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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有個菜市口
刊于《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二輯 趙剛 到北京觀光的游客，甭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提到北京城的去處，不外乎“長城、故宮、頤和園；東單、西四、鼓樓前”，說到玩的內容，也多半是“升旗、看廟、逛公園，烤鴨、涮肉、景泰藍”。奧運了，頂多再加上鳥巢、水立方。其實，真要想了解北京城，體會北京文化的底蘊，不到城南，就算枉來！ 提起“城南”，一準兒叫人想起臺灣著名女作家林海音所寫的《城南舊事》，眼面前兒就會浮現(xiàn)“長城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的情景。林海音小時候家住在城南，現(xiàn)在的宣武區(qū)南柳巷40號和42號院的晉江會館。小說《城南舊事》，既是她自己童年生活的點點滴滴，也是當年北京平民生活的真實寫照。1990年、1993年，林海音兩次回到北京訪舊尋根，老街坊們還記得，林海音站在晉江會館的門口，想起小時候看到的瘋女人，“她就站在這個門口，沖著我笑瞇瞇的，我一點也不覺得可怕。”林海音回憶道。也就是在那次，林海音傷感地問道：“我的城墻呢？” 女作家林海音念叨的那段城墻，其實就是宣武門。宣武門是老北京的內城西門，與東邊的崇文門東西相望。不過，跟東邊被稱為“景門”的崇文門相反，宣武門被視為“枯福”之門，俗稱“死門”，不僅平常送葬出殯常出此門，而且官府殺人也途經此處，然后到菜市口處決。所以，早年間，北京人也把宣武門叫做鬼門關。城門箭樓的西側，還立了一塊石碑，上刻“后悔遲”三個大字。細琢磨，這也對！出了事，犯了案，五花大綁，出城門就要掉腦袋，可不后悔也遲了。中國人講究風水，明朝最后一個皇帝是崇禎，清朝最后一個皇帝是宣統(tǒng)，兩個皇上的第一個字都是崇文門、宣武門的第一個字。您說巧不巧。后來，北京城里流傳下童謠：“正陽門，連西東，左亡明，右亡清。”大清國時，宣武門的城樓曾加以修葺，民國年間箭樓被拆掉，文革期間（1967）北京修地鐵，宣武門的門樓和城墻全都給扒了，宣武門整個兒算是壽終正寢。 明、清時期，外省人士進京靠得是水旱兩條道兒，水路順京杭大運河過通州進京城；旱路沿京漢路線過盧溝橋由廣安門進京城。一進廣安門，就是菜市口。早在唐朝，菜市口所在的檀州街（現(xiàn)廣安門內大街）就是幽州城的鬧市，據(jù)考證，金代大將兀術的宅邸也在這條街上。因此，這里客棧會館云集，商鋪茶樓林立，終日行人不斷，熱鬧非凡。據(jù)楊懋建在《京生雜錄中》描述：“宣武門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財神會館；少東鐵門有文昌會館，皆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征歌者，多在此，皆戲園也”。 菜市口大街路北中心地段，有間鶴年堂藥店。店門上方的正匾“鶴年堂”三個大字赫然醒目，此為明朝首輔、權傾朝野的嚴嵩親筆所題。招牌醒目，地界兒自然也就成了京城明顯的標志。那時節(jié)，人們談起進京之路，常把鶴年堂掛在嘴邊兒，當成確定方位的物件兒，“過了盧溝橋，就是廣安門，進了廣安門，瞅見‘鶴年堂’就算進了北京城嘍。” 論起來，始建于明永樂三年（1405年）的“鶴年堂”可算是真正的“老北京”，不光比同仁堂（1669年）要早260多年，而且比故宮早15年，比地壇更早上125年。 “鶴年堂”的創(chuàng)建人丁鶴年是個回回，博文廣學，生于醫(yī)藥世家。秉承家風，丁鶴年少年時便立下“不為良相，只做上醫(yī)鴻儒”的志向，最終創(chuàng)出了一條中醫(yī)養(yǎng)生之道。