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以后，政治腐敗，皇帝昏庸、宦官專權、吏治敗壞，土地兼并劇烈，又時逢連年災害：水災、旱災、蝗災等災害頻繁發(fā)生。種種惡劣的社會生存環(huán)境，造成明朝中期以后大批農(nóng)民失田失業(yè)已到達無法維持生計的邊緣，成批成批的農(nóng)民背井離鄉(xiāng)，四處逃亡，流民遍及全國。流民問題成為明朝中期以后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荊襄地區(qū)是當時最大的一個流民聚集區(qū)，破產(chǎn)的農(nóng)民如潮水般地從四面八方涌進，流民人數(shù)驟增到一百五十多萬。今之十堰市地處荊襄地區(qū)西北部，元朝至正年間這一帶就已有流民聚此，當時官府將這一帶作為封禁區(qū)，是不許百姓遷入的，但是直到元朝滅亡也莫能制。明朝建國初，朱元璋延續(xù)元制，對荊襄地區(qū)仍實行封禁政策，曾派遣衛(wèi)國公鄧愈率兵到房縣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明朝最大的封禁山區(qū)就是以今之十堰市為中心的荊襄地區(qū)。荊襄地區(qū)泛指湖廣、河南、四川三省結合地，大約西起終南山東端，東南到桐柏山、大別山，東北到伏牛山，南到荊山，這里山巒連綿，川回林深。

　　大批流民為什么選擇荊襄地區(qū)？這是由于當時該地區(qū)人煙稀少，容易獲得墾地。同時這里的氣候介于南北方之間，比較溫和，雨水適中，既可以種水田，也可以種旱地。這樣的自然環(huán)境，南北方人在生活上、勞作上都易適應，因此流民把這里當作理想的歸宿地。

　　明代的《大學衍義補》說：荊州、襄陽、南陽三府兼有水路之利，“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為多”。歷朝統(tǒng)治者又為什么要對該地區(qū)實行封山政策呢？簡單地說，就是“恐流民聚眾鬧事”，壞了統(tǒng)治秩序。朝廷采取強令驅(qū)趕和強制遣散流民還鄉(xiāng)的政策，其結果導致朝廷封山與流民反封山的矛盾空前激化，終于釀成歷史上有名的二次荊襄流民大起義。

　　驚天動地的起義風暴，有史書稱為“荊襄流民舉事”、有的則稱之為“中國古代流民起義”等?？傊?，是“風暴”催生了鄖陽府的誕生。

　　《明史》、《明通鑒》、《明史紀事本末》等等史料記載：明成化元年（1465）春，首次荊襄流民起義在今十堰市房縣大木廠爆發(fā)。領導起義領袖叫做劉通。劉通是河南西華人，因為曾雙手舉起縣衙門前的千斤石獅，人稱劉千斤。早年因劫鄧州李姓富豪，遭官家追捕。正統(tǒng)年間流亡到襄陽、房縣一帶的山區(qū)謀生。成化元年四月，他樹起起義的旗幟，得到廣大流民的擁護和響應。起義后，劉通自稱“漢王”，義軍從數(shù)萬人迅速發(fā)展壯大到數(shù)十萬人，以湖廣西北部為根據(jù)地，攻略河南南陽，西抵陜西漢水西岸，東及湖廣蘄黃之境，聲勢之大為明朝建立以來前所未有。

　　起義一爆發(fā)，即震撼明王朝。朝廷為了鎮(zhèn)壓起義，在成化二年（1466）急派湖廣總兵李震、王恕等率軍進山圍剿。義軍采取誘敵深入的戰(zhàn)術，在房縣梅溪等處多次大敗官軍，并殺都指揮以下軍官三十八人，“其勢益張”，不能制。

　　同年底，朝廷又增派大軍前往鎮(zhèn)壓，劉通被迫率義軍轉移，到了壽陽，本欲退入陜西，保存實力，但被官兵扼其要道，結果途中遇阻。經(jīng)過兩天的激戰(zhàn)，義軍失利，劉通被俘，并被解押到京慘遭磔刑，第一次荊襄流民起義就這樣被血腥地鎮(zhèn)壓下去。

　　但流民與官府的矛盾沒有絲毫緩解。其后荊襄地區(qū)又連續(xù)幾年發(fā)生旱災，荊襄一帶流民屯結如故，流民入山謀生者近百萬人。朝廷聞奏，又擬捕之，遂又引發(fā)了第二次荊襄流民大起義。

　　成化六年（1470），第二次起義的領導人叫李原，自稱“太平王”，任命總兵、先鋒官等，轉戰(zhàn)于襄陽至南漳、南陽至內(nèi)鄉(xiāng)、西安至渭南等地，流民響應者達百萬，這是歷史上參與人數(shù)最多的一次流民起義，聲勢浩大。朝廷再次震動，瘋狂鎮(zhèn)壓。成化七年（1471），李原率領義軍轉移到竹山在渡河時遇到洪水，此時又與官兵遭遇。官兵趁義軍“半渡截擊”，結果義軍遭受沉重打擊，李原等同為官兵所擒，不少義軍被淹死，第二次荊襄流民起義再次被殘酷地鎮(zhèn)壓。

