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勃的《滕王閣序》并不是一揮而就的天才之筆，而是事先打了腹稿的有準備之作。《滕王閣序》中有眾多的典故，也還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問題，本文對作者所發(fā)現(xiàn)的疑問進行了深入探究，也解析了王勃化用典故的手法及其在文學(xué)史方面的重要意義。
關(guān)鍵詞：王勃 滕王閣
一、滕 序 本 事
江南三大名樓，各有雄文相輝映，武漢黃鶴樓李白、崔顥詩失之略短，汪洋恣肆惟范仲淹《岳陽樓記》和王勃的《滕王閣序》方可比肩，而范記是大儒的心胸，王序卻是才子的筆調(diào)。雖然不乏有像商邱陳淮一樣的學(xué)者以為《滕王閣序》尚非《王子安集》中最上乘文字，而此序卻甫出即被詫為神奇之作，流傳極廣。《艇齋詩話》稱： “ 以韓退之之于文……視王楊盧駱不啻俳優(yōu)，然退之之于王勃滕王閣記，方且有歆艷不及之語。 ” (1) 韓愈即自稱： “ 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 ” (2) 。歷代文人吟誦不絕，桐城派吳調(diào)侯更將其選入《古文觀止》，滕序誠為古代文學(xué)中的瑰寶。歷代以為王勃作序是有神助的。《中元傳》、《新唐書》、《唐才子傳》、《醒世恒言》等的描寫如出一轍，皆語涉神怪，不足為憑。而最早的祖本卻是《唐摭言》的記載：
“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坐，而閻公意屬子婿孟學(xué)士者為之，已宿構(gòu)矣。及以紙筆巡座上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沉吟不語。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曰：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請宴所，極歡而罷。 ” (3)
此文簡略，資料最為原始，后世諸本，皆源于此，細節(jié)卻逐漸豐富。如《中元傳》：勃引紙，方書兩句，一吏入報曰： “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 ” 公曰： “ 老儒常談。 ” 一吏又報曰： “ 星分翼軫，地接衡廬。 ” 公曰： “ 故事也。 ” 一吏又報曰： “ 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荊蠻而引甌越。 ” 公即不語。自此往復(fù)吏報，但頜頤而巳。至報 “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 公不覺引手鳴幾曰： “ 此天才也。 ” (4)
馮夢龍等又有所增益，然以顧頡剛 “ 層累的造成的古史 ” 論衡之，剔除刻意的神化，唯上述描寫當更接近史實。以上傳說 “ 星分翼軫，地接衡廬 ” 后都督反應(yīng)是略有不同的，一則沉吟不語，一則稱 “ 故事也 ” 。
二、滕 序 之 疑
《滕王閣序》雖是千古名篇，卻也爭論極多，聚訟不休。如開篇一語 “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 ” 清人萬承蒼在《書滕王閣序后》即稱 “ 南昌自漢迄五代，皆縣名，未嘗為郡。 ” (5) 王勃此言似乎不通。故1962年湯季川注釋滕序時竟將之改為 “ 豫章故郡 ” 。 (6) 但以上諸傳說及蘇東坡、文征明的古代寫本卻明明都作 “ 南昌故郡 ” ，并無 “ 豫章故郡 ” 的傳本。而王勃序中對南昌天文的描述更是譏者甚眾，翼軫牛斗并列，人疑其必有一錯。如吳之邨《滕王閣得名考及〈滕王閣序〉新注》（以后稱《新注》，載安徽史學(xué)1999年第一期）引北宋王觀國《學(xué)林》卷六： “ 考《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諸史天文皆曰：牽牛、婺女，揚州也。翼軫，荊州也?！蹰w在豫章而勃序以為星分翼軫者，誤矣。……勃序頗為唐人所膾炙，而首誤二字何耶？ ” ；南宋葉大慶《考古質(zhì)疑》卷五亦疑 “ 豐城劍氣，上沖牛斗而星分翼軫，分野尤差。 ” 清俞樾《俞樓雜纂》卷二十七據(jù)論： “ 此說足訂子安之誤 ” 。 (7) 故陸云《錦芝庵雜記》以為前人謂分野為差，所以滕王閣序沒有選入《唐文萃》。 (8)而惟清人蔣清翊注解《王子安集》時發(fā)現(xiàn)，《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入斗分野，惟獨《越絕書》謂豫章屬翼軫與王勃相合。雖用典《越絕》極為冷僻，然總算解決這一棘手問題，答案不夠圓滿卻聊勝于無，故后世注家皆因循奉為嚆矢，然王勃文章不免有刻意雕琢之譏。
此外尚有閻都督、宇文新州、孟學(xué)士、王將軍等序中人物，皆不知其名。到底是當時 “ 座上顯客 ” 還是王勃以前的歷史名人？因無確鑿證據(jù)，故千年以來爭論不休撲朔迷離，迄無定論。甚至王勃年齡、乃至滕王是指唐滕王元嬰,還是隋滕王或北周滕王？都是異說紛紜，莫衷一是。更有甚者，縱觀歷代滕王閣史料，竟無一家敢論及王勃此文構(gòu)思過程，惟知其 “ 率爾操觚，援筆立就。 ” 到底王勃作序是否早打了腹稿、有備而來？還是在滕王閣上即席以驚人的天才信手拈來而成一千古絕唱？一千三百余年來無人得其究竟。總之，千年名閣，千古絕唱，同時給世人留下了許多千古之謎。
筆者對《唐摭言》等筆記的真實性持懷疑態(tài)度，查《南昌市政府志》以及相應(yīng)地方史料，王勃作序的上元二年（657）無閻姓都督的記載。此前一任都督見于記載者則為永徽中（650 —— 655）的李行休，再繼之則為唐垂拱元年（685 —— 688）的李景嘉。 (10) 諸家注本所指 “ 閻伯嶼 ” 卻是八十余年后天寶時（742－ — 756）人。 (11) 宇文新州、孟學(xué)士、王將軍在上元年間的史料中亦難覓蹤跡。故《唐摭言》中閣上諸公是出自紀實，還是由王勃序文中化出，便要打一個大問號！
歷代注家以為王勃此序于座上諸公頗有諛詞，是其病筆。倘真的當日閣上有此四公，則似乎與王勃恃才傲物性情不符，亦與情理不合。王勃一外鄉(xiāng)人乍到南昌，于南昌當時人物不可能有過多了解，稱頌閻公 “ 雅望 ” 、宇文 “ 懿范 ” 實為妄加諛詞，雖可托辭徇眾，卻不免有失謹嚴。倘夸美 “ 孟學(xué)士 ” 文彩出眾， “ 王將軍 ” 武略超群，卻于別的什么 “ 學(xué)士 ” 、 “ 將軍 ” 不無尷尬，似微有不妥。故筆者疑此四人可能不是當時閣上諸公真實名姓，而極有可能是南昌歷史上的名人，王勃一外鄉(xiāng)學(xué)人，便有可能從典籍中了解其事跡，在此即稱頌先哲，又借以譽美座上諸公，似乎如此方才較合情理。
三、將 軍 武 庫
宋·洪邁稱 “ 王勃文章，皆精切有本原處 ” ，然而歷史上王勃用典的冷僻也是極為出名的。唐初承六朝遺習(xí)，用典晦澀，太宗又崇尚賅博 (12) ，更影響唐初的文風，流風所被，王勃文章往往是宿儒亦不能知其出處，一部《王子安集》，歷來無人敢于作注，直到清末始由蔣清翊窮數(shù)十年之功，遍搜墳典著成。 (13)
比如 “ 王將軍之武庫 ” 一句，明楊升庵《丹鉛總錄》引《三國典略》時說： “ 蕭明與 王僧辯 書：凡諸部曲，并使抬攜，赴報戎行，前后云集。 霜 戈 電 戟，無非 武庫 之兵；龍甲犀象，皆是云臺之仗。 ” (14) “ 紫電青霜 ” 一語即本于此；朱欒《江城舊事》卷四也說：唐代王勃《滕王閣序》 “ 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 ” 正用此事。 (15) 明楊慎《丹鉛錄》評論道：王勃 “ 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 ” (16) 。所以著名的大詩人杜少陵、大文豪韓昌黎二人，也對王勃極端佩服，不是沒有原因的。 (17)
而考察王僧辯與豫章有何聯(lián)系？則知梁大同八年（542），安成（今安福）望族劉敬宮（躬）據(jù)郡起兵，逐安成內(nèi)史肖亻兌 ，破南康、廬陵，聚眾數(shù)萬，建元永漢，攻豫章、新淦，二月兵敗，為豫章內(nèi)史張綰與王僧辯所俘，斬首建康。 (18) 則王僧辯曾在豫章用兵，王勃用此典自在情理之中，楊升庵的判斷可以認為大致是有道理的。
倘王勃真用典于此，則我們便知道什么才算 “ 精切有本原 ” 了。一則其人與豫章有關(guān)，二則用典講究 “ 言必有出處 ” 。 “ 霜 ” 、 “ 電 ” 、 “ 武庫 ” 、 “ 王將軍 ” 皆隱于此句之中，經(jīng)王勃妙手翻新后，異于原文，卻不離于原文，更有點鐵成金之妙。后人用典似乎多與此不同，唯重意義的沿襲，而不重重新遣詞造句以出新。比如 “ 螞蟻緣槐夸大國 ” 用唐傳奇， “ 蚍蜉撼樹談何易 ” 用《莊子》，俱明白淺顯，一望而知其出處，與王勃明顯是兩種不同的用典方法。
這其實是駢文中的一種專門的修辭方法，劉麟生《駢文學(xué)》論用典稱： “ 用典如何可以自然曼妙？不外乎融化剪裁，《四六金箴》之說，可供參閱。 ” (19)
截剪事意：有深長而非片言所可明白者，于是取古人事意與此相似者，點出處數(shù)事，而以今事串入，便爾成聯(lián)。使人聞之不可盡，言之深意朗然，可見于言外，此四六之妙用也。其法凡三：一曰熟，一曰翦，一曰截。
熟：用眾所共知之事，則人人耳熟而曉。
翦：兩句出處，各翦出本處屬對字樣，以備采用。
截：以所翦屬對字樣，截取其聲律諧順，語意明白，字樣穩(wěn)切者，而用之。
翦截既定，融以神思，化以筆力，而四六之文成矣。其法凡三：一曰融，二曰化，三曰串。
融：截取所翦字樣，以神思融會之，使于題中本事相合為一，朗然可
見?；蛭鏊楸菊Z以融之；或點綴上下以融之；或合取事意融之；或貽以已字融之，皆是也。
化：融會事意既定，而后以助語呼喚字，化為渾成之語，使古事與今意，并行不悖，昭然明白是也。
串：聯(lián)中兩句，既以融化明白，一段數(shù)聯(lián)，又須融化相串。篇中數(shù)段，仍須融化照應(yīng)，脈絡(luò)貫通，語意溜亮，渾然天成，則式雖四六，而與古文不異矣。
由上可知，王勃用的正是駢文中剪裁融化之法?！读簳分型跎q豫章平叛事 “ 眾所共知 ” ，所謂 “ 熟 ” 也； “ 霜 ”“ 電 ”“ 武庫 ” 出《三國典略》，所謂 “ 翦 ” 也；四十余字削為四六句，所謂 “ 析碎本語以融之 ” ； “ 紫 ”“ 青 ”“ 王將軍 ” 所謂 “ 貽以已字融之 ” ，此為 “ 融 ” 也；融會事意既定，而后以助語 “ 之 ” 字，化為渾成語 “ 王將軍之武庫 ” ，古事今意，并行不悖，既用豫章舊典，又可代指閣上嘉賓，此所謂 “ 化 ” 也；脈絡(luò)貫通，語意溜亮，深然天成，式雖四六，而與古文不異，使人唯知滕王閣 “ 座上顯客 ” 王將軍（如公羊羽注《古文觀止》），而不知此兼用典，此所謂 “ 串 ” 也。
由此看，王勃此句 “ 王將軍之武庫 ” 乃是用典，而翻故出新，語意雙關(guān)，實不愧駢文用典的高手。
四、孟 氏 芳 鄰
滕序中有 “ 孟學(xué)士之詞宗 ” ，又有 “ 接孟氏之芳鄰 ” ，皆述及孟氏，各家對 “ 孟學(xué)士之詞宗 ” 的注解，皆稱名字不詳，大抵以為是當時閣上文士。新注》中，以為是唐文選學(xué)派孟文意, (20) 但卻似乎缺少可靠證據(jù)。另尚有一說，以為是晉孟嘉重九登高落帽的故事， (21) 而識者以為太過牽強，不甚可信。
我以為，既 “ 王將軍 ” 為用典，不定指滕王閣上與宴人物，則 “ 孟學(xué)士 ” 亦可能是用典，而倘真要 “ 精切有本原 ” 的話，此人必與南昌有關(guān)。試檢《南昌市政府志》中《歷任郡守太守內(nèi)史總管刺史知州知府表》（以后簡稱《郡守表》），王勃以前惟有一位孟姓太守，即吳江夏人孟宗， (22) 也就是二十四孝中東山哭筍的有名孝子。史籍中他的資料零星附見于《三國志·吳主權(quán)》、《楚國先賢傳》等，然實在看不出 “ 孟學(xué)士之詞宗 ” 的痕跡來。而 “ 騰蛟起鳳 ” 成語自辭書溯源，則云出自《滕王閣序》，這條線索又斷了，雖有人以董仲舒、揚雄典故為解，然似不合 “ 精切 ” 之要求?！?孟氏芳鄰 ” 注家皆引《列女傳·母儀傳》中孟母三遷之說，卻大大謬誤，因其與當日滕王閣上情境不合，且孟母芳鄰中尚有屠人商賈，王勃倘用此典來贊譽諸公則 “ 精切 ” 二字從何說起！我以為王勃 “ 孟氏芳鄰 ” 用的卻反而正是孟嘉的典故，查《晉書·孟嘉傳》 ：
孟嘉，字萬年，江夏黽阝人，吳司空宗曾孫也。 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lǐng)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 “ 還傳當問吏。 ” 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 “ 孟嘉故是盛德人。 ” 轉(zhuǎn)勸學(xué)從事， 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 “ 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 ” 亮曰： “ 在坐，卿但自覓。 ” 裒歷觀，指嘉謂亮曰： “ 此君小異，將無是乎？ ” 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
后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 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僚佐畢集， 時佐吏并裝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 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 (23)
上文中，孟嘉本人與豫章無直接關(guān)系，而曾祖孟宗為豫章太守，是其自身即與豫章略有淵源，故王勃便在此上作文章。孟氏之芳鄰，當指座上東晉名士庾亮、褚裒之屬，王勃借用來代稱滕王閣上諸公。而尤其是 “ 雖不言，四時之氣亦備 ”“ 皮里陽秋 ” 的褚裒, (24) 時為豫章太守，其身份與王勃作序時的主持者洪州都督正同， “ 孟氏芳鄰 ” 用典于此，實在是太貼切不過。而此處全為溢美之辭，絕無孟母三遷的歧義，王勃用了豫章的典故，更隱然以孟嘉自比，且表示王勃已獲都督青眼矣。