丁鶴年為藥店取名鶴年堂，不光是承其名，往深里說也是取《淮南子·說林訓》中“鶴壽千年，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的意思。言外之意，鶴與蜉蝣雖壽命長短不一，但同樣都游樂一生。作為醫(yī)生懸壺濟世，自然應一視同仁，救死扶傷，把人生游樂奉獻給不同的病人。 1644年，大清朝順治爺“定鼎燕京”，君臨天下，宣武門外的菜市口也就成了京城法場。菜市口之所以有此“榮幸”，全靠著繁華所賜。“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禮記·王制》），鬧市做法場的歷史在中國很悠久，順治爺不過是前有車，后有轍罷了。殺人刑場就設“鶴年堂”藥店對面兒。“鶴年堂”后來的600多年風風雨雨中，菜市口法場伴隨了它大半生，以救人性命為己任的藥店，卻要時時面對殺人無數(shù)的刑場。這可是丁老爺子萬萬沒有想到的。 菜市口作為刑場，到底這兒一共砍掉過多少犯人的頭,每次的法場監(jiān)斬官姓甚名誰,都是誰操刀執(zhí)法,被砍頭的死囚犯年方幾何,因何致罪,恐怕沒人統(tǒng)計過。 一般說，處決犯人都在秋天。《左轉》中說：“賞以冬夏，刑以秋冬。”原因是，到了秋景兒天，草木凋零，一片肅殺之氣。此時行刑順應天道肅殺之威，這叫“秋決”。大理寺、都察院、刑部與九卿共同對犯人會審，冬至前處斬。處決砍頭的行話叫“出紅差”，為什么叫“紅差”？說法兒有三：一曰砍頭斬首之時血噴滿地，濺灑黃土；二曰劊子手一身粗麻赤紅行頭，頭裹紅頭巾，懷抱鬼頭刀，刀無鞘，刃不見天，用赤紅的蒙刀布罩著；三曰囚犯驗明正身后，當場紅筆勾魂，監(jiān)斬官用朱筆在處決罪犯的名字上惡狠狠地打個對勾，剩下的就是“喀嚓”一刀。 每逢到“出紅差”當天，臨街鋪面都要在門口放一張條案，上擺三碗白酒，講究的擺放一把酒壺，壺嘴朝外，示意送行。更講究的還要擺上幾碗蒸菜。宣武門外大街路東有一“破碗居”。“破碗居”得名也是和殺人有關，囚車過“破碗居”，犯人可要求停車吃酒。掌柜的急忙叫伙計把摻有烈性白酒和黃酒的二混酒，盛在大海碗里端上來。這酒勁兒大，喝了上頭，一碗下去，囚犯已是腳步踉蹌，隨即，借著酒勁兒，解差將空碗摔得粉碎。 中國人禮數(shù)周全，有殺頭的罪過兒，沒有餓死的罪過兒。犯人可以不停不看，也可以不吃不喝，可兩姓旁人送人上黃泉之路，不能沒酒沒菜，沒吃沒喝。據(jù)講，囚犯在誰家門口喝了酒吃了菜，誰家就會積德有報。沿街的鋪面前有的還要掛紅綢子貼紅對子，像辦喜事一樣。知情懂行的念叨：閻王爺有知，會在生死簿上記下陰德。那年月，菜市口名氣旺，“出紅差”時比吉祥、廣和戲院里唱戲還熱鬧、紅火。 老北京有個說法：“先有鶴年堂，后有菜市口。”意思是，菜市口還沒有特別之處時，“鶴年堂”已聲名遠播，很多人是要找“鶴年堂”看病才來到菜市口。大清朝，菜市口成了法場，就擱在懸壺濟世的“鶴年堂”門口，把殺人與救人就這么著摻合在一起，叫人心里總有點五脊六獸的。每次行刑，“鶴年堂”都在頭一天得到通知：搭席棚，備酒食，勿外傳，日后付款。得到信兒后，“鶴年堂”當下就得備下飯菜，飯菜分為兩種，一種官差們享用，另一種是為死囚準備的。到了日子口兒，監(jiān)斬官、劊子手先在“鶴年堂”聚齊，推杯換盞，大吃大喝，待酒酣耳熱，吃了個肚兒歪，“午時三刻”也就到了。這里還得多說兩句，“午時三刻開斬”，也有講究，“午時”指現(xiàn)在的十一點到十三點，一個時辰分作八刻，從十一點起計，每十五分鐘為一個刻。“午時三刻”，差十五分鐘就到正午，按照陰陽學家的說法，此時陽氣最盛，陰氣即時消散，在這個時候開刀問斬，“連鬼都不得做”，以示嚴懲。于是，眾人抬出一張“鶴年堂”的書案，放在事先搭好的席棚內，桌面上排放著錫制筆架和朱筆等。監(jiān)斬官更衣之后，緩步走進監(jiān)斬大棚，還要特地戴上一副茶色墨鏡，表示不忍視刑。 被執(zhí)行的死囚要向東而跪。