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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樂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乙丑（1407年12月14日），姚廣孝等人進呈《重修文獻集成》稿本，永樂皇帝朱棣更賜書名為《永樂大典》，并親撰序言。隨后在全國范圍內(nèi)征集善書人抄寫全書，至次年冬，《永樂大典》正本告成，共22877卷，裝成11095冊，成為中國古代規(guī)模最為宏大的類書。

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為防不測之虞，嘉靖皇帝決定重錄一部副本，至隆慶元年（1567）年副本抄寫完成。此后，有關(guān)正本的記載很少，下落更是眾說紛紜，成為我國文化史上一樁迷案。

值此《永樂大典》定稿617周年，特刊本文，一同探尋《永樂大典》正本的流傳情況。

《永樂大典》，[明]解縉等奉敕纂

中華書局2024年8月出版

《永樂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正本整體消失、片紙不存，有關(guān)其下落，因明代檔案等資料殘缺，佐證正本流傳線索的證據(jù)不足，研究者各執(zhí)一詞，爭論已久。早在明清兩代，正本的去向就曾引發(fā)關(guān)注。1949年以后，中華書局調(diào)查《大典》副本現(xiàn)存卷目，并征集影印，也曾引發(fā)學界對正本下落的討論。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六說：（1）隨嘉靖帝陪葬明永陵；（2）毀于萬歷年間大火；（3）毀于明末李自成焚毀宮殿；（4）毀于明末清初南京；（5）毀于清嘉慶二年（1797）乾清宮大火；（6）藏于皇史宬夾墻。學界前有研究已將（4）、（5）、（6）三說排除。

近年來，大量明清文集、方志、譜牒等陸續(xù)影印并數(shù)字化，以考察正本流傳問題牽引，輔以數(shù)字人文研究工具與方法，綜合文獻辨?zhèn)?、引文追溯及史料辨析，可以厘清《大典》正本流傳、利用及下落等史事，以解懸而未決之惑。

一、胡敬辰家藏《永樂大典》辨正

《大典》正本修成于永樂六年（1408）冬，藏于南京，永樂十六年遷都北京后，置于左順門北廊（即奉天門東廡），此后移儲文樓。除正本外，僅有嘉靖年間所抄副本，重錄完成于隆慶元年（1567）。嘉靖帝非常重視《大典》，早在嘉靖二十年（1541）就籌劃將《大典》錄一副本，“并藏于皇史宬”、“兩處收藏”，但未及實施。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宮中失火，致使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文、武二樓全遭焚毀，因文樓在奉天殿東側(cè)不遠，嘉靖帝亟命左右登文樓，夜中諭三四傳，才將《大典》搶救出來。《大典》重錄，于嘉靖四十一年八月開館。按當時程序，每次由存藏處發(fā)出一千本交給文淵閣收掌官，校書官等每日在文淵閣領(lǐng)書，晚上交回。從文樓移出到重錄完畢，這段時間《大典》存藏何處，研究者意見不一。就在《大典》開館重錄的同一年，三殿及文、武二樓重建告竣，改文樓為文昭閣。

嘉靖皇帝

張岱曾記，“踵而上之，更有《永樂大典》一書。胡儀部青蓮先生尊人，曾典禁中書庫，攜出三十余本，一韻中之一字，猶不盡焉。世宗蓋一便殿，以藏此書，堆砌幾滿”，點出收藏《大典》之所是嘉靖帝新蓋的一處“便殿”。“便殿”所指，應(yīng)即嘉靖四十一年重建的文樓，在奉天殿之東。《大典》重錄完成后，正本仍歸藏文樓。

胡敬辰之父胡維新從皇宮攜出三十余冊《大典》一事，張岱在《詩韻確序》《陶庵夢憶·韻山》《藝文志總論》中均有記載，而以《藝文志總論》所記尤詳，“且聞管庫官吏多私竊攜歸，簡其卷數(shù)，遺失必多。余于儀部胡敬辰家所見有二十余本，而四支韻中一字尚不能完”。張岱三處記載于胡敬辰家所見《大典》冊數(shù)不一，《詩韻確序》《陶庵夢憶·韻山》記作“三十余本”，《藝文志總論》記作“二十余本”，且明確指出這二十余本所涉韻目為四支韻?！洞蟮洹芬馈逗槲湔崱放抛?，支韻在第二，張岱按平水韻誤記作四支韻。據(jù)現(xiàn)存清乾隆年間四庫館《〈永樂大典〉點存目錄》，二支韻所缺為卷698—719，凡22卷。張升《關(guān)于〈永樂大典〉正本下落之謎》一文已有考證，所缺卷698—719實為十本（冊）。由此可證，張岱在胡敬辰家所見的三十（或二十）余本（冊）應(yīng)是永樂正本。