細心的讀者更會發(fā)現(xiàn)，《孟嘉傳》中桓溫燕于龍山，僚佐畢集，文士相嘲，作文答之，其文甚美，一坐嗟嘆，與王勃的滕王閣詩會情形是多么相似??！而時間也恰好是九月九日，與王勃作序的時間驚人的相同，博學(xué)、自負的王勃寫下此句時，是否正是由于遭到閣上文吏的嘲弄而想起了《孟嘉傳》里的情景呢？
五、閻 公 雅 望
都督閻公 “ 閻伯嶼 ” 說前人已辟其誤，王勃作序的上元二年歷代書籍中皆查不到閻都督的確名。我以為，既然王將軍是虛寫，并非當日閣上真實人物，則閻都督、宇文新州，也可能是稱頌?zāi)喜臍v史名人，當日閣上都督不一定姓閻， “ 遙臨 ” 、 “ 暫駐 ” 也可以理解為過去曾經(jīng)到過南昌，或有過短暫的停留，只是一種文字的過去時態(tài)?！缎伦ⅰ芬短茣分?“ 文貞，贈博陵縣子、洪州都督閻立本。 ” （《文學(xué)遺產(chǎn)》1994年第二期許嘉甫先生《滕王閣小考》實已揭橥此義）,此確為閻督研究開一新境， (25) 然倘簡單的以為當日閣中都督即是閻立本，則與史實不合?！顿Y治通鑒》唐紀十八： “ 咸亨四年，冬十月壬午，中書令閻立本薨。 ” 王勃作序前兩年閻立本已死，根本不可能如《唐摭言》所說于滕王閣上設(shè)宴招待王勃，除《唐會要》孤證外，遍搜史籍再也找不到閻立本到過南昌的記載。而王勃明稱都督閻公曾 “ 遙臨 ” 南昌，故其正確性還有待于更確鑿證據(jù)進一步的證明。而《郡守表》中上元二年以前惟晉太安二年（303）有豫章太守閻濟為偽漢將張昌所殺，史料極缺略，且職位為太守而不稱都督，則王勃序中都督閻公亦不會是閻濟，除此以外，現(xiàn)存史料中并無其他閻姓洪州都督。而真正到過南昌的閻姓都督倒有一位，那便是閻立本的哥哥閻立德?！顿Y治通鑒》載：貞觀十八年， “ 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敕將作大匠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 ” 是閻立德到過洪州也，又《舊唐書·閻立德傳》載其 “ 顯慶元年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 ” 則閻立德亦可稱 “ 都督閻公 ” 矣, 王勃并未限定 “ 洪州都督 ” ,《唐摭言》、《中元傳》已是后人之說，非親眼所見者，不可全信。
又從 “ 都督 ”“ 棨戟 ”“ 新州 ” 三者并稱可知 “ 閻公 ”“ 宇文 ” 必為唐初時人，不是出自唐以前的舊籍典故。
都督為唐制，而前朝如 “ 晉 ” 亦有， “ 棨戟 ” 《三國志》中亦可見之，然 “ 都督 ” 、 “ 棨戟 ” 合稱，則唐代的可能性更大?！杜f唐書·張儉傳》： “ 唐制三品以上門列棨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為三戟張家。 ” 則盛稱 “ 棨戟 ” 者，唐時制度也。
宇文氏為北周國姓，不出北周之前；而 “ 新州 ” 條查《舊唐書·地理四》： “ 新州，隋信安郡之新興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新州。天寶元年，改為新（昌）興郡，乾元元年，復(fù)為新州。又……梁置新州。 ” 由此可知，從 “ 新州 ” 出現(xiàn)年代看最早不出梁朝，倘若此 “ 新州 ” 指梁之 “ 新州 ” ，則南朝豫章閻都督如何與北胡宇文氏混稱 “ 雅望 ”“ 懿范 ” ？且又與 “ 都督 ”“ 棨戟 ” 等唐時制度不合。更甚者，梁始于502年，終于557年，而北周正始于557年，終于581年，時在梁滅以后，宇文氏不可能為梁宦明矣。則此 “ 新州 ” 指唐武德四年之 “ 新州 ” ，閻都督、宇文新州俱為唐武德四年（621）以后之人。
又據(jù)《舊唐書·太宗本紀》： “ 十年春正月壬子，尚書左仆射房玄齡、侍中魏征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詔藏于秘閣。 ” 則太宗時已整理唐以前歷代正史，故王勃尤及見之，用《晉書》之典是其明證。而武德四年以后的唐史王勃卻難以見到。按慣例，歷代雖有國史館作實錄，卻不可能將短短近期數(shù)十年的當代史修成頒行于全國，必待之于以后，故《舊唐書》出后晉劉昫，《新唐書》出宋歐陽修，《資治通鑒》有唐史內(nèi)容出于宋，皆唐朝覆滅后修之。王勃不可能見到記錄唐武德四年以來短暫數(shù)十年的正史明矣！由此可知 “ 王將軍 ” 是用典故，而 “ 都督閻公、宇文新州 ” 卻應(yīng)是唐初史實，王勃用以入序。再細閱滕序原文，王勃實已將此四人分成兩段描述矣。實因 “ 閻都 ”“ 宇文 ” 為近人，而 “ 王將軍 ” 卻是古人， “ 孟學(xué)士 ” 似也應(yīng)為古人。
世以 “ 孟學(xué)士 ” 為 “ 閻都督 ” 之婿，此說最早出自王定?！短妻浴?，而我以為王定保之說不甚可信，或許 “ 孟學(xué)士 ” 本來就是王定保從《滕王閣序》中附會出來，因王定保文中本有漏洞，并不可靠。
如《唐摭言》稱 “ 王勃時年十四 ” ，《中元傳》稱其 “ 年十三。 ” 而按《舊唐書·王勃傳》 “ 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泄，乃殺達以滅口。事發(fā)，當誅，會赦除名。 ” 若王勃作序為十四或十三歲，以王勃系獄、發(fā)配、省父等倒推，殺曹達當在十二、十三歲之間，則王勃不為少年才子而為少年殺人秦舞陽，不可信明矣。王定保未親見滕閣盛會，所記已屬民間傳聞，便不足為據(jù)。其稱 “ 閻公子婿孟學(xué)士 ” ，極有可能是從序文中附會而出，后人因之，遂使 “ 閻公 ” 、 “ 宇文 ” 、 “ 學(xué)士 ” 、 “ 將軍 ” 同臺唱和，不復(fù)能見其本來面目。
閻立德造船洪州，時在貞觀十八年（644），與王勃作序的上元二年（675）相差二十余年，閻氏一家自隋入唐，乃唐初名門，王勃是一定能知道的。
我以為王勃 “ 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 ” 不是僅指滕王閣上情景，實際可以用來指二十余年前閻立德到洪州造船的軍國大事，又兼及閻立本作洪州都督的史實，一語雙關(guān)，更借以譽滕閣上都督，是一種借古喻今的寫法。
六、翼 軫 牛 斗
滕序 “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 ” ，歷代注家以為是指唐武德八年洪州總管府改洪州都督府一事，起首點明郡治沿革，其實亦是佳句，然常人行文亦必從此下手，故都督不以為貴，遂稱 “ 老儒常談 ” 。
“ 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荊蠻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 ” 王勃此句，前已述疑點頗多，《漢志》《越絕》星分不合，翼軫斗牛并列必錯，地何以可接衡廬？三江五湖不明，豫章甌脫余地，不知何以 “ 控引 ” 荊蠻、甌越，更臺隍何以可枕夷夏之交？王序撲朔迷離，難以解釋。
閱《漢書·地理志》，欲查星分翼軫，見資料如下：
楚地， 翼、軫之分野也 。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
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 荊蠻 ，為楚子，居丹陽。后十余世至熊達，是為武王，浸以強大。后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nèi)滅陳、魯之國。后十余世，頃襄王東徙于陳?！?/p>
吳地， 斗分野也 。今之會稽、九江、丹陽、 豫章、廬江 、廣陵、 六安 ，臨淮郡，盡吳分也。
殷道既衰，周大王 亶 父興 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蟛醣记G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十二世為晉所滅。后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p>
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fā)，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p>
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 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
會稽海外有東 鯷 人，分為二十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 牽牛、婺女之分野也 。今之蒼梧、郁林、合浦、交 阯 、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
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會稽，文身斷發(fā)，以避蛟龍之害。后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zhàn)，敗之雋李?！笫溃灵}君搖，
佐諸侯平秦。漢興， 復(fù)立搖為越王 。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為郡云。
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
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崖郡?！?/p>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細閱之下，忽然發(fā)現(xiàn)王勃《滕王閣序》開篇竟皆脫胎于此，如 “ 楚地翼軫之分野 ” （星分翼軫），衡廬若指山則分別在楚地、吳地之中(地接衡廬)， “ 三江五湖之利 ” (襟三江而帶五湖)， “ 荊蠻 ” 在楚， “ 甌越 ” 則歷史上僅指閩君搖（今之浙江溫州）?！稘h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 ” （26） 而閩君搖正在粵地篇中“復(fù)立搖為越王”(控荊蠻而引甌越)。 “ 吳地斗分野 ” ， “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 ” （龍光射斗牛之墟），按照前述王將軍的 “ 融化剪裁 ” 用典規(guī)律來看，可以確信，王序開頭 “ 星分翼軫……龍光射斗牛之墟 ” 的三十三字出于《漢書·地理志》。且按《地理志》篇目看，粵地排名最末，楚吳皆華夏區(qū)域，粵地的蒼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南海，歷朝史書都列入西南夷，豫章正在交界處，則 “ 臺隍枕夷夏之交 ” 亦仿佛出于此處。
而仔細分析，則會發(fā)現(xiàn)王勃若真用典于此就的確錯了。王勃既寫豫章南昌，星分翼軫卻是楚地，而豫章在吳地斗分野，豐城劍氣要射到牽牛的粵地也似乎太遠，倘若真要 “ 精切有本源 ” ，豫章便應(yīng)是 “ 星分于斗，龍光射斗之墟 ” 才不會發(fā)生天文知識的錯誤。王勃確實錯了，無怪乎遭到后人指摘，然倘熟悉王勃生平，卻不禁令人起疑。
王勃出身名門，祖父王通是隋唐間大儒，號文中子，魏征、李靖、薛收、房玄齡、杜淹等王侯將相俱出其門下，叔祖王績是大詩人，號東皋子。王勃六歲作文章， “ 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篇，十歲包綜六經(jīng) ” 。 （27） 王勃不僅精通文學(xué)，也是天文學(xué)的奇才，史載其 “ 聰警絕眾，于推步歷算尤精，嘗作《大唐千歲歷》 ”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載，王勃曾作一通碑，涉及天文： “ 燕公（張說）嘗讀其《夫子學(xué)堂碑頌》），頭自 ‘ 帝車 ' 至 ‘ 太甲 ' 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卒不可悉。 ” 王勃碑頌連素有 “ 燕許大手筆 ” 之稱的唐駢體賦家張說與天文學(xué)家高僧一行皆難悉解，其 “ 推步歷算 ” 之精誠非虛譽。 （28） 而在此用典卻出現(xiàn)天文常識的錯誤，實在不應(yīng)該，故王序讓歷代學(xué)者大惑不解。而清朝《王子安集注》的作者蔣清翊發(fā)現(xiàn)，歷代典籍中惟有《越絕書》與王勃相合，《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 蔣氏以此為注，后世注家雖嫌其冷僻，卻也惟有奉之為圭臬?？上Y氏不知王勃開篇出于《地理志》，未竟全功，遂未看穿王勃精妙之思！
我以為這正是王勃最巧妙的地方，倘其不是不知天文，則極有可能是有意賣弄其才學(xué)罷了。
依班固《漢書》豫章自然屬于斗的分野，翼軫為楚地，稱豫章星分翼軫，王勃當然錯誤，然王勃偏偏可以舉出《越絕書》為證，你又不能說他錯誤！班固、袁康同為漢人，而兩說互相矛盾，既不可據(jù)袁康《越絕》指《漢書》為誤，又何嘗可據(jù)班固《漢書》指《越絕》為誤，孰是孰非，誰能定論！
由此推知，當日王勃在滕王閣上開篇就在利用《漢書·地理志》和《越絕書》的兩種天文地理學(xué)說之間的差異這一常人絕少涉及的領(lǐng)域出一極深奧難題，開一極高明玩笑，所言皆半是半非，令人哭笑不得者。而都督絕非等閑之輩，必定是位博學(xué)鴻儒，按《中元傳》的說法，當王勃吟出 “ 星分翼軫，地接衡廬 ” 時，都督稱 “ 故事也 ” ，是其立知王序出于一本冷僻的雜史《越絕書》，談吳越相爭的戰(zhàn)國舊事。用典雖然極偏，都督卻也胸中了了，故言：故事也。相當于說：這不過是《越絕書》中的老說法罷了。
而接著王勃吟出 “ 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荊蠻而引甌越。 ” 都督發(fā)現(xiàn)此文卻明明以 “ 翦裁融化 ” 之法出于《漢書·地理志》，而絕非出于《越絕書》，以《越絕·軍氣篇》絕無 “ 荊蠻甌越 ” 內(nèi)容，然若出于《地理志》，則 “ 星分翼軫 ” 卻是楚地，而豫章在吳地斗分野，真是牛頭不對馬嘴，然而若說其錯，王勃卻偏偏有《越絕書》為據(jù)，正是勢同騎虎，在兩難之間矣。故都督立知王勃乃一極高明之人，此來分明給在座眾人出一極高明難題，開一極大玩笑者，故都督 “ 沉吟不語 ” 。
