？舞臺上聲光電的運用，會不會有損于昆曲表演藝術的精髓？

　　現(xiàn)代社會，節(jié)奏變了，生活變了，心態(tài)變了，然而不變的，是臺上的才子佳人、帝王將相，還在雨絲風片和金戈鐵馬中訴說著千百年的世事沉浮。昆曲復興的開場鑼鼓已然擊響，我們樂意看到它在紛擾的爭論中尋找出路，而不忍心目睹它在寂靜中被遺忘。在唇齒的交鋒中，也許更多的人會走進劇場，然后驚嘆一句：“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周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