那位問了：為什么向東不向西，不是說人死了，要上西天嗎？其實，這里邊也有說法兒，上西天，那是好人，有造化，或者與佛有緣的主兒！您犯的是掉腦袋的罪過兒，被砍頭是罪有應得，甭打算去西方凈土，只能臉兒朝東。另外，法場東邊兒有虎坊橋，死囚面向東，意味著落入虎口。不過，凌遲處死的死囚就不能朝東而跪，因為罪大惡極，連老虎都不吃他的靈魂，這樣的死囚，死后不能超度，也無法轉世投胎。自然，這都是中國“酷刑文化”的一種說法。 歷史上在菜市口被處決砍頭的誰也沒數(shù)個數(shù)兒，不過，算下來有頭有臉兒的倒有這么幾位： 明朝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嵩； 明朝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左懋第； 清雍正年間，年羹堯幕僚汪景祺； 清嘉慶年間，刺殺嘉慶皇帝的刺客陳德 ； 清咸豐年間文淵閣大學時柏葰； 清同治年間兩江總督何桂清； 同治帝顧命八大臣之一肅順； 太平天國林鳳祥、李開芳等八名將領； 清光緒年間“烈宦”寇連材 ； “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楊深秀、康廣 仁； 戶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袁昶 ； 翰林院編修許景澄； 總理衙門大臣，兵部、刑部、吏部侍郎徐用儀； 戶部尚書立山； 內閣學士聯(lián)元； 禮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啟秀； 刑部左侍郎徐承煜; ...... “無風三尺土，有雨滿街泥”的菜市口，是個丁字路口，三條土路都不寬。一到殺人的日子，老百姓踏著滿街的土塵，前呼后擁，烏泱烏泱的。按說，砍頭殺人，是件挺血腥的事，本不該上前湊熱鬧?？刹恢罏槭裁?，中國的百姓就偏好這一口兒，尤其是京城的老百姓，扎堆兒起哄架秧子，而且個個還都是幸災樂禍，美不滋兒地欣賞別人送命。 在菜市口被殺的，最多的是刑事犯。聽老輩人說，當年在菜市口殺人最多的一次是光緒初年（1900年）7月，在半個月中，以白蓮教謀反的罪名，在菜市口冤殺百姓一百余人；7月15日這一天砍了78人。其時，“市口兩旁鋪戶門外，無首之尸堆滿……大半皆鄉(xiāng)間愚民，臨刑時呼兒喚女，覓子尋妻，嚎痛之聲，慘不忍言。”(《庚子記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科學出版社 第27頁) 因斬處的是朝廷叛逆，怕劫法場，行刑當天，好家伙，光兵勇就出動數(shù)百人，刀出鞘，箭上弦，鳴鑼開道，殺氣騰騰，煞是森嚴，后邊跟著拉尸首的馬車就七八輛。菜市口地方不大，犯人按規(guī)矩向東跪下，兩行排開。時辰一到，報時官扯破嗓門報時，監(jiān)斬官手握朱筆，連連勾畫，劊子手各就各位，鬼頭刀上下翻飛。犯人太多，劊子手人手有限，盡管心狠、手重、刀快，可連著砍上四五個，也就氣短手軟。這時，有人托上紅托盤，上有三大白瓷盅，分別是酒、水、茶，喝什么全在劊子手。按照規(guī)矩，一般是先含一盅水，清水漱口，吐了，再干那盅酒。不過酒是含在嘴里，不喝，“噗”的一口，噴在刀刃上，讓刀喝酒。因為殺人多了，刀面上會沾上過稠的血液，血一旦滲入刀內很難去掉，而且造成刀具生銹，用酒洗刀，是防止血粘在刀上。最后，那盅茶是要喝的，喝了以后再拖刀砍頭。眼瞅著一顆顆的人頭，嘰里咕嚕地滿地滾，脖腔里噴出的血，下雨般地濺落，再瞧殺人如麻的劊子手，由于勞神費力而面目猙獰，跪在后面的犯人，早都嚇松了，有的沒等刀落，就昏死過去了。 菜市口被殺的既有無辜受冤枉的平民百姓，也有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既有扯旗造反的太平軍、義和團，也有直言敢諫的當朝官吏；既有統(tǒng)治集團內部斗爭失敗的監(jiān)下囚，也有反抗封建王朝的愛國志士。