更言之，后接 “ 龍光射斗牛之墟 ” 天文又與《地理志》不合，偏偏又有《晉書·張華傳》中豫章人雷煥有關(guān)的典故 “ 斗牛之間常有紫氣 ” 相證。亦不能輕言其錯也。班固、袁康（舊稱子貢作）、房玄齡等皆天壤間第一流碩學(xué)之士，其說卻各異，誰對誰錯誰敢遽斷！
而若依《唐摭言》版本，都督聞 “ 星分翼軫、地接衡廬 ” 后即 “ 沉吟不語 ” ，則有可能都督不甚淵博，故正自窮搜瞑討，尋其出處。然從后面都督聞 “ 秋水 ”“ 長天 ” 即驚為天才，可知其反應(yīng)極快，故這種可能性不大。應(yīng)該甫聞即知其出于《越絕》，用典極為冷僻，不知何以如此，然已知王勃必非凡品也。
進而言之，此中 “ 地接衡廬 ” 亦暗藏玄機，如以現(xiàn)代人來看，當然易解成湖南衡山、江西廬山，如一《滕王閣》書中稱： “ 天朗氣清時登閣隱約可見廬山五老峰，是地接衡廬之證。 ” 不談是否正確，既算如此，亦僅可稱 “ 地接于廬 ” ， “ 衡 ” 字卻作何解？登閣可否見到衡山？清人蔣清翊注為衡山郡、廬江郡，是得其真也，然尚未明其全義。
考《晉書·地理志》： “ （漢）武帝改衡山曰六安 ” （29） 。那么，衡山就是六安的舊稱，這分明又是一個 “ 故事 ” ,考《晉書·地理志》： “ 漢改九江曰淮南，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劉濞為吳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文帝十六年，分淮南立廬江、衡山二郡。 ” （30） 則九江改淮南，淮南一分為三，豫章、廬江、衡山也。稱豫章 “ 地接衡廬 ” 完全符合地理沿革。
再細看《地理志》中順序為：豫章、廬江、六安（衡山），是豫章下接衡廬也，而《越絕書》中順序為：六安（衡山）、廬江、豫章，是豫章上接衡廬也。 “ 地接衡廬 ” 分明是左右逢源， “ 精切有本原 ” 的雙關(guān)說法。
滕序三江五湖之說，歷代注解皆不明其真義，而后人強解之，諸說紛紜。
“ 三江 ” 一詞最早見于《尚書禹貢》： “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 和《周禮·職方氏》： “ 揚州，其川三江 ” ；《國語·越語》也有 “ 吳之與越也，三江環(huán)之。 ”《尚書》、《周禮》中的 “ 三江 ” 指《禹貢》九州中的揚州全境范圍內(nèi)的大江?！渡袝资蟼鳌吩疲?“ 自彭蠡江分為三。 ” 唐徐堅《初學(xué)記》引鄭玄注： “ 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 ” 而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時，以為吳縣南為南江（指吳淞江）；毗陵北為北江（指長江正流之下流）；蕪湖為中江（指由陽羨通太湖入海）。唐以后異說更多，而王勃序出《漢書·地理志》吳地篇 “ 有三江五湖之利 ” 一語，查《漢書·地理志·第八上》有 “ 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藪曰具區(qū)，川曰三江，浸曰五湖…… ” （31） 是知其正出《禹貢》《職方氏》。而顏師古、鄭玄諸說又異也。
另尚有三國吳·韋昭《國語注》以吳江（或作松江）、錢塘江、浦陽江為三江；《吳越春秋》以浦江、浙江、剡江為三江；酈道元《水經(jīng)注》以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郭璞《山海經(jīng)注》以江、湘、沅三水為三江； （32） 唐王勃以后說法更多，不多論。
“ 五湖 ” 之名，最早見于《周禮》，而《周禮注疏》： “ 揚州……其浸五湖。 ” 而五湖亦有多種說法?！吨芏Y注疏》、《國語·越語》 “ 戰(zhàn)于五湖 ” 韋昭注、《史記·河渠書》 “ 于吳則通三江五湖 ” 集解，皆以太湖為五湖；而《后漢書·馮衍傳》： “ 沈?qū)O武于五湖兮 ” 虞翻以滆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水經(jīng)注》二九沔水： “ 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貴湖、上湖、滆湖 ” ；郭璞《江賦》以具區(qū)、洮滆、彭蠡、青草、洞庭為五湖；李善《文選注》以洞庭、彭蠡、震澤、巢湖、鑒湖為五湖……。 （33）
王勃 “ 三江五湖 ” 出《地理志》，則當以《周禮注疏》解為準，即五湖即太湖也，然按照《周禮》： “ 揚州其藪曰具區(qū)（具區(qū)即太湖）……其浸五湖。 ” 可見 “ 具區(qū)（太湖） ” 不是 “ 五湖 ” ，其解又誤也。
《禹貢》成書戰(zhàn)國，其文簡略，加之滄海桑田，水道變遷，三江五湖有多種解釋，虞翻等歷代學(xué)者筆墨官司纏夾不清，酈道元《水經(jīng)注》已不能說得明白。即使到清季集前學(xué)大成的胡渭《禹貢錐指》，亦似不能定論。當代歷史地理學(xué)巨擘陳橋驛先生在其《酈學(xué)札記》中以為三江五湖在古代實為泛指河流眾多的意思，并無確解。
王勃 “ 包綜六經(jīng) ” ，胸羅萬有，此事如何不知，故三江五湖亦分明是有意拿一文化難題在考座上諸公者。若細思三江五湖之說，都督亦須 “ 沉吟不語 ” 。
綜上所說，我以為王勃是有意將各家書籍不合之處湊到一起為文，是有意出一空前難題，卻也是一個極高明的文化玩笑。
七、徐 孺 陳 蕃
若以吾說為非，尚可舉一例，如 “ 人杰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 ” 從字面上看，毫無瑕疵，然查閱《后漢書·陳蕃傳》則見： “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太尉李固表薦，征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望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 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 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 ” 我閱讀至此，大惑不解，何以熟悉的細節(jié)寫的卻不是徐孺子？反成了 “ 周璆下陳蕃之榻 ” ？！
再查《后漢書·徐稚傳》： “ 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不免之，即竭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稚來特設(shè)一榻，去則縣之，后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
《后漢書》作者范曄祖父范寧曾為豫章太守，大興文教，是范曄與南昌有淵源者。曄雖系于獄中，給子侄輩的書信于《后漢書》卻頗為自負，以為必傳于萬世。 （34） 然同一書中，前后二傳中主角雖然不同，情節(jié)卻雷同，雖然一為樂安，一為豫章，時地不同，不能說范書有誤，然似乎范蔚宗選材累贅重復(fù)，白璧有瑕矣。王序前面仿佛指摘班固、袁康、房玄齡諸家異同，而此番卻似乎指摘范曄一人之書前后異同了。
八、帝 子 仙 人
滕序中另外尚有數(shù)處用典極為巧妙，不容易看出它的出處，如 “ 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我以為卻是出自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贛水注》，資料如下：
又北過南昌縣西。
盱水出南城縣，西北流徑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有濁水注之，……濁水又東徑建成縣……縣出然石，《異物志》曰：石色黃白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熱，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則冷，灌之則熱，如此無窮。元康中， 雷孔章入洛，赍石以示張公。 張公曰：此謂然石。于是乃知其名。濁水又東至南昌縣，東流入于贛水。贛水又歷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孺子名稚，南昌人 ，高尚不仕。太尉黃瓊辟，不就?；傅蹎柹袝铌愞盒熘伞⒃b誰為先后？蕃答稱：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于徐稚， 杰出薄域， 故宜為先?！M水又徑谷鹿洲，即蓼子洲也，舊作大 艑 處。 贛水又北徑南昌縣故城西，于春秋屬楚，即令尹子蕩師于豫章者也。秦以為廬江南部。 漢高祖六年，始命陳嬰定豫章置南昌縣，以為豫章郡治，此即陳嬰所筑也。王莽更名縣曰宜善，郡曰九江焉。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 陳蕃為太守，署徐稚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稚來，特設(shè)一榻，去則懸之，此即懸榻處也。…… 太興中，元皇果興大業(yè)于南。故郭景純《南郊賦》云：弊樟擢秀于祖邑是也。以宣王祖為豫章故也?！?贛水又徑郡北，為津步，步有故守賈萌廟，萌與安侯張普爭地，為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 故民為立廟焉。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疊嶂四周，杳邃有趣……北五六里有風雨池，言山高瀨激，激著樹木，霏散遠灑若雨。西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泊也。 岡西有鵠嶺，云王子喬控鵠所經(jīng)過也。 有二崖，號曰大蕭、小蕭，言蕭史所游萃處也。……郡東南二十余里，又有一城，號曰齊王城。筑道相通，蓋其離宮也。贛水又北徑南昌左尉廨西， 漢成帝時，九江梅福為南昌尉，居此。后福一旦舍妻子，去九江，傳云得仙。 贛水又北徑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 阤 ，有龍形，連亙五里中，舊俗九月九日升高處也。昔有人于此沙得故?？檀u，題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兇。而今此冢垂沒于水，所謂筮短龜長也?！端治髁?， 注于贛。又有繚水入焉。 ……繚水又徑?；杩h。王莽更名宜生。謂之上繚水，又謂之?；杞譃槎?。縣東津上有亭，為濟渡之要。 其水東北徑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 謂之慨口……其一水枝分別注，入于循水也。
又北過彭澤縣西。
循水出艾縣西……循水又東北注贛水，其水總納十川，同臻一瀆，俱注于彭蠡也。
北入于江
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 清潭遠漲， 綠波凝凈，而會注于江川。
此處可以見到王勃運用暗典之妙了， “ 儼驂騑 于上路 ” 分明來自洪崖先生、王子喬乘鸞、控鵠經(jīng)過美麗的散原山，卻脫胎換骨變換成天上的仙車。倘讀者誤到楚辭漢賦中去尋找蹤跡，則大謬矣。 “ 訪風景于崇阿 ” 分明是講散原山（即西山）上的秀麗景色； “ 仙人舊館 ” 一句指的是梅福故廨，歷史上有人解為郭璞墓在滕王閣側(cè)，前人已辟其非。如宋代樂史《太平寰宇記》考證，郭璞死后葬于江蘇鎮(zhèn)江或安徽黃山一帶，墓在南昌是附會之說。
我以為附會郭璞之源可能即出自《水經(jīng)注·贛水注》中： “ 故郭景純《南郊賦》云：弊樟擢秀于祖邑是也……昔有人于此沙得故?？檀u，題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去，卜言其兇，而今此冢垂沒于水，所謂筮短龜長也。 ” 郭璞精于葬術(shù)，每有神奇?zhèn)髡f，而《贛水注》中龍沙古冢事亦為陰陽宅事，與郭璞為母擇墓近水而終成平陸事跡相同，或誤源于此。除此外，南昌地方史資料似尚無與郭璞有關(guān)的記載。更有一種解釋以為滕王閣最早即叫仙人舊館，甚至將仙人舊館拆除在其原址上再建滕王閣， （35） 眾說紛紛。而此處王勃實仍用典，《新注》已識 “ 仙人舊館 ” 為《水經(jīng)注》中梅福故廨（傳云得仙）的翻本。 （36） 而 “ 帝子之長洲 ” ，歷代注家皆以為指滕王李元嬰，唯《新注》以為是隋滕王，其文疑： “ 滕王永徽四年建閣距王勃詩序僅得高宗朝平庸短暫的二十年，詩中物換星移折射的朝代興替、人世滄桑之感頓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浸透了百年歷史求索千秋生命惶惑的 ‘ 幾度秋 ' 之問亦成為玩世不恭的文字游戲，如指隋滕王、嗣滕王、唐滕王二代三王榮枯寵辱，則 ‘ 物換星移 ' 字字有著落 ” 。且以為 “ 上元三年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頗縱驕逸，作威作福未作古。 ” 而王勃則以《斗雞檄》被逐出英王府，又剛從殺官奴曹達的官司遇赦出來，以為 “ 刀斧余魂 ” 不應(yīng)詠出 ‘ 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 的大不敬語在皇叔頭上動土 （37） 。得出了 “ 帝子 ” 為詠隋滕王之事的結(jié)論，實在是錯誤的，史籍中隋滕王未到豫章，王令策先生文章辟之甚力。此處王勃依然用《水經(jīng)注》典故，卻指的是仙人王子喬，以其是周靈王太子晉，實在也是一帝子也。且語帶雙關(guān)，將滕王元嬰與仙人王子喬并稱，實在是溢美之辭，又不著痕跡，恰是極為高明。而 “ 臨 ” 字即可解為 “ 靠 ” 著今新建的帝子長洲，又可解釋為 “ 登臨 ” 滕王元嬰的帝子長洲二義，俱左右逢源，遣詞妙造毫顛。更廣而言之，屈原《湘妃》中以娥皇、女英為帝子，則《水經(jīng)注》中蕭史為秦穆公婿，何不可稱帝子？則 “ 帝子長洲 ” 亦可指西山附近王子喬、蕭史諸仙跡而言，并非單指滕王元嬰之閣址。