　　兩次聲勢浩大、驚心動魄的起義被朝廷武力殘酷鎮(zhèn)壓下去之后，荊襄流民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成化十二年（1476），河南歉收，饑民又是潮水般地涌進荊襄地區(qū)，“入山就食，勢不可止”， 流民復聚如故。采取強硬的封禁政策與措施，朝廷擔心又會激發(fā)強烈地反抗，因而被迫尋求武力鎮(zhèn)壓以外的策略與措施來治理流民問題。

　　其實，當時統(tǒng)治階層內(nèi)部的有識之士不乏已有較為切實的治理流民問題的策略與措施，如祭酒周洪謨曾著《流民圖說》曰：“東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設松滋縣于荊江之間；陜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后，松滋隸于荊州，南雍州隸于襄陽，垂千余年靜謐如故。以前代處置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可惜這一見識未及時疏奏于上，后來該見識，輾轉為大理寺正王君軾、監(jiān)察御史薛為學、右都御史李廷用見知，認為“斯說甚善”。遂撮其大意上奏，憲宗從其議。

　　成化十二年五月，朝廷任命左副都御史原杰以撫治荊襄等處名義前往襄陽處理流民問題，撫治流民。原杰到任后經(jīng)調(diào)查走訪認為，應該采取懷柔的按撫政策以處置該地區(qū)流民問題。主張撤除禁令，允許流民在山區(qū)附籍為民，開墾荒地，永為己業(yè)，設立專府，把流民納入版籍，征收賦稅。隨后擬議：因原襄陽府轄之鄖縣地接河、陜，路通水陸，居竹山、房縣、上津、商洛諸縣之中，為四通八達要地，奏請開拓鄖縣城，置鄖陽府，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立鄖陽衛(wèi)，以之“控制其地，以永保無虞”。疏奏到達朝廷，憲宗詔示“如議行之”。

　　于是在當年十二月朝廷決定將鄖縣從襄陽府之均州劃出，升為府，定名“鄖陽”。 鄖陽府正式開設。湖廣割竹山縣的尹店新置竹溪縣，割鄖縣的武陽、上津縣的津陽新置鄖西縣。鄖陽府統(tǒng)領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以后又增轄?？悼h。成化十三年，建都察院，為都御使行使撫治之衙門。原杰由襄陽移駐于鄖陽，并推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府首任知府。

　　鄖陽府的設立，可以說是專為安置荊襄流民而為，也可以說是荊襄流民為爭取生存權而進行長期生死斗爭的成果。鄖陽府的設立對當時社會的穩(wěn)定，經(jīng)濟的開發(fā)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流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撫治、安置。該域以后再未出現(xiàn)過大規(guī)模的流民舉事、起義。同時，客觀上，鄖陽府的設置也為后來的鄖陽地區(qū)、乃至現(xiàn)今地市合并后的十堰市打下了統(tǒng)一的地市級行政區(qū)建置的基礎。

　　可見，鄖陽府是在荊襄流民起義的風暴中孕育，是荊襄流民起義風暴的產(chǎn)物。

　　鄖陽府，何以稱之為“鄖陽”呢？簡單地說，是因為府治設在漢水北岸的鄖縣縣城而得名。

　　那么鄖縣的“鄖”又是如何而來的呢？回答這個問題頗為復雜。

　　關于“鄖”的來歷，歷來有多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來源于隕石。有人說，從前這里因有隕石墜落，人們就把當?shù)亟凶觥半E陽”，以后本地人又把“隕”字換了偏旁，寫成“鄖”字，這就是鄖陽名稱的來歷。

　　第二種說法認為來源于伍子胥之名伍員。有人說，伍子胥為報大仇，從吳國借得雄兵伐楚，聽說楚王在鄖縣即位，遂領兵到鄖縣，而楚王又逃亡房陵。于是伍子胥就在鄖縣屯兵。伍走之后，人們?yōu)閼涯钏?，便將他的名字“員”命名此地。后來人們在“員”的右邊添了一個“邑”，“邑”作為右偏旁寫作“阝”，因此“員”就變成今天所見的“鄖”。

　　第三種說法認為來源于“郇”與“鄖”字形相似。[清]《陜西通志》、[清]《湖北通志志馀》、《史記地名考》等等文獻均有記載：南陽西通武關、鄖關?！班y關”，《集解》徐廣曰：“按：漢中。亦作‘狥’字。” “狥” 亦作“郇”，“郇”與“鄖”相似也。

　　第四種說法認為來源于《史記》假借。有文章講，“鄖陽”語源于《史記》中的一次用字假借。其根據(jù)音韻轉化考查鄖陽的“鄖”字，認為系由洵陽的“洵”字讀音轉化而來。

　　第五種說法認為源于移民。有文章講，鄖陽為古庸麇二國所在地，今湖北安陸為古鄖國所在地，庸麇先被楚滅，鄖后被滅。鄖滅時，其貴族被迫遷移故麇國（主要指今鄖縣地）地聚居，該地以后便命名為鄖關，從此地名有“鄖”。還有人說，春秋時鄖楚蒲騷之戰(zhàn)之后，被滅之鄖國遺民被迫北遷移到今鄖縣，因此該地以后就有了“鄖”。