胡維新為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進士，曾任行人司行人，有過出入禁中之權(quán)，但未見其掌管禁中書庫。乾隆年間查檢《大典》副本時，二支韻僅缺十冊。由此推判，嘉靖末年重錄前，這部分《大典》正本應(yīng)在宮中。有學者指出，胡維新于嘉靖四十五年六月即到福建任巡按，又改寧州通判，一直在外地為官，并沒有機會在宮中行竊，那部分《大典》應(yīng)是重錄完成后才被竊出，輾轉(zhuǎn)到了胡家。余姚胡氏為科第世家，多人與《大典》重錄人員為同榜進士，且族人胡正蒙曾直接參與《大典》錄副。胡家之所以藏有《大典》正本，除此前研究者指出胡維新曾為行人司行人、有出入禁中的機會外，恐怕還與胡氏因科舉與《大典》重錄官員所建立的聯(lián)系有關(guān)。

二、《姓源珠璣》《鴻書》《大明一統(tǒng)名勝志》引《永樂大典》考

《大典》重錄完成后，正本仍歸藏文昭閣，并未陪葬明永陵。文昭閣為宮中禁地，極少有人獲允觀覽。副本作為“貯本”入藏皇史宬。明清兩代，皇史宬是儲藏皇家檔案及典籍的禁地，即便朝廷官員，沒有皇帝命令也很難入內(nèi)覽書。

皇史宬

文昭閣、皇史宬戒備森嚴，其藏書難得一見。管見所及，明代仍有以下諸書引過《大典》：其一，楊信民《姓源珠璣》；其二，劉仲達《鴻書》；其三，曹學佺《大明一統(tǒng)名勝志》；其四，方岳貢修崇禎《松江府志》。

《姓源珠璣》成書于宣德年間，在嘉靖《大典》錄副前，是筆者目前所知最早引《大典》的書，其卷5引《大典》2條，卷6引《大典》4條。楊信民自序稱，“幸嘗應(yīng)征秘閣，與修《大典》，獲觀群書，及乞骸歸老，遂于眠食之余，臆記平昔所有，筆拾薈萃，及期成帙”，其書引《大典》所據(jù)是修《大典》時的筆記雜抄，并非事后重觀《大典》原書據(jù)以抄錄。此外《鴻書》卷33引《大典》“夾允，宋人，性敏而貧”，實轉(zhuǎn)引自《姓源珠璣》卷5，而非直接引錄自《大典》。

《大典》錄副完成后，也有文獻引用，如曹學佺《大明一統(tǒng)名勝志》引《大典》兩處文字。其一，《松江府志勝》載：“按《永樂大典》載郟亶《水利考》謂'松江南有大浦十八，中有上海、下海二浦’。今縣治之左有大川曰黃浦，亦曰上海，浦縣之得名以此?；蛟扑纬踔T番市舶直達青龍江鎮(zhèn)，后江流漸隘，市舶在今縣治處登岸，故稱上海。”其二，《松江府志勝》載：“《永樂大典》云：'江側(cè)有扈瀆壘?！睋?jù)曹學佺自序，編纂《大明一統(tǒng)名勝志》所據(jù)，多是其宦金陵時泛覽四庫書雜抄之資料。查崇禎《松江府志》卷2有“十五年改華亭縣為松江府，仍屬嘉興路”，下有“又郟亶《水議》有上海、下海二浦”，卷5有“《永樂大典》云'江側(cè)有滬瀆壘’”，與《大明一統(tǒng)名勝志》兩處引文頗相似。上文所記兩條《大典》文字源流不清，曹氏泛覽金陵藏書，應(yīng)無機會獲見《大典》原稿本，此二條材料似為輾轉(zhuǎn)所引。

《古今圖書集成》引《大典》凡二處：其一，《職方典》卷690“滬瀆江”條云：“江側(cè)有滬瀆壘?！逼涠?，《職方典》卷692“上?？h治”條云：“《永樂大典》：縣署舊在今儒學之東。系松江總場。”有研究者據(jù)此認為，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時引用過《大典》。實際上，兩處文字皆來源于《大明一統(tǒng)名勝志》，也不是直接引自《大典》。