尾詩中 “ 閣中帝子（滕王元嬰） ” 今何在？則分明閣外尚有一帝子也，即西山上控鵠仙人王子喬。且周靈王（前571）與唐高宗朝（674）相距千余年， “ 閑云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 讀來卻也 “ 字字有著落 ” ，且將滕王元嬰與仙人王子喬古今二位帝子的遭際作一浩嘆，感懷人世不常， 實無絲毫辱沒李元嬰處。 （38） 清·朱欒《江城舊事》以為王勃敢言譏刺暴王，正其可貴之處，這層意思只怕也站不住腳。究其錯謬的關(guān)鍵，便在不明 “ 帝子 ” 的真正含義。
用典有古典、今典兩種，國學(xué)大師陳寅恪即說： “ 詩若不是有兩個意思，便不是好詩。 ” （39） ，兩個意思，即指古典與今典恰當運用，滕序 “ 帝子 ” 一語實已含古典、今典二義。寅恪說 “ 自古詁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辭句。質(zhì)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后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 ” （40） 寅恪嘗論庾信《哀江南賦》用典： “ 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于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 ” （41） 此古典、今典實即《四六金箴》之古事、今意，言殊而意同也。當日王勃滕閣作序，絕不可能純用唐初白話而不用典，帝子一語，古典即指王子喬，然亦可代指滕王元嬰，此今典之用也。注家單指帝子為滕王元嬰，是不悟 “ 古典 ” 之意也。
九、“ 腹 稿 ” 疑 云
王勃作序究竟有沒有作事先準備？這是一個千古之謎，歷史上雖不乏人懷疑像王勃那樣驚人的天才不太可能，卻也無絲毫根據(jù)可以查出王勃已 “ 宿構(gòu) ” 文章。故此留下了一個近乎神話的故事，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起王勃于地下了。
然據(jù)筆者推測，王勃到滕王閣作序之前，實在已打好了部分腹稿，從對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來。
史書中載，王勃構(gòu)思極快，如《棋天洞覽》： “ 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尤詫之，向人曰：吾才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 ” (42 ） 如此看來，當日滕王閣上，王勃文思泉涌、提筆立就是有其可能性的。而 “ 王勃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豐集，人謂之心織筆耕 ” 。然王勃作文卻有一個很有趣的行為習(xí)慣： “ 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shù)升，則酣飲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稿 ” （《新唐書》）?？籍斎针蹰w上王勃行跡，除了 “ 電腦 ”“ 天才 ” 以外，另外一種可能就是王勃已打好 “ 腹稿 ” 矣。
十、江 潯 采 蓮
考察王勃行蹤，于殺官奴曹達后咸享五年（ 674 ）八月遇赦，于上元二年（ 675 年）乙亥赴交阯省親，探望受牽連被貶謫的父親王福畤。于 “ 上元二載高秋八月 ” 抵達淮南楚州友人家中 ， 盤桓多日，為友人寫了一篇《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八月下旬，王勃復(fù)啟程溯長江西上。 （ 43 ）
再按《舊唐書·王勃傳》 “ 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為《采蓮賦》以見其意，其辭甚美。 ” 而《新唐書·王勃傳》稱： “ 勃往省……道出鐘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 ” 則可知滕閣作序前有《采蓮賦》之作。其具體時間：民國劉汝霖《王子安年譜》考其上元二年乙亥八月二十九日至潯陽，致書族翁承烈。清季羅振玉《永豐鄉(xiāng)人雜著續(xù)編》有承烈復(fù)書，中云： “ 適知旅泊江潯，人遐路近，聊因翰墨，粗飛數(shù)行，乙亥年仲秋月廿九日，寓言使至。 ” （44） 由承烈書可反證其時王勃正在長江、鄱湖水域之上，《采蓮賦》應(yīng)即作于此時。
王勃九月九日作《滕王閣序》，十一月到達廣州，作《鞶鑑圖銘序》，其文稱 “ 上元二年，歲大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將之交阯，旅次南海。 ” 同時又寫了《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一個月以后，他便在由廣州到交阯的途中，渡海溺水受驚而卒。 （45）
再觀《采蓮賦并序》中有 “ 頃乘暇景，歷觀眾制，伏玩累日，有不滿焉。遂作賦曰：非登高可以賦者，惟采蓮而已矣。 ” （46） 則此作大致十日后的九月九日，即有《滕王閣序》之作也?！恫缮徺x》是離《滕王閣序》最近的作品，而細觀序中 “ 歷觀眾制，伏玩累日，有不滿焉。 ” 則分明王勃作《采蓮賦》是花了數(shù)天看了很多書的，并且有不滿意的地方，所以作了 “ 其辭甚美 ” 的《采蓮賦》。這種創(chuàng)作態(tài)度對緊接而來的《滕王閣序》的創(chuàng)作是否有相同的影響呢？
倘若用 “ 歷觀眾制，伏玩累日，有不滿焉 ” 來衡量《滕王閣序》，王勃都看了些什么書？到底對什么不滿？
由前述對王勃用典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用字是如此的 “ 精切 ” ，倘非具有計算機般超人的記憶力，王勃在旅途中便有可能是看了這些書的：如《越絕書》、《漢書·地理志》、《水經(jīng)注·贛水注》、《后漢書·徐稚傳》、《晉書·張華傳》。再參照蔣清翊《王子安集注》，《采蓮賦》用典便有許多出于《地理志》、《水經(jīng)注》。
如《采蓮賦》中：堤防谷口，沈桂北之丹湡 、南鄢義妻、東吳信婦、南討九真百越、北戍雞田雁城、雖跡兆于水鄉(xiāng)、南究巴沱越沂，蔣清翊皆注引《漢書·地理志》；而復(fù)瀟湘兮綠水、動浦水兮驪龍文、詠綠竹于風曉、異睢苑之歡娛、汎磻溪之小塘，注引《水經(jīng)注》 （41） 。而王序明言 “ 歷觀眾制 ” ，則《地理志》、《水經(jīng)注》當為王勃所閱眾多典籍之一，此為明證。
倘王勃閱《水經(jīng)注》，則《水經(jīng)注》中與 “ 贛水 ” 相鄰的江浙 “ 漸江水 ” 酈道元多引《吳越春秋》、《越絕書》，《吳越春秋》祖于《越絕》，則《越絕書》又當為王勃所閱矣。
而上述這些書到底代表什么？有什么規(guī)律？吾凝思數(shù)日，忽然悟出這正好是一幅古代的導(dǎo)游圖！舉凡一地區(qū)的山川、交通、城邑、典故、人物、特產(chǎn)都惟有從以上這些史籍中了解，舍此似別無他途。從《越絕書》、《漢書·地理志》、《水經(jīng)注·贛水注》中可以知道，王勃了解的天文地理偏重于東南半壁江山，涉及的區(qū)域包括長江沿岸的江浙、安徽、福建、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卻正好和王勃此行交阯省父的路途一致！江淮的《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道出江中的《采蓮賦》、及南昌的《滕王閣序》，廣州的《鞶鑑圖銘序》路線正貫穿其中?？梢源y，王勃一路沿江而下，途中必攜詩書以消永日， “ 歷觀眾制，伏玩累日 ” ，沿途不斷翻閱書籍了解各地的天文地理、人文典故，真可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活脫一逍遙才子形象。
在今天看來，每到一地旅游自可找地圖、旅游介紹之類書籍以了解一地之勝，而在出版、圖籍并不發(fā)達的唐初，介紹歷史、地理的《水經(jīng)注》、《越絕書》、《地理志》當是讀書士子的首選。王勃萬里省親，遠跡天南，必然于地理多所用心，上述地理書籍為其用力處是極為自然的。
十一、觀 制 指 瑕
歷史上王序中的 “ 星分翼軫 ” 以天文分野制度述豫章地理，此說出《越絕書》孤證，論者以為其太過冷僻，出人意料之外，王勃此舉刻意營求，似有失自然。然而假設(shè)王勃一路看書而來，則在江淮必玩味《吳越春秋》和《越絕書》、《水經(jīng)注》等以了解東南半壁的歷史地理，實在是在情理之中，自然之極。楚州之作中 “ 荊門洎自吳越 ” （48） 一語證明王勃是注意到吳越故實的?！对浇^書》中 “ 星分翼軫 ” 的出現(xiàn)決不會突兀。而倘王勃 “ 道出江中 ” 、 “ 旅泊江潯 ” 則可能翻閱《漢書·地理志》了解周邊情況，卻發(fā)現(xiàn)豫章星分《越絕》、《漢志》居然不同，這就是王勃 “ 有不滿焉 ” 的真正原因！故出語 “ 星分翼軫 ” 以嘲之；倘再細觀，其中州郡名稱大致相同，而兩書排列卻各異，《越絕書》豫章上接衡廬，《漢志》豫章下接衡廬，二書不知誰掩襲誰，似又可 “ 有不滿焉 ” ，故出語 “ 地接衡廬 ” 。更重要的是《越絕書》在《隋書》中題為子貢作，或又為伍子胥作，為戰(zhàn)國古書，而諸考據(jù)家以為雜揉漢人之文，乃定為偽作。如郡縣制雖發(fā)端于戰(zhàn)國，然分天下為郡國卻始自秦，此條于戰(zhàn)國書中出現(xiàn)秦漢州郡，正是其破綻之處，王勃既精天文地理，這條卻如何瞞得過，必將又 “ 有不滿焉 ” 。
若在吳地中欲明了三江五湖，則查閱《漢書·地理志》知三江五湖之說，本出《禹貢》，而其文簡略，加之陵谷變遷，爭議已是極多。鄭玄、顏師古同出一書，而三江之說卻各異，五湖竟然正相矛盾，實在是一個文化疑案。此又一 “ 有不滿焉 ” ！ “ 淹貫群書 ”“ 包綜六經(jīng) ” 的王勃如何不知，故出語 “ 襟三江而帶五湖 ” 以考考座上諸公，看他們是否明了個中奧秘。若諸人細思三江五湖之義，必然茫然無解，唯有 “ 沉吟不語 ” 矣。
后更以 “ 翦裁融化 ” 之法引出 “ 控荊蠻而引甌越。 ” 實已綜《漢書·地理志》、《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二者而為之，亦非庸語。
倘若前站將到南昌，則王勃必看《水經(jīng)注·贛水注》中南昌縣部分，以了解當?shù)仫L土人物。而見到雷孔章、張公然石一節(jié)，必檢閱《晉書·張華傳》。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 道術(shù)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后，紫氣愈明。 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 乃要煥宿，屏人曰： “ 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兇。 ” 因登樓仰觀，煥曰： “ 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 ” 華曰： “ 是何祥也？ ” 煥曰： “ 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 ” 華曰： “ 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shù)脤殑ε逯?。斯言豈效與！ ” 因問曰： “ 在何郡？ ” 煥曰： “ 在豫章豐城。 ” 華曰： “ 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 ” 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并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fù)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fā)。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 “ 得兩送一， 張公 豈可欺乎？ ” 煥曰： “ 本朝將亂， 張公 當受其禍。此劍當系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 ” 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cè)。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 “ 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fù)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 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jīng)延平津，劍急于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shù)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于是失劍。華嘆曰： “ 先君化去之言， 張公終合之論， 此其驗乎！ ” 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
而《晉書》此段史料，卻來自劉宋豫章大儒雷次宗的《豫章記》：
吳未亡， 恒有紫氣見牛斗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 乃要宿，問天文?？渍略唬何┡６分g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之氣不復(fù)見……。 （49）