1898年戊戌變法中的“六君子”，在菜市口大義凜然，從容就義，一直為人稱道，尤其是譚嗣同在刑場上的絕命詩：“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至今叫人回腸蕩氣，感奮不已。（字數(shù)：4252） 中國歷史上的酷刑及殘忍程度，在世界史上是少見的。筆者手頭有一本英國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工作人員凱倫.法林頓所寫的《刑罰的歷史》，這本書主要介紹了歐洲、美洲及大洋洲的刑法歷史。在人們印象中，中世紀或許是人類歷史進程中最愚昧、最黑暗、最荒謬、同時也是最殘忍的時期，發(fā)明過許多慘無人道的折磨犯人的手段，其中包括了像：生祭、活埋、沸煮、溺斃、絞吊、斬首、由動物咬噬、用石頭砸死等這樣一些花樣迭出的酷刑。但若將這些與中國的刑罰比起來，差得可就不止一星半點兒，用咱老北京的話說，差得就是大鼻子的父親——老鼻子了！ 您光聽這些刑罰的名稱，就夠教人毛骨悚然，觸目驚心。在《古今圖書集成·祥刑典》卷八十四《推原用刑本意》一文中說：“后世暴君酷吏始有法外之刑，如炮烙、鍛煉、抽腸、懸脊、剜膝、剝皮、鼎烹、甑蒸、腰斬、寸斬、刷洗、鴆毒之類，何其慘哉！”明末吳爾塤所著《仁書》也羅列了各種刑罰，“曰湛身，曰焚，曰炮烙，曰炙，曰自剄，曰不食，曰閉口，曰雉經，曰扼吭，曰立槁，曰沒陣，曰觸，曰墜，曰鴆，曰烹，曰菹醢，曰臠，曰斬，曰車裂，曰磔，曰鋸，曰囊撲，曰剝，曰剖拉，曰杖，曰笞，曰槌擊，曰刺，曰幽，曰凍，曰疽發(fā)背，曰慟哭。”以上兩處所列名目包括了一些法內之刑和其他死法，但更多的是法外之刑。這里見到的名目顯然不是中國古代酷刑名目的全部，散見于正史及其他典籍中的法外之刑的名稱還有很多。只要翻一翻二十四史中的刑法志、酷吏傳，查一查《太平御覽》、《淵鑒類函》等書的刑法部分，僅那里面記載的各類刑罰名稱、各種刑具、各樣用刑方式以及許許多多血淋淋的事實，足以令人瞠目結舌。 中國各種殘酷的刑罰中，最慘無人道的莫過于凌遲。這種刑罰就是要犯人“慢死”，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一點一點地折磨，直到差不多把肉割盡，才剖腹斷首，使人畢命。凌遲的刀法一般從上至下，先割雙眉；再切雙肩；然后割雙乳；再去兩手至兩肘部分.....直至削手去足、片大腿、刺心臟、砍腦袋。行刑時，劊子手用漁網緊纏在犯人身上，使其肉從網眼中鼓出，然后一刀刀切割。所以，凌遲也叫臠割、剮、寸磔等，老百姓常說的“千刀萬剮”其實就是凌遲。把活人零刀割死的作法早就有了。南朝宋后廢帝皇帝劉昱曾親手將人臠割。北齊文宣帝高洋也常常用臠割的手段來殺人。唐中期安史之亂時，顏杲卿抗擊安祿山兵敗被俘，與袁履謙等人同時被零割。但凌遲作為正式的刑罰，多數(shù)專家和學者認為始于五代。詩人陸游說：“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lián)絡，而視聽猶存。” 菜市口受凌遲之刑的是太平天國將領林鳳翔、李開芳等八人，后來捻軍首領張洛行、賴文光兵敗被俘，也押到菜市口受凌遲之刑。太平天國著名將領石達開兵敗大渡河，被清軍俘獲，原本也是要押解進京處決，但滿清王朝怕途中生變，于是下令在四川執(zhí)行凌遲。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儒、釋、道三家為代表，儒家主張仁政，提倡“愛人”認為人皆有惻隱之心；佛教宣揚“以慈悲為懷”，反對殺戮；道家更是崇尚生命自然，反對逆天人為。以此推論，中國文化中應當充滿人性和慈愛?？蔀槭裁?，中國的嚴刑峻法明目之多，手段之殘忍，在歷史上存留之長久，都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呢？ 