　　第六種說法認為源于古鄖國。古文獻如《水經(jīng)注》曰：“漢水又東逕鄖鄉(xiāng)縣故城南，謂之鄖鄉(xiāng)灘……《地理志》曰：‘有鄖關，李奇以為鄖子國。晉太康五年立為縣?！背窒嗤^點者還有《讀史方輿紀要》、《大清一統(tǒng)志》、《陜西通志》等。今天持類似認識者也大有人在，如《辭源》對“鄖縣”作注說：“鄖縣，屬湖北省，本鄖子國?！痹偃纭冻鐕肌吩唬亨y國是自妘姓鄶國分出的一支，因不愿臣屬商朝，便以姓為國，向南遷至今湖北鄖縣。鄖國在周初受封為子爵之后，乃去姓妘字的女而加邑旁，成為云阝  子國或鄖子國。

　　以上各說，我們認為，第一種說法在文獻上不可考。查閱諸多歷史文獻，包括《鄖縣志》、《鄖陽府志》、《湖北通志》等，未見有發(fā)生在鄖縣的隕石現(xiàn)象的記載，也無鄖陽稱之為“隕陽”的記載。

　　第二種說法不可能。伍子胥借吳兵伐楚是春秋末期的一件大事，《左傳》、《春秋》、《史記》等等正史都有較為詳實的記載。僅從楚昭王的逃亡路線看，昭王當時是不可能跑到今鄖縣來的。昭王迫于吳兵攻破國都，先是涉過沮水（即睢水），渡過長江，而后進入云夢澤中（當時云夢澤跨長江南北），在江南遭到攻擊感到不安全后，又渡過長江，到江北安陸故鄖國地避難，此時的故鄖國地已淪為楚縣，昭王又害怕故鄖國之舊貴族勢力對他復仇，因此又逃亡到近旁的隨國（今隨州一帶）。此地距長江不遠，昭王當時從江南渡長江到這里避難完全是可能的。然而昭王從江南渡過長江就立即逃到遙遠的鄂西北鄖縣，又從鄖縣去房陵再向東南長途跋涉到隨州，這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第四種說法不可信?！佰ā迸c“鄖”是否字形相似或筆誤；“洵”與“鄖”是否可以在語音上通假，且不論。在此僅考查二者是指同一地方，還是兩個不同的地方。據(jù)《前漢書·地理志》等文獻記載：西漢時今之十堰地屬漢朝的漢中郡。漢中郡轄12個縣，其中同時包括有“洵陽縣”與“錫縣”、“長利縣”（錫縣與長利縣為今鄖縣轄域）。在“長利縣”下注有“鄖關”?？梢?，漢代時期“洵陽”與“鄖”就已經(jīng)是不同的地方，二個地名。“洵陽”與“鄖”從漢代至今是并存的。因此，“鄖”由“郇”、或者“鄖”由“洵”從字形字音轉化而來之說不太可信。

　　第五種說法不合理。楚兼并某國后，往往設其為楚縣，這是楚之創(chuàng)舉。蒲騷之戰(zhàn)以后不久，楚滅鄖也將其地立為楚縣。鄖是在麇國滅亡之后而亡的。就是說鄖滅國時麇國故地已為楚縣。鄖遺民如果要躲避楚，怎么可能從楚的一縣遷移到楚的另一縣就能避楚了呢？再有楚對被兼并之國的遺留勢力，為了防范，往往是將其從不易控制的地方遷徙到易控制的地方，麇國、羅國等等方國無不如此，那么楚怎么可能單單地將鄖國遺民遷到與己抗衡的秦、晉兩大國近旁，這好控制嗎？這太不合情理。除非有一種可能，即鄖縣早先是鄖國人的故地之一，這就另當別論了。

　　關于第六種說法，我們認為是可信的。鄖縣一帶曾經(jīng)為鄖國，大量古籍有記載，今人也有考證。據(jù)《十堰方國考》一書所考，鄖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方國，歷經(jīng)堯舜禹、夏商至西周末，早先一直活動于今河南新鄭縣一帶，其后裔的一支曾一度遷移到今湖北十堰市鄖縣一帶，再而后又遷徙到今湖北安陸一帶。最終于春秋時期被楚國所滅亡。鄖國在鄖縣活動的時期應在《左傳》桓公十一年之前，因為之后的鄖國已地處安陸一帶并在此滅國。

　　由上分析，我們認為，鄖縣的“鄖”、 鄖陽府的“鄖”應該來自古鄖國之“鄖”。

　　至于鄖陽之“陽”是怎么來的，問題則要簡單得多。關于“陽”，我國古代地名命名有個習慣，“水北為陽”、“水之南為陰”。比如洛陽市，因地處洛水之北，故名；咸陽市，渭水北，故名；又如淮陰市，因在淮水之南故名。因此，鄖陽之“陽”就是因府治所在地鄖縣城地處漢水之北而得名。

　　所以，鄖陽府府名是取府治所在地鄖縣城的“鄖”與漢水之北的“陽”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