由此合參，《水經(jīng)注》、《豫章記》中雷孔章，即《晉書》之雷煥；《水經(jīng)注》之張公，即《晉書》《豫章記》之張華也。精通天文歷算的王勃自然會發(fā)現(xiàn)稱豫章豐城為牛斗之間與《漢書·地理志》不合。以《地理志》 “ 牛 ” 當在粵地，與豫章豐城相距甚遠，雷煥號稱 “ 妙達緯象 ” ，雷次宗為劉宋大儒，張華號稱博物，所言卻不合《漢書·地理志》；《晉書》號為官修御纂，而令狐德棻、房玄齡等大儒亦不辨，此又一 “ 有不滿焉 ” 。故有 “ 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 ” 再閱《水經(jīng)注》到徐孺子墓一節(jié)，翻看《后漢書·徐稚傳》，則知 “ 徐孺下陳蕃之榻 ” 。再由《水經(jīng)注·贛水注》往下閱 “ 陳蕃為太守， ” 參看《后漢書·陳蕃傳》則竟是 “ 周璆下陳蕃之榻 ” ！二文人物雖異而情節(jié)雷同，范曄史材抉擇不精，王勃又一 “ 有不滿焉 ” ，故出語 “ 人杰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 ” 。
又若熟悉典籍者，當知班固《漢書》多史遷舊文，如《漢書·地理志》即由《史記·貨殖列傳》改竄而來。楚、吳、越三地亦出《貨殖列傳》：
《史記·貨殖列傳》：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fā)怒，地薄，寡于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 陳在楚夏之交 ，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 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 ，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 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 豫章 、長沙， 是南楚也 ，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后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榆會也。與閩中、 干越 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 楊越 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 瑇 瑁、果、布之湊。
穎川、南陽， 夏人之居也 。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于南陽。南陽西通武關(guān)、（勛）（徇）關(guān)，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yè)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 故至今謂之 “ 夏人 ” 。
細審班、馬異同，則王序又有一解。依《史記》 “ 豫章……是南楚也， ” 按《漢書》楚地，當可稱豫章 “ 星分翼軫 ” ，然翼軫二字，卻分明顯示語出《漢書》而非《史記》。 “ 星分翼軫 ” 下筆在史漢之間，《史記》中豫章上接衡山，《漢書》中豫章下接廬江， “ 地接衡廬 ” 是綜二書而言。
若依《唐摭言》所說，都督聞 “ 星分翼軫，地接衡廬 ” 即 “ 沉吟不語 ” ，是都督甫聞即知王勃立意在史漢不相合處，已知王勃卓然高手；若依《中元傳》，都督聞 “ 星分翼軫，地接衡廬 ” ，公曰 “ 故事也 ” ，是知王勃以豫章南楚為據(jù)，文章立意在乎《史記》，故稱 “ 故事也 ” 。而王勃繼出 “ 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荊蠻而引甌越 ” ，《漢志》隱含 “ 甌越 ” ，而《史記》僅述 “ 干越 ” 、 “ 楊越 ” ，則全文立意竟在于《漢書》，星分即有異矣，故都督 “ 沉吟不語 ”
又《史記·貨殖列傳》豫章上文有 “ 陳在楚夏之交 ” ，豫章下文有 “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故至今謂之夏人 ” 。而《漢書·地理志》豫章吳地篇下為粵地，諸史皆作西南夷。故 “ 臺隍枕夷夏之交 ” 是合《史記》、《漢書》二者而言之，仿 “ 陳在楚夏之交 ” 指豫章當夷、夏二文間。分析至此，不難發(fā)現(xiàn)，王勃不滿的地方正是諸書中異同之處。且其順序竟與王勃《滕王閣序》開篇驚人的吻合，這又是個王勃讀上述書籍，且構(gòu)思于此的明證。
史稱顏師古 “ 少傳家業(yè)，博覽群書，尤精訓(xùn)詁，善屬文。 ” 《漢書注》為太子承乾委托所著，《舊唐書》稱 “ 解釋詳明，深為學(xué)者所重，太宗令編之秘閣。 ” 而王勃九歲便能指摘顏師古《漢書注》的錯誤，其關(guān)鍵的原因，并不在于王勃有什么特別的稟賦、驚人的天才，而在于看書特別老實仔細，不肯輕易放過，又 “ 淹貫群書 ” ， （50） 多見異同，故每有所發(fā)現(xiàn)。既然王勃九歲就精于此道，二十八歲的他當然更是功力精純得心應(yīng)手，《越絕書》、《史記》、《漢書》、《水經(jīng)注》之間的矛盾如何能逃過他的法眼！
上借《采蓮賦并序》以為說，竟有所得，且與王序多處暗合，則其較為可信矣。由此可知《采蓮賦》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確實對十天后的《滕王閣序》構(gòu)思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其立意應(yīng)屬一致。即以《越絕書》、《漢書·地理志》、《水經(jīng)注·贛水注》諸書為綱，遍考諸書異同，然后下筆為文，幻化為奪天地造化之機，鬼神莫測的千古名篇《滕王閣序》。
我斷定王勃必看《地理志》、《水經(jīng)注》，再參閱眾籍，是因為滕序中還有許多線索存在于此篇目中。如 “ 東南之美 ” 出《文選》潘正叔 “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 四言詩： “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于今鮮儔。 ” 此乃用吳典，《漢志》豫章之所屬。而賓主者，《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中有吳闔廬與伍子胥、孫武；吳王濞與枚乘、鄒陽、嚴夫子；淮南王安招致賓客，而吳有嚴助、朱買臣，亦用吳典；《水經(jīng)注》中陳蕃賓客徐孺子。此皆 “ 翦裁融化 ” 之古事，更有 “ 與此相似 ” 之今事，即滕王閣上都督及勝友高朋，綜上不難化出 “ 賓主盡東南之美 ” 。其用典皆與吳、豫章有關(guān)，可稱 “ 精切有本原 ” 。則此句竟合《史記》、《漢書》、《水經(jīng)注》、《文選》四書而言之。
滕序中 “ 睢園綠竹 ” 用枚乘典，乘本與豫章無涉，此處卻出于《地理志·吳地》之中；又 “ 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 ” 王勃 “ 懷帝閽而不見 ” 仿佛立意于此。
滕序中 “ 極娛游于暇日 ” ，娛游二字出《漢書·地理志》： “ 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之 娛游 子弟。 ” 而《史記·貨殖列傳》： “ 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 娛游 ' 有 ‘ 喜游 ' 之異；再查《漢書·吳王濞傳》： “ 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 同一招致，竟一為 “ 娛游 ” 文士，一為 “ 天下亡命者 ” ，令人啼笑皆非，王勃又將 “ 有不滿焉 ” ，故出語 “ 極娛游于暇日 ” 。
《水經(jīng)注》中： “ 贛水又經(jīng)谷鹿洲，舊作大艑處。 ” 唐虞世南《北堂書鈔》： “ 豫章城西南有舟 句 舟 鹿 洲，吳呂蒙襲關(guān)羽造舟 句 舟 鹿 艦于此。 ” （51） 則谷鹿即舟 句 舟 鹿 也?！稄V雅》：舟 句 舟 鹿 ，船也。 （52） 王勃用典，乘鸞控鵠尚脫胎為 “ 驂馬 非 ” ，則 “ 舸艦津 ” 去 “ 谷鹿洲 ” 當不遠，疑王勃用典于此。而蔣清翊 “ 舸艦迷津 ” 下注云：方言九， 南楚 江湘，凡船大者謂之 舸 ； （53） “ 青雀黃龍之軸 ” 下注： “ 郭璞注：舟皆以 龍鳥 為形制，今 吳 之 青雀 舫，此其遺制。 ” （54） 上文中 “ 舸 ”“ 艦 ”“ 青雀 ”“ 龍 ” 俱出矣，而南楚為《史記》豫章之所屬，吳為《漢書》豫章之所屬，用典于此，不可謂不 “ 精切有本源 ” 。故以 “ 翦裁融化 ” 之法出為 “ 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 ” 而其引子，卻在《贛水注》谷鹿洲舊作大艑之 “ 故事 ” 。
又倘王勃搜羅之博竟至于虞世南《北堂書鈔》，則查《吳志》可知呂蒙時在潯陽，虞世南誤也，此又一 “ 有不滿焉 ” 。然疑王勃未必精博如斯搜及近人，茲存疑待考。
《水經(jīng)注》 “ 贛水又北徑南昌縣故城西。 ” 此為 “ 南昌故郡 ” 之張本，時南昌已移縣到盱水、贛水、濁水之交的今豐城境內(nèi)，而洪州為豐城新南昌縣故地，為新南昌過去的郡治所在（見拙文《南昌城遷考》），故稱 “ 南昌故郡 ” 。
倘閱： “ 于春秋屬楚，即令尹子蕩師豫章者，秦以為廬江南部。 ” 則豫章既屬楚，按《漢書·地理志》當然 “ 星分翼軫 ” ，而此卻為春秋史實，故都督稱 “ 故事也 ” ；而令尹子蕩師豫章者，民國楊守敬考《左傳·昭六年》： “ 楚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 ” （55） 然此春秋時的 “ 豫章 ” 為淮南江北之地，非漢高祖時豫章郡，酈道元誤也，此又一 “ 有不滿焉 ” ，然似王勃并未于此為文。
《水經(jīng)注》： “ 秦以為廬江南部 ” ，是豫章 “ 地接衡廬 ” 又一明證。而楊守敬此下考：
“ 自裴馬 因 以下釋秦郡者不及廬江郡，似此廬江為九江之誤。而《元和志》江州下：秦屬廬江郡；《寰宇記》廬州下；秦置三十六郡，此為廬江九江二郡地；江州下：秦并天下，以此地屬廬江郡，則秦嘗置廬江郡與《注》文合。而《元和志》又云：洪州、饒州、吉州、袁州、撫州皆秦九江郡地。又似江南不得有秦廬江郡地。考《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廬江王以邊越，數(shù)使使相交，徒為衡山王，王江北。是秦時立廬江郡，其地跨江南、北，亦情事所有，故《寰宇記》直以充三十六郡之數(shù)，惟史文不詳耳。酈氏以南昌為秦廬江南部，必有所聞。 ” （56）
據(jù)上文，則此廬江為秦廬江郡而非漢廬江郡，是又為一 “ 故事也 ” 。然細查典籍，竟秦時應(yīng)有此郡而史文竟無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推行郡縣制，分全境為三十六郡?？っ灰姟妒酚洝繁疚模狁棥都狻纷?“ 三川、河?xùn)|、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穎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瑯琊、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巨鹿、邯鄲、上黨、太原、云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nèi)史為三十六郡 ” 。清以來學(xué)者多認為裴說不足盡信，但各家說法不一，一說認為內(nèi)史不應(yīng)在郡數(shù)內(nèi)，補以郯郡；一說認為除內(nèi)史外九原、鄣郡亦不應(yīng)在內(nèi)，或補以東海（即郯郡）、廣陽、楚郡；或補以閩中、陶郡、河間；或補以閩中、廣陽、陳郡（即楚郡）。又諸家都認為三十六郡是始皇二十六年統(tǒng)一全國時的郡數(shù)，其后續(xù)有增析，至秦末共有四十余郡。如王國維《秦郡考》以為，秦以水德王，其制尚六，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而其后歷年增析所得當為四十二郡或四十八郡，然王國維據(jù)《史記》《漢書》勾稽所得四十余秦郡中卻絕無廬江郡。錢穆《秦漢史》、王蘧常《秦史》等博學(xué)碩儒論秦郡亦無廬江郡，《秦集史·郡縣志》又云：王國維之 “ 考證，猶不免細中有粗。譚其驤復(fù)糾合眾說，于王氏四十八郡之中，棄去陶郡、博陽、膠西、城陽四郡，外加常山、衡山二郡，并以河內(nèi)易河間，定為四十六郡。而以鄣郡、東陽郡及廬江郡置于多聞闕疑之列。意所謂后來居上，精益求精者矣。 ” （57） 由上所述，秦廬江郡不見《史記》正文，裴駰《史記集解》中亦無廬江郡，既使是酈學(xué)考據(jù)、辭章、地理三大學(xué)派中地理學(xué)派的代表人物楊守敬，亦無可奈何地哀嘆 “ 酈氏必有所聞。 ” 《水經(jīng)注·贛水注》中秦廬江郡到底存不存在，其實是難以確定，即使是今天秦廬江郡也一直是地理學(xué)中懸而未決的難題，筆者于二零零二年八月于天津師范大學(xué)向譚其驤先生的高足、復(fù)旦大學(xué)博士生導(dǎo)師、著名學(xué)者周振鶴先生請教秦廬江郡的國內(nèi)最新研究動態(tài)，據(jù)云迄今尚未得到解決。若細思酈元此條豫章地接廬江出處，除非發(fā)現(xiàn)新的簡牘之類材料，否則恐怕萬世以后亦必 “ 沉吟不語 ” 。
閱《水經(jīng)注》到散原山一段，便可引出 “ 儼驂騑 于上路，訪風景于崇阿，鄰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 ” ，前已證，不論。
又若王勃見《水經(jīng)注》中梅福，倘再查《漢書·梅福傳》又會得到怎么樣的結(jié)果呢？不難發(fā)現(xiàn)《漢書·梅福傳》比《水經(jīng)注》 “ 后福一旦舍妻子，去九江，傳 云得仙。 ” 后多了一句 “ 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 此為二書不同處，王勃必又 “ 有不滿焉 ” ，按其習(xí)慣又將于此下手！此句重點便在吳（市）會（稽）二字，則通篇序中惟 “ 指（目）吳會于云間 ” 與此相近。而 “ 云間 ” 為何義，窮思累日，見《漢書》篇目順序《朱云、梅福、云敞傳》方悟其全在目錄上下手，乃指 “ 吳會 ” 二字于《朱云傳》、《云敞傳》二傳之間也。