細細思量，問題并不難解釋，這與數(shù)千年來封建帝王專制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國的“游民文化”息息相關。 首先來說，盡管在中國占統(tǒng)治地位的是儒家學說，但“歷來都行秦政事”，中國法家的“霸道”思想，早已深入統(tǒng)治者的骨髓。中國唐朝以前的法律制度，基本上都是按照法家思想制定的，即使唐朝之后的法度，也是貫徹了大量的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一個突出之處，就是提倡嚴刑峻法，又是“嚴”，又是“峻”，必然帶來“酷”。韓非子說：“鑠金百溢，盜趾不輟。”這就是說，您看，金子值錢吧，可要把一百斤重的金子燒得通紅，甭說是您，就是像盜趾這樣江洋大盜也不敢伸手。為什么，怕燙著！言外之意，惟有酷刑才能制止犯罪。在法家眼里，別說是“亂世用重典”，就是平常也離不開“重典”。所以春秋、戰(zhàn)國，以及秦、漢時期，都是中國酷刑實施得最泛濫、最興盛時期。吳起活埋士卒、齊湣王鑊烹文摯、商鞅車裂、李斯腰斬、孫臏刖足、司馬遷腐刑...... 歷代的刑法都是當時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體現(xiàn)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并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嵝淘谑┯眠^程中表現(xiàn)出來的殘忍意義，反映出統(tǒng)治者暴虐的一面。酷刑的施用對象，一般是普通官吏和平民，他們一旦犯罪，總逃不脫各種酷刑的折磨，特別是農民起義軍的將領、抗糧罷稅的百姓、殺死主人的奴仆等。不過，在統(tǒng)治集團內部，玩政治，也充滿血腥。對最高統(tǒng)治者來說，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威脅到自己權力，侵犯到利益階層的犯上作亂者、叛逆者，對這些人必須下重手，寧可錯殺。像在菜市口被誅殺的肅順。 其次，專制的原則就是恐怖的原則，而恐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殺人，而且是變著花樣殺人。盡管，歷朝歷代都有正式頒定的法規(guī)法典，但若翻遍中國歷史，很難找到科學的完整的法制系統(tǒng)，國家基本上實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最高統(tǒng)治者隨心所欲，像朱元璋就由著性子胡來。《大誥三編》中專有一條講這個問題，即“秀才剁指”條。該條說：儒士夏伯啟叔侄二人都把左手大指剁去，目的是不出仕作官（因為當時作官沒有絲毫的安全感）。官府把他們捉拿到京，由朱元璋親自審問。朱的處理是“爾宜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夫愚夫仿效之風。”說白了，就是抄家砍頭，以儆效尤。歷來新朝不殺遺民，文人士大夫愿不愿做官皆是個人意愿，可朱元璋不行，太平盛世的大明朝請你做官，你不來，給臉不要臉，反了你了！不殺你，殺誰！ 上梁不正下梁歪，各級官府上行下效，在執(zhí)行法律的過程中也各取所需，變著法兒地鉆空子，根據(jù)眼前利益，既可隨時改變既定的法律條文，又能隨時發(fā)布新的法律條文。在專制政治的淫威之下，法律被擠壓，被扭曲，被強奸。在專制統(tǒng)治下，什么叫法？法，就是網住小蟲，管不住鵂鹠的蜘蛛網。要不，怎么說“縣官不如現(xiàn)管”呢！另外，非法的酷刑一經官方使用，它也就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后世的酷吏重新使用這種非法酷刑時，便把前代的非法行為作為合法的依據(jù)。