三、嘉靖帝下葬與《永樂大典》副本進書表

研究者曾據(jù)《明世宗實錄》《明穆宗實錄》，指出嘉靖帝自駕崩至下葬時隔長達3個月零3天，可視為特殊現(xiàn)象，并以此聯(lián)系《大典》重錄完成的時間，將《大典》正本的整體消失與嘉靖帝入葬明永陵聯(lián)系起來。但明代十三位皇帝中，從去世到下葬的時間間隔，僅萬歷帝（2個月零12天）、崇禎帝（15天）短于嘉靖帝。且據(jù)相關(guān)文獻，明永陵壽宮營建在嘉靖二十六年前已結(jié)束?！洞蟮洹蜂浉痹诩尉溉晁脑率掌鹨猓尉杆氖荒臧嗽麻_館重錄，隆慶元年錄副完畢。明永陵自最初選址、營建，直至竣工，與《大典》重錄并無交集。

明永陵

明吳伯與編《徐文貞公年譜》詳記嘉靖帝下葬前后諸事，其史料來源較早，較為獨特，應(yīng)非憑空擬造。嘉靖帝下葬時間經(jīng)由欽天監(jiān)擇定后，官員之間對此雖有爭執(zhí)，但與《大典》重錄進度無關(guān)。隆慶元年四月十五日，以重錄《大典》成而嘉獎參與錄副人員，距嘉靖帝下葬已近一月。嘉靖帝駕崩后為等待《大典》錄副完成才下葬，此說并無實據(jù)。

《大典》副本重錄完成之際，主持《大典》重錄工作的徐階以“進《大典》表”為題考選中書舍人，翰林院教習在館課庶吉士時，也曾以“進《大典》表”為題。由此按圖索驥，找到四篇《大典》副本進書表，作者分別為：唐文燦、沈鯉、林偕春、陳經(jīng)邦。

《大典》重錄人員多出身于內(nèi)閣、翰林院，且庶吉士要代擬進書表，對《大典》重錄前后，尤其是正本的情況，應(yīng)相對熟悉。盡管《大典》副本最終似未取用四《表》，但因“考選中書舍人、翰林院館課對他們自身仕途而言十分重要，是經(jīng)深思之作”，且閣臣、翰林院教習、庶吉士關(guān)系較為密切，他們在《大典》即將錄副完成時，共同完成了命題、草擬進書表。故此，四《表》為討論《大典》正副本相關(guān)問題提供了史料支撐。尤其是唐《表》，因其專為考選中書舍人所作，擬寫相對仔細，文獻價值更大。

唐《表》稱頌嘉靖帝稽古右文的功業(yè)，“嘗建宬而藏史冊，并錄經(jīng)書；乃置笥以貯典墳，旁收傳記。猶慮分儲之未廣，方期嗣續(xù)之有加”，也點出其“分儲”文獻的具體籌劃，“先必獻諸楓陛，以備重瞳乙夜之觀；且將納在蕓臺，以充副本別編之積”，“后先卷帙，映奎壁而標垂；左右圖書，環(huán)宸居而拱向”。

林《表》有“第牙簽數(shù)萬卷，珍藏或溢于文昭；而上下二百年，掌故僅聞于冊府。自非重錄，詎免遺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樓遭嘉靖三十六年大火，至嘉靖四十一年方重建成。通綰此句，“珍藏或溢于文昭”所用應(yīng)即“今典”，指稱正本藏于文昭閣。

四《表》所述，用典故指代《大典》永樂正本與嘉靖副本，也在呼應(yīng)嘉靖帝當時起意錄副時“分儲”及“兩處收藏”的設(shè)想。這是《大典》正本沒有隨嘉靖帝陪葬明永陵的有力旁證。

四、明萬歷后《永樂大典》正、副本的流傳線索

明萬歷年間，南京國子監(jiān)祭酒陸可教上疏請刻《大典》，提及正副本均未曾刊刻印行。馮夢禎在《與周叔宗》一函中提及《大典》：“類書事須得博采群書，秘閣中有《永樂大典》，卷帙最巨，此可采也。”此函作于萬歷二十六年（1598）且在三月初離任前。考量萬歷二十五年六月，宮中發(fā)生大火，導致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焚毀。次年年初，馮夢禎即作《與周叔宗》，未言及《大典》因前一年宮中大火遭焚，并提及“秘閣中有《永樂大典》，卷帙最巨”。據(jù)此，《大典》正本“毀于明末萬歷年間大火”說不可信。