若持此謬見則 “ 望長安于日下 ” 一句， “ 日 ” 字必定不是 “ 太陽 ” 之義，應(yīng)另有其他。窮思之，若作史書篇目解則惟有《史記》中為術(shù)士、相者作的《日者列傳》方有一 “ 日 ” 字，乃于《日者列傳》下，得 “ 司馬季主賣卜于長安 ” 。數(shù)見 “ 長安 ” 二字。則亦在篇目上下手，乃見 “ 長安 ” 于《日者列傳》之下也。
司馬季主與南昌無涉，而查《郡守表》中姓司馬者惟司馬懿曾祖司馬量曾官豫章太守。再考《晉書·宣帝紀》及《漢書·太史公傳》，知司馬遷、司馬懿遠祖同宗，卻與楚國羋姓司馬季主無關(guān)。王勃此言不知何義，或者如前面 “ 控荊蠻而引甌越 ” 一樣僅用來陪對也未可知。指王勃此二句全在篇目上玩文字游戲，渾如天方夜談，匪夷所思，無人愿意相信。然倘若以 “ 精切有本原 ” 來衡量此文，若僅憑字面意義，則在滕王閣上無論如何也 “ 望 ” 不到長安， “ 指 ” 不到吳會，然作篇目解釋卻正是輕而易舉之事。王序通篇，語帶雙關(guān)者不少，此條似亦應(yīng)屬此類。而曾見一傳本，下句為 “ 目吳會于云間 ” ，道理亦與此同，惟作史書篇目解才能真正 “ 看 ” 到、 “ 指 ” 到 “ 吳會于云間 ” ，文章才能解得通。
滕序中 “ 潦水盡而寒潭清 ” ，諸本皆釋 “ 潦 ” 為積水，音同 “ 老 ” ，甚為古怪。而除此 “ 潭 ” 外，滕王閣詩中又有 “ 閑云潭影日悠悠 ” ，然我疑滕王閣水渚附近并未有潭，今滕閣下人工鑿一潭，是附會詩意。而贛水 “ 總納十川 ” ，中有一潦水，《水經(jīng)注·贛水注》： “ 濁水又東至南昌縣，東流入于贛水……又有繚水入焉……其水東北徑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 ” 是 潦水入而贛水盡 也。酈道元對《水經(jīng)·南昌縣》作注，最后一水為潦水，贛水的最后一水循水卻是《水經(jīng)·彭澤縣》部分，已出南昌縣外，故潦水是南昌縣部分贛水的盡頭， “ 潦水盡 ” 是指《水經(jīng)·南昌縣》部分贛水特點而言之，胡渭《禹貢錐指》即有 “ 潦水入而贛水盡 ” 的說法，其見與王勃冥合；又 “ 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清潭遠漲，綠波凝凈，而會注于江川。 ”“ 寒潭清 ” 即出于 “ 清潭遠漲 ” 一語，則是指整體贛水而言。 “ 潦水盡而寒潭清 ” 是總括南昌縣部分贛水特點而言之。
豫章郡內(nèi)水道《水經(jīng)注·贛水注》中收集諸說，其主要不同者，《漢書·地理志》中豫章郡下九水：湖漢水（今貢江）、豫章水（今章江）、鄱陽水、余水、修水，盱水、蜀水（今錦江）、南水（今袁江）、盧水。同此說者有劉歆稱湖漢等九水入彭蠡，王莽改豫章郡曰九江郡。而雷次宗言 “ 十川均流 ” ，酈道元稱 “ 總納十川 ” ，是二者正差一水，似又可 “ 有不滿焉 ” ?！端?jīng)注》之十川為贛、廬、牽、淦、盱、濁、余、鄱、潦、循。 （58） 王先謙考： “ 蓋十川者，合湖漢水之經(jīng)流而為十也。湖漢水源流最長，次之則修水。今校之《水經(jīng)》鄱水下多潦水，則除湖漢水得十川。 ” （59） 由此看，潦水是九水、十川之爭的一個重要異同點，王勃 “ 潦水盡而寒潭清 ” 偏于潦水下筆似乎是暗含深意的。
倘如此則 “ 煙光凝而暮山紫 ” 亦必藏玄機，遍考眾籍，唯《豫章圖經(jīng)》一文最像： “ 南昌山者，昔吳王濞鑄錢之山，時有夜光，遙望如火，以為銅之精光。 ” （60） 暮者，夜也；紫者，銅之精光。而《豫章圖經(jīng)》或不為王勃所見，王勃能見者，隋開皇九年以前《豫章記》佚文： “ 西山周回三百里，此山時有夜光，遠望如火，《輿地志》曰：此為銅之精光也。 ” （61） 而其淵源，則為《漢書·吳王濞傳》中： “ 吳有豫章郡銅山。 ”
滕序中第二段 “ 潦水盡而寒潭清 ” ，王勃言自贛水而來，且已到南昌縣。 “ 煙光凝而暮山紫 ” 言見西山也。 “ 儼驂騑于上路，訪風景于崇阿。 ” 隱然描摹西山之景。 “ 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 ” ，言到達西山對岸的郡城梅福故廨也（今典喻滕王閣）。雖用典出于《贛水注》，然皆巧妙無痕，故瞞盡世人眼目，千年不為人知也。
滕序 “ 仙人舊館 ” 一語，古典指 “ 梅福故廨 ” ，今典指 “ 滕王閣 ” 。而《滕王閣序》的另一個流傳異本作 “ 得天人之舊館 ” 。若以校勘學(xué)的規(guī)律來判斷， “ 天人舊館 ” 即應(yīng)該是錯誤的。梁啟超在《近三百年學(xué)術(shù)史》中《清代學(xué)者整理舊學(xué)之總成績》（二）里，總結(jié)校勘之法有四種，其中第二種?？狈ㄊ钦页鑫恼滤鲋幰耘袛嗾`，由此看，《滕王閣序》中 “ 仙人舊館 ” 出于《水經(jīng)注·贛水注》中梅福故廨傳云得仙之事， “ 仙人舊館 ” 一句極為允當，而 “ 天人舊館 ” 則與《水經(jīng)注·贛水注》文章不合，顯為傳抄訛誤所致！
由《滕王閣序》知《采蓮賦并序》中 “ 歷觀眾制，伏玩累日，有不滿焉 ” 竟是暗含玄機，則《采蓮賦并序》極有可能和《滕王閣序》是同樣的文字，極有可能是以《水經(jīng)注·廬江水》中文字為綱，大搜史籍中江潯人物，互相對勘，發(fā)現(xiàn)有不一致處，王勃即 “ 有不滿焉 ” ，偏從此下手寫文章。王勃《采蓮賦》雖表面 “ 其辭甚美 ” ，或許其深層內(nèi)容卻暗含玄機，用意深刻，也未可知。
筆者以為倘從九江地方史入手，研究《采蓮賦》，當必有所獲，且對《滕王閣序》的深層解秘必有幫助。且觀 “ 響窮彭蠡之濱 ”“ 氣凌彭澤之樽 ” 句，九江地區(qū)歷史人物在滕序中留下影響，是創(chuàng)作《采蓮賦》時， “ 歷觀眾制，伏玩累日 ” 以至于印象太深，以至在不遠的十日后《滕王閣序》的創(chuàng)作中，不免留下一點痕跡。這也是《采蓮賦》與《滕王閣序》有淵源的一條證據(jù)。
十二、宿 構(gòu) 文 章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王勃在未到滕王閣之前極有可能已經(jīng) “ 頃乘暇景，歷觀眾制，伏玩累日 ” 作了充分準備了。滕序中 “ 龍光射斗牛之墟 ” 是從《地理志》轉(zhuǎn)入《水經(jīng)注·贛水注》的銜接語。而從《水經(jīng)注》中雷孔章、張公一節(jié)可以看出僅看《水經(jīng)注》，不查閱《晉書·張華傳》或雷次宗《豫章記》， “ 龍光射斗牛之墟 ” 一句便如何也翻不出來； “ 指吳會于云間 ” 亦須對勘《水經(jīng)注》和《漢書·梅福傳》，此番功夫王勃已做，而滕王閣上不可能當眾查書，則必在到達滕王閣前的水路上完成。此為其已事先準備的明證。再從其滕王閣上 “ 援筆成篇不易一字 ” 結(jié)合《新唐書》中歐陽修披露的王勃一貫屬文作風來看，王勃在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九月九日的十天前后，極有可能已打好了 “ 腹稿 ” ，至少一部分文章已 “ 宿構(gòu) ” 矣。當然，滕王閣上具體情節(jié)，王勃不可能夢見，無宿構(gòu)的可能，則是王勃以驚人的天才當堂構(gòu)思而成。
王勃明知道都督之婿 “ 宿構(gòu) ” 文章，眾人皆婉拒之時，而王勃獨冒昧受之，并非王勃不通人情世故、不識趣，實在是已有恃而來，且欲給座上賓客出一大難題，開一高級玩笑而已。其出語完全似是而非，都是一些互相矛盾文化難題，或是拐了許多彎的南昌人文典故，以此顯示其驚人才學(xué)。
王勃以一路過南昌的外地人，對南昌的人文典故卻極為熟悉，甚至遠遠超過南昌本地人，用的資料或是與南昌有關(guān)的人物，如梅福、王子喬、王僧辯、孟嘉、褚裒、雷煥；或者出于介紹南昌的文字，如《地理志》、《贛水注》、《豫章記》，自然極為 “ 精切 ” 。令人無可指摘，卻變化得極為巧妙，又常常語帶雙關(guān)，更兼遣辭造句爐火純青，閱者服其華麗（如清·李扶九《古文篇法百篇》中將《滕王閣序》與《阿房宮賦》列入華麗條下），卻不能盡識其奧妙，即本地人亦難以識之。這不是天才又是什么？
再進而分析，當日都督必非凡品，亦是一胸次極高的博學(xué)鴻儒，對王勃文章食髓知味，且反應(yīng)極快，終于嘆服王勃的驚人才華，遂至前倨后恭，賓主盡歡矣！
十三、滕 序 清 源
綜上所述，筆者總結(jié)如下：
其一，王勃作序未做事先準備的馬當神風神話不成立，實則已作了相應(yīng)準備。其構(gòu)思又大致可分成三大部分：第一，是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前后為作《采蓮賦》所閱書籍，雖不可能是專為《滕王閣序》作準備，而實際上卻影響到《滕王閣序》的創(chuàng)作，并從序文中表現(xiàn)出來。如前述諸證以外，尚能找到相應(yīng)痕跡。如《采蓮賦》中 “ 視云霞之沃蕩 ” ，蔣清翊注以為出自《文選·王簡棲頭陀寺碑文》： “ 南則大川浩汗，云霞之所沃蕩。 ” 而滕序中 “ 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 ” （62） 《湛淵詩話》以為亦出《王簡棲頭陀寺碑文》，其文曰： “ 層軒延袤，上出云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 ” 王勃即自稱 “ 歷觀眾制，伏玩累日。 ” 則《頭陀寺碑文》亦應(yīng)為其江潯把玩諸書之一，故《采蓮賦》中用之，又在十天后的《滕王閣序》中化而出之，這是《采蓮賦》構(gòu)思波及《滕王閣序》的明證；又《采蓮賦》中有 “ 異睢園之歡娛 ” ，而《滕王閣序》中有 “ 睢園綠竹 ” ，二者文思用典如出一轍，這同樣是《采蓮賦》構(gòu)思活動影響到十日后《滕王閣序》創(chuàng)作的明證。第二，是江州作《采蓮賦》后到南昌之間水路上所閱有關(guān)豫章地理山川人物典故之書而所作的構(gòu)思。如前所證，《滕王閣序》開篇，以及 “ 帝子 ”“ 仙人 ” 等語，皆為水路上細閱《越絕書》、《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水經(jīng)注·贛水注》、《晉書·張華傳》或《豫章記》所得。第三，與滕王閣密切相關(guān)，無從預(yù)先準備的文章，則為王勃以驚人的天才當堂構(gòu)思而成。如： “ 家君作宰，路出名區(qū)，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 在潯陽、在贛水上便吟不出來，非要到滕王閣上詩酒之會時方才吟得出?！峨蹰w序》后段結(jié)束部分 “ 臨別贈言 ” 以及滕王閣詩都屬此類。除此以外，《滕王閣序》尚有大部分文章，筆者不能盡識其奧秘，然以構(gòu)思時間論，則顯然不出于以上三大類，時間跨度或許在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九日的十來天之間，《滕王閣序》同樣是事先有所準備的文章，并非完全是即興的天才之作。
其二，世傳《唐摭言》、《中元傳》、《唐才子傳》、《三言兩拍》中對王勃作序具體行文細節(jié)的敘述，實皆有所指，暗含深意，而當前學(xué)術(shù)界皆未明了其真實含義。文學(xué)瑰寶，誤解千年矣。
王勃 “ 不辭讓 ” 冒大不諱作文的動機，實為開一大玩笑，出一難題，以顯示自己才華。其用典與南昌有關(guān)，或人物，或典籍，皆 “ 精切有本源 ” ，然而卻用心極為巧妙，其文以《漢書·地理志》《水經(jīng)注·贛水注》等文字為綱，遍搜典籍中有關(guān)豫章的文史資料，以翦裁融化的藝術(shù)手法寫成《滕王閣序》，其文多于諸書牴牾處下筆，譏嘲古今名儒巨子的疏失，更令一千三百多年來，數(shù)以億計的世人不能知其奧秘，古往今來多少豪俊盡墮其彀中，文章巧妙如斯，古往今來恐怕罕有其匹，序文中還有多少世人尚未勘破的玄機，筆者不敢揣度。
其三，王勃此作，實在也是時代風氣使然。聞一多先生《唐詩雜論》中 “ 類書與詩 ” 于此最具卓識，正可用來解釋王勃文風的深層歷史背景。其文稱： “ ……唐代開國后五十年，從高祖受禪（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權(quán)（660）止?？拷俏迨甑奈采?，上官儀伏誅，算是強制的把 “ 江左余風 ” 收束了，同時新時代的先驅(qū)，四杰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chuàng)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后誕生了，唐代文學(xué)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 ”
“ 尋常我們提起六朝，只記得它的文學(xué)，不知道那時期對于學(xué)術(shù)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xué)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xué)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于文學(xué)的研究特別熱心。 一方面把文學(xué)當作學(xué)術(shù)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向于文學(xué)的觀點來研究其余的學(xué)術(shù)。 給前一方面舉個例，便是曹憲李善等的 “ 選學(xué) ” ，后一方面的例，最好舉史學(xué)。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xué)觀念，（即《文選》所代表的文學(xué)觀念）。唐初的人們對于《漢書》的愛好，遠在愛好《史記》之上， 在研究《漢書》時，他們的對象不僅是歷史，而且是記載歷史的文字。 便拿李善來講，他是注過《文選》的，也撰過一部《漢書辨惑》， 《文選》與《漢書》，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樣性質(zhì)，具有同樣功用的物件，都是給文學(xué)家供驅(qū)使的材料。 他這態(tài)度可以代表那整個時代?！?”