有時，前代的非法之刑會正式列入后世的法典，如凌遲在唐代之前是法外之刑，到了宋代之后以至于明清，就成法律規(guī)定的死刑之一了。 其三，各種酷刑不僅作為朝廷與官府的官刑，而且也作為民間的私刑而常存在。實施恐怖主義的專制統(tǒng)治者，原以為靠酷刑可以嚇唬住老百姓，未曾想，“久居蘭室不聞其香，久居鮑市不聞其臭”，這也使民眾習慣于恐怖，安于殘酷，學會暴虐。換一個說法，就是統(tǒng)治階級有意無意地培養(yǎng)出暴民。在專制制度下，存在著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沖突，存在著人身依附關系，就使得酷刑成為人們可以接受的社會常態(tài)，也使接受酷刑者在長期的暴力下自我意識喪失，從而產生認同施暴者的心理變態(tài)。 最后，不能不談談中國的“游民文化”。李慎之先生在為學者王學泰的《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所寫序言中有一段極為精彩的論述，不妨抄錄如下：“游民是在主流社會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們所托命的空間稱做江湖。不過這個‘江湖’與文人學士‘處江湖則憂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風波險惡，一飽難求。他們朝不保夕，因此輕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發(fā)跡變泰’。‘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是他們的美好愿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們的最高理想。他們沒有原則，‘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則。他們與法制完全是對立的，更不用說法治了。他們一方面顯得很英雄豪邁，一方面也魚肉良善，全不覺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們醉心的是無法無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組織起來，忠義堂上交椅卻不容有絲毫差池。其紀律不但嚴格而且殘酷，所謂‘欺師滅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發(fā)重誓：‘五雷轟頂”、“萬刀砍殺’。他們的最高規(guī)則，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是‘義氣’，有時也叫‘忠義’或‘仁義’。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夠不夠義氣了。”筆者以為，正是這種“游民文化”，一方面造就了“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會革命不發(fā)生”，一方面也使得中國酷刑文化得以流傳。 所謂“游民”，歸納學者王學泰先生的定義，“主要是指一切脫離了當時社會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們”（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同心出版社 16頁）其重要特點：其一，沒有穩(wěn)定的收入；其二：沒有固定住所；其三：靠出賣體力或腦力，或以不正當?shù)氖侄文踩∝斘餅樯?；其四：生活窘迫，掙扎在社會底層或死生邊緣。這些人在艱難的生活中飽嘗世態(tài)炎涼，倍受主流社會排斥，都曾親身經歷和體驗過官府的霸道與殘忍。