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地說，作為鎮(zhèn)守漢地的宗王忽必烈繼承大汗之位的政治優(yōu)勢并不強，在蒙哥去世之后，阿里不哥才是正統(tǒng)的蒙古大汗，但忽必烈最終卻以武力打敗了對方，只能說明，以中原漢地為基本盤的忽必烈實力比阿里不哥更強，而阿里不哥失去天下則是因為，蒙古歷任大汗對中原漢地的不重視。

要說清楚忽必烈的上位就必須得從拖雷家族說起。1248年，蒙古第三任大汗貴由在從準噶爾盆地出發(fā)西征金帳汗國的拔都期間去世，帝國內部再次圍繞汗位展開了激烈的爭奪。

在拔都的支持下，拖雷之子蒙哥最終奪取了汗位，于1251年召開的忽里勒臺大會上被選舉為新一任大汗。

這是蒙哥的勝利，也是拖雷家族的勝利，蒙哥成為大汗不僅是因為金帳汗國拔都的鼎立支持，更是因為，拖雷家族的強悍實力。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窩闊臺雖然成為了蒙古新任大汗，但成吉思汗的大部分遺產卻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傳統(tǒng)由拖雷繼承，其中就包括10.1萬的部隊。這些部隊雖然經常被用于帝國的統(tǒng)一軍事行動，但在爭奪汗位時卻成為了拖雷家族的有力支撐。

成吉思汗按照蒙古傳統(tǒng)分配遺產的做法最終導致汗位由第三子窩闊臺家族轉移到了第四子拖雷家族手中。

正是因為蒙哥成為了新任大汗，作為親兄弟的忽必烈才有在帝國崛起的可能。1251年，蒙哥將中原和西亞分別交給了兩個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治理，其之所以如此做就是想通過兩個弟弟之手將中原和西亞這兩塊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掌控在自己手里，同時加強拖雷家族的實力以鉗制蒙古諸王，保證汗位的絕對權威。

只是，蒙哥的這一任命將直接造成兩個結果：漢地在忽必烈的精細化治理下實力逐漸反超蒙古本部；漢地儒士和世侯將忽必烈作為他們的利益代言人，忽必烈在中原強勢崛起，對汗位產生了威脅。

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就必須先從蒙古歷任大汗對中原的態(tài)度說起。自從成吉思汗時代蒙古以武力開拓中原開始，歷任大汗在武力打下漢地之后并沒有認真考慮對其地的治理，在草原本位思想的左右下，蒙古歷任大汗都“視居庸以北為內陸”，將漢地看作大蒙古國的東南一隅，任由蒙古諸王對漢地進行經濟搜刮。

這是由游牧民族的傳統(tǒng)所決定的，歷史上任何游牧民族開拓的動力都是為了以武力攫取中原的財富，在短時間內解決經濟問題。尤其是成吉思汗在統(tǒng)一漠北之后草原已經不能通過內部的競爭獲取財富增量的情況下。

在打下漢地并攫取其財富之后蒙古內部對于漢地就出現(xiàn)了兩種態(tài)度：蒙古貴族主張將漢地開辟為牧場，將草原和中原連為一體，實行游牧經濟；以耶律楚材為代表的漢化官僚主張以傳統(tǒng)的農耕經濟治理漢地，為草原政治持續(xù)輸血。

表面上看，這是經濟層面的矛盾，實際上還是政治的交鋒，更是游牧和農耕兩種文化在歷史十字路口的博弈。

雖然武力是蒙古帝國的優(yōu)勢，但對于中原的統(tǒng)治卻絕對屬于包括大汗在內的蒙古貴族的盲區(qū)，他們對于中原實際上是一種迷茫的心理，只能憑借本能產生發(fā)展游牧經濟的念頭。

豈知，游牧經濟根本就不適合漢地的生產關系。

為了說服大汗，耶律楚材就向窩闊臺打包票，承諾：通過收取地稅和包括酒、鹽、醋、鐵、山澤在內的商稅，每年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

面對財富誘惑，窩闊臺就表示讓耶律楚材試試。

1230年，蒙古設立燕京、平陽、真定、東平等十路課稅所，每路各設正、副課稅使，以漢人儒士充任，專掌錢谷，不受地方長官的統(tǒng)攝。

次年，漢地的各項稅收果然如耶律楚材所承諾的那樣。

窩闊臺大喜，于是授予耶律楚材“中書省印”，在主管漢文文書的同時，管理漢地財賦。

圖源/劇照

在蒙古滅金之后，楚材進一步制定了稅賦標準：諸投下民戶每二戶出絲一斤納于國家，每五戶出絲一斤納于封主，由官府統(tǒng)一征收，然后將各封主所得的部分分給他們，稱為“五戶絲制”。

所謂的投下就是蒙古將草原分封制推廣到漢地，將中原民戶按照地區(qū)分封給諸王、貴族、勛貴，稱為“投下”或者“頭下”。

同時，楚材還將孔子五十一代孫孔元措尋訪出來，蒙古仍命其襲封“衍圣公”的爵位。除此之外，又在燕京設立編修所，在平陽設立經籍所，編纂、刊印經史等著作。

1238年，在楚材的建議下，蒙古又在中原諸路進行了一次儒士考試，共有四千零三十人中選，史稱“戊戌選試”。同年，楊惟中、姚樞在燕京建立了太極書院，由從南宋俘獲的儒士趙復主講經書，程朱理學逐漸在中原傳播開來。

由此可見，耶律楚材是在經濟、文化、政治三個層面同時發(fā)力，以實現(xiàn)挽救漢文化保證漢地利益的目標。

只是，楚材的做法嚴重侵犯了蒙古貴族、西域官僚和商人的利益，于是這些人就一起向大汗施壓。在嚴重的內部矛盾面前，窩闊臺最終選擇將楚材邊緣化，而楚材被邊緣化的結果就是，其政治主張也被擱淺，史書記載：“見于設施者，十不能二三?！?/span>

中原儒士為了爭取漢地利益的第一次努力宣告失敗。

其實這倒不是說窩闊臺不想漢化，而是他本身也被蒙古貴族架空，在攻滅金國之后，貴族就強烈要求大汗留在草原不必負責開拓之事，其實就是想掌控戰(zhàn)爭所得財富的分配權。窩闊臺最終是在打獵和酗酒中走完余生。

此時的整體形勢是草原實力居上，楚材只能接受現(xiàn)實。窩闊臺去世之后，楚材在汗廷受到排擠的情況下也抑郁而終。

但是，漢地儒士和世侯需要能夠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的訴求卻沒變，尤其是在1246年蒙古貴族建議大汗貴由打擊東平嚴氏，要求收回嚴氏土地和軍隊的情況下，他們的這種訴求就更加強烈。當忽必烈執(zhí)掌漢地之后，其綜合素質和表現(xiàn)就正好迎合了這些人的需求。

在母親的影響下，忽必烈雖然生長在草原，但漢化程度卻相當高。在執(zhí)掌漢地之前，他就將劉秉忠、趙壁、王鶚、張德輝、趙樞等漢人精英召為幕僚，讓他們?yōu)樽约褐v解中原王朝的治亂興衰。那時的忽必烈就表現(xiàn)出了極高的志向，“思大有為于天下”，他最佩服的人就是唐太宗，對其文治武功心生景仰。

當時，儒生給忽必烈上了“儒教大宗師”的稱號，忽必烈是欣然接受。同時，忽必烈還和順天張氏這樣的漢人世侯、佛教的海云和尚有交往。

通過這些細節(jié)，我們就可以讀出這些信息：忽必烈早年的時候就表現(xiàn)出了極高的政治抱負，他之所以和漢人精英深度交往，就是想讓這些人助力自己的政治抱負；包括儒士和世侯在內的漢人精英也早就將忽必烈選為實現(xiàn)集體目標的代言人。

雙方都是奔著個人的目標去的：忽必烈想以漢地為跳板經略天下；儒士想讓忽必烈充當儒家文化的保護人；漢人世侯想讓忽必烈作為他們的利益代言人。

如今，蒙哥對忽必烈的任命正好迎合了大家共同的需求。

在漢人幕僚的建議下，忽必烈在中原打出了一套組合拳：在邢州（今河北邢臺）設安撫司，汴梁設河南經略司，京兆（今陜西西安）設陜西安撫司，正式實施漢化。史書記載：“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yǎng)廉，去污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span>

不及三年，號稱大治。

圖源/劇照

由于其在用兵云南和南宋的過程中又沒有復制蒙軍的殺戮作為又使他在中原積累了巨大的名望，忽必烈這位蒙古宗王已經與中原漢地是深度綁定，中原已經成為忽必烈穩(wěn)固的根據地。

不過，這也是蒙古歷任大汗不重視漢地的作為造成的，不然，忽必烈也不可能在漢地崛起，填補帝國在漢地的權力真空。

1256年，忽必烈命劉秉忠在灤河上游王府所在地筑造其經營漢地的政治中心，名為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

只是，忽必烈偏離航向的做法必然會被蒙古貴族做過度解讀，認為其在漢地的刻意經營是別有用心，于是，蒙哥就收到了這樣的信息：“忽必烈得中土心，其心難測?！?/span>

作為大汗，蒙哥也害怕宗王威脅自己的權力，就像當年窩闊臺猜忌拖雷一樣，即使大家是親兄弟。

這是蒙古貴族在利益受到侵犯、蒙哥的汗權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的必然現(xiàn)象，更是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在激烈的沖突之下的必然。

當然，由于忽必烈是蒙古宗王的身份，其就必然有部分蒙古勢力的支持，再加上漢地的強大實力，蒙哥肯定擔心忽必烈這種同時整合了漢地和草原部分勢力所形成的合力對汗權造成的巨大壓力。再退一步講，忽必烈割據漢地對蒙哥也是極為不利的。所以，不管是出于哪種考慮，蒙哥對忽必烈的敲打都是必然的。

1257年，蒙哥解除忽必烈的兵權，又派親信大臣阿藍答兒、劉太平等人前往陜西、河南調查財賦的收入情況，對忽必烈的王府成員羅織各種罪名。

面對大汗的霹靂拳，忽必烈只能前往草原向蒙哥親自解釋，最終，兄弟兩和解。但邢州安撫司等機構還是被撤銷。

摧毀忽必烈的漢化成果，維護草原本位就是在維護汗權。

不過，蒙哥之所以輕易和忽必烈和解一個是因為兄弟之情，其次是忽必烈此時的勢力還不足以威脅到汗權，最重要的是，蒙哥還要利用忽必烈在中原的影響力解決佛教和道教的爭端，讓中原漢人對蒙古帝國產生認同感。

當然，蒙古帝國正處于開拓階段，蒙哥對這個弟弟的才華也比較看重，想繼續(xù)讓其為帝國服務。

只是，經歷此次事件之后，蒙哥對忽必烈已經產生了防御本能，所以，在下一步針對南宋的軍事行動中，忽必烈就被邊緣化。

1257年，蒙哥下詔大舉伐宋，蒙軍兵分三路：宗王塔察兒統(tǒng)兵攻荊襄、兩淮；兀良合臺自云南率軍北上；蒙哥自統(tǒng)蒙軍主力進攻四川。

以弟弟阿里不哥留守漠北。

在這次伐宋行動中，忽必烈是被排斥在外的，只是因為塔察兒所統(tǒng)的東路軍進展不利，蒙哥才不得不起用忽必烈，命其主持荊襄前線戰(zhàn)事。

歷史此后的走向在這一刻其實就已經注定，因為，蒙哥在猛攻釣魚城不利的情況下于1259年七月死于軍中。按照蒙古歷代傳統(tǒng)，大汗沒有明確指定繼承人，宗王們必然會圍繞汗位爆發(fā)激烈的內斗，而隨著各宗王們關系的疏遠，此次內斗只會更加激烈。

當時，忽必烈前鋒已經渡過長江，正在包圍鄂州（今湖北武昌），準備拿下南宋之后再憑借軍功回去爭奪汗位，但在得知阿里不哥已經調兵遣將準備對自己動手的情況下就不得不暫時與南宋議和，于當年十一月率軍北歸。

其實不管忽必烈本人有沒有爭奪汗位的意志，現(xiàn)實倒逼著他都不得不走這條路，因為，他對于阿里不哥就是威脅，對方要想坐穩(wěn)汗位就必須削藩。同時，忽必烈代表漢人儒士和世侯的利益，這些人也會推著他走這條路，就像玄武門事變中的李世民一樣，其代表的是關東降將的利益。

不管按照蒙哥的安排，還是蒙古“幼子守灶”的傳統(tǒng)，阿里不哥繼承汗位的合法性都比忽必烈更高，忽必烈爭奪汗位屬于逆行。

1260年四月，忽必烈于開平城召開了忽里勒臺大會，在漢人儒士、世侯和部分蒙古貴族的支持下即位稱汗，建元“中統(tǒng)”。

之所以會建元“中統(tǒng)”，其實就是在向漢人精英釋放一個信號：他忽必烈能夠代表漢地的利益。為此，忽必烈不僅作出了將會減少百姓賦稅的承諾，還設立中書省處理政務、十路宣撫司治理地方，且大部分職位都是以漢人精英充任。同時，忽必烈還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解釋：“五十年來武功迭興，文治多缺，祖述變通，正在今日?！?/span>

這套組合拳的目的就是想團結漢地的一切力量和資源來同草原的阿里不哥競爭。因為汗位之爭，蒙古的胡漢矛盾最終以戰(zhàn)爭的形式擴大化。

當時，阿里不哥的優(yōu)勢更多體現(xiàn)在政治層面，作為蒙古本部的代表得到了成吉思汗嫡系后裔西部諸王的支持，在這些人的擁護下于哈剌和林即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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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優(yōu)勢更多在經濟層面，同時，其還獲得了以成吉思汗幼帝鐵木哥斡赤斤嫡孫塔察兒為代表的東部諸王的支持。對于陜西、四川一帶的蒙軍將領想響應阿里不哥的行為，忽必烈果斷對其進行捕殺。

不過，漢人世侯經過長時間的發(fā)展其武力也相當強悍，足以與草原的蒙軍一戰(zhàn)。

與其說，這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權力之爭，倒不如說這是農牧兩種文化的博弈，是草原勢力和農耕勢力為了各自利益而發(fā)動的戰(zhàn)爭，更是蒙古帝國的路線之爭。

雙方的第一場大戰(zhàn)爆發(fā)在甘州（今甘肅張掖），阿里不哥戰(zhàn)敗。

當年冬天，忽必烈親征漠北，阿里不哥退守吉利吉思（今葉尼塞河上游一帶）。在忽必烈留下宗王移相哥鎮(zhèn)守哈剌和林南返之后，阿里不哥又于次年（1261）奪回和林，忽必烈再度北征。雙方大戰(zhàn)于大漠南緣的昔木土腦兒（今蒙古國蘇赫巴托爾省南部），阿里不哥敗走。

由于阿里不哥隨后又與其扶植的察合臺汗國之主阿魯忽發(fā)生矛盾，導致對方倒向忽必烈。

1264年七月，阿里不哥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最終投降了忽必烈，忽必烈雖然寬恕了弟弟，但卻誅殺了阿里不哥的黨羽十余人。隨后，忽必烈下詔改元至元。

至此，忽必烈終于確定了其作為蒙古帝國大汗的地位。

復盤忽必烈的成功，其能力和機遇確實重要，但真正決定其成功的要素還是，蒙古歷任大汗對漢地的不重視，坐視胡漢矛盾的加劇，最終漢地精英將忽必烈選為他們的利益代言人，推著對方與蒙古本部競爭。

忽必烈的勝利實際上是漢地勢力對漠北勢力的勝利。

但在經歷這一切之后，蒙古帝國這個多元政治體也不能再繼續(xù)維持，蒙軍打下的廣闊疆域注定要分化為幾大獨立的勢力。

這幾乎是必然，忽必烈根本不能阻擋這個趨勢。