“ 當時的著述物中，還有一個可以稱為第三種性質(zhì)的東西，那便是類書。它既不全是文學(xué)，又不全是學(xué)術(shù)，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合體。這種畸形的產(chǎn)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種太像文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和太像學(xué)術(shù)的文學(xué)了……。 ” （63）
聞一多此說，用來評價王勃的《滕王閣序》是如何的精當?。‰虿徽悄欠N太像文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和太像學(xué)術(shù)的文學(xué)嗎？《滕王閣序》既不全是文學(xué)，又不全是學(xué)術(shù)，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正是兼有二者的混合體！
從對滕序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勃用力精勤正在于《漢書》、《文選》，更旁及眾典。其文彩華瞻自不待言，倘論其學(xué)術(shù)功力，則天文歷算、地理沿革之精何遜于一個歷史地理學(xué)家？！其斟酌諸書異同，考校得失，何讓于一個校讎家；其于《水經(jīng)注·贛水注》用功之深，眼光之奇，絲毫不遜于一個清季酈學(xué)大師！而這一切卻發(fā)生在清朝樸學(xué)興起以前一千余年的唐初一個三十未到的年輕人身上，真是令人不可思議，嘆為觀止。后人如宋朝倪思雖也有《班馬異同》，著意于研究《史記》《漢書》的差異，然行文用意卻明白曉暢，與王勃隱晦手法卻是大異其趣了。然倘若文章如此作法，雖然鬼斧神工，盜造化之機，卻也太過艱澀難學(xué)，常人能提筆已屬不易，倘要佳妙則勢如登天。故聞一多以為 “ 這種專在詞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風，需要學(xué)力比需用性靈的機會多 ” 。 （ 64 ） 這實際上已是文學(xué)的末路了，其中已隱含著文學(xué)革新的內(nèi)在動力，故韓柳一變而為古文，選學(xué)逐漸退出歷史的舞臺。時至今日，選學(xué)最為近人所痛詆，錢玄同更是呼之 “ 選學(xué)妖孽 ” 大加撻伐。在白話文盛行的今天，再要出現(xiàn)這樣的高度技巧的不朽作品似乎已不大可能了。倘要瞻仰選學(xué)大師的神奇之作，《滕王閣序》或許正是一個絕佳的代表。
近現(xiàn)代其他一些學(xué)者的研究亦能說明這一問題，梁蕭統(tǒng)《文選序》中標舉 “ 事出乎沉思、義歸乎翰藻 ” 為選文標準，朱自清在《經(jīng)典常談》 “ 文第十三 ” 中釋為： “ 事 ” 是 “ 事類 ” ，就是典故； “ 翰藻 ” 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蕭統(tǒng)）才選在他的書里?！段倪x》成書后，訓(xùn)注家先后繼起，顯慶中（656 —— 661），李善為之作注，對《文選》作文字、典故的解釋，是對《文選》進行學(xué)術(shù)研究，我以為這應(yīng)即 “ 文學(xué)的學(xué)術(shù) ” 。
而《漢書》較《史記》贍博醇正，無史遷謗書不平之氣，更利于維護封建正統(tǒng)，自更易得到統(tǒng)治階級的提倡。王充《論衡》以為 “ 文義浹備，紀事詳瞻，觀者以為勝于《史記》 ” 。朱自清也以為由于漢辭賦影響，《漢書》文章弘麗精整，多用排偶，直到唐代，一般文士也大多偏愛《漢書》，專門傳習(xí)，故形成唐初專門研究《漢書》、《文選》的風氣。
大家熟悉的李密微時以《漢書·王莽傳》掛牛角而讀的故事，似可窺見唐初時崇尚《漢書》風氣的一斑。
清汪之昌《青學(xué)齋文集》卷十九《唐人漢書文選之學(xué)考》以為，唐初以詩賦取仕，故士人多用功《漢書》《文選》，與聞一多、朱自清所見亦復(fù)相同。
仔細想來，曹憲、李善倡導(dǎo)選學(xué)，對當時文風會有何影響？平庸者當然大多仿用《文選》語，高明者不免直師《文選》諸賢心法，化用典籍出之為文。一樣可以做到典故用得精、譬喻用得好，即 “ 義歸乎翰藻 ” 也，此即為 “ 學(xué)術(shù)的文學(xué) ” ?！峨蹰w序》應(yīng)該就是這種《漢書》、《文選》之學(xué)而以駢文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作品。王勃不過讀書極廣，典故用得極精切巧妙，為此中翹楚而已。
《滕王閣序》中能見到《水經(jīng)注》的痕跡亦是極有意思的事，據(jù)浙江大學(xué)酈學(xué)專家陳橋驛先生研究，《水經(jīng)注》在唐初尚為宮庭秘書，僅在官修書籍中引及，民間流傳不廣，從許多象陸龜蒙這樣的大詩人、大學(xué)者的私家詩文中可以看出他們有很多也未讀過《水經(jīng)注》，《水經(jīng)注》的研究至明清之季始大昌于世。柴德賡《史籍舉要·水道》亦以為：《水經(jīng)注》至唐朝尚未被世人所重視，顏師古注《漢書》、章懷太子注《后漢書》都甚少引用，至杜佑《通典》亦然，惟李善注《文選》引用之。徐堅《初學(xué)記》、歐陽詢《藝文類聚》亦略引之，惟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引用較多，至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乃大引特引矣。
王勃當初唐時即用力于《水經(jīng)注》，似標新領(lǐng)異大異時風，實因其用力于《文選》，故不免受李善《文選》注的影響，于《水經(jīng)注》用力甚勤，此正可窺見《滕王閣序》與《文選》注的關(guān)系，可以窺見王勃的選學(xué)背景！
《滕王閣序》的寫法亦能看出漢賦的流風，朱自清以為東漢班固作《兩都賦》，張衡仿他作《二京賦》，晉左思又仿作《三都賦》，這種賦鋪敘歷史地理，近于后世的類書。《滕王閣序》開篇著筆于楚、吳、越三地，實以豫章古屬吳，繼屬越，后屬楚。故總敘三地地理，而第二段則專敘具體的南昌縣地理，從其描寫手法來看，也與漢賦的描寫方法是一脈相承，淵源有自的。
十四、隱 顯 之 跡
王勃《滕王閣序》的精微巧妙，唐朝似乎是廣為人知的，從其故事傳說中可以知道。后來隨著年代久遠，其真義則漸漸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細閱相關(guān)資料，其變化當在唐宋之交，唐時人尚隱然知其妙處，而宋以后人則不知所云矣！
詳言之，據(jù)白珽《湛淵靜語》載，杜少陵作詩，大多數(shù)都用《昭明文選》一書中的語言，是由于唐代 “ 文選學(xué) ” 興起，一時文人大都崇尚，蔚為風氣。詩圣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詩里教導(dǎo)他的兒子要 “ 熟精《文選》理 ” ， （ 65 ） 則杜甫亦此道中人。而《戲為六絕句》中贊王勃 “ 不廢江河萬古流 ” ，則為知王文精微者；辛際周《滕閣脞譚》引《青箱雜記》：高宗雖以斗雞檄斥勃，然心奇其文，欲召用而勃已死矣，喟然曰：朕讀《滕王閣序》至落霞聯(lián)及詩閣中帝子句，輒為掩卷者久之曰：真奇才也！ （66） 閻都督、唐高宗皆嘆王勃為天人，明顯是知其精髓者。以其皆唐初時人，熟悉流行的選學(xué)文風，故知王勃精絕處。
韓愈去王勃未遠，而對《滕王閣序》極端佩服，甚至以 “ 名列三王之次，竊有榮耀焉 ” 表示其崇拜之意，亦為食髓知味之談。以韓公實亦精駢文，然韓公為文，卻另辟蹊徑，不是王勃一路，或因資質(zhì)有異，或因文風已變，然尤熟唐初門徑，知王勃超邁不可企及之處；而憲宗時李涉詩句 “ 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游，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 ” （67） 其中 “ 半是半非 ” 分明是《滕王閣序》開篇的總綱，然細檢詩意，李涉似乎已出于誤打誤撞了；降及五代王定保、羅隱，前已證其屬記錄傳聞故事，孟學(xué)士為都督之婿疑出附會序文，則二人雖屬最早記錄滕序本事，倒底有沒有真正讀懂滕序倒難斷言；宋洪邁稱 “ 王勃文章精切有本原處 ” ，有讀懂滕序的能力，卻無另外的資料表明其明了《滕王閣序》中的奧秘；蘇東坡、文征明、乃至康熙皇帝等文人俱書寫《滕王閣序》，卻仿佛亦無證據(jù)證明其讀懂滕序；王夫之劣評滕序為 “ 王勃腐辭 ” ， （68） 是明顯未見其妙的；馮夢龍遠襲王定保、羅隱，又有所附益，卻是畫蛇添足，分明不懂矣；蔣清翊最稱殿軍，雖貌似鴻博，而實為裁割古書，未窺全豹，恍如盲人摸象矣。
十五、解 密 之 匙
最后，筆者集數(shù)年研究心得，試探索破解《滕王閣序》千古之謎的規(guī)律如下：
其一，王勃作文，取材極廣。如《晉書·地理志》有 “ 襟江帶湖 ” ，三江五湖出《漢志》，合而為之是為 “ 襟三江而帶五湖 ” ；而史疑豫章甌脫余地，去荊越甚遠，不知何以控引之？我以為此 “ 控引 “ 二字宜出《水經(jīng)注·贛水注》引文： “ 《地理志》曰：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于江。蓋控引眾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 ” 。則 “ 控引 ” 二字似亦出《地理志》，然對照《漢志》，僅云 “ 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大江 ” ， “ 控引眾流 ” 諸文為《漢志》所無，故王勃用意于此，是指班固、酈元不相合處， “ 有不滿焉 ” 。故將《水經(jīng)注》異文嫁入《漢志》，而為 “ 控荊蠻而引甌越 ” ，其意卻由雷次宗《豫章記》 “ 咽扼荊淮，翼蔽吳越 ” （69） 化出。更廣而言之，《文選》左太沖《吳都賦》： “ 包括干越，跨躡蠻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岳以鎮(zhèn)野，目龍川而帶坰。 ” （70） 此文又依稀是《滕王閣序》開篇。
倘如此看來，則似乎需要懂王勃以前所有經(jīng)史子集，且要達到像電腦般的精熟程度，方能對王文心領(lǐng)神會。這點正是王勃極為可怕的地方，無怪乎為初唐四杰之首。楊炯稱其 “ 每有一文，海內(nèi)驚瞻 ” （71） 不是沒有原因的。
其二，如僅指破譯《滕王閣序》而言，則須從南昌地方史入手，窮搜王勃以前有關(guān)豫章的文史資料，其人、其事或其文必與吳、南楚、豫章、南昌等有關(guān)，方可稱 “ 精切有本源 ” 。如此則范圍大大縮小了，其尤需注意者，諸書不相合、或不可解之處，王勃往往于此下手為文。
然其手法亦變幻多姿，或于有問題處僅點其原文而隱嘲（如翼軫斗牛）；或綜諸書異同合而為文（如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或以諸書相異處為文字游戲（如目吳會于云間）；或因諸書相同處置換字句（如《水經(jīng)注·贛水注》王子喬事亦見《文選》江文通《別賦》 “ 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 下注： “ 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鶴憩于此 ” ； “ 張僧鑒《豫章記》曰： “ 洪井有鸞岡，舊說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jīng)處也。 ” （72） 此文類《水經(jīng)注·贛水注》而稍異，則將《水經(jīng)注》中 “ 鸞鵠 ” 偷換為《別賦》之 “ 驂鸞 ” ，由 “ 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 翦裁出 “ 上、驂 ” 二字，融化成 “ 儼驂馬 非 于上路 ” ，既鬼神莫測人所難知，又 “ 精切有本原 ” 。）
然唐前典籍浩如煙海，欲將諸文對勘，勢必茫然無下手處。卻有一捷徑，可循地方志遺文輯佚，探其佚文出處，考校異同。如晉熊默《豫章舊志》佚文 “ （周生）豐，字偉防，大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 。 （73） 此文出《后漢書·馮衍傳》注。而查《馮衍傳》： “ 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于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 ‘ 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 ' 。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 ” 倘僅閱《后漢書》，絲毫不見周生豐與豫章有聯(lián)系，是文與注不合之處，而 “ 懷帝閽而不見 ” 當即出此。王勃隱然以馮衍自比，且譏周生豐阻塞賢路，與 “ 清約儉惠 ” 不合，故王勃 “ 有不滿焉 ” 。