《明代北京城復原圖》

崇禎年間，曾刻《大典》中日食一卷。據(jù)王世德《崇禎遺錄》，崇禎二年（1629）“五月朔，日食時刻不驗?！队罉反蟮洹窌?，未經(jīng)刊布，上命先刻日食一卷行世。今《永樂大典》刻本惟此一冊”。孫承澤曾記：“崇禎十五年八月十七日早朝畢，即登文昭閣。閣在皇極殿之東，即文樓也。上步下閣，御德政殿。……上問《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臣各有奏對?！背绲澋墼绯螅吹谴娌亍洞蟮洹分恼验w，他可能是見到《大典》，才問及諸臣。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陳子龍為陳敬宗文集作序，稱陳敬宗“所修書如《永樂大典》，藏秘府文樓不可見，而《五經(jīng)》《性理》諸書，足以繼圣緒、翼經(jīng)傳，豈不燦然庠序哉”。陳子龍褒獎陳敬宗，舉其所修之書，當然是指《大典》正本。萬歷末至崇禎年間，《大典》正本仍藏于文昭閣，隨葬永陵及毀于萬歷年間大火二說，均不能成立。

焦點轉(zhuǎn)至明末。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陷京師，崇禎帝自縊于煤山。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位稱帝，隨即被多爾袞、吳三桂聯(lián)合攻打，遂起意將明宮焚毀。據(jù)《國榷》記載，“先運薪木積于內(nèi)殿，縱火發(fā)炮，擊毀諸宮殿。通夕火光燭天。須臾，九門雉樓皆火發(fā)，城外草場并燃，與宮中火光相映。太廟、武英殿門僅存”。錢謙益所稱“歲積代累，二百有余載，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闖賊之一炬。然內(nèi)閣之書盡矣”，應(yīng)為實寫。經(jīng)此大火，明大內(nèi)及十二宮或焚毀殆盡。

此外，據(jù)《清實錄》及《永憲錄》所記順治初年各處重建的情況，乾清宮于順治二年五月建成，太和殿、中和殿于順治三年十月建成，隨后皇城北門建成，賜名地安門，也可逆推當初文昭閣及周邊如文淵閣各處，應(yīng)無一幸免，全遭焚毀。退一步說，即便《大典》不藏于文昭閣，存于周邊其他建筑，恐怕也難逃李自成蓄意為之的薪木、炮火之焚。

《清實錄》

明末官員黎遂球曾與友人談及崇禎帝自縊后如何保存宮內(nèi)藏書，“因而點簡六曹舊籍，部署條理史宬《實錄》《大典》諸藏書，然后掃除宮殿，倘或焚毀，則相與為衛(wèi)文'定之方中’策”。此信應(yīng)作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自縊后不久，時間下限是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焚毀宮殿。黎遂球并非高官大員，此函涉及的具體細節(jié)，并不全然可信，但對啟發(fā)考究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二十九日明宮焚毀前諸臣是否遷移宮中藏書，至關(guān)重要。

清順治十二年（1655），禮部儀制郎張能鱗奉命進入皇史宬查檢前代玉牒、訓誥，發(fā)現(xiàn)《大典》副本，他描述當時所見稱，“獨古今一大部類書，世所不恒見者，分貯金匱，匱以數(shù)十計，匱中以黃袱什襲者數(shù)百計，目錄卷帙以千萬計”。

清入關(guān)后，在明宮的廢墟上重建宮殿，稽古右文也逐漸提上議程。順治十年三月稍后，內(nèi)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陳爌向順治帝上《請購遺書疏》。順治十二年，張能鱗奉命入皇史宬檢書，發(fā)現(xiàn)《大典》副本，副本未毀的消息才漸為人知。

結(jié)語

綜上所論，《大典》正本在明代的流傳線索，大致如下：南京文淵閣東閣之下閣（明永樂六年）→北京左順門北廊（永樂十九年）→文樓→從文樓移出（因嘉靖三十六年大火）→暫存某處→移入重建的文昭閣（嘉靖四十一年或稍后）→文淵閣（《大典》重錄期間，在文淵閣收發(fā)《大典》）→文昭閣（崇禎年間）→毀于李自成焚燒宮殿（崇禎十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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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正本流傳史事考辨丨《永樂大典》定稿617周年

存卷收錄全備，朱墨雙色影印

《永樂大典》（全十一冊）

[明]解縉等奉敕纂

16開精裝

978-7-101-16477-0

8900.00元

（統(tǒng)籌：一北；編輯：嵐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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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正本流傳史事考辨丨《永樂大典》定稿617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