因此，他們從本能上就有一種仇視現(xiàn)實生活與反抗社會的沖動。正因為生活給予他們太多的痛苦與不公正，他們并不認為活著有多美好，多幸福，認為活著就是活受罪、是一種煎熬。由此，他們對于自身和他人的生命也就相當漠視。無論在現(xiàn)實中，還是在小說、影視、戲劇中，常見那些被綁赴刑場的亡命之徒，會扯著嗓子大吼：“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條好漢！”其實，并非他們不怕死，而是他們根本就沒有感悟到生的意義，甚至覺得生不如死。但在中國的民間說唱、故事、小說、戲劇中，卻常常能夠發(fā)現(xiàn)對這類“游民”的頂禮膜拜，將他們的人生態(tài)度作為行為準則來頌揚。最典型的要算是《水滸傳》，這本書影響深遠，甚至毛澤東也將此作為啟蒙革命，造反有理，陪伴終身的教科書。 誠如王學泰先生所言：此書是“講述游民的成功與失敗故事的”。仔細分析《水滸傳》中一百零八位好漢的所作為，盡管有路見不平，殺富濟貧，反抗社會的黑暗與不公的一面，盡管有信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人生信條，有為弟兄出生入死，兩肋插刀的壯舉，但，的的確確是一部游民暴力的“匪魂頌”。在這本書中我們看到的多是對生命的漠視，對眾生冷酷，對民命的蔑視，對婦女兒童的作踐。梁山好漢們?yōu)榫缺R俊義、石秀，沖入城中，四處放火，大開殺戒，“北京城內百姓黎民，一個個鼠竄狼奔，一家家深號鬼哭，四下里十數(shù)處火光亙天，四方不辨”。如此慘烈，如此恐怖!這難道是替天行道嗎？分明是屠城。山寨領袖如此，手下更是肆無忌憚：李逵江州劫法場，兩把板斧砍去，不知多少百姓死于他手；武松血濺鴛鴦樓，馬夫、丫鬟、親隨等十二條無辜性命，都成了張都監(jiān)、蔣門神陪葬的冤魂；揚雄將妻子開膛破肚，盧俊義對妻子和奸夫割腹剜心。更有甚者，為了要將朱仝賺上梁山，黑旋風竟然將朱仝照管的人見人愛的小衙內的腦袋劈作兩半，為圖報復，又把官府中人黃文炳生生活割，將其腿上的肉割下來，放在炭火上炙，烤熟后下酒。最后，將黃開膛，取出心肝，與眾頭領做醒酒湯。而這些非人道的殘酷行為，數(shù)百年來都是被民間百姓當作大英雄、大豪杰的作為稱頌的。 這種“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意識，這種報復社會，濫殺無辜的快意恩仇，深深地植根于“游民”心中，形成了其文化特色。直至今天，在草莽革命中，仍不時留下它的陰影。李慎之先生曾說：“近讀《血泊羅霄》，才知道秋收起義之后，工農紅軍在湘南也有過‘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一切土豪劣紳的人’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讓小資產階級變成無產者，然后強迫他們革命’。”（《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序言：“發(fā)現(xiàn)另一個中國”同心出版社第3頁）由此，就會明白，為什么我們民族的國魂中會“有一個官魂，一個匪魂”（魯迅：《華蓋亭續(xù)編.學界三魂》）；就會懂得為什么我們民族的精神中，總有一種暴戾之氣；由此，就會感悟為什么在“十年動亂”中會出現(xiàn)紅衛(wèi)兵、造反派的的“紅色恐怖”的癲狂；就會反思為什么我們這個民族一直保留著不愿懺悔，愿意遺忘的痼疾。魯迅先生所言極是：“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蝗绻@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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