細閱《后漢書·馮衍傳》稱 “ 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博通群書 ” ，是與王勃稟賦相似也。而馮衍 “ 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 又自論曰 ‘ 眇然有思陵云之意 ' …… 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于家。 …… 塪壈于時,然有大志,不戚戚于賤貧,常有陵云之志 ” 。是與王勃遭遇情懷相似也。滕序中 “ 撫陵云而自惜 ” 即用馮衍自論典，諸家以《司馬相如傳》中 “ 飄飄然有陵云之意 ” 為解并不精切。蓋司馬相如為 “ 楊意已逢 ” ，得漢帝知遇者。 “ 楊意不逢 ” 則唯馮衍可以當之，其遭遇與王勃同，王勃用典于此，當可稱 “ 精切有本源 ” 。
或可循《南昌市政府志》中《郡守表》或《大事記》，遍查與豫章有關(guān)的人物，更可利用諸書索引對勘，以尋異同之跡。
而若循《南昌市政府志》中《郡守表》的各郡守追究，則極可能會有所收獲，以其疑點極多，必為王勃所不滿。如雖為漢守而漢書不載的賈雍（見干寶《搜神記》），李儀、孔竺……；或漢宣帝時（失姓）廖太守；或陳循陳修疑為同一人；或夏侯定國年份失考；或姜肱祖父而失名；或封祈據(jù)《風俗通》補入； （74） 皆古怪費解，而此必為王勃所酷嗜，循此追究，則當有所獲。其法，則參看《漢書注》等諸家注解，或考校諸家異同，或可得之。
其三，需極敏感的文字能力。王勃用典遠不如世人老實，往往改頭換面，變化出之，如 “ 紫電青霜 ” ， “ 驂馬非 ”“ 帝子 ” 之類，研究者要能識之。
細審?fù)醪玫洌嘤幸?guī)律可尋，正以其 “ 翦裁融化 ” ，故其為文在半虛半實之間。所謂實者， “ 翦裁 ” 之法，數(shù)字必出原文。 “ 王勃文章皆精切有本原處 ” 的真正原因即在于此。如 “ 龍光射牛斗之墟 ” ，助詞 “ 之 ” 不論，龍、牛、斗三字出《張華傳》、《豫章記》原文， “ 光、射、墟 ” 為貽以已字，倘欲追究出處，則當以 “ 翦裁 ” 數(shù)字為據(jù)，在原文大塊文章中有此數(shù)字即可，不必定在一處， “ 貽以已字 ” 數(shù)字絕不可為據(jù)。故滕序多異于原文，僅在似于不似之間，即令遍覓中華典籍，亦必不能覓其通聯(lián)出處。宿儒千載不能知，正因王勃用典已異于原文，故難以識之耳。如： “ 鐘鳴鼎食之家 ” ，僅《文選》張衡《西京賦》： “ 擊鐘鼎食，連騎相過 ” （75） 與之相近，此外絕無相同語，道理正同。故滕序多自出機杼語，前人所未發(fā)，實由剪裁融化規(guī)則使然。此法之設(shè)，實具匠心。陳言務(wù)去，由此法即可得到保證。
“ 人杰地靈 ” 一語，則純用 “ 翦裁法 ” 中析碎本語法。自《水經(jīng)注·贛水注》中 “ 孺子名稚，南昌人，杰出薄域 ” 翦出 “ 人杰 ” 二字。 “ 地靈 ” 一語，亦出《贛水注》，由 “ 步有故守賈萌廟，萌與安侯張普爭地，為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 ” 中 “ 爭地，靈見津渚 ” 翦出 “ 地靈 ” 二字。其所以如此，謝承《后漢書》稱豫章太守賈萌舉兵欲誅王莽，有蜂附萌車衡，主簿嚴豐以為不祥，萌果見殺。是賈萌以討伐王莽兵敗而死也；而班固《漢書》賈萌唯出現(xiàn)一次，在《王莽傳》末稱賈萌為王莽九江連率，拒漢兵而死。
《水經(jīng)注疏》中楊守敬便滿頭霧水的疑問“豈一時有二賈萌耶？”然此九江按《水經(jīng)注 ? 贛水注》即王莽時豫章，是王莽于始建國元年大改天下官名、地名時豫章的新名；故史學(xué)四大家之一的陳垣在《陳垣史源學(xué)雜文》中《書全謝山論漢豫章太守賈萌事后》一文中以為 “ 夫拒漢與討莽，雖傳文異詞，然同名同時同地被殺，其為一人無疑 ” 。
王烈之《安成記》稱賈萌與安城侯張普爭境，戰(zhàn)于新茨之野，卒以爭地而死； （ 76 ） 又《太平寰宇記》一零六南昌縣龍沙廟條，言西漢末太守賈萌與安侯張普，共謀誅莽，普反告莽，收萌而殺之，時人感嘆，故為立廟。事并見《寰宇記》一零九安?？h新茨山條王烈之《安成記》，及廢安?？h條引顧野王《輿地志》。
賈萌本事如前則有四種異說，其地理、職官亦有矛盾。 “ 九江連率 ” 是新莽始建國元年（ 9 ）大改內(nèi)外官名及郡縣宮室之名時期特有的名稱，為其他朝代所不見，賈萌即為一人，則班固稱其 “ 九江連率 ” ，酈道元稱其 “ 豫章太守 ” 即相矛盾也，二者必有一誤。
班固《漢書》、謝承《后漢書》、王烈之《安成記》、顧野王《輿地志》，皆唐初王勃可見之書也，而諸書于賈萌之事本事、地理、職官、大異其趣，王勃 “ 有不滿焉 ” ，故出語 “ 人杰地靈 ” ，今諸家注本解為豫章地具靈氣皆僅見其字面義耳。然細思當日滕閣盛會， “ 地靈 ” 一語雖假借巧妙，卻不無輕薄，《舊唐書》稱王勃 “ 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 ” 不是沒有原因的?！缎绿茣分?“ 倚才陵籍 ” 一語可說是對他的確評。
六言中則多 “ 翦裁融化 ” 并用者，如 “ 得仙人之舊館 ” 中 “ 得仙 ” 二字由《水經(jīng)注》原文 “ 傳云得仙 ” 翦出，而 “ 館 ” 字為融化法，由 “ 廨 ” 字合取事意變出，然為同類性質(zhì)，去原文不遠。倘追尋滕序出處，一半為同字，而另有數(shù)字不同，意義卻近，如此例，則大略得之。
六言 “ 青雀黃龍之軸 ” 則取材《水經(jīng)注》以外南楚、吳有關(guān)船的材料 “ 翦裁融化 ” 拼合而成，不出同書，王勃刻意不欲使人識之耳。
六言中又有似純?yōu)槿诨ǎ▽嵰嘀脫Q翦裁所得），如 “ 儼驂馬 非 于上路，訪風景于崇阿 ” 與《水經(jīng)注》無一字相同，則應(yīng)體會意義，與序文意義相近即是。
然上僅指《滕王閣詩序》而言，而最后八句滕王閣詩則不必虞此，以其已非選學(xué)門徑，純以新詩風為之，絕未用典。宋·范致虛《重建滕王閣記》引江萬里跋語： “ 唐之文三變而至韓，韓之文一倡而遂古，絺章繪句如王所為序，則其未變時也。 ” （77） 滕序?qū)嵆羞x學(xué)遺韻，后八句滕王閣詩則已是變化文風的產(chǎn)物了。聞一多以為文風改變之因，是唐初詩文有類書家堆砌雕琢習(xí)氣，……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華，……這種病癥，幾乎有危害到詩的生命的可能。于是因察覺了險象而憤激的少年 ‘ 四杰 ' ，便不得不大聲急呼，搶上來施以針砭了。 （78） 由聞一多的研究看來，王勃是為傳統(tǒng)的顛覆者。新詩風必異于選學(xué)，而《新序》勾稽史料證明王勃曾受炙于曹憲選學(xué)，由此可以看出，王勃實兼擅二學(xué)，《滕王閣詩》與《滕王閣詩序》門徑已自不同，然皆極具造詣。
唐初文風或許正是于眾典異同顯學(xué)術(shù)，更于《漢書》、《文選》之類的典籍之中 “ 翦裁 ” 文字，融化為 “ 其辭甚美 ” 的文學(xué)，這種堆砌詞藻的文風，聞一多僅舉出它的鼓勵者、政治上的靠山唐太宗作為代表。倘真要找出一個聞一多還沒有找到的 “ 堆砌得比別人更甚，堆砌得比別人更精 ” 的駢文極品，王勃的《滕王閣序》或許正是個絕佳的代表。
注釋：
(1) 宋 曾季貍 《艇齋詩話》
(2)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3) 《滕王閣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2) 頁 99 ， (3) 頁 172
(4) 《唐人軼事匯編》卷七
(5)(6)(8)(11)(14)(15)(17)(21) 《滕王閣史話》陜西人民出版社， (5) 頁 16 ， (6) 頁 17 ，
(8) 頁 20 ， (11) 頁 29 ， (14)(15)(17) 頁 53 ， (21) 頁 52
(7)(9) 《安徽史學(xué)》 1999 年第一期， “ 滕王閣得名考暨《滕王閣序》新注 ” ， (7)(9) 頁 17
(10) 《南昌市政府志》頁 12
(12) 聞一多《唐詩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 類書與詩 ” ，頁 7
(13) 蔣清翊《王子安集注》 “ 序 ”
(16) 《古今滕王閣研究文選》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一版，頁 28
(18) 《梁書》岳麓書社 1998 頁 288 張綰傳
(19) 《駢文概論》海南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頁 34 “ 用典 ”
(20) 《安徽史學(xué)》 1999 年第一期 頁 34
(22) 《南昌市政府志》頁 10
(23) 《晉書》岳麓書社 1997 頁 1730
(24) 《世說新語》岳麓書社 1997 頁 7
(25)(28) 《安徽史學(xué)》 1999 年第二期， (25) 頁 27 ， (28) 頁 17
(26) 《漢書》 岳麓書社 1991 年 頁 1080
(27) 楊炯 《盈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頁 22
(29)(30) 《晉書》岳麓書社 (29) 頁 245 (30) 頁 280
(31)(32)(33) 李長傅 《〈禹貢〉釋地》，中州書畫社 1982 ，頁 57-60
(34) 《宋書》范曄傳
(35) 《滕王閣史話》 陜西人民出版社 (35) 頁 26
(38) 《江城舊事》卷四
(36)(37) 《安徽史學(xué)》 1997 年第一期， (36) 頁 34 ， (37) 頁 26
(39) 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中山大學(xué)《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xué)術(shù)討論會文集》 71 頁
(40)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 7 頁
(41)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冊 209 頁
(42) 《唐人軼事匯編》卷七
(43) 《滕王閣史話》陜西人民出版社，頁 178
(44) 《安徽史學(xué)》 1999 年第一期，頁 17
(45) 《古今滕王閣研究論文選》 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 1990 ，頁 20
(46)(47)(48)(53)(54) 蔣清翊 《王子安集注》
(49) 《江西古志考》 海南出版公司 21 頁 引《類聚》卷六十
(50) 《馬茂元說唐詩》 《讀〈兩唐書·文藝傳〉札記》
(51)(52)(55)(56)(76) 《水經(jīng)注疏》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9 年，卷 39 “ 贛水 ”
(57) 王云度 《秦史編年》 頁?。保常贰∫T其驤《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
(58) 李長傅《〈禹貢〉釋地》 中州書畫社 1982 頁 54
(59) 王先謙 《合校水經(jīng)注》 贛水
(60)(61) 《江西古志考》海南出版公司， (60) 頁 53 (61) 頁 27
(62)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 上海古籍書版社 頁 234 “ 翻意 ”
(63)(64) 聞一多 《唐詩雜論》 “ 類書與詩 ”
(65) 《滕王閣史話》陜西人民出版社 頁 53
(66) 《古今滕王閣研究論文選》 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 頁 51
(67)(68)(77) 《滕王閣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 (67) 頁 66 ， (68) 頁 28
(69)(72)(73) 《江西古志考》 (69) 頁 25 引《紀勝》卷二十六， (72) 頁 19 ， (73) 頁 18
(70)(75) 《文選》卷十六 “ 別賦 ” ，卷二 “ 西京賦 ”
(71) 楊炯 《盈川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頁 22
(74) 《南昌市政府志》頁 9
(78) 聞一多 《唐詩雜論》 “ 類書與詩 ”
作者簡介 ：應(yīng)宗強，男，1969年生，南昌職業(yè)技術(shù)師范學(xué)院數(shù)學(xué)系企業(yè)管理專業(yè)畢業(yè)，湖北華中理工大學(xué)會計學(xué)學(xué)士，南昌市第三十中學(xué)財會專業(yè)教師，中學(xué)一級教師，會計師，業(